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诗人李尚迪与晚清诗人王鸿交游行述
[摘要]李尚迪和王鸿的交往长达30余年，直到二人先后离世。在交往过程中，李尚迪和王鸿首先建立了天涯知己之情，尤其是在风雨飘摇的历史动荡中，他们的友谊还包含了家国情怀。文学艺术是二人交流的重要内容，后期常州词派的重要词集《同声集》由王鸿编辑，李尚迪为该词集撰写题词，成为了《同声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李尚迪为王鸿的诗集删定刊行，成为了中韩文学交流史上一项重要的内容。
[关键词]李尚迪；王鸿；交游
[中图分类号]I31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4-0009-09
[收稿日期]2017-05-10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89；延边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清代中韩文学关系编年史研究》，项目编号：18YLPY02。
[作者简介]温兆海，男，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延边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中韩近现代文学比较。（延吉133002）
李尚迪（1803—1865），字惠吉，号藕船，出身译官家庭，是朝鲜朝纯祖至高宗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有《恩诵堂集》行于世。由于译官在朝鲜朝属于中人阶层，因此在朝鲜朝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下，李尚迪的政治才华没有施展的可能，一生郁郁不得志。从1829年到1864年，李尚迪先后12次来到中国，经历了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与文士赋诗唱和，誉遍于中州” 。[1]（105）
王鸿（1806—？），又名王鹄，字子梅，天津籍长州人（归属苏州市区），官聊城县丞。王鸿的父亲王大淮与叔父王大堉都是有名的诗人，与祁俊藻、龚自珍、魏源交好，王鸿也与他们有交往。王鸿喜欢交游，所识“皆当世贤豪”， “诗亦挥洒自得，无斧凿痕”，[2]（10768）著有《喝月楼诗录》《天全诗录》。
李尚迪和清代文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为晚清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李尚迪与晚清文人的交流关系有诸多探讨，但这项研究仍需要进一步的延展和深入。由于李尚迪和王鸿交往时间最长，现存的交往信件最多，所以全面梳理两人交往的历史线索，发掘两人交流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研究晚清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
李尚迪与王鸿相识于1837年秋，对此，李尚迪在《子梅诗草叙》中写道：
道光十七年丁酉之夏，王君子梅访余于燕馆，一面如旧，相识结文字交过从倡酬者，仅旬日而别。厥后余屡入都门，参商乖隔，遂不得复见。[3]（545）
当时王鸿在京参加秋试，从李尚迪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两人交往仅有十天，但性情非常投契，在一起如似老友，在王鸿的诗中也有类似描写：
绿槐影里听蝉声，茶话悠然相对清。
忘却风尘消却暑，最难遣是异乡情。[4]
在古槐绿荫下和蝉声茶香中，李尚迪向王鸿谈起家乡，谈到朝鲜朝，掩不住思乡之情。王鸿听着新结识的异国朋友“话到中原以外，山海雄奇，人存三代之风”，[5]想象着李尚迪所描述的朝鲜半岛，情思绵邈。在京期间，李尚迪为王鸿题写画扇，并为王鸿的《盗诗图》题诗。
《盗诗图》源于王鸿1832年自己诗集手稿八千多张被盗的一次经历，此事申纬诗中有记载：“子梅，长州人也。壬辰冬，旅次平原之东门，盗夜胠箧，尽失《谱梅榜诗稿》及《行吟草》，凡三十卷。自作失诗、哭诗、梦诗、忆诗、补诗、寻诗十首，亦作图以记之。海内诸名胜奇其事，多有题咏，遂盈一卷，曰《盗诗图诗录》。”[6]（320）《盗诗图》从1832年开始征诗，到1839年结束。题诗者都为清代名家，共105名，其中龚自珍、阮元、张际亮等诸多大家都在其中。李尚迪在京期间给王鸿写了题诗，诗为：
千金撒手奈奚囊，店月荒荒一犬忙。
可笑才名传盗薮，何来豪客劫词场。
呕心草已归乌有，剖腹珠还悔慢藏。
遮莫良医折肱得，新诗却比旧诗强。[7]（87）
李尚迪的题诗编在《盗诗图诗录》中丁酉年一章里，在诗歌排列上，李尚迪诗歌排在龚自珍和阮元的题诗之后，王鸿：《盗诗图诗录》，道光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题诗集中，在丁酉年（1837年）一卷中共有13人，排列順序是徐星伯、林鸿年、阮元、龚自珍、李尚迪、孔广权。诗录中题诗的朝鲜朝诗人只有李尚迪。从这点来看，李尚迪的名字和题诗一定会被二者熟悉。李尚迪为《盗诗图》题诗对于李尚迪的诗歌在清代诗坛上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一是众多清代名家的题诗收录在一起，这无异于一次盛大的文人雅集，彼此之间都会有些印象；二是王鸿的诗歌被盗在清代诗坛是件广为人知的事情，《盗诗图诗录》流传很广，所以李尚迪及其诗歌能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知晓。
在李尚迪回国之际，王鸿写了送别诗，作为此次相识的纪念。诗序记有两人“论文谈道，饮酒赋诗，古之班荆或未能过”的交游经历，其诗为：
之子三韩彦，相逢意气真。
狂挥书日笔，醉脱折风中。
飞梦一相送，停云重有因。
归途秋月白，东海静无尘。[8]
自此两人分别，终生没有机会再见面。王鸿与李尚迪分别后，便去了山东。
二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从1839年开始，王鸿与李尚迪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写诗作画，叙述友情，并在诗歌创作上也多有交流。
1841年李尚迪随使团来到北京，在北京经人传送收到了王鸿写给自己的信，心中不免伤感，对王鸿的思念之情也不禁油然而生，进而创作了《燕馆得王子梅书》一诗：
君游鲁国我燕城，尺素飞来雁一声。
联榻听蝉供画稿，登楼喝月播诗名。
春风才子双修福，秋水伊人一往情。
近状劳劳何足问，黄尘乌帽负平生。[9]（95）
李尚迪在诗中回忆起他和王鸿在北京相识时的情景，非常钦佩王鸿的诗作和诗名，表达了对朋友的一往深情，也向王鸿倾诉了自己由于中人身份而郁郁不得志的失意心情。读到李尚迪的诗歌，王鸿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并给李尚迪写了回诗：
春梦亦蹉跎，春江又绿波。
诗情天外幻，客泪醉中多。
壮志填银海，离愁冷玉河。
皇华持使节，旧雨思如何。[10]
在詩中，王鸿感叹时间易逝，壮志难酬，对老朋友也是思念日深。由于王鸿科举屡次落第，生活漂泊不定，所以和李尚迪在情感交流上容易产生共鸣，更能引为一生知己了。
为了表达和纪念两人的相识、相知的深厚感情，王鸿或自己或委托他人先后创作了《玉河听蝉图》和《春明六子图》。《玉河听蝉图》创作时间大概在王鸿与李尚迪分别不久，从王鸿的信件来看，李尚迪要求王鸿广为征诗。此图征诗大约从1840年左右直到1851年结束，应该有众多清代名人题诗。笔者查到曹懋坚、潘曾玮和孔宪彝三人的题诗，诗中有“飞鸿并入哀蝉响，一曲能移海上情”[11] “东海奇士人中仙，早酣六籍精覃研”[12] “他日五云楼阁畔，相逢更约听繁声”[13]等诗句，表现出晚清文人对王鸿和李尚迪友情的高度认可，对李尚迪学问的高度评价和能够与李尚迪相识的热切期盼。《玉河听蝉图》经多人题诗，更加提高了王鸿与李尚迪初识的价值和意义。
1844年秋王大淮去世，王鸿护送父亲灵柩回长州安葬，11月中旬途经北京。此时正好李尚迪随同使节来北京，由于王鸿为殇事所牵，竟没能与李尚迪见面，十分“黯然怅然”。他让吴冠英画了自己的画像，并希望李尚迪也留下画像，王鸿在北京给李尚迪留了封信便匆匆南归了。[14]
也许是父亲的去世让王鸿更深地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常，对朋友情谊也更加依恋，王鸿决定画一幅他和李尚迪以及其他四位挚友的纪念图。在他1846年写给李尚迪的信中写道：
《春明六客图》中首坐阮太傅书，卷首君也，次仲远，次弟及陈良叔、孔绣山、黄子干也。皆集坐水石树竹间。包慎伯作记，秦淡如孔绣山皆有文，余则海内名流公卿题咏。吾兄题诗于此纸，以便裱于卷中。[14]
《春明六客图》为晚清名画家吴俊所画，是王鸿与李尚迪交往中最重要的一幅绘画作品，在他们以后的交往中，往往以此图来寄托情感，王鸿在图记中有“风潇雨晦，独居岑寂之时，展视此图，不啻见我良友”[13]字样。画中其他四人张曜孙、陈克家、孔宪彝和黄秩林都是晚清名家，也先后成为李尚迪的好友。从信中也可看出此图的分量，是图由阮元题字，包世臣作序，并多有名家题诗。关于《春明六客图》的题诗，就笔者查到的清代诗人有孔宪彝、陈克家、潘曾玮和潘曾绶分别见于孔宪彝《对岳楼诗续录》卷三，潘曾绶：《陔兰书屋诗集》卷三，潘曾玮：《自镜斋诗抄》（中）丁未卷，陈克家：《蓬莱阁诗录》卷四。。孔宪彝在题诗的序中指出《春明六客图》的价值在于“他日春明重聚，或践六客之约，则此卷可以为嚆矢矣”[13]，表现出对于此图的重视。
王鸿1855年写给李尚迪的信中有“弟所画《春明六客图》卷，海内名流题满，唯少老兄笔墨，祈题诗即寄来，以便裱于卷中”。[5]作为《春明六客图》题诗的压卷之作，李尚迪同年创作了《子梅自青州寄诗，索题春明六客图》，具体内容为：
藐余三韩客，生性慕中华。中华人文薮，自笑井底蛙。俯仰三十载，屡泛柝津槎。交游多老宿，菁莪际乾嘉。后起数君子，贤豪尽名家。新知乐如何，如背痒得爬。翩翩子梅子，华胄出琅琊。胸中吞云梦，笔下吐天葩。仲远古循吏，修洁玉无瑕。书为文名掩，分草腾龙蛇。子干有凤毛，大雅述乃爷。绣山圣人裔，致经思无邪。余意工写兰，醉墨横复斜。振奇梁叔氏，眉宇郁青霞。鲰生百不似，交口谬见夸。喁于松竹径，促酒间香茶。同志有峨洋，同文无迩遐。即景付画师，仿佛颊毛加。亭亭玉树前，惭愧倚蒹葭。图成一回首，聚散剧拓沙。咫尺春明外，消息各天涯。或有请长缨，或有佩青緺。或殉楚江氛，或咏薇省花。芳讯何处至，九点齐烟赊。中年梦炊臼，频岁困公车。诗境穷愈进，徽音洗筝琶。试弄班门斧，永好赋木瓜。听蝉亦几时，吟髭雪鬖髿。存歿更可念，升沉非所嗟。善保此图卷，世事乱如麻。[3]（189）
诗歌用五言古体写成，诗体稳健，语调平和，言辞朴素浅白，如数家常，感情却不失厚重，表现出李尚迪在人生过半之后对于真挚友情的真实感受。诗人回溯了二十多年来与中国文人交往的历程，从道光前期开始诗人就与嘉道著名诗人和学者有过直接的交往，并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与后起名家也是赓续前缘，更铸新情，所以诗歌中表现出诗人与清代文人的深厚感情。诗人的这份资历在朝鲜朝其他文人中是没有的，在后来的清代文人中也是令人敬慕的。诗歌中对六客图中的其他五人作了具体评价，从评价的语气看，该诗表现了李尚迪在清代文人中所得到的高度肯定和尊敬的地位。诗人在春秋代序、人事纷变的叙述中表现出沧桑的情感，诗中“图成一回首，聚散剧拓沙”中的感叹，不仅仅是指图中六人，也包含了李尚迪曾经交游过的清代文人，所以李尚迪的题诗，带有对自己与清代文人多年交往的总结性质。
在李尚迪和王鸿交往中，诗歌交流成为了一个重点。就王鸿来说，他在创作大量诗歌的同时，还在努力搜集域外汉诗，编集当时诗选。对于朝鲜朝汉诗的搜集，李尚迪无疑是最好的渠道。王鸿在多封信中向李尚迪征求朝鲜朝诗歌，如在1839年的信中有“鸿近与冶山上公辑《皇朝诗别裁续抄》，继昔贤沈归愚先生遗轨也，故急欲采海外诗耳”， 1846年的信中有“东国诗家想自济济，近日可能选成一集寄惠否？盼盼甚甚，缘弟选诗《续湖海诗传》，故亟亟也”，[5]并希望把朝鲜朝诗歌文词的汇刊之本在中国“流播艺林”。笔者现在没有看到王鸿编集的《皇朝诗别裁续抄》和《续湖海诗传》，没法知道李尚迪为王鸿到底提供了哪些朝鲜朝诗歌，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王鸿对于朝鲜朝汉诗的恳切心情和多次要求，李尚迪一定会帮助王鸿的。
在李尚迪与清代文人交往中，有个非常重要的文人圈子是常州文人团体，这个团体主要组织者是张曜孙。张曜孙与王鸿和李尚迪都交往甚密，感情笃厚。张曜孙作为清代最重要的词派常州词派创始人之一张琦之子，成为后期常州词派的传人。在常州词派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词选：一个是前期的《宛陵词选》；一个是后期的《同声集》。它们是指导常州词派创作的典范模本。《同声集》前后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张曜孙的道光乙巳七卷本；一个是王鸿的道光庚戌九卷本。王鸿的九卷本前七卷与张曜孙的七卷相同。在这两个版本中，王鸿的九卷本最为有名，书目为《清史稿》所收录。[15]（4965）《同声集》是后期常州词派阐述词学理论与表明创作实践的重要词集，也是研究后期常州词派的重要文献。1847年，李尚迪应王鸿之邀，为《同声集》写了题诗，这表明在题诗背后李尚迪与王鸿、张曜孙等常州文人有过具体深入的交流。笔者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这两个版本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李尚迪的题诗赫然出现在了王鸿的九卷本中，这表明李尚迪的题诗不是普通的应答之作，它是《同声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声集》的编排目次如下：
《同声集》题词
《题同声集寄王子梅》高丽李惠吉
《同声集序》阳湖张曜孙仲远
《塔影楼词》常熟吴廷鉁彦怀
《鹿门词》太仓王曦季旭著
《玉洤词》吴县潘曾玮季玉
《听雨词》 阳湖汪士进逸云
《桐华馆词》常熟王宪成蓉州
《冰茧词》吉林于胡鲁承龄尊生甫
《海南归棹词》刘庄年先生削职归后作也
《无著词》仁和龚自珍定庵著
《梅笙词》阳湖庄士彦眉生著
《同声集跋》合肥徐子陵
《同声集》包括九位词人的作品，龚自珍也位列其中，其中吴廷鉁（吴赞）、潘曾玮和王宪成与李尚迪交往密切，吴赞（1785—1849），又名廷鉁，字伟卿，常熟人，有《塔影楼诗抄》。潘曾玮（1818—1885），字季玉，吴县人，有《自镜斋文钞》《玉洤词》。其他几位词人在李尚迪的诗文中没有提及。王曦，字季旭，号鹿门，为张曜孙妹妹的丈夫。汪士进，字逸云，为“毗陵后七子”之一。鲁承龄，字子久，满洲镶黄旗人。刘耀椿，字庄年，山东安丘人。庄士彦，情况不详。张曜孙在《同声集·序》中阐述了常州词派的宗旨，高度评价了张惠言和张琦编选的《宛陵词选》，认为“嘉庆词人其上者，往往出此，后有者勿可诬也”。《同声集》刊行的目的就是“明源流之故，通古今之变”，“著一家之言”，“继《词选》以传”，[16]张曜孙把《同声集》作为《宛陵词选》的续集，可见这部词选在后期常州词派中的重要地位。《同声集》在清代词坛得到高度评价，晚清后期词学大家谭献评之曰：“往者，阳湖张仲远，叙录嘉庆词人为《同声集》，以继《宛陵词选》，深美閎约之旨未坠，而佻巧奋末者自熄。”见谭献《复堂词话》一卷，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4019页。
李尚迪的题诗共三首，具体如下：
塔影楼头为客日，桐华馆里冶春时。
归来听雨同传唱，好向樽前付雪儿。
清润潘郎玉不如，绿窗鬓影赋闲居。
鹿门艳福成谐隐，和颂椒花又著书。
梅边烟月按新歌，哀乐同声唤奈何。
铁板冰弦皆绝调，无须甲乙赌黄河。[17]（133）
题诗选取了四个人，分别是吴赞、王宪成、潘曾玮和王曦，前三位都是李尚迪的朋友，王曦由于和张曜孙的亲属关系，李尚迪对他应该是比较熟悉的。第一首诗是从词的内容的角度来写的，李尚迪把吴赞和王宪成词集名连缀在一起而衍成诗意。第四句中的“雪儿”用的是唐代的典故，唐代李密的宠姬名雪儿，每来宾客，有辞章绮丽者，李密付雪儿协律歌之。李尚迪的诗是说两人词有香艳风雅的一面。第二首诗是从词人的生活角度来写的。诗中写潘曾玮和王曦生活都很闲适，表现出他们在创作诗词时的日常生活状态。清人词话记载说潘曾玮“乃淡于名利，筑草堂于苏城之百花巷，颜曰养闲，其志可见”。[18]（2883）第三首是从词的风格角度来写的。从诗的一、二句可看出，李尚迪所说的四个人的词风表现出婉约词派的特征，梅花烟月表现出朦胧轻渺的意境，哀乐同声流露出留连光景的闲情。诗歌第三句中的“铁板”和“冰弦”分别出于有关苏轼和柳永词风的典故，前者代表豪放词风，后者代表婉约词风。诗歌最后一句中的“赌黄河”出自唐代旗亭画壁的典故，说王昌龄、高岑和王之焕到旗亭酒家小饮，他们打赌看歌伎唱谁的诗多，最后王之焕以一曲“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凉州词》取胜。李尚迪诗中的意思是说词风不论是豪放也好，还是婉约也罢，只要达到艺术的极致，就无需讨论孰高孰低，进而高度肯定了四人的婉约词风。由于《同声集》取意于《周易》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6]所以词集中的九位词人的总体词风是一致的，代表了常州词派的艺术风格。李尚迪的题诗虽然是针对这四个人的，但以一概全，表现了他对常州词派的总体评价。
李尚迪的题诗在中朝文学交流史上值得关注。首先，李尚迪作为朝鲜诗人对常州词派的评价，表现出朝鲜朝诗坛对于常州词派的认识。李尚迪的题诗虽然受题诗形式所限，没有在理论层面上对常州词派做出更多的探讨，但可以肯定，在他为《同声集》题诗过程中，一定会与友情深厚的常州词派朋友有着更为广泛深入的交流；其次，李尚迪的题诗为研究常州词派与朝鲜朝词坛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李尚迪虽然与常州文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表现词方面的交流很少，通过李尚迪为《同声集》所作的题诗可以看出他与常州词派的深层关系，李尚迪是常州词派向朝鲜朝的传播的重要渠道；再次，李尚迪为《同声集》题诗表现出朝鲜朝文学在清代文坛上的重要价值以及李尚迪在清代文人中的地位，同时也表现出作为乾嘉以后清代文学中最为重要的词派常州词派开放的文学态度，这对研究常州词派的文人品格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三
1855年王鸿再度赴京科考，在京“重之玉河桥下，柳影蝉声，倍深怀旧之思”，写下了怀念李尚迪的诗歌，诗为：
松筠庵里玉河边，风景依然似昔年。
梦到三韩天万里，钓鳌东海老神仙。[10]
同年王鸿回山东，在信中有“现承亲友倾照，得为县丞，分发山东，为吏隐耳。年将五十，精神日衰，此时尤难久计”之语。 1856年至1859年，虽然王鸿生活稍稍有些稳定，但头一年妻子刚刚去世，科举又没考中，心里非常消沉，“惟抱负未展，奈何奈何”，不禁向老友发出喟叹。只待儿女“向年毕愿，即披发入山矣”。王鸿此时生活也很窘迫，生病却“无医无药”，以至在信中有“拙官穷途，更无意味，拄笏看山，终老此生”之语。[5]此时，王鸿愈加想念李尚迪，于是创作了《奉怀诗六首》，其中三首录于下：
卧龙跃马人何处，击筑悲歌梦也孤。
痴把愁心问明月，此生团圆可能无。
我居北海君东海，海上寻君借鲎帆。
却向云山山顶望，望君不见见愁岚。
侧身落落酒天宽，梦路迢迢海国寒。
各有千秋各珍重，星明东壁五云端。[10]
这三首诗歌写得非常凄切，有渐近迟暮之悲。李尚迪1858年写了回诗，诗为：
南楼纵目不胜愁，风雨飘摇落木秋。
谩道入山依古佛，可怜从事有青州。
重逢未卜身俱老，尺素相存泪辄流。
廿年年光同逝水，蝉声凄断玉河头。
凤泊鸾飘不蹙闲，百篇携得锦囊还。
倦游东鲁西秦后，佳句中唐晚宋间。
糊口才堪支月俸，燃眉惟许济时难。
读书贵在涓埃报，迟暮何伤两鬓斑。[19]（257）
李尚迪的这两首诗歌表现出了与王鸿一样的感伤情怀，其中“重逢未卜身俱老，尺素相存泪辄流”写得最为感人。李尚迪对王鸿的生活窘况也非常同情，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宽慰王鸿读书是不图回报的，也不要为自己的衰容而感伤了。
1859年王鸿收到了李尚迪寄来的刚出版的《续恩诵堂集》，同年由于王鸿“因剿匪得以知县用，加六品”， 1861年因病引退。王鸿在给李尚迪的信中说“弟养疴聊摄，于嘉平初十日始得旋济南，仍作寄食，吴下津内，均无屋矣” “近况如兄怀诗云‘穷到骨，真如目见也。”[14]在另一封信中说：“自秋以来，贱体甚觉健式，竟不即死耶？然身世如此，生之无味耳。”[5]也许王鸿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1861年就给李尚迪写了数封信。从现存的5封信，加上1862年的1封信来看，其所表现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作和李尚迪等朝鲜诗人交往的纪念物品，二是向李尚迪赠送纪念物品，三是托付李尚迪为自己整理删定全部诗稿。
关于制作纪念物品，信中写道：
《玉河听蝉图》画工妙之甚，弟拟将《春明六客图》将六客像摹刻，题记诗文合刻一部。吾兄将《玉河听蝉图》可以两人像摹刻于前，照冠英原本临摹入木。诗词文刻为一册，或与《海客琴尊图》合作一集，以志一时名流之雅，可为一朝掌故也。
弟拟录六客图诗，如听雨图式汇刻一卷。前摹刻弟与兄像于前，精板妙手刻之，亦一快事，未知得如愿否？
祈寄悉抚寄《听蝉图》以裱成卷，候尊嘱令郎将玉河听蝉原图海内外诸公题墨录寄来，合装一卷，为世守物也。
近欲将金秋史兄书楹帖刻石于湖上，可传久也。（1862年函）[5]
从上边的内容中可以看出，王鸿把李尚迪作为自己一生中最真挚的知己，希望把两个人的画像合刻在一起，能得以流传。对于一个意识到即将谢世的老人来说，其心中能有这样的意愿，可见他与李尚迪的感情有多么深厚。另外，王鸿还想把金正喜的楹联刻在大明湖边以期永传，表现出王鸿对金正喜热爱和尊敬的程度，同时也能看出金正喜的书法艺术在清代的影响。
关于向李尚迪赠送的物品，王鸿在信中写道：
辛酉八月在聊城寄信一函，诗二首，拙稿五册，汉元延铜尺一枚。十一月又寄信一封，拙作一张幅。壬戊正月寄一信、诗笺纸。五六月间寄贞年又画梅直幅，拙题和兰诗，此诗若收到，即抄寄，因弟处无留稿耳。
辛秋七月初旬奉函并赠汉铜尺一，拙稿全部……并手抄近作一卷。
汉铜尺一，奉送珍藏。弟孔东来塘所藏建初铜尺，今已佚矣。是以寄赠，兄可拓一张刻一木版，或裱册索海外人题咏为幸。[5]
王鸿赠送给李尚迪的物品主要有两件：一个是自己的诗稿；一个是自己收藏的汉铜尺。王鸿把自己的全部诗稿赠送给李尚迪，并把自己的五册手稿赠送给李尚迪，而自己并没有底稿，这份礼物的确是太珍贵了，要知道王鸿是把诗歌视为生命的一个纯粹诗人，外出都要带着自己的诗稿。由此可见，他的确是把李尚迪作为另一个自己，正如他向李尚迪所说的：“弟终鲜兄，弟以朋友为性命”，[5]此言不虚也。关于汉铜尺，从年代上就可看出，它是从西汉时期流传下来的珍贵文物，所以王鸿在信中反复提到它，这应该是王鸿最心爱的珍藏。对此，李尚迪在其1862年所创作的考古诗《子梅赠汉长安铜尺》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记录和说明。
信的第三方面内容是王鴻托付李尚迪为自己的全部诗歌删定编辑和出版，这是中朝文学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信中对于王鸿托付诗稿之事说得很详细，其主要内容如下：
诗稿幸求正定，如兄可代为选刊。弟诗固不足刻，以两人交谊，兄自能合传千秋也，近稿俟抄录。
惟期拙稿为兄选刊，贵精不贵多，得能见之，死亦无憾。古人之得一知己，可不恨之谓也。
兄赐序可附入为幸。
弟前寄拙稿，祈先生严选。如有可存者，乞代刊之，不必多也。并求作序，贱名可因兄而传也。切恋此后诗稿，年内恐未能寄，次明春寄去，亦求选刊。至和陶诗抄，弟自刻可耳。
弟恐亦不远身世，如此尚何生为耶！故特以拙稿交知己也。弟初刻幼作，兄处已有也。如能代选并刻者，及今年为止，统选一册刻之。如兄有未逮，可函致绣山。京中如张诗舲诸人，聚资合刻。恐弟风雅至好，如绣山、诗舲者不数屈指也。弟生平累有可记者，暇时记之，即以为行述耳。
拙稿前寄呈兄选刊，今允为否？好名心甚，祈矜允为幸。（1862年函）[5]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王鸿要求李尚迪为自己删定诗稿，首先是把它作为两人友情的终生纪念，在自己的诗稿中能有李尚迪生命的存在。其次是李尚迪对王鸿诗歌的了解非常深刻。王鸿只希望李尚迪为自己的诗作选刊，说明李尚迪对自己的诗最为熟悉。王鸿在与李尚迪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每有新作都要寄给李尚迪，李尚迪往往成为他诗作的第一读者，所以关于自己诗作在创作上的得失，李尚迪是非常清楚的，王鸿要求李尚迪进行严选，这自然有两人认同的标准。而且一部诗集的价值不仅来自于诗歌本身达到的水准，也取决于编选者的水平。再次，王鸿高度认可李尚迪在清代文坛的资历，在王鸿同年写给李尚迪的信中曾高度赞赏李尚迪“宜乎文望日隆，盛名不朽也”，[5]所以，在王鸿看来，李尚迪为自己删定诗稿，会增加自己诗歌的分量。最后还可以看出，王鸿把诗稿的编辑、作序、出资刊行都托付给了李尚迪，这不仅要花费很大的精力，而且要耗费一定的财力，由李尚迪独自刊行自己的诗歌这几乎成了王鸿的惟一希望，应该说王鸿的托付是个很重的托付。
李尚迪收到王鸿的诸多来信，感慨万千，“为之伤神者有日”，在1861年创作了五言长诗，以志两人交谊之笃。诗歌如下：
春雁归何迟，见君病中书。书辞既凄婉，心画亦荒觫。老作一县丞，丞哉奈负宁。兵气塞天地，身世哭穷途。偏师不到手，群盗未扫除。栖遑鲁连台，赁居仲蔚庐。薄俸甘阻讥，沉疴苦难疗。所须惟三丫，舍子将焉求。言念身后计，无路返故丘。合葬曲阜土，妻妾共千秋。誓勿售楹书，永诒阿绍谋。有诗四千首，属草犹未定。恨乏枣梨赀，泉下目不瞑。全部付海邻，得先就删正。胜似名山藏，何异保性命。言言心惊骨，事事涕泪迸。回忆结交初，听蝉玉河柳。道义与文字，相期在不朽。参商廿五载，菰落同白首。苍茫隔山河，肝胆向谁呕。重逢谅无日，远托恐有负。海内几知己，祝我老梅寿。[20]（331）
这首诗歌叙述了王鸿的晚年凄凉境况，表现出李尚迪对王鸿的深切同情。诗歌回溯了两人半生的交往，其深厚友情都缘于道义与文学，表现出真诚的文人品格。对于王鸿把全部诗稿交付的重托，李尚迪深深感受到它无异于是老友的生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完成，由此可以感受到李尚迪对于王鸿期望的慎重。
关于王鸿诗稿删定刊行的具体情况，由于王鸿在1862年以后再没有信件可提供，所以详细的情况不得而知。在《恩诵堂集》中存有 《子梅诗草叙》，但只是一个孤证。笔者在查阅清代诗歌资料时发现在陈融《隅园诗话》中有一条重要的记载，证明了李尚迪完成了这项重要的工作。诗话中说王鸿“存诗甚多，今刻行惟《喝月楼集》……余本藏有《喝月楼集》，复得其手抄未刊本《子梅诗稿》四巨册，俱经朱黑，为高丽李藕船所选者”。[2]（10768）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李尚迪为王鸿选定的诗集定名为《子梅诗稿》，卷帙繁复，可想而知晚年的李尚迪在编选时付出的心血。也许是由于资金的问题，李尚迪自己难以承担，可能按照王鸿信中所说的找了清代朋友，但孔宪彝1863年已经去世，个中原因不得而知。《子梅诗稿》最终没能刊行，这对王鸿和李尚迪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对中国清代诗歌文学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从中朝文学交流的关系说，李尚迪为清代诗歌所做出的贡献，不论《子梅诗稿》是否刊行，其价值都是一样的。
李尚迪的《子梅诗草叙》与清人记录的书名《子梅诗稿》并不一致，至于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差异，有待发现《子梅诗稿》后才能明了。李尚迪为《子梅诗稿》写序的时间为同治元年（1862）冬十月，这说明李尚迪在接到王鸿的托付后，不到一年便完成了诗稿的删定工作。在《子梅诗草叙》中，李尚迪首先对与王鸿的真挚友情作了历史记录：
道光十七年丁酉之夏，王君子梅访余于燕馆。一面如旧，相识结文字交过从倡酬者，仅旬日而別，厥后余屡入都门，参商乖隔，遂不得复见。然云天万里，不我遐弃。虽远游秦楚齐梁之间，而山邮海槎，音讯不绝。于是乎玉河听蝉，流传图画；春明六客，遍征题咏。盖其声气所感，惠好之笃，历数十年如一日。顾余海隅畸踪，何以得此于子梅也。[3]（545）
李尚迪在序中首先叙述了与王鸿的友情，突出了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这也是王鸿要求李尚迪删定诗稿的目的之一。随后李尚迪从中朝文学交流史的角度，说明了王鸿请求李尚迪为其诗歌作序所表现出的两人独特的关系：
噫！中朝士大夫与我东人投赠翰墨，不以外交视者，自唐至元明，若杜工部之于王思礼，高骈之于崔致远，姚燧之于李齐贤，李侍中之于李崇仁，皆能延誉无穷。近代则纪晓岚叙耳溪之集，陈仲鱼刊贞蕤之稿，风义之盛，由来尚矣，未闻有求其诗文之序于东人。而且以子梅平日师友之众，三都一序，何患无皇甫谧其人也，尔乃辱教如是。[3]（546）
从序文前后文本关系来看，李尚迪在这里表达了王鸿对自己的深厚感情和信任。从唐代到清代，中朝两国文人交好的不乏其人，李尚迪在这里历数了“不以外交视者”的中国文人或与朝鲜朝文人联谊唱和，或为朝鲜朝文人作序题跋，但从来没有请求朝鲜朝文人为自己的诗文作序的，可见王鸿对自己是多么的信任，这里包含的感情自不必说，所以李尚迪不由得发出了感叹。最后在序文当中，李尚迪对王鸿的晚年境遇发出感慨：
嗟乎！君今老且病矣，一官落拓，万方多难，益不禁风尔。鸡鸣之思，将此数卷辞章，欲传诸久远，孰不悲其志而怜其才哉。[3]（546）
李尚迪这段话表现出了对于王鸿的深切同情，王鸿一生贫困，却以诗歌为性命，不料早年诗歌被盗，身后诗歌散佚，其诗未能“传诸久远，孰不悲其志而怜其才哉”！
李尚迪为王鸿诗歌删正作序在中朝文学交流关系上至少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随着两国文人情感交流的加深，在清代文学中能听到更明晰的朝鲜朝文人的声音，他们为清代文学所做出的贡献，成为清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通过王鸿对李尚迪的托付，可以看出朝鲜朝文人在清代文化视野中愈发显得重要，两国的文学交流也越来越向着对等互补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从今天文化学的角度来解读的话，李尚迪的序文已经提供了这样的历史文本，即从唐至明两国文人止于情感的交流，到清代中期朝鲜朝文人对清人的仰慕，再到晚清中国文人恳请朝鲜朝诗人为其诗集删定作序，其实这里包含了文化角色和文化地位的转变，不是清代文化变得被动了，而是朝鲜朝文化变得更加主动了，李尚迪的诗歌水平不可能与崔致远和李齐贤相提并论，但他所表现的文化角色，说明朝鲜古代的文学已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
关于李尚迪与王鸿的关系，还想补充一点的是王鸿一生多病，早年他的母亲身体也不好，我们从王鸿写给李尚迪的20多封信中可以看到，李尚迪几乎从认识王鸿开始就为他与家人提供包括高丽参在内的朝鲜半岛贵重药材，一直到王鸿老年。这对一生中只在十天之内仅见几面的两人关系来说，李尚迪所表现出的品格的确让人肃然起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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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韩]李尚迪：《恩诵堂集》（卷十），首尔：韩国亚细亚出版社，1983年。
[18]唐圭璋编：《词话丛编·憩园词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9][韩]李尚迪：《恩诵堂集》（续集卷四），首尔：韩国亚细亚出版社，1983年。
[20][韩]李尚迪：《恩誦堂集》（续集卷八），首尔：韩国亚细亚出版社，1983年。
[责任编辑张克军]
[关键词]李尚迪；王鸿；交游
[中图分类号]I31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4-0009-09
[收稿日期]2017-05-10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89；延边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清代中韩文学关系编年史研究》，项目编号：18YLPY02。
[作者简介]温兆海，男，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延边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中韩近现代文学比较。（延吉133002）
李尚迪（1803—1865），字惠吉，号藕船，出身译官家庭，是朝鲜朝纯祖至高宗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有《恩诵堂集》行于世。由于译官在朝鲜朝属于中人阶层，因此在朝鲜朝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下，李尚迪的政治才华没有施展的可能，一生郁郁不得志。从1829年到1864年，李尚迪先后12次来到中国，经历了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与文士赋诗唱和，誉遍于中州” 。[1]（105）
王鸿（1806—？），又名王鹄，字子梅，天津籍长州人（归属苏州市区），官聊城县丞。王鸿的父亲王大淮与叔父王大堉都是有名的诗人，与祁俊藻、龚自珍、魏源交好，王鸿也与他们有交往。王鸿喜欢交游，所识“皆当世贤豪”， “诗亦挥洒自得，无斧凿痕”，[2]（10768）著有《喝月楼诗录》《天全诗录》。
李尚迪和清代文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为晚清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李尚迪与晚清文人的交流关系有诸多探讨，但这项研究仍需要进一步的延展和深入。由于李尚迪和王鸿交往时间最长，现存的交往信件最多，所以全面梳理两人交往的历史线索，发掘两人交流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研究晚清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
李尚迪与王鸿相识于1837年秋，对此，李尚迪在《子梅诗草叙》中写道：
道光十七年丁酉之夏，王君子梅访余于燕馆，一面如旧，相识结文字交过从倡酬者，仅旬日而别。厥后余屡入都门，参商乖隔，遂不得复见。[3]（545）
当时王鸿在京参加秋试，从李尚迪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两人交往仅有十天，但性情非常投契，在一起如似老友，在王鸿的诗中也有类似描写：
绿槐影里听蝉声，茶话悠然相对清。
忘却风尘消却暑，最难遣是异乡情。[4]
在古槐绿荫下和蝉声茶香中，李尚迪向王鸿谈起家乡，谈到朝鲜朝，掩不住思乡之情。王鸿听着新结识的异国朋友“话到中原以外，山海雄奇，人存三代之风”，[5]想象着李尚迪所描述的朝鲜半岛，情思绵邈。在京期间，李尚迪为王鸿题写画扇，并为王鸿的《盗诗图》题诗。
《盗诗图》源于王鸿1832年自己诗集手稿八千多张被盗的一次经历，此事申纬诗中有记载：“子梅，长州人也。壬辰冬，旅次平原之东门，盗夜胠箧，尽失《谱梅榜诗稿》及《行吟草》，凡三十卷。自作失诗、哭诗、梦诗、忆诗、补诗、寻诗十首，亦作图以记之。海内诸名胜奇其事，多有题咏，遂盈一卷，曰《盗诗图诗录》。”[6]（320）《盗诗图》从1832年开始征诗，到1839年结束。题诗者都为清代名家，共105名，其中龚自珍、阮元、张际亮等诸多大家都在其中。李尚迪在京期间给王鸿写了题诗，诗为：
千金撒手奈奚囊，店月荒荒一犬忙。
可笑才名传盗薮，何来豪客劫词场。
呕心草已归乌有，剖腹珠还悔慢藏。
遮莫良医折肱得，新诗却比旧诗强。[7]（87）
李尚迪的题诗编在《盗诗图诗录》中丁酉年一章里，在诗歌排列上，李尚迪诗歌排在龚自珍和阮元的题诗之后，王鸿：《盗诗图诗录》，道光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题诗集中，在丁酉年（1837年）一卷中共有13人，排列順序是徐星伯、林鸿年、阮元、龚自珍、李尚迪、孔广权。诗录中题诗的朝鲜朝诗人只有李尚迪。从这点来看，李尚迪的名字和题诗一定会被二者熟悉。李尚迪为《盗诗图》题诗对于李尚迪的诗歌在清代诗坛上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一是众多清代名家的题诗收录在一起，这无异于一次盛大的文人雅集，彼此之间都会有些印象；二是王鸿的诗歌被盗在清代诗坛是件广为人知的事情，《盗诗图诗录》流传很广，所以李尚迪及其诗歌能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知晓。
在李尚迪回国之际，王鸿写了送别诗，作为此次相识的纪念。诗序记有两人“论文谈道，饮酒赋诗，古之班荆或未能过”的交游经历，其诗为：
之子三韩彦，相逢意气真。
狂挥书日笔，醉脱折风中。
飞梦一相送，停云重有因。
归途秋月白，东海静无尘。[8]
自此两人分别，终生没有机会再见面。王鸿与李尚迪分别后，便去了山东。
二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从1839年开始，王鸿与李尚迪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写诗作画，叙述友情，并在诗歌创作上也多有交流。
1841年李尚迪随使团来到北京，在北京经人传送收到了王鸿写给自己的信，心中不免伤感，对王鸿的思念之情也不禁油然而生，进而创作了《燕馆得王子梅书》一诗：
君游鲁国我燕城，尺素飞来雁一声。
联榻听蝉供画稿，登楼喝月播诗名。
春风才子双修福，秋水伊人一往情。
近状劳劳何足问，黄尘乌帽负平生。[9]（95）
李尚迪在诗中回忆起他和王鸿在北京相识时的情景，非常钦佩王鸿的诗作和诗名，表达了对朋友的一往深情，也向王鸿倾诉了自己由于中人身份而郁郁不得志的失意心情。读到李尚迪的诗歌，王鸿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并给李尚迪写了回诗：
春梦亦蹉跎，春江又绿波。
诗情天外幻，客泪醉中多。
壮志填银海，离愁冷玉河。
皇华持使节，旧雨思如何。[10]
在詩中，王鸿感叹时间易逝，壮志难酬，对老朋友也是思念日深。由于王鸿科举屡次落第，生活漂泊不定，所以和李尚迪在情感交流上容易产生共鸣，更能引为一生知己了。
为了表达和纪念两人的相识、相知的深厚感情，王鸿或自己或委托他人先后创作了《玉河听蝉图》和《春明六子图》。《玉河听蝉图》创作时间大概在王鸿与李尚迪分别不久，从王鸿的信件来看，李尚迪要求王鸿广为征诗。此图征诗大约从1840年左右直到1851年结束，应该有众多清代名人题诗。笔者查到曹懋坚、潘曾玮和孔宪彝三人的题诗，诗中有“飞鸿并入哀蝉响，一曲能移海上情”[11] “东海奇士人中仙，早酣六籍精覃研”[12] “他日五云楼阁畔，相逢更约听繁声”[13]等诗句，表现出晚清文人对王鸿和李尚迪友情的高度认可，对李尚迪学问的高度评价和能够与李尚迪相识的热切期盼。《玉河听蝉图》经多人题诗，更加提高了王鸿与李尚迪初识的价值和意义。
1844年秋王大淮去世，王鸿护送父亲灵柩回长州安葬，11月中旬途经北京。此时正好李尚迪随同使节来北京，由于王鸿为殇事所牵，竟没能与李尚迪见面，十分“黯然怅然”。他让吴冠英画了自己的画像，并希望李尚迪也留下画像，王鸿在北京给李尚迪留了封信便匆匆南归了。[14]
也许是父亲的去世让王鸿更深地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常，对朋友情谊也更加依恋，王鸿决定画一幅他和李尚迪以及其他四位挚友的纪念图。在他1846年写给李尚迪的信中写道：
《春明六客图》中首坐阮太傅书，卷首君也，次仲远，次弟及陈良叔、孔绣山、黄子干也。皆集坐水石树竹间。包慎伯作记，秦淡如孔绣山皆有文，余则海内名流公卿题咏。吾兄题诗于此纸，以便裱于卷中。[14]
《春明六客图》为晚清名画家吴俊所画，是王鸿与李尚迪交往中最重要的一幅绘画作品，在他们以后的交往中，往往以此图来寄托情感，王鸿在图记中有“风潇雨晦，独居岑寂之时，展视此图，不啻见我良友”[13]字样。画中其他四人张曜孙、陈克家、孔宪彝和黄秩林都是晚清名家，也先后成为李尚迪的好友。从信中也可看出此图的分量，是图由阮元题字，包世臣作序，并多有名家题诗。关于《春明六客图》的题诗，就笔者查到的清代诗人有孔宪彝、陈克家、潘曾玮和潘曾绶分别见于孔宪彝《对岳楼诗续录》卷三，潘曾绶：《陔兰书屋诗集》卷三，潘曾玮：《自镜斋诗抄》（中）丁未卷，陈克家：《蓬莱阁诗录》卷四。。孔宪彝在题诗的序中指出《春明六客图》的价值在于“他日春明重聚，或践六客之约，则此卷可以为嚆矢矣”[13]，表现出对于此图的重视。
王鸿1855年写给李尚迪的信中有“弟所画《春明六客图》卷，海内名流题满，唯少老兄笔墨，祈题诗即寄来，以便裱于卷中”。[5]作为《春明六客图》题诗的压卷之作，李尚迪同年创作了《子梅自青州寄诗，索题春明六客图》，具体内容为：
藐余三韩客，生性慕中华。中华人文薮，自笑井底蛙。俯仰三十载，屡泛柝津槎。交游多老宿，菁莪际乾嘉。后起数君子，贤豪尽名家。新知乐如何，如背痒得爬。翩翩子梅子，华胄出琅琊。胸中吞云梦，笔下吐天葩。仲远古循吏，修洁玉无瑕。书为文名掩，分草腾龙蛇。子干有凤毛，大雅述乃爷。绣山圣人裔，致经思无邪。余意工写兰，醉墨横复斜。振奇梁叔氏，眉宇郁青霞。鲰生百不似，交口谬见夸。喁于松竹径，促酒间香茶。同志有峨洋，同文无迩遐。即景付画师，仿佛颊毛加。亭亭玉树前，惭愧倚蒹葭。图成一回首，聚散剧拓沙。咫尺春明外，消息各天涯。或有请长缨，或有佩青緺。或殉楚江氛，或咏薇省花。芳讯何处至，九点齐烟赊。中年梦炊臼，频岁困公车。诗境穷愈进，徽音洗筝琶。试弄班门斧，永好赋木瓜。听蝉亦几时，吟髭雪鬖髿。存歿更可念，升沉非所嗟。善保此图卷，世事乱如麻。[3]（189）
诗歌用五言古体写成，诗体稳健，语调平和，言辞朴素浅白，如数家常，感情却不失厚重，表现出李尚迪在人生过半之后对于真挚友情的真实感受。诗人回溯了二十多年来与中国文人交往的历程，从道光前期开始诗人就与嘉道著名诗人和学者有过直接的交往，并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与后起名家也是赓续前缘，更铸新情，所以诗歌中表现出诗人与清代文人的深厚感情。诗人的这份资历在朝鲜朝其他文人中是没有的，在后来的清代文人中也是令人敬慕的。诗歌中对六客图中的其他五人作了具体评价，从评价的语气看，该诗表现了李尚迪在清代文人中所得到的高度肯定和尊敬的地位。诗人在春秋代序、人事纷变的叙述中表现出沧桑的情感，诗中“图成一回首，聚散剧拓沙”中的感叹，不仅仅是指图中六人，也包含了李尚迪曾经交游过的清代文人，所以李尚迪的题诗，带有对自己与清代文人多年交往的总结性质。
在李尚迪和王鸿交往中，诗歌交流成为了一个重点。就王鸿来说，他在创作大量诗歌的同时，还在努力搜集域外汉诗，编集当时诗选。对于朝鲜朝汉诗的搜集，李尚迪无疑是最好的渠道。王鸿在多封信中向李尚迪征求朝鲜朝诗歌，如在1839年的信中有“鸿近与冶山上公辑《皇朝诗别裁续抄》，继昔贤沈归愚先生遗轨也，故急欲采海外诗耳”， 1846年的信中有“东国诗家想自济济，近日可能选成一集寄惠否？盼盼甚甚，缘弟选诗《续湖海诗传》，故亟亟也”，[5]并希望把朝鲜朝诗歌文词的汇刊之本在中国“流播艺林”。笔者现在没有看到王鸿编集的《皇朝诗别裁续抄》和《续湖海诗传》，没法知道李尚迪为王鸿到底提供了哪些朝鲜朝诗歌，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王鸿对于朝鲜朝汉诗的恳切心情和多次要求，李尚迪一定会帮助王鸿的。
在李尚迪与清代文人交往中，有个非常重要的文人圈子是常州文人团体，这个团体主要组织者是张曜孙。张曜孙与王鸿和李尚迪都交往甚密，感情笃厚。张曜孙作为清代最重要的词派常州词派创始人之一张琦之子，成为后期常州词派的传人。在常州词派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词选：一个是前期的《宛陵词选》；一个是后期的《同声集》。它们是指导常州词派创作的典范模本。《同声集》前后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张曜孙的道光乙巳七卷本；一个是王鸿的道光庚戌九卷本。王鸿的九卷本前七卷与张曜孙的七卷相同。在这两个版本中，王鸿的九卷本最为有名，书目为《清史稿》所收录。[15]（4965）《同声集》是后期常州词派阐述词学理论与表明创作实践的重要词集，也是研究后期常州词派的重要文献。1847年，李尚迪应王鸿之邀，为《同声集》写了题诗，这表明在题诗背后李尚迪与王鸿、张曜孙等常州文人有过具体深入的交流。笔者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这两个版本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李尚迪的题诗赫然出现在了王鸿的九卷本中，这表明李尚迪的题诗不是普通的应答之作，它是《同声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声集》的编排目次如下：
《同声集》题词
《题同声集寄王子梅》高丽李惠吉
《同声集序》阳湖张曜孙仲远
《塔影楼词》常熟吴廷鉁彦怀
《鹿门词》太仓王曦季旭著
《玉洤词》吴县潘曾玮季玉
《听雨词》 阳湖汪士进逸云
《桐华馆词》常熟王宪成蓉州
《冰茧词》吉林于胡鲁承龄尊生甫
《海南归棹词》刘庄年先生削职归后作也
《无著词》仁和龚自珍定庵著
《梅笙词》阳湖庄士彦眉生著
《同声集跋》合肥徐子陵
《同声集》包括九位词人的作品，龚自珍也位列其中，其中吴廷鉁（吴赞）、潘曾玮和王宪成与李尚迪交往密切，吴赞（1785—1849），又名廷鉁，字伟卿，常熟人，有《塔影楼诗抄》。潘曾玮（1818—1885），字季玉，吴县人，有《自镜斋文钞》《玉洤词》。其他几位词人在李尚迪的诗文中没有提及。王曦，字季旭，号鹿门，为张曜孙妹妹的丈夫。汪士进，字逸云，为“毗陵后七子”之一。鲁承龄，字子久，满洲镶黄旗人。刘耀椿，字庄年，山东安丘人。庄士彦，情况不详。张曜孙在《同声集·序》中阐述了常州词派的宗旨，高度评价了张惠言和张琦编选的《宛陵词选》，认为“嘉庆词人其上者，往往出此，后有者勿可诬也”。《同声集》刊行的目的就是“明源流之故，通古今之变”，“著一家之言”，“继《词选》以传”，[16]张曜孙把《同声集》作为《宛陵词选》的续集，可见这部词选在后期常州词派中的重要地位。《同声集》在清代词坛得到高度评价，晚清后期词学大家谭献评之曰：“往者，阳湖张仲远，叙录嘉庆词人为《同声集》，以继《宛陵词选》，深美閎约之旨未坠，而佻巧奋末者自熄。”见谭献《复堂词话》一卷，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4019页。
李尚迪的题诗共三首，具体如下：
塔影楼头为客日，桐华馆里冶春时。
归来听雨同传唱，好向樽前付雪儿。
清润潘郎玉不如，绿窗鬓影赋闲居。
鹿门艳福成谐隐，和颂椒花又著书。
梅边烟月按新歌，哀乐同声唤奈何。
铁板冰弦皆绝调，无须甲乙赌黄河。[17]（133）
题诗选取了四个人，分别是吴赞、王宪成、潘曾玮和王曦，前三位都是李尚迪的朋友，王曦由于和张曜孙的亲属关系，李尚迪对他应该是比较熟悉的。第一首诗是从词的内容的角度来写的，李尚迪把吴赞和王宪成词集名连缀在一起而衍成诗意。第四句中的“雪儿”用的是唐代的典故，唐代李密的宠姬名雪儿，每来宾客，有辞章绮丽者，李密付雪儿协律歌之。李尚迪的诗是说两人词有香艳风雅的一面。第二首诗是从词人的生活角度来写的。诗中写潘曾玮和王曦生活都很闲适，表现出他们在创作诗词时的日常生活状态。清人词话记载说潘曾玮“乃淡于名利，筑草堂于苏城之百花巷，颜曰养闲，其志可见”。[18]（2883）第三首是从词的风格角度来写的。从诗的一、二句可看出，李尚迪所说的四个人的词风表现出婉约词派的特征，梅花烟月表现出朦胧轻渺的意境，哀乐同声流露出留连光景的闲情。诗歌第三句中的“铁板”和“冰弦”分别出于有关苏轼和柳永词风的典故，前者代表豪放词风，后者代表婉约词风。诗歌最后一句中的“赌黄河”出自唐代旗亭画壁的典故，说王昌龄、高岑和王之焕到旗亭酒家小饮，他们打赌看歌伎唱谁的诗多，最后王之焕以一曲“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凉州词》取胜。李尚迪诗中的意思是说词风不论是豪放也好，还是婉约也罢，只要达到艺术的极致，就无需讨论孰高孰低，进而高度肯定了四人的婉约词风。由于《同声集》取意于《周易》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6]所以词集中的九位词人的总体词风是一致的，代表了常州词派的艺术风格。李尚迪的题诗虽然是针对这四个人的，但以一概全，表现了他对常州词派的总体评价。
李尚迪的题诗在中朝文学交流史上值得关注。首先，李尚迪作为朝鲜诗人对常州词派的评价，表现出朝鲜朝诗坛对于常州词派的认识。李尚迪的题诗虽然受题诗形式所限，没有在理论层面上对常州词派做出更多的探讨，但可以肯定，在他为《同声集》题诗过程中，一定会与友情深厚的常州词派朋友有着更为广泛深入的交流；其次，李尚迪的题诗为研究常州词派与朝鲜朝词坛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李尚迪虽然与常州文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表现词方面的交流很少，通过李尚迪为《同声集》所作的题诗可以看出他与常州词派的深层关系，李尚迪是常州词派向朝鲜朝的传播的重要渠道；再次，李尚迪为《同声集》题诗表现出朝鲜朝文学在清代文坛上的重要价值以及李尚迪在清代文人中的地位，同时也表现出作为乾嘉以后清代文学中最为重要的词派常州词派开放的文学态度，这对研究常州词派的文人品格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三
1855年王鸿再度赴京科考，在京“重之玉河桥下，柳影蝉声，倍深怀旧之思”，写下了怀念李尚迪的诗歌，诗为：
松筠庵里玉河边，风景依然似昔年。
梦到三韩天万里，钓鳌东海老神仙。[10]
同年王鸿回山东，在信中有“现承亲友倾照，得为县丞，分发山东，为吏隐耳。年将五十，精神日衰，此时尤难久计”之语。 1856年至1859年，虽然王鸿生活稍稍有些稳定，但头一年妻子刚刚去世，科举又没考中，心里非常消沉，“惟抱负未展，奈何奈何”，不禁向老友发出喟叹。只待儿女“向年毕愿，即披发入山矣”。王鸿此时生活也很窘迫，生病却“无医无药”，以至在信中有“拙官穷途，更无意味，拄笏看山，终老此生”之语。[5]此时，王鸿愈加想念李尚迪，于是创作了《奉怀诗六首》，其中三首录于下：
卧龙跃马人何处，击筑悲歌梦也孤。
痴把愁心问明月，此生团圆可能无。
我居北海君东海，海上寻君借鲎帆。
却向云山山顶望，望君不见见愁岚。
侧身落落酒天宽，梦路迢迢海国寒。
各有千秋各珍重，星明东壁五云端。[10]
这三首诗歌写得非常凄切，有渐近迟暮之悲。李尚迪1858年写了回诗，诗为：
南楼纵目不胜愁，风雨飘摇落木秋。
谩道入山依古佛，可怜从事有青州。
重逢未卜身俱老，尺素相存泪辄流。
廿年年光同逝水，蝉声凄断玉河头。
凤泊鸾飘不蹙闲，百篇携得锦囊还。
倦游东鲁西秦后，佳句中唐晚宋间。
糊口才堪支月俸，燃眉惟许济时难。
读书贵在涓埃报，迟暮何伤两鬓斑。[19]（257）
李尚迪的这两首诗歌表现出了与王鸿一样的感伤情怀，其中“重逢未卜身俱老，尺素相存泪辄流”写得最为感人。李尚迪对王鸿的生活窘况也非常同情，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宽慰王鸿读书是不图回报的，也不要为自己的衰容而感伤了。
1859年王鸿收到了李尚迪寄来的刚出版的《续恩诵堂集》，同年由于王鸿“因剿匪得以知县用，加六品”， 1861年因病引退。王鸿在给李尚迪的信中说“弟养疴聊摄，于嘉平初十日始得旋济南，仍作寄食，吴下津内，均无屋矣” “近况如兄怀诗云‘穷到骨，真如目见也。”[14]在另一封信中说：“自秋以来，贱体甚觉健式，竟不即死耶？然身世如此，生之无味耳。”[5]也许王鸿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1861年就给李尚迪写了数封信。从现存的5封信，加上1862年的1封信来看，其所表现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作和李尚迪等朝鲜诗人交往的纪念物品，二是向李尚迪赠送纪念物品，三是托付李尚迪为自己整理删定全部诗稿。
关于制作纪念物品，信中写道：
《玉河听蝉图》画工妙之甚，弟拟将《春明六客图》将六客像摹刻，题记诗文合刻一部。吾兄将《玉河听蝉图》可以两人像摹刻于前，照冠英原本临摹入木。诗词文刻为一册，或与《海客琴尊图》合作一集，以志一时名流之雅，可为一朝掌故也。
弟拟录六客图诗，如听雨图式汇刻一卷。前摹刻弟与兄像于前，精板妙手刻之，亦一快事，未知得如愿否？
祈寄悉抚寄《听蝉图》以裱成卷，候尊嘱令郎将玉河听蝉原图海内外诸公题墨录寄来，合装一卷，为世守物也。
近欲将金秋史兄书楹帖刻石于湖上，可传久也。（1862年函）[5]
从上边的内容中可以看出，王鸿把李尚迪作为自己一生中最真挚的知己，希望把两个人的画像合刻在一起，能得以流传。对于一个意识到即将谢世的老人来说，其心中能有这样的意愿，可见他与李尚迪的感情有多么深厚。另外，王鸿还想把金正喜的楹联刻在大明湖边以期永传，表现出王鸿对金正喜热爱和尊敬的程度，同时也能看出金正喜的书法艺术在清代的影响。
关于向李尚迪赠送的物品，王鸿在信中写道：
辛酉八月在聊城寄信一函，诗二首，拙稿五册，汉元延铜尺一枚。十一月又寄信一封，拙作一张幅。壬戊正月寄一信、诗笺纸。五六月间寄贞年又画梅直幅，拙题和兰诗，此诗若收到，即抄寄，因弟处无留稿耳。
辛秋七月初旬奉函并赠汉铜尺一，拙稿全部……并手抄近作一卷。
汉铜尺一，奉送珍藏。弟孔东来塘所藏建初铜尺，今已佚矣。是以寄赠，兄可拓一张刻一木版，或裱册索海外人题咏为幸。[5]
王鸿赠送给李尚迪的物品主要有两件：一个是自己的诗稿；一个是自己收藏的汉铜尺。王鸿把自己的全部诗稿赠送给李尚迪，并把自己的五册手稿赠送给李尚迪，而自己并没有底稿，这份礼物的确是太珍贵了，要知道王鸿是把诗歌视为生命的一个纯粹诗人，外出都要带着自己的诗稿。由此可见，他的确是把李尚迪作为另一个自己，正如他向李尚迪所说的：“弟终鲜兄，弟以朋友为性命”，[5]此言不虚也。关于汉铜尺，从年代上就可看出，它是从西汉时期流传下来的珍贵文物，所以王鸿在信中反复提到它，这应该是王鸿最心爱的珍藏。对此，李尚迪在其1862年所创作的考古诗《子梅赠汉长安铜尺》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记录和说明。
信的第三方面内容是王鴻托付李尚迪为自己的全部诗歌删定编辑和出版，这是中朝文学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信中对于王鸿托付诗稿之事说得很详细，其主要内容如下：
诗稿幸求正定，如兄可代为选刊。弟诗固不足刻，以两人交谊，兄自能合传千秋也，近稿俟抄录。
惟期拙稿为兄选刊，贵精不贵多，得能见之，死亦无憾。古人之得一知己，可不恨之谓也。
兄赐序可附入为幸。
弟前寄拙稿，祈先生严选。如有可存者，乞代刊之，不必多也。并求作序，贱名可因兄而传也。切恋此后诗稿，年内恐未能寄，次明春寄去，亦求选刊。至和陶诗抄，弟自刻可耳。
弟恐亦不远身世，如此尚何生为耶！故特以拙稿交知己也。弟初刻幼作，兄处已有也。如能代选并刻者，及今年为止，统选一册刻之。如兄有未逮，可函致绣山。京中如张诗舲诸人，聚资合刻。恐弟风雅至好，如绣山、诗舲者不数屈指也。弟生平累有可记者，暇时记之，即以为行述耳。
拙稿前寄呈兄选刊，今允为否？好名心甚，祈矜允为幸。（1862年函）[5]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王鸿要求李尚迪为自己删定诗稿，首先是把它作为两人友情的终生纪念，在自己的诗稿中能有李尚迪生命的存在。其次是李尚迪对王鸿诗歌的了解非常深刻。王鸿只希望李尚迪为自己的诗作选刊，说明李尚迪对自己的诗最为熟悉。王鸿在与李尚迪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每有新作都要寄给李尚迪，李尚迪往往成为他诗作的第一读者，所以关于自己诗作在创作上的得失，李尚迪是非常清楚的，王鸿要求李尚迪进行严选，这自然有两人认同的标准。而且一部诗集的价值不仅来自于诗歌本身达到的水准，也取决于编选者的水平。再次，王鸿高度认可李尚迪在清代文坛的资历，在王鸿同年写给李尚迪的信中曾高度赞赏李尚迪“宜乎文望日隆，盛名不朽也”，[5]所以，在王鸿看来，李尚迪为自己删定诗稿，会增加自己诗歌的分量。最后还可以看出，王鸿把诗稿的编辑、作序、出资刊行都托付给了李尚迪，这不仅要花费很大的精力，而且要耗费一定的财力，由李尚迪独自刊行自己的诗歌这几乎成了王鸿的惟一希望，应该说王鸿的托付是个很重的托付。
李尚迪收到王鸿的诸多来信，感慨万千，“为之伤神者有日”，在1861年创作了五言长诗，以志两人交谊之笃。诗歌如下：
春雁归何迟，见君病中书。书辞既凄婉，心画亦荒觫。老作一县丞，丞哉奈负宁。兵气塞天地，身世哭穷途。偏师不到手，群盗未扫除。栖遑鲁连台，赁居仲蔚庐。薄俸甘阻讥，沉疴苦难疗。所须惟三丫，舍子将焉求。言念身后计，无路返故丘。合葬曲阜土，妻妾共千秋。誓勿售楹书，永诒阿绍谋。有诗四千首，属草犹未定。恨乏枣梨赀，泉下目不瞑。全部付海邻，得先就删正。胜似名山藏，何异保性命。言言心惊骨，事事涕泪迸。回忆结交初，听蝉玉河柳。道义与文字，相期在不朽。参商廿五载，菰落同白首。苍茫隔山河，肝胆向谁呕。重逢谅无日，远托恐有负。海内几知己，祝我老梅寿。[20]（331）
这首诗歌叙述了王鸿的晚年凄凉境况，表现出李尚迪对王鸿的深切同情。诗歌回溯了两人半生的交往，其深厚友情都缘于道义与文学，表现出真诚的文人品格。对于王鸿把全部诗稿交付的重托，李尚迪深深感受到它无异于是老友的生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完成，由此可以感受到李尚迪对于王鸿期望的慎重。
关于王鸿诗稿删定刊行的具体情况，由于王鸿在1862年以后再没有信件可提供，所以详细的情况不得而知。在《恩诵堂集》中存有 《子梅诗草叙》，但只是一个孤证。笔者在查阅清代诗歌资料时发现在陈融《隅园诗话》中有一条重要的记载，证明了李尚迪完成了这项重要的工作。诗话中说王鸿“存诗甚多，今刻行惟《喝月楼集》……余本藏有《喝月楼集》，复得其手抄未刊本《子梅诗稿》四巨册，俱经朱黑，为高丽李藕船所选者”。[2]（10768）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李尚迪为王鸿选定的诗集定名为《子梅诗稿》，卷帙繁复，可想而知晚年的李尚迪在编选时付出的心血。也许是由于资金的问题，李尚迪自己难以承担，可能按照王鸿信中所说的找了清代朋友，但孔宪彝1863年已经去世，个中原因不得而知。《子梅诗稿》最终没能刊行，这对王鸿和李尚迪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对中国清代诗歌文学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从中朝文学交流的关系说，李尚迪为清代诗歌所做出的贡献，不论《子梅诗稿》是否刊行，其价值都是一样的。
李尚迪的《子梅诗草叙》与清人记录的书名《子梅诗稿》并不一致，至于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差异，有待发现《子梅诗稿》后才能明了。李尚迪为《子梅诗稿》写序的时间为同治元年（1862）冬十月，这说明李尚迪在接到王鸿的托付后，不到一年便完成了诗稿的删定工作。在《子梅诗草叙》中，李尚迪首先对与王鸿的真挚友情作了历史记录：
道光十七年丁酉之夏，王君子梅访余于燕馆。一面如旧，相识结文字交过从倡酬者，仅旬日而別，厥后余屡入都门，参商乖隔，遂不得复见。然云天万里，不我遐弃。虽远游秦楚齐梁之间，而山邮海槎，音讯不绝。于是乎玉河听蝉，流传图画；春明六客，遍征题咏。盖其声气所感，惠好之笃，历数十年如一日。顾余海隅畸踪，何以得此于子梅也。[3]（545）
李尚迪在序中首先叙述了与王鸿的友情，突出了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这也是王鸿要求李尚迪删定诗稿的目的之一。随后李尚迪从中朝文学交流史的角度，说明了王鸿请求李尚迪为其诗歌作序所表现出的两人独特的关系：
噫！中朝士大夫与我东人投赠翰墨，不以外交视者，自唐至元明，若杜工部之于王思礼，高骈之于崔致远，姚燧之于李齐贤，李侍中之于李崇仁，皆能延誉无穷。近代则纪晓岚叙耳溪之集，陈仲鱼刊贞蕤之稿，风义之盛，由来尚矣，未闻有求其诗文之序于东人。而且以子梅平日师友之众，三都一序，何患无皇甫谧其人也，尔乃辱教如是。[3]（546）
从序文前后文本关系来看，李尚迪在这里表达了王鸿对自己的深厚感情和信任。从唐代到清代，中朝两国文人交好的不乏其人，李尚迪在这里历数了“不以外交视者”的中国文人或与朝鲜朝文人联谊唱和，或为朝鲜朝文人作序题跋，但从来没有请求朝鲜朝文人为自己的诗文作序的，可见王鸿对自己是多么的信任，这里包含的感情自不必说，所以李尚迪不由得发出了感叹。最后在序文当中，李尚迪对王鸿的晚年境遇发出感慨：
嗟乎！君今老且病矣，一官落拓，万方多难，益不禁风尔。鸡鸣之思，将此数卷辞章，欲传诸久远，孰不悲其志而怜其才哉。[3]（546）
李尚迪这段话表现出了对于王鸿的深切同情，王鸿一生贫困，却以诗歌为性命，不料早年诗歌被盗，身后诗歌散佚，其诗未能“传诸久远，孰不悲其志而怜其才哉”！
李尚迪为王鸿诗歌删正作序在中朝文学交流关系上至少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随着两国文人情感交流的加深，在清代文学中能听到更明晰的朝鲜朝文人的声音，他们为清代文学所做出的贡献，成为清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通过王鸿对李尚迪的托付，可以看出朝鲜朝文人在清代文化视野中愈发显得重要，两国的文学交流也越来越向着对等互补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从今天文化学的角度来解读的话，李尚迪的序文已经提供了这样的历史文本，即从唐至明两国文人止于情感的交流，到清代中期朝鲜朝文人对清人的仰慕，再到晚清中国文人恳请朝鲜朝诗人为其诗集删定作序，其实这里包含了文化角色和文化地位的转变，不是清代文化变得被动了，而是朝鲜朝文化变得更加主动了，李尚迪的诗歌水平不可能与崔致远和李齐贤相提并论，但他所表现的文化角色，说明朝鲜古代的文学已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
关于李尚迪与王鸿的关系，还想补充一点的是王鸿一生多病，早年他的母亲身体也不好，我们从王鸿写给李尚迪的20多封信中可以看到，李尚迪几乎从认识王鸿开始就为他与家人提供包括高丽参在内的朝鲜半岛贵重药材，一直到王鸿老年。这对一生中只在十天之内仅见几面的两人关系来说，李尚迪所表现出的品格的确让人肃然起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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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唐圭璋编：《词话丛编·憩园词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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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韩]李尚迪：《恩誦堂集》（续集卷八），首尔：韩国亚细亚出版社，1983年。
[责任编辑张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