武汉市民语言生活状况的社会差异

    熊一民 王桂亮

    

    

    

    【摘 要】武汉是观察我国城市语言生活状况与经济社会互动情况较为典型的城市样本。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武汉市民的语言使用状况比较复杂，因城市区域、交际场合、职业群体、年龄等因素的差异而出现相应的社会差异。了解这种差异，有利于掌握武汉语言生活动态数据，可以为城市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调整、市民语言生活引导提供帮助。

    【关键词】武汉;语言生活状况;问卷调查;社会差异

    中图分类号：H09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02-0169-05

    城市语言生活状况是城市发展的“晴雨表”，是城市语言景观的重要构成部分。城市语言生活状况调查旨在了解现时状态下城市语言运用的实际状况，以便为政府部门在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各类语言问题提供学术解决方案，为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积极服务于城市语言文化建设和形象塑造。

    武汉是湖北省省会、国家级中心城市，交通便利，工商业特别发达。目前，武汉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变化进程中，社会经济结构变动大，这种变动自然也会投射到城市语言生活状况上来。因此，通过有计划的调查，了解武汉市中心城区和远城区主要群体的语言使用状况，形成调查报告，有利于掌握武汉市民语言生活的动态数据，为城市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抽样调查了武汉市下辖11个区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共随机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730份。调查对象主要涉及公务员、教师、大学生、中学生和播音主持、医疗保健、新闻出版、工商业等主要行业从业人员。调查样本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构成比例大致均衡，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能整体反映武汉市民的语言生活状况。

    一、总体数据分析

    （一）语言能力和语言习得情况

    回答“会说哪几种语言”时，100%的被调查者都选择汉语，3.3%选择民族语言，15%选择外语。在“现在能用哪些口语与人交谈”时，100%的被调查者都选择汉语，1.5%选择民族语言，3.4%选择外语。可见，汉语占据绝对优势，民族语言和外语极少。说明武汉市民的民族语言和外语实际运用能力不足，语言种类储备相对单一，语言能力多样性不足，与国内主要大型城市的情况比较一致（魏日宁、苏金智2011），显示武汉作为中部中心城市在国际化方面尚有很大进步空间。

    回答“小时候（上小学前）最先会说的口语是哪一种”时，40.1%选择普通话，26.9%选择武汉话，31.5%选择其他方言，1.5%选择民族语言，无人选择外语。可见，普通话和武汉话在母语习得方面占据较大优势。

    （二）主要场合的语言运用情况

    1.家庭常用语言

    在家庭常用语言选择方面，29.4%选择武汉话①，47.9%选择普通话，22.7%选择其他方言。与口语习得相比，选择普通话和武汉话作为家庭语言的比例稍高。可见，普通话和武汉话在武汉市民的家庭语言选择中占优势。

    2.公共场合常用语言

    为了解公共场合的语言选择情况，主要调查了工作场合、到各级政府部门办事、医院看病、商场购物、集贸市场或菜场购物等主要公共场合的交际情况。具体数据如下：

    （1）在工作场合常用语言方面，21.8%常用武汉话，77.1%常用普通话，1.1%常用其他语言或方言;

    （2）到各级政府部门办事时，17.7%常用武汉话，83.3%常用普通话;

    （3）到医院看病时，19.7%常用武汉话，81.3%常用普通话;

    （4）到商场购物时，12.7%常用武汉话，87.3%常用普通话;

    （5）到集贸市场或菜场买东西时，25.8%常用武汉话，72.9%常用普通话，1.3%常用其他方言。

    可见，普通话在各主要公共场合的使用均占绝对优势。武汉话有较大的使用空间，但随着交际场合的变化有所不同，在正式度高的工作场合、医院或政府部门或商场使用率較低，而在正式度低的集贸市场或菜场使用率较高，说明武汉话是本地的强势方言，在日常生活中有其便利性，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交际价值。

    二、普通话运用情况分析

    武汉市民的普通话运用情况总体较好，主要因年龄、城市区域而出现社会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一）主要职业群体的普通话运用情况

    可以看出，各主要职业群体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休闲时使用普通话的情况均在50%以上。学生群体普通话使用远高于其他群体，说明年轻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率更高。不过，各群体在生活休闲中选择方言的比重仍处于较高水平，说明方言仍然是武汉市民重要的生活语言选择。

    （二）中心城区和远城区的普通话运用情况

    可以看出，从不同的城市区域来看，武汉市中心城区和远城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差别不大，只是略高于远城区，说明武汉市各区域的普通话普及情况较好，远城区的普通话使用率有待提高。方言在不同场合的使用率仍然较高，说明方言（主要是武汉话）作为当地重要的生活语言，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仍将在较长时期内成为武汉市民语言生活的重要选择项。

    三、普通话习得情况分析

    （一）普通话的掌握程度

    调查数据显示，“能流利准确使用”占45%，“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占44.8%，“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占8.4%，“基本能交谈但不太熟练”占1.8%，“能听懂但不太会说”占0.2%，“能听懂一些但不会说”和“听不懂也不会说”均无。可见，武汉市民的普通话水平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但中心城区市民的普通话水平比远城区略高，具体数据见下表：

    （二）学说普通话的最主要途径

    调查数据显示，武汉市民学习普通话的途径趋向多元化。其中，“学校学习”占29%，“社会交往”占24%，“看电视听广播上网”占22%，“培训班学习”占11%，“家人的影响”占13%，“无法回答”占1%。

    可以看出，武汉市市民学说普通话的最主要途径是“学校学习”“社会交往”和“看电视听广播上网”。其中“学校学习”占比最大，如果再加上“培训班学习”“看电视听广播上网”两项，三项合计高达62%，说明武汉市民更希望通过正规途径来学习普通话，从侧面反映出武汉市民对普通话水平的期望值发生了较大迁移，正由“会说、听懂”的基本要求向“标准、好听”的高要求发展。

    （三）学说普通话遇到的最主要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45%的市民学习普通话不会遇到多大问题，影响武汉市民学说普通话的主要原因包括：（1）“受武汉话或母语影响，不好改口音”（28%）;（2）“周围的人都不说，说的机会少”（15%）;（3）怕别人笑话（8%）。

    可以看出，母语方言的口音固化仍然是影响普通话学习的主要障碍。今后需要结合方言特点有针对性提供学习指导，纠正发音偏误。另外，需要营造普通话学习的宽容氛围，鼓励初学者大胆说，在使用中提高普通话水平。

    （四）学说普通话的原因

    武汉市民学习普通话的原因比较多元（见表4），主要有学校或单位要求、人际交往需要、工作需要、求职需要、个人兴趣等，不同群体学习普通话的主要原因略有不同。其中，“人际交往需要、工作需要、求职需要”三项占比普遍很高，特别是教师、播音主持、新闻出版等对从业者普通话水平有要求的领域更高，说明武汉市民学习普通话多出于实际需求，与从业领域相关度高，带有很强的实用目的。大学生和中学生群体中“学校要求”占比较大，主要与学校教育要求的特定背景有关。

    总的来说，调查数据显示武汉市民学习普通话多受政策和环境驱使，带有较多被动性。如何提高各群体学习普通话的主动性应是今后推普工作走向深入的重要着力点。

    （五）学习普通话的期望值

    数据显示（见表5），武汉市民对普通话水平的期望值处于较高水平，但中心城区和远城区之间有一定差异。

    可以看出，远城区市民希望流利准确地使用普通话的市民的比例大于中心城區市民希望能流利准确说普通话的比例。普通话水平的期望值不同主要与两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市民自身普通话水平有关。武汉市城区范围扩大后，武汉市民的方言情况发生了变化，以汉口话为代表的武汉话（属于西南官话）主要是就传统的三镇市民来说的，远城区市民的方言还包括江淮官话黄孝片（黄陂区、新洲区）和赣语大通片（江夏区南部）（熊一民、王桂亮2015），远城区市民要想尽快融入武汉，享受经济发展红利，必须尽快熟悉武汉话或普通话。当前，普通话占据强势生态位，在工作、求职和人际交往方面的实用价值更大，而汉口话正走向衰微，这样一来，普通话自然成为远城区市民的优先选择，加上原先普通话水平较低，普遍期望能尽快提供普通话水平。曾丹（2017）调查就发现，武汉市蔡甸区和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使用普通话的百分比在逐年增加，而且在2015 年实现了工作用语的全员规范化”，她认为“随着普通话工具性的日益凸显，其语言威望值越来越高，在普通民众的认知中，使用普通话是一种有涵养的表现。因此，在言语交际的语码选用时也会根据场合和自己的身份状态有意识地使用普通话。”（曾丹2017）这说明，远城区的城市化进程与当地市民的普通话期望值提高是密切相关的。

    四、语言态度情况分析

    （一）对普通话和武汉话的印象

    为了解武汉市民对普通话、武汉话的评价认同情况，本次调查设置了“好听、亲切、有用、有影响”四项指标，每项指标按照5分制评分。具体情况如下：

    1.对普通话的印象

    调查数据显示（见表6），武汉市民对普通话的总体评价较高，各项指标的评分值在4分以上情况如下：“好听73%、亲切55%、有用84%、有影响67%”。可见，绝大多数市民对普通话的评价偏向“有用”，其次是“好听、有影响、亲切”，说明普通话的影响力、好感度和文化价值在提升，越来越得到武汉市民的认同。当然，武汉市民对普通话亲切值的评价态度分化较大，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2.对武汉话的印象

    调查数据显示（见表7），武汉市民对武汉话的总体评价较好，各项指标的评分值在4分以上情况如下：“好听67%、亲切72%、有用64%、有影响62%”。可见，四项指标均处于较高值，但相差不大，说明大多数武汉市民对武汉话的总体认同情况较好。

    与普通话相比，武汉话的亲切值相对较高，但“有用、有影响”的评价略低，并且各项指标的评分值分化情况高于普通话，说明武汉话的实际影响力和交际价值可能处于下降状态。在回答“在人际交往中你认为哪种语言比较重要”时，97.7%被调查者选择了普通话，只有2.3 %选择了方言。这说明武汉市民对普通话和武汉话的评价正处在反转过程中，武汉话的生存空间确实受到了很大影响。因此，今后在推广普通话时，应注重宣传方言的重要价值，注重武汉方言的传承和保护。

    （二）对教学语言的看法

    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支持最好用普通话教学，也有少部分人希望用当地方言和外语教学。可见，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是受到最广泛支持的，同时市民语言态度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在对教学语言的看法上，不同学段和不同群体之间略有差异：

    1.学段差异

    调查发现（见表8），随着学段的变化，对方言和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支持率略有上升，对外语的支持率略高于方言，方言的支持率有所提高。这可能与各学段的教育环境和要求不同有关。基础教育阶段承担了母语教育的重任，以国家通用语——普通话为主要教学语言;大学阶段的语言能力培养目标多元化、高深化，母语教学以高水平语言文字能力为目标，同时对外语学习（特别是英语）有明确的学习要求。近年来，方言不断衰微，方言保护呼声高涨，可能是导致方言支持率得到提升的重要原因。

    2.群体差异

    调查数据显示（见表9），教师、公务员和播音主持、新闻出版等领域从业人员对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的支持率相对较高，几乎都反对把当地方言作为教学语言。这些群体从业领域对普通话水平通常都有特定的高标准要求，使得从业人员的语言态度倾向于服从权威、遵守规范，显得相对保守。学生群体和社会其他职业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支持当地方言和外语作为教学语言，说明年轻人和社会群体的语言态度相对开放多元，这对方言保护和外语教育来说是个好消息。

    目前我国尚未对教学语言作明确的地位规划和功能规划，在语言多样性日益受重视的背景下，教学语言适度多元化，探索双语或双言教学，有利于提高城市的语言保护水平和语言人才储备能力。

    （三）语言包容度

    对非标准语言成分的赞同态度可以反映市民的语言包容度，从侧面反映城市的精神面貌、文明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为了调查武汉市民的语言包容度，本次调查设置了“是否赞成在全国范围播映的广播影视剧中使用地方话”“是否赞成广播、电视以及网络节目有方言栏目”“是否赞成有些主持人在用汉语主持节目时常夹杂外语词”“是否赞成有些主持人在用汉语主持节目时带有港台腔”等问题。具体数据如下：

    1.是否赞成在全国范围播映的广播影视剧中使用地方话

    2.是否赞成广播、电视以及网络节目有方言栏目

    3.是否赞成有些主持人在用汉语主持节目时常夹杂外语词

    4.是否赞成有些主持人在用汉语主持节目时带有港台腔

    5.数据对比分析

    表10和表11数据显示，各主要社会群体对广播影视剧使用方言或在广播电视或网络节目中方言设置栏目大多持赞同态度，无明显的群体差异，特别是教师、公务员等群体也表现出了与对教学语言完全不同的态度，体现出了较高的包容度。总的来说，各主要社会群体对方言娱乐化运用的包容度很高，是今后方言保护和传承值得关注的切入点。同时也要注意到，不赞成的占比达到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说明方言在公共媒介的运用面临着一定的群体争议，具体运用需要慎之又慎。这从近年来方言运用引发的语言舆情热点也可以得到旁证，如广州的“撑粤语”事件、上海的“外婆”和“姥姥”的教材改编争议等。

    表12和表13数据显示，各群体对主持人在用汉语主持节目时常夹杂外语词或带有港台腔争议性较大，赞同的比重只是略高于不赞同的比重。同时出现了一定的群体差异：（1）学生群体和工商业从业者中赞同者远远高于不赞同者，主要是受娱乐需求影响;（2）医疗、新闻出版从业者中赞同者与不赞同者大致相当，说明这些群体内部争议较大;（3）教师、公务员中赞同者低于不赞同者，因为这些群体对普通话的权威性更為认同;（4）播音主持从业者对夹杂外来语的态度分歧较大，对港台腔则大多数持不赞同态度，说明从业者对发音标准要求高，对词汇运用则有较高的包容度。

    比较表10、表11和表12、表13的数据发现，各群体对方言在公共空间的运用包容度要高于外来语和港台腔，说明社会群体对外来非标准语成分的语言态度更为敏感，这从近年来《现代汉语词典》收录字母词引发很大的社会争议也可以得到旁证。

    五、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1.武汉市民的语言能力多样性不足，外语和民族语言的应用能力有待提高。

    2.武汉市民的语言使用情况存在着城市区域、交际场合、年龄、职业群体等方面的差异。远城区市民的普通话水平和使用率略低于中心城区，是今后普通话推广和语言扶贫的重点区域。普通话成为各场合占统治地位的交际语言，武汉话则具有较大地域影响力，特别是在非正式交际领域中仍大量使用。以学生为主的年轻群体是普通话使用的主力军，教师、公务员、播音主持等群体对普通话权威的认同度和维护意愿更高。

    3.武汉市民的普通话水平普遍较高，学习普通话多出于实用目的，带有被动性，但对普通话的文化感知力和学习期望值有走高跃迁趋势。

    4.武汉话的亲切值高于普通话，是当地日常生活和熟人交际的重要语言选择，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但实际交际价值有下降趋势。

    5.武汉市民的语言态度总体较为包容，各主要社会群体对方言的娱乐化运用包容度较高，但对外来语和港台腔等异质语言成分存在较大争议。

    总体而言，武汉市的整体语言环境是宽松的、和谐的、良性的，武汉市民的语言态度是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当然也还存在着些许值得改进的地方。

    （二）建议

    在普通话日益强势的背景下，保护和传承武汉话、提升市民外语应用能力、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高水平普通话学习需求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三项主要任务，关乎大武汉的国际化、特色化发展目标。相关建议如下：

    1.城市语言生活多元化是当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后应调整城市语言政策，正确处理普通话和方言、外语的关系，积极培育“多语多言”的语言教育生态，适度开展外语、方言作为教学语言的实验。

    2.城市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加强城市语言生活的监测，争取实现常态化，发布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以便及时处理遇到的语言管理和语言服务问题。

    3.加强武汉方言调查及学术研究，积极利用武汉方言资源，开发相关方言产品，利用城市方言塑造城市性格，服务于武汉文化形象塑造。

    4.加强远城区的普通话推广，做好语言扶贫工作，提高远城区市民的普通话水平，尽快融入大武汉城市化进程。

    5.普及正确的语言观念，消除语言歧视。近年来，保护武汉方言的呼声时有出现，因此今后需要特别留意消除语言歧视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消除普通话对武汉方言的歧视，二是消除强势的武汉方言对弱势方言甚至普通话的歧视。同时，通过教学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字观念，正确使用普通话和方言交流，让外来人口说普通话有归属感，本地人说方言有尊严感，自觉抵制低俗语言和不规范语言现象，主动参与构建和谐的城市语言生活。

    注释：

    ①武汉话以汉口话为代表，有的远城区方言属于江淮官话或赣语，与汉口话有较大差距，本文未作区分.

    参考文献：

    [1]熊一民，王桂亮.武汉年鉴·社会生活·方言[A].武汉年鉴（2015）[M]，武汉年鉴社2015：430.

    [2]魏日宁，苏金智.中国大城市外语使用情况调查分析——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和大连为例[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6）：924-933+961.

    [3]刘楚群，黄玲玲.赣州市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16（1）：120-129.

    [4]郭熙.广州市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报告[A]. 中国社会语言学[C]：中国社会语言学会，2005（2）：10.

    [5]曾丹.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务服务用语研究——基于对新生区级行政单位的考察[J].江汉学术，2017（1）：105-110.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课题“‘推普视域下武汉市市民口语状况调查研究”（YB125-162）。

    作者简介：熊一民，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和语言应用;王桂亮，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讲师，语言学博士，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和语言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