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5—6世纪拜占庭史料中君士坦丁大帝的形象分歧
提 要：拜占庭帝国的首位君主君士坦丁大帝在同时代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的作品中呈现出完美的个人形象。然而，对他的形象的描述在5-6世纪的拜占庭史料中却出现了重大分歧。这种分歧与该时期拜占庭帝国和地中海世界的重大转型密切相关，集中体现在基督教化、皇权专制加强以及帝国中心东移三大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历史写作者根据自己的个人倾向，在记录大致相同的历史事实时，给予了君士坦丁不同的价值判断。
关键词：5-6世纪；拜占庭史料；君士坦丁大帝；形象分歧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4.006
恰如其分地评价历史人物是史学研究者面临的一大难题，这种困难源于我们进行研究的依据——史料。首先，史料在漫长岁月的传承中不断佚失，距离我们越远的历史人物，能够留下的记载就越有限。其次，那些有幸保存至今的史料，因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有意的遗忘或无意的忘记，也难以展现当时历史发展的全貌。最后，即使有幸拥有多种史料，可以相互佐证，然而不同背景的创作者也往往对同一历史人物及其参与的历史事件给出截然相反的评价，这样的对立往往在处于变革时代的关键人物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拜占庭帝国的开国皇帝君士坦丁1（Constantine the Great， 324-337年在位）就是这样的关键性人物。他率先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并提供保护，有效地将其变成了统治帝国的工具；他加强皇权专制，建立了以皇帝为核心的统治体制；他兴建新都君士坦丁堡，开始将帝国的中心转移至东地中海世界。正是这些举措，奠定了之后拜占庭帝国一千余年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并形成了不同于罗马时代的特征。
在涉及君士坦丁的史料之中，4世纪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 Pamphilus）的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2然而，尤西比乌斯把君士坦丁塑造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皇帝形象。例如他时常称颂君士坦丁是“上帝的朋友和被保护者”，3是“最伟大的胜利者、在各方面都拥有虔诚的美德”等等。4此类的话语将君士坦丁的形象过度美化并笼罩在虚幻的迷雾之中。
到了5-6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所作所为依然是史家关注的话题。以左西莫斯1（Zosimus）为代表的多神教历史学家和以索克拉特斯（Socrates）、索卓门（Sozomen）和埃瓦格里乌斯（Evagirus Scholasticus）为代表的基督教史家都在作品中用大量篇幅记载了他的事迹。这些作者无法像尤西比乌斯一样得到最直接的资料，而是主要借助前人的成果进行写作。综观这些史家的作品，尽管很多时候描述的是相同的事件，但是其笔下君士坦丁大帝的形象却与尤西比乌斯的描述有着重大的分歧。因此，这种不同立场的历史写作者对史料进行不同诠释的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2
通过对史料中君士坦丁形象争议及其历史背景的研究，能够丰富对这位历史人物研究的范畴，拓展研究的空间。君士坦丁大帝在5-6世纪基督教与多神教历史学家作品中的不同形象体现了该时期拜占庭帝国和地中海世界发展的某些重要特点，同时，也让我们对史料的真实性问题有所思考。
一、凶手抑或圣徒：
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争议
多神教和基督教作家关于君士坦丁个人形象的第一个重大分歧在于，他究竟是一个残忍的凶手还是一个完美的圣徒。这涉及了拜占庭历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杀妻杀子事件”。按照多神教徒的观点，君士坦丁犯下了杀害妻儿的不赦之罪，而这桩罪行是他最终选择皈依基督教的原因。5世纪中后期的历史学家左西莫斯是这一看法的支持者，他在其《新历史》（New History）中旗帜鲜明地提出：
他罔顾天理人伦杀害了儿子克里斯普斯，只因怀疑后者与他的继母弗斯塔通奸……之后他把弗斯塔关在温度极高的浴室之中，直到她丧命。因为深知自己的罪行和背信弃义，他找到了祭司寻求解脱之道，但是他们却说没有任何办法能洗刷他的罪行。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埃及教士来到罗马……他向君士坦丁保证皈依基督教可以免除他的罪过……君士坦丁相信了这种说法，于是放弃祖先的宗教，接受了那个埃及人传播的信仰。3
然而，在基督徒的筆下，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同时代历史学家索卓门就在其《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写到：
我知道一些异教徒说君士坦丁在杀害了一些自己最亲近的家人，尤其是儿子克里斯普斯后，悔悟了自己的罪行……成为基督徒。然而我认为编造这个故事的人是为了诬蔑基督教……4
与索卓门一样，6世纪的教会史家埃瓦格里乌斯也在作品《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谈到了对君士坦丁的这一指控：
左西莫斯是一个信仰可憎和罪恶的希腊异教的作家……他还指控君士坦丁残忍地杀害了儿子克里斯普斯，并且将妻子弗斯塔关在一个极热的浴室中，最终导致她死亡……然后左西莫斯就侮蔑他放弃了祖先的信仰，并且走上了不虔诚的道路。5
为了证明左西莫斯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谬论，他在接下来的一节中继续针对这一问题为君士坦丁展开了辩护：
让我们来看看潘菲鲁斯之子尤西比乌斯的历史吧，他是君士坦丁和克里斯普斯同时代的人，并且和他们有密切的关系……他是如此记载的：“君士坦丁和他的儿子克里斯普斯同为上帝所钟爱。后者在各方面都像他的父亲一样，他理所当然地是东部地区的统治者。”尤西比乌斯比君士坦丁活得时间要长，如果克里斯普斯被他的父亲所杀，那么尤西比乌斯就不会用这种方式赞扬他了。1
埃瓦格里乌斯引用尤西比乌斯作品为君士坦丁撰写的这段辩护词在今日看来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众所周知，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结束于公元324年，而所谓的君士坦丁杀妻杀子事件发生于326年。因此尤西比乌斯在作品中称颂克里斯普斯并不能证明“杀妻杀子”事件不存在。
然而，如果不考虑君士坦丁是否真的杀死了自己的妻儿，我们会提出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君士坦丁身后1-2个世纪的作者依然会对这一事件如此关注？肯定或否定君士坦丁杀害亲人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价值？
事实上，这一争论与基督教取得现有地位的合理性密切相关。基督教学者认为，希腊罗马的多神教是一种不道德的宗教，它最终必然被基督教取代。例如埃瓦格里乌斯将希腊神话中的一些传说作为对多神教诸神的批评论据。他站在基督徒道德观的立场上痛斥这些神“堕落”的行为，并罗列了一些希腊众神的“恶行”：
对于这个高贵的山羊皮肤的弄雷者，他们也赋予了他令人畏惧的行为。他放逐了生育他的父亲克罗诺斯，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极恶的罪行。这个家伙是烈酒的发明者，事实上他经常酩酊大醉，此外他还是宿醉、变味的残渣以及接下来发生的丑事的发明者。他们编造了一个叫做阿弗洛狄忒的神，这个从海贝里出生的塞浦路斯神将谦虚视作污秽和一件古怪的事情，但是却对淫荡和一切下流的行为情有独衷。正因为她，阿里斯使自己不洁，赫淮斯托斯则蒙羞被众神所嘲笑……2
他进而在同一章节中指出，多神教徒之所以要坚持对众神的崇拜只是因为“通过认可这些神，就可以给他们自己放肆的行为提供一个可原谅的理由。”从而试图否定多神教的信仰基础。
但是按照左西莫斯等多神教历史学家的观点，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并非因其道德高尚，而完全是因为对于本身罪孽的恐惧。罗马人信仰的多神教不能够原谅他杀害至亲的罪行，相反，基督教教士却承诺，皈依之后可以让他不必为此惶惶不安。这实际上就等于提出多神教比基督教具有更严格的道德标准，由此影射基督教并非是一个合乎道德的宗教，进而否定了其成为帝国国教的合理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基督徒不能接受的，因此基督教学者才会竭力对此说法加以驳斥。左西莫斯的《新历史》结束于公元410年，这与埃氏创作《教会史》的时代已有1个多世纪之隔。埃瓦格里乌斯依然用大段篇幅引用他的记载并严厉批驳，这从侧面表明在他所处的时代这种观点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依然是基督徒与多神教徒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5-6世纪的基督教学者们极力维护君士坦丁圣徒般的完美形象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在通过提出君士坦丁杀妻杀子皈依说质疑基督教取得现有地位的合理性之外，多神教徒对基督教还有另一项指责，即基督教导致了罗马人事业的衰落，从而试图彻底否定其在帝国内存在的意义。
多神教徒们的这一指控是建立在一定现实基础上的。公元5世纪时罗马人的帝国，尤其是西
地中海世界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统治失灵、社会混乱、经济凋敝和蛮族入侵等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而410年阿拉里
克率领哥特军队攻陷罗马城这一事件更是对帝国上下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尽管当时的罗马
城早已衰朽不堪，但是作为罗马国家的标志，其象征意义依然是巨大的。它的沦陷即使在基督徒
中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拉丁教父圣哲罗姆就在一封信中写到：“罗马陷落的这一巨大灾难让我如此彷徨失措……我良久之后依然不能言语，并且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哭泣的时刻。”3
多神教徒对于罗马的陷落除了悲痛和震惊之外，还有与基督徒完全不同的感受。在他们的心目中，罗马这座伟大的城市是早年帝国光荣的体现，而它的陷落则完全是因为帝国接受了基督教的结果。左西莫斯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坚定地认为“只要这些（多神教的）仪式还在，罗马帝国便能延续不绝”。1
对于这一指控，西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抗辩。例如，5世纪马赛的萨尔维安（Salvian）就提出基督教本身并无问题，罗马帝国之所以遭受厄运是由罗马社会本身的邪恶造成的，这种邪恶甚至比蛮族的统治过犹不及：
多数人被少数人所压迫，那些人将苛捐杂税看作自己的特权……不仅贵族这样做，甚至最低阶的官员也是如此；不仅法官败坏法纪，连他的下属也对其效仿……所以穷人遭受劫难，寡妇只能叹息，孤儿备受欺凌。到了最后，那些出身并不卑贱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为了逃避压迫只能逃到了敌对的蛮族那里。2
在这一问题的辩论过程中产生的最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是圣奥古斯丁（Augustin）。他在著作《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中为基督教进行辩护，进而建立了自己的神学体系。奥古斯丁为基督教的辩护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他提出并非是基督教导致410年罗马城的沦陷，相反的是，城市沦陷后许多民众幸免于难恰恰是基督的恩典。“这些人能够保住性命，完全是因为蛮族人尊敬基督，所以才饶恕他们。但是他们却不归功于我们的基督，反而认为是自己的好运所致。”3随后，奥古斯丁进一步指出，罗马人之前信奉的多神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例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的军队沿途劫掠，将意大利洗劫一空。这场战争是多么血腥和持久！多少罗马人被不断消灭！多少城镇被敌人占领和毁灭！这是多么可怕的战争啊，有多少罗马人被击败并在汉尼拔的剑下丧失了光荣！”4最后奥古斯丁认定，罗马人的荣耀不是由异教诸神所赐，而是要归功于上帝的恩典：“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即幸福是他们不知道的某位神的恩赐……这位神不是他们所说的朱庇特。”5
对于东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学者们来说，虽然他们所处世界较之西部更为繁荣稳定，但是多神教徒的这项指责依然是他们不能回避的问题。他们对“异教徒”的反驳更多是从正面来证明基督教能够给罗马人的统治者带来好运。因
此，作为第一个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完美形象至关重要，他绝不能以“兇手”面目示人。例如，埃瓦格里乌斯系统批驳了左西莫斯关于基督教使罗马人的事业衰落的这一说法。他
认为“从基督教出现那时起，罗马人的各项事业就开始黯淡并且丧失了”的观点是因为他（左西莫斯）“没有读过之前作家们的著作，或者是因为故意歪曲事实。”他进而提出，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都遭受了悲惨的命运。而只有信仰基督教才能得到上帝的眷顾。非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在埃瓦格里乌斯眼中命运都是悲惨的：
难道第一个君王恺撒不是被刺身亡的吗？难道不是一些军人用他们的剑刺杀了提比略吗？难道尼禄不是被自己的家人杀害的吗？难道伽尔巴、奥托和维提里乌这三个皇帝不是一共只统治了16个月，然后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吗？难道图密善不是毒死了他自己的哥哥提图斯之后才当上皇帝的吗……在伽列努斯被谋杀以及卡里努斯被残杀后，政权才交到了戴克里先和他选定的共治者手中。这些人中的赫丘利·马克西米安和他的儿子马克辛迪乌斯以及李锡尼也被彻底地消灭了。6
与此相反，埃瓦格里乌斯认为信仰基督教的皇帝都能得到上帝的眷顾，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君士坦丁大帝： “从那时起，万人景仰的君士坦丁掌握了政权……这之后除了你们异教的祭司长朱利安皇帝，只要遵守教义，虔诚祈祷，还有谁被自己的人民和军队毁灭呢？”7
按照基督教史家的观点，正是因为接受了基督教，君士坦丁使罗马人，尤其是罗马统治者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多神教徒所谓的基督教使帝国衰落的说法是一种诬陷。在他们的笔下，在取得了让罗马人长治久安的丰功伟业之后，君士坦丁最后以一种幸福而又光荣的方式离开了人间。这样一个圆满结局是基督教的胜利，同时使君士坦丁“上帝的朋友和受保护者”的形象更为突出。5世纪的历史学家索克拉特斯就在他的《教会史》中如此描绘了君士坦丁最后的日子：
察觉到病情加重后，他前往尼科米底亚，在郊区住下，他在那里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在洗礼之后，他的心情愉悦舒畅。他立下遗嘱，指定他的三个儿子继承了他的帝国。正如他在世时做出的安排那样，他分配给他们每人一块领土。1
皇帝的遗体由合适的人选放置在一具金棺之中，然后被运往君士坦丁堡。他得到的尊崇与生前别无两样……他的棺椁被荣耀地安葬在圣使徒大教堂的皇家墓地里。2
由此可见，多神教与基督教作家关于君士坦丁“凶手”形象的争论实则是拜占庭帝国和地中海世界在4世纪之后快速基督教化的产物。通过对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基督徒——君士坦丁的或褒或贬，反映出双方不同的宗教情感，也体现了基督教成为帝国国教后，逐渐取代多神教曲折渐进的历史过程。
二、暴君抑或保卫者：
君士坦丁加强皇权的争议
君士坦丁大帝在5-6世纪拜占庭史料中的第二个典型形象差异在于，他究竟是一位独裁的暴君，还是“人民的保卫者”。与之前“凶手”与否的争论相比，双方对历史事实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即争论双方都承认君士坦丁帝国唯一统治者的地位，却对其形象进行了不同的诠释。例如在描述君士坦丁最终统一帝国时，同为5世纪作家的左西莫斯和索克拉特斯记载的史实相差无几，但是表现的感情色彩却截然不同。左西莫斯在《新历史》中写到：“现在整个帝国都归君士坦丁一个人所有了。最终他不再需要隐藏自己的邪恶本性，而是可以依靠没有限制的权力为所欲为……当他来到罗马时，他浑身充满了傲慢之气……”3而索克拉特斯却在《教会史》中记载：“君士坦丁成为了唯一的统治者，进而被宣布为‘独一的皇帝。他再次寻求促进基督徒的福祉，并用很多方式加以实现，由此给他们带来了牢不可破的和平……”4从两则记录来看，索克拉特斯强调君士坦丁成为帝国唯一统治者后给基督徒带来了福祉。那么是否是这个原因导致左西莫斯怒斥君士坦丁“为所欲为”呢？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一推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并成为国教，立即受到国家的保护，并逐渐侵蚀了其他宗教原有的利益。在左西莫斯生活的5世纪，多神教不但不再是国家官方的信仰，并且多神教徒原有的合法权益也逐渐丧失。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统治者一再颁布法令对其进行限制和打击。
392年11月8日，塞奥多西联合其子阿尔卡迪乌斯颁布了明令禁止多神教崇拜活动的法律。在法令中，皇帝规定：“凡宰杀牺牲并通过观察动物内脏占卜者，将身犯重罪，并得到相应的惩处……凡焚香供奉偶像或献祭者，则犯背教罪，将会被没收家产……”5除了严格禁止崇拜活动外，拜占庭统治者还通过立法等方式剥夺多神教等其他宗教的教产。
399年，阿尔卡迪乌斯和西部皇帝霍诺留就联合颁布法令：“乡村地区所有的神庙都要被毫不犹豫地拆除，因为拆除了这些东西，迷信活动就无所遁形了。”6在阿卡迪乌斯之子塞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他继续联合西部皇帝瓦伦提尼安颁布对多神教徒极其严厉的法令：“我们命令，各地方官员应毁掉所有迄今还保持完整的神殿、神庙和神坛等设施。并且为了使这些地方保持纯洁，在那里要建立可敬的基督教建筑……任何抵触这条法律的人，将被判处死刑。”1这些法令可以被视为392年法令的延续，按照它们的规定，多神教的宗教崇拜活动不但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更逐渐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如果左西莫斯是因为多神教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迁怒于君士坦丁，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与5世纪的拜占庭统治者们相比，君士坦丁在宗教政策上更为宽容。他在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后，也不忘特别申明“其他人也有权力实施自己的崇拜……每个人都应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因为我们不想消灭任何一种信仰的光荣。”2甚至连左西莫斯自己也记载了君士坦丁在新都城修建众多多神教神庙的情形。3同时，尽管临终受洗，但是他还一直保有多神教“大祭司长”的头衔。因此，宗教迫害不应该是左西莫斯视君士坦丁为独裁暴君的唯一原因。
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历史背景考虑的话就会发现，左西莫斯所处的时代在今日被我们看作拜占庭帝国形成与奠基的时期。然而在他看来，则是罗马国家的衰落时代。纵观左西莫斯的《新历史》，这样一种厚古薄今的态度贯穿始终。在政治制度上，他尤其怀念罗马共和時代的光荣，对君主政治持有一种反感的态度。他在记载屋大维的胜利之后曾经用一段很长的文字阐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他们选举屋大维成为唯一的统治者，将整个政府交付他一人决断……如同掷骰子一样将所有人的希望，以及这样一个广袤的伟大帝国置于统治者个人心血来潮的念头和权力之下……如果他不顾君主政治的约束变成了一位暴君，将政府置于混乱，忽视世间的罪行，任意出卖公正并将他的臣民视作奴仆——除了极个别皇帝，其余大多数皆如此——那么单一统治者不受约束的权力势必会造成全世界的灾难……4
显然，在左西莫斯看来，君士坦丁也是“大多数皆如此”暴君中的一个。他不顾罗马贵族共和的传统，肆意按照自己意愿统治国家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并且加速了罗马国家的衰落。在这样一种情绪的支配下，左西莫斯很难公正评判君士坦丁的政策。例如，在谈到他一项重要的军事改革时，《新历史》是如此记载的：
他还彻底将古代流传下来的官制搞得一片混乱。先前有两位总司令官共同执掌军队。他们不但能够指挥宫廷卫队，并且能够掌控守卫城市和边疆的军队。总司令官被认为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君士坦丁颠覆了这个声名赫赫的制度，并且将总司令官一分为四……上述改革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都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简而言之，帝国现在衰败如此，君士坦丁是始作俑者。5
左西莫斯尽管陈述了君士坦丁军事改革的事实，但是却并没有正确地评估其作用与影响。事实上，君士坦丁所采取的军事改革是加强皇权，稳固统治的重要措施。在罗马帝国中后期，手握重兵的军官们或操控朝政，或干脆取皇帝而代之，给帝国政坛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为此，君士坦丁后来对总司令这一官职做出了调整。他将帝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一分为五，分别由五位司令官执掌。他们之间互不统属，各自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拥有最高的军事权力。6这样一种划分无疑有利于皇帝控制全国的军队，同时可以避免军事力量过度集中在某位将领手中而增加对皇权的威胁，这显然是对先前军事制度中弊端的有效纠正。
然而，出于自己的偏见，左西莫斯无视君士坦丁这项改革的成效。事实上，即使他能认识到这项举措有利于皇权的稳固，也不会将其视为优点。就其本心来说，他所追求的理想政治制度是《新历史》中反复提到的贵族共和政体。按照罗马的政治传统，奥古斯都的统治权理论上来自于罗马人民。他由军队、元老院和人民推举。如果他变得不称职或不受欢迎，那么他就会被这些选举他的人推翻。而积极加强皇权专制的君士坦丁显然与这一传统背道而驰，因此在左西莫斯作品中他成为这种“理想”政体对立面的“暴君”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对于该时期的基督教史家来说，左西莫斯心中念念不忘的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光荣既与他们无关，又是他们并不感兴趣的异教徒的历史。他们对罗马人的共和政体也不会有左西莫斯这种极深的情感。对于基督徒来说，君士坦丁的统治是基督教产生后最好的时代。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并最终成为国教完全是在君士坦丁开创的新时代完成的。一个保护基督教的强势君主与该时期基督徒的利益是一致的。
从《圣经》中对大卫、摩西和亚伦等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对于早期基督徒来说，他们愿意接受一位和神有特殊关系的统治者。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1等论述也体现了他们并不排斥世俗统治者的态度。在君士坦丁大帝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后，基督教的神学家们更是尽其所能地给予了他十分热忱的回报。他被尊为基督教会的“第十三位使徒”。尤西比乌斯将君士坦丁皇帝比作上帝在现实世界的映像，是在凡人中上帝的代理人。他在为君士坦丁大帝撰写的颂词中写到：“我们为神所钟爱的皇帝，他的权力来自于上帝，并且通过上帝，他像神在人间的映像一样掌管世间事务，这仿佛是神在天国统治的人间翻版。”2尤西比乌斯宣扬的这一理论为之后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接受，他们开始将基督教神学和拜占庭皇帝统治的神圣性与合法性结合在一起，为日后拜占庭皇帝宣扬“君权神授”的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拜占庭帝国早期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作为“神在人间的代理人”和帝国唯一的帝王，拜占庭君主也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首要的问题便是对臣民提供保护。对于基督教学者来说，这种义务更直白地表述为保护基督徒。在他们的作品中，君士坦丁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保护者。例如，索克拉特斯在《教會史》中就记载了君士坦丁是如何制止李锡尼迫害基督徒的：
他的共治者李锡尼坚持自己的异教信仰，憎恨基督徒。虽然他惧怕君士坦丁皇帝而避免公开实施迫害，但暗地里对他们策动阴谋……然而，这些暴行不可能长久瞒住君士坦丁，当得知君士坦丁为此愤慨时，李锡尼通过道歉得到了宽恕……他发下许多誓言，承诺不再像暴君一样行事。3
而同时期的教会史家索卓门也在作品中描述了相似的内容：
曾经敬重基督徒的李锡尼改变了他的观点……因为同君士坦丁的分歧，他深深地迁怒于基督徒……此外，他还怀疑教会在终日祈祷并且热切盼望君士坦丁成为最高统治者……最终，他和君士坦丁的矛盾以一场战争告终。因为君士坦丁得到了神的助祐，因此他得以在陆地和海洋都赢得了对敌人的胜利……4
对于尚处在基督教化进程之中的拜占庭帝国来说，基督教学者们认为像君士坦丁这样拥有绝对权力，同时又倾向于基督教的皇帝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基督徒的安全。
总之，对于左西莫斯和基督教的历史学家来说，君士坦丁成为帝国唯一皇帝的事实带给他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对于前者来说，君士坦丁背离了罗马光荣的传统；而对于后者来说，意味着他们得到了一位真正有实力护佑他们的统治者。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君士坦丁同时以“暴君”或“保卫者”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挥霍者抑或建设者：
君士坦丁建设新都的争议
5-6世纪的拜占庭史学家们对于描绘君士坦丁大帝形象的最后一个重大分歧在于，在他们的作品中，君士坦丁究竟表现为一个肆意耗费帝国财富的挥霍者，抑或一个伟大的建设者。
左西莫斯在《新历史》中直截了当地批评君士坦丁：“毫无必要地把国家的收入浪费在不值得的事以及无用之人上……因为他把挥霍等同于慷慨。”1综观《新历史》涉及君士坦丁的部分，最能体现他所说的“浪费”之事便是君士坦丁修建了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君士坦丁堡。
左西莫斯在记录君士坦丁修建新都的动机时并没有过多探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因素，而认为是他的个人原因：
由于无法忍受几乎每个人对他的诅咒，君士坦丁开始寻找一个可以媲美罗马的城市，他不得不在那里给自己营建宫殿……他来到了拜占庭，对这座城市的位置很满意，于是便开始尽力扩建，使其能成为符合皇帝身份的驻地。2
按照左西莫斯的看法，修建君士坦丁堡是因
为君士坦丁在罗马不受欢迎，所以才不得不另觅新都。因此这座城市从诞生之初就是多余的，耗费巨资扩建它显然是一种浪费。如果君士坦丁能够遵循罗马传统的宗教和政治制度，那么他本来是可以继续选择“符合皇帝身份”的罗马作为都城的。在这样的基调下，左西莫斯之后谈到君士坦丁堡的扩建工程时延续了这种负面的描述：“公共财富被用在那些最没有用处的建筑上。同时他刚刚修建的一些建筑很快就被推倒，因为仓促的建设使那些房子变得极其不安全。”3在迁都君士坦丁堡后，君士坦丁给城里的居民建立了食物配给制度。因为对君士坦丁及其新都的偏见，这一本来颇为符合罗马传统的举措在左西莫斯眼里也变成了一种挥霍：“当和平降临之后，他便沉溺于享乐之中。他免费给拜占庭城的居民每日发放谷物，如此的举措一直延续至今。”4最后，当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第一大城市之后，在谈到他所在的新都现状时，左西莫斯也把本来是建筑密集、人口众多的繁荣景象描绘成令人厌恶的情景：“世界各地的闲散人等都被吸引到了这座城市……建筑之间彼此挨得过近，居民无论是在家中还是街道上都因为空间狭小而感到拥挤。因为有太多的人和野兽，因此在城市中徒步行走也是非常危险的……”5
如果单纯依靠左西莫斯作品的话，我们很容易得出君士坦丁出于一己之私肆意挥霍帝国财富，修建了一座并不必要，同时难以令人满意的新都城这一结论。然而，《新历史》中“挥霍者”形象的君士坦丁到了基督徒的笔下却变成了一位伟大的建设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君士坦丁的建设成果比比皆是。6尤其是谈到新罗马——君士坦丁堡时，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对于5-6世纪的基督教史家来说，他们所处的时代基督教已经成为了帝国的国教，而君士坦丁堡便是这个基督教帝国的都城。正像埃瓦格里乌斯所言，“君士坦丁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并将它献给了基督。”7这种由宗教感情引发的赞颂是非常自然的。
例如，在建城的动机问题上，基督教史家们不承认君士坦丁是因为在罗马受到诅咒被迫兴建新都。同时在新都的选址问题上，他们认为这是上帝指引的结果，与左西莫斯描绘的心血来潮改变主意的君士坦丁截然不同：
当他开始工程（特洛伊）后，在夜里，上帝出现在了他的梦中，并且命令他寻找一个新的地点。在上帝的带领下，他来到了色雷斯的拜占庭，这里与比提尼亚的卡尔西顿隔海相望……为了遵守上帝的命令，他开始扩建这座之前被称为拜占庭的城市。8
此外，在基督徒的笔下，这座以君士坦丁大帝命名的城市绝非如左西莫斯所言到处都是“不安全的房子”和“没有必要的人”，并因“空间狭小”而让人不快，相反，他们描绘的是一座建筑雄伟，人口众多的繁华大都市：
（君士坦丁）用高耸的城墙环绕它，用大量的建筑装点它。9他意识到原来的居民对于这么一座伟大的城市来说实在太少了，于是他在城区南部修建了很多富丽堂皇的住宅，让那些来自旧罗马和世界各地有身份的人迁居于此……他为城市的居民供应食物，并尽力给城市提供一切的必需品。1
和前两章描绘的情况相似，双方再一次对同一历史事件给出了截然相反的描述。对于左西莫斯这样的多神教徒来说，抛弃祖先建立的宗教和政治中心——罗马是一个难以接受的选择，即使新都城更加壮丽辉煌，也只会加重他伤感的情怀。反之对于基督徒来说，一座坐落于他们世代生活的东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都城是完美无缺的选择，为此他们也可以对左西莫斯作品中描绘的那些缺点视而不见。
作为处于中立立场的现代学者，我们自然没有左西莫斯这样的“遗民”心态，同时也不会相信君士坦丁建立新都真的是因为神指引的结果。如何在这一问题上给予君士坦丁恰如其分的评价关键在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否有必要建立一座新的都城，以及这座新的都城是否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了正面的作用。当这两个问题得以解答后，君士坦丁究竟是“挥霍者”还是伟大的建设者也就不言而明了。
罗马帝国在经历了从公元96至161年涅尔瓦（Nerva）、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和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皇帝统治的“黄金时代”后，从马库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统治末期开始出现了危机的苗头。到了3世纪的时候，帝国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波及了帝国全境，其中尤其是西地中海世界更为严重。甚至在帝国的核心区域意大利，衰落的表现也是随处可见。意大利半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该时期大大衰退，社会的财富也急剧减少。这最终导致意大利地区逐渐失去了在帝国内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中心地位。
与此同时，蛮族的入侵也日益成为罗马人需要面对的难题。在3世纪，逐渐强大起来的哥特人开始频繁渡过帝国的多瑙河边境，向南方入侵。此时，衰落中的帝国难以应对这一危机，在与哥特人作战时，曾经骁勇善战的罗马军团屡遭败绩。251年的一场战役中，皇帝德修斯（Decius）甚至兵败阵亡。危机的局面只是在269年后才暂时有所好转，克劳狄二世皇帝（Macus Aurelius Valerius Claudius）在该年击败了哥特人，延缓了后者入侵的进程。在此之后，284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即位后，暫时稳定了帝国的形势。但是，在长期的战争中，作为军事领袖的皇帝不得不长期居住在边境，尤其是东部前线，此时东地中海世界的战略地位急剧上升，而罗马的地位则相应的处于下降的过程之中。
到了君士坦丁统一帝国之后，与长期居住在小亚细亚尼科米底亚的戴克里先一样，他在选择自己驻节地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东地中海地区。君士坦丁最终选择的拜占庭实际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地理优势。城市三面环水，东临博斯普鲁斯海峡，南靠马尔马拉海，北依黑海，只有城市的西部能够受到来自陆地方向的威胁。与此同时，它位于欧亚大陆的交汇之处，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让其成为了古代众多重要贸易商路的中转站，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也让城市的繁荣具备了重要的条件。
在新都的建设中，君士坦丁如基督教历史学家们描绘的那样首先关注城防建设。他将拜占庭古城的旧城墙改建为高大的皇城城墙，并重新在新城市的最西侧修建了长约3000米的君士坦丁城墙。然而，尽管君士坦丁设计的新都面积已经超过旧的罗马城达10数倍之多，但是因为大量人口的迁入（如左西莫斯所说），到了5世纪初的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统治时期，出于防务的需要，拜占庭人开始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城防建设。新城墙——塞奥多西城墙的修建，将绝大部分城市设施，如重要的供水系统等都至于城防的保护之内。至此，在最易受到威胁的城市西侧，拜占庭人已经自西向东拥有了塞奥多西城墙、君士坦丁城墙和皇城城墙三道固若金汤的城防工事。
在日后的历史中，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防工事屡屡挽救帝国于危难，让时常与战火相伴的拜占庭人的统治即使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也能得以延续。在冷兵器时代，君士坦丁堡高大的城墙多次阻挡了阿瓦尔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等敌对势力精兵强将的进攻，让其只得望城兴叹。如9世纪保加利亚汗王科鲁姆（Klum）这样的一代枭雄尽管实现了“把我的矛插在君士坦丁堡的黄金门上”这一梦想，1但是却终其一生也未能再向前挺进一步。可以说，君士坦丁建立的这座新都城以其完善的城防设施，保证了帝国统治的安全。
除了军事建设外，君士坦丁还在新都建造了大量的民用建筑。柱廊、浴室和教堂这样的公共设施是重点建设项目。这些建设直接促进了新都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发展。据现代学者估算，至索克拉特斯、索卓门和左西莫斯等人生活的5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10万。2在埃瓦格里乌斯所处的查士丁尼统治下帝国的“黄金时期”，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一度超过了50万，3可谓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
随着东地中海世界的安全形势不断巩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4世纪末期东西地中海世界的地位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塞奥多西一世在临终划分领土时，命长子阿尔卡迪乌斯统治东部，而将西部留给了次子霍诺留。以奥斯特洛格尔斯基为代表的一些现代拜占庭史学家认为，这
样一种安排体现了塞奥多西对东地中海世界重要性的清醒认识。4从5世纪后的历史发展來看，塞奥多西一世重视东部地区的判断是正确的，在
东部帝国继续向前发展的同时，西部帝国则加速走向了衰亡。至此，帝国将统治的中心牢牢地固定于东地中海地区，尤其是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将这一传统保持千载，直到帝国灭亡为止。
由此看来，君士坦丁大帝选择拜占庭古城作为帝国新的首都，并不惜耗费巨资体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即使在建设动机上如左西莫斯所言部分出于私心，同时在建城过程中有“浪费”现象，但是这些都无法掩盖这一选择的正确性。从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帝国之后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这座城市的创建者——君士坦丁无愧于一个伟大的建设者的形象。
总而言之，君士坦丁大帝在5-6世纪拜占庭史料中的重大形象差异是该时期拜占庭社会重大变革的结果。历史变革往往会在一定时期内造成社会的分裂，并产生直接的受益者和受害者。在记载历史时，虽然两方陈述的大多是相同的事实，但对于变革及其主导者的价值判断往往会不尽相同。从这一角度来看，众多基督教历史学家和以左西莫斯为代表的多神教历史学家对君士坦丁的形象塑造分歧顺理成章，并突出体现在基督教取代多神教、专制皇权加强和君士坦丁堡建立这三大关键性问题上。
通过君士坦丁形象差异的个案研究，还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思考历史研究中“真实性”的问题。历史作者在记载历史事实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倾向和观察问题的不同角度，这就导致虽然历史事实本身是客观的，具有绝对性，但史料中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却是主观的，不存在绝对的真实。当我们凭借这些史料去建构历史时，很难完全还原其真实面貌。尽管如此，历史并非是完全不可知的。历史研究本身是一个通过专业方法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例如在涉及历史人物，尤其是历史发展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的评价时，可以通过对不同史料的详细解读、对比，将史料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结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进行分析，从而相对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实现一种相对的真实。
[作者武鹏（1982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300350]
[收稿日期：2017年6月28日]
（责任编辑：徐家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