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市医疗机构食源性疾病监测体系建设情况调查和工作模式探讨

    汪洋 高慧 杨爱青 王淑田 汪洋

    食源性疾病是食品中致病因素进入人体引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疾病,也是当今世界分布最广泛、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其中便包括食物中毒。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报告表明,全世界每年因食物污染而患病者高达数亿[1],可见,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食物中毒都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2]。为及时发现食源性疾病聚集病例和暴发线索,提高食源性疾病早期识别、预警与防控能力,2018年,山东省淄博市将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在原有监测工作基础上覆盖至开展食源性疾病诊疗工作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城乡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的无缝链接,本研究也是为摸清基层医疗机构监测体系建设情况而开展的项目。

    1 材料与方法

    1.1 对象

    覆盖淄博市11个行政区域的123家哨点医院,其中三级医院11家、二级医院15家、一级医院3家、乡镇卫生院8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家。

    1.2 调查方式

    采取填报问卷、人员访谈、现场调查的方式进行。

    1.2.1问卷填报

    对淄博市123家醫疗机构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机构基本信息、资质、人员、基础设施、具体经费、检验能力和检验任务量、组织技术培训、质量管理等现况。

    1.2.2 人员访谈

    选择37家医疗机构中重点科室人员进行访谈,包括公共卫生科、消化内科、肠道门诊、急诊等科室。

    1.2.3 现场调查

    现场了解食源性疾病报告流程,调查病例信息采集、报告、审核方式,重点查看医院信息管理系统(HIS)、门诊登记簿病例信息登记情况及诊断结果。

    1.3 统计分析

    用EXCEL对问卷进行整理分析,用SPSS 19.0软件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机构情况

    在123家医疗机构中,5家为企业法人,其余为事业单位法人——市级医疗机构9家、县区级20家、乡镇社区级94家;118家哨点医院为财政补贴,5家企业医院为自收自支。从医院技术级别、辖区服务人口数和实际床位数来看,其每天的急诊和门诊量、提供服务的能力有明显差别。

    2.2 人员情况

    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一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从事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的人数占机构平均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11.89%、8.81%、5.56%、25.00%、17.24%。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从业人员以初级和中级职称为主,占比88.10%;学历以大学本科为主,占比65.06%;从业时间多为2年以上,占比94.40%;年龄多在50岁以下,占比91.16%。

    2.3 信息化建设情况

    淄博市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中率先开展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报告信息化建设,在院内HIS等相关系统中增加或嵌入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模块。淄博市2/3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实现了报告信息化。

    2.4 监测工作流程

    2.4.1 院内监测流程

    医疗机构临床医生如发现食源性疾病病例或疑似病例,需做好登记并及时手工填写或通过HIS填报病例信息。公共卫生科负责病例信息的收集、审核、填写和上报等工作。临床医生如发现接收的病人疑似食源性疾病感染,需立即向公共卫生科报告事件信息,并及早留存事件相关病例的生物标本。公共卫生科负责收集相关信息,及时进行电话报告或网络直报。

    2.4.2 院外监测流程

    县级、市级和省疾控中心对监测数据进行审核和逐级上报,定期对病例信息进行分析汇总。如发现并核实存在聚集性病例或食品安全隐患,应及时向本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并且,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应当及时将相关信息通报至同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3 讨论

    3.1 监测网络建设

    食源性疾病监测是一项涉及多部门、多机构、多学科的技术工作,需要不同行业的人员共同协作才能完成。医疗机构是收集病例信息的起始点[3],公共卫生科承担着各种疾病或症状的监测任务,应增加公共卫生工作人员,适应不断变化的疾病防控工作需要;规范食源性疾病监测数据采集流程,进行逐级培训,明确要求各类培训必须进行效果考核[4];扩大食源性疾病监测范围,进一步完善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体系[5],逐步扩大至村卫生室,提高食源性疾病响应灵敏度,逐步构建县-乡-村一体化的监测网络。

    3.2 经费保障

    本次研究对各级医疗机构食源性疾病监测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调研。经调查,大部分哨点医院能够规范使用经费,工作效果较好的医院往往采取任务完成量与绩效奖金挂钩的方式,或根据完成数量和质量进行奖惩。

    3.3 人员配置

    各级医疗机构从事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的人员设置均较为合理,基本能够做到专人负责。但是,各级医疗机构间人员职称和学历水平差距明显,尤其是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职称、高学历人员占比较低。究其原因,一是机构级别低,薪资报酬少,晋升难度较大,培训晋升机会缺乏[6];二是基层医疗机构较难吸引人才,且人才易流失,常出现“成熟一个,流失一个”的现象,长期持续下去恐出现后继乏人的现象[7]。

    3.4 制度建设和培训效果评价

    各医疗机构均能制定院内工作制度,做到监测流程图上墙,让接诊医生做到心中有数;大部分医院能合理使用经费,制定奖惩制度和院内培训制度,并严格运行。现场访谈随机抽取部分重点科室接诊的医护人员,对食源性疾病监测知识进行测试,知晓率为95.81%,故培训效果较为理想。

    3.5信息化建设

    我国现有的食源性疾病监测体系还不够健全,报告模式也不够完善,随着数据信息化技术的高速发展,探索并建设新的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模式显得非常重要[8]。经调查,实现信息化上报的哨点医院报病质量较尚未实现的差异情况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其他地区医疗机构的监测结果差别相一致[9],实现病例信息化上报对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4 结论

    目前,淄博市123家醫疗机构基本能够满足开展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的需要,但在新时代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框架下,基层医疗机构对食源性疾病的监测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监测面的不断扩大,更需要各部门的通力配合。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在职责范围内,在经费保障、人员配置等方面为基层医疗机构开展监测工作提供支持。同时,各级医疗机构也要练好内功,在理顺食源性疾病监测流程,加强制度建设与管理,以及提升信息化程度方面做出努力,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监测工作需要。

    参考文献:

    [1] Buzby JC, Roberts T. The economics of enteric infections: Human foodborne disease costs [J]. Gastroenterology, 2009, 136(6): 1851-1862.

    [2] 刘秀英,胡怡秀.全球食源性疾病现状[M].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2003,30(4):199-205.

    [3] 王继军,盛法林,腾臣刚,等.25家医院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情况调查与监测工作模式探讨[J].现代预防医学,2016,43(8):1390-1393.

    [4] 王三桃,陈利民,张晓红,等.基于SWOT分析的食源性疾病监测策略初探[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17,33(1):13-15,9.

    [5] 黄晓媚,董勤,黄杰周,等.佛山南海区2015-2016年食源性疾病监测及预警机制探讨[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18,34(2):208-211.

    [6] 王洁,赵莹,郝玉玲,等.我国农村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建议[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2,5(4):45-51.

    [7] 戴萌娜,张建华,井淇,等.新型医疗体制改革后山东省基层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研究[J].护理研究,2018,32(2):220-224.

    [8] 张琰,张丹丹,张良,等.宁波市食源性疾病监测智能直报平台的建设与思考[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8,38(10):1309-1311.

    [9] 刘轶,吴萍.基于医疗机构HIS系统建立食源性疾病监测信息模块的应用效果分析[J].甘肃医药,2018,37(2):172-174.

    基金项目:淄博市重点研发计划(政策引导类项目),项目编号:2018kj01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