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裕贞家庭小说中女性伦理身份的探寻与哲思
[摘要]金裕贞是20世纪30年代朝鲜著名作家，其大部分小说都是以家庭中的夫妻关系、血亲关系等为描摹对象，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金氏家庭小说。金裕贞家庭小说中的女性特点鲜明，她们既受到封建男权的压迫，又遭遇殖民强权的压榨，因此在这种非正常家庭模式中成长的女性，其伦理身份注定会颠覆社会传统的公众标准，这也变相地映射出了金裕贞对朝鲜社会转型阶段的文学哲思与社会批判意识。
[关键词]金裕贞；朝鲜；家庭小说；女性；伦理
[中图分类号]I3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4-0085-05
[收稿日期]2017-03-05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項目《沈从文与金裕贞小说中的“乡土情结”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3WLH48。
[作者简介]肖丽艳，女，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朝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张家界627000）
金裕贞（1908—1937）是20世纪30年代朝鲜文坛的知名作家。1933年他创作了第一部小说《山中来客》， 1935年在《朝鲜日报》上发表《骤雨》并正式步入文坛，但却于1937年英年早逝，创作时间仅仅5年多。其间，他创作了30多篇短篇小说、1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和10余篇随笔，主要作品有《骤雨》《春》《妻子》《贞操》《秋天》《乡间行客》《生的伴侣》《锅》《采金子的黄豆地》《小伙儿和狭口蛙》《山茶花》等。金裕贞的小说多以家庭关系、家庭悲剧为题材，展现了爱情、婚姻、亲情等伦理关系。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金裕贞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第一，乡土情结。仲梅在其硕士论文《沈从文与金裕贞乡土小说比较研究》中运用平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两位作家进行探讨，结合时代特点与作家经历梳理出两位作家及其乡土书写的异同，成为该主题研究的另类范式解读。第二，人物形象研究。金裕贞独树一帜的谐谑风格成就了作品中各色人物的人生百态，其对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堪称一绝，也催生出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研究进程，如中国的周苹、韩国的金明淑、金仁和等人均以《金裕贞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研究》为题发表了硕士论文。这些论文多从人物类型及特点入手进行探讨，分析了造成女性人物非正常生活的社会原因和时代原因。第三，女性群体书写。在为数不多的以女性人物形象为主题的研究中，女性卖淫情节引起了不少关注。如明英倍的《金裕贞小说的陪酒女研究》、韩尚和的《金裕贞小说研究——以卖淫和性意识为中心》等都对小说中女性人物特殊的生存方式作了探讨。[1]（6）这些成果从主题、人物形象、比较文学等角度进行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从家庭小说的女性伦理身份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还未发现。因此，本文以金裕贞家庭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夫妻关系和血亲关系等两种家庭关系中的女性伦理身份进行探讨，试图揭示作家隐匿在小说背后的反封建、反殖民的社会批判意识，同时也为构建新时期和谐家庭与健康的两性关系提供启示。
一、夫妻关系的伦理错位与女性伦理道德的丧失“禁忌是古往今来人类伦理秩序形成的基础，也是伦理秩序的保障。从古代开始，人类便通过禁忌对有违道德规范的行为加以约束，因此禁忌也是道德伦理的起源。”[2]（18）贞洁是传统女性必须遵从的道德伦理行为，也是20世纪30年代朝鲜女性的道德伦理禁忌。牢记并遵守这一秩序便是人们期望中的标准女性，20世纪30年代的朝鲜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要求遵从儒家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行为准则。同时，由于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和长期的剥削和压迫，朝鲜的很多男人找不到工作，下层人民没有土地也没法养家糊口，社会和家庭的重担由此落到了女人的身上，而她们也只能是靠出卖肉体当陪酒女或骗婚等方式获取钱财，至此，其伦理身份彻底沦丧。而造成朝鲜女性伦理身份沦丧的直接原因就是夫妻关系的伦理错位。
金裕贞的小说中很少有正常的夫妻关系，婚姻中基本不存在爱情，夫妻间缺少关心和爱护，只有利用与被利用、打骂和金钱。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伦理结构被破坏，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家庭成员角色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男人赚不来钱时，家庭的经济来源只能依靠女人，而女人只能靠出卖自己的肉体赚钱来维持家庭生活。传统的儒家传统“女不侍二夫”“贞操贞洁”观念让位于生存的需要。女人在丈夫教唆和打骂下“陪别的男人睡觉”换取钱财（《骤雨》），或当职业卖淫的“陪酒女”（《锅》《妻子》），或骗婚（《山中来客》），或卖妻（《秋天》）等来挣钱养家。
《骤雨》描绘了丧失生存权的流浪农民春浩和他妻子的故事。春浩一家度日艰难，一贫如洗，为躲债、走投无路逃奔到异地，没有土地，也租不到土地，家庭几乎没什么经济来源，只能靠春浩妻与别人换工或是采摘野菜换取粮食勉强度日。春浩想通过赌博改变命运，到汉城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两元钱的赌资，丈夫便强迫妻子陪李老爷睡觉。妻子碍于伦理道德的约束开始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结果换来的是丈夫对妻子的家暴。春浩妻经不起丈夫的打骂，最终走上卖身赚钱的道路。在她卖身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内心是很复杂的。
尽管她生平第一次受到那样的凌辱，做了那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可毕竟还是成功了……只是担心要是让丈夫知道了这事儿，那非得把她打死不可。她既高兴又担忧，冒着大雨飞快地朝自己家奔去。[3]（28）
春浩妻在事后感觉像卸下了一个沉重包袱，内心变得格外轻松，自己遭受到的耻辱不算什么，丈夫交代的事情才是大事。但是她又不确定丈夫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所以内心既高兴又担忧。在丈夫知道可以得到两元钱后不但没有打她，反而对她呵护备至，二人一起憧憬着去汉城过上好日子。
春浩妻和丈夫的伦理关系发生错位，本该“赚钱养家”的男人和“在家相夫教子”的妻子的位置被置换，这也就导致了女性伦理道德观念的沦丧。妻子虽然是在丈夫的唆使下“陪睡赚钱”，但她没有为这种违背伦理的行为痛苦不堪，而是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本能。“他们本是有伦理的，遵守道德规范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沦为富人的副产物。从他们的生活状态可以闻到当时农村的生活充斥着疲惫气息的味道，他们的生活遭到践踏和蹂躏。”[4]（50～51）这真实地揭露了当时人们家庭生活的畸形状态和生活的异常艰辛。
在20世纪30年代的朝鲜农村，时常能够看到陪酒女的身影。陪酒女是农村从秋收结束到第二年春天农忙之前，在农村流浪并在客店留宿，通过卖酒、卖身获取金钱而生活的女人。[5]（301）金裕贞的小说《锅》和《妻子》，就是描写陪酒女生活的痛苦和不易的。
在金裕贞的小说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不要说干农活儿，即使做木材生意，也很难糊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不挨饿，怎样生存下去，因此他们非常羡慕陪酒女的生活，甚至希望自己或自己的老婆也成为陪酒女。
实际上她比我更有打算。她说种这点田能管什么用，还不如出去做个陪酒女，做点卖酒生意。这还真是个好主意。比起只赔不赚、一年辛苦到头的种田来，干这一行至少能吃得饱穿得暖，想吃啥就吃啥…… [6]（174）
由此来看，在最基本的温饱都不能满足的生活中，用道德和伦理来约束人们是毫无用处的。“陪酒女”虽不符合传统道德的规范，但也不是谁想做都能做的。在《妻子》里，丈夫希望自己的妻子当陪酒女赚钱。妻子为了成为陪酒女，自行练习唱歌，上夜校学习新式唱法，和村里的地痞混子一起喝酒、嬉笑。但是，丈夫目睹这些情境后忍受不了，就想让自己的妻子放弃当陪酒女。不过丈夫却没有放弃靠妻子赚钱的想法，于是他又打起了新主意，想让妻子多生儿子卖钱换米。在丈夫的眼里，妻子是一个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生产工具，即使不能做陪酒女赚钱，也可以通过生孩子、卖孩子来增加家里的收入，是一个有经济价值的商品。
金裕贞的小说中所描绘的卖淫使“性”工具化，这是极度贫困导致脱伦理化行为产生的原因。“性”本是夫妻之间交流的桥梁，是繁衍后代的中介，而在金裕贞的小说中“性”则成了故事中家庭谋生的工具，这种错位的非伦理性的行为的出现和盛行与当时的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的变化及贫困的家庭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
二、血亲关系的伦理压榨与女性伦理身份的混杂化朝鲜民族的家庭观念很强，血缘关系、家庭伦理在他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在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家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能指，而血亲关系更是家族关系的社会认知，血亲主要是指出于同一祖先，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在传统的家族结构中，人们都需要遵循特定的伦理秩序，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惠幼顺、男耕女织等家庭伦理要求。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经济一片凋零，日本为了把朝鲜变成其战备粮食基地，加大了剥削力度。而在城市里则极力地压榨工厂工人的剩余劳动力。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原本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骤然崩塌，转而形成了一种内外压榨式的殖民关系。而在这一关系中，女性伦理身份再次发生变化，除了承受之前的性别压榨外，还要忍受来自家庭内外的精神压榨，最终沦为混杂伦理身份的容器。金裕贞的家庭小说中除了描写夫妻关系，还有一些作品描写的是关于殖民统治下的血亲关系，准确地说是姐弟关系，如小说《生的伴侣》《烟雾》。这些作品都描述了作为城市女工的“姐姐”一方面受到殖民统治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每天累得半死却拿不到多少工资；另一方面又要养活体弱多病、赚不来钱的弟弟，甚至还有游手好闲的男朋友。从另外的角度来说，这些姐姐的形象是受到双重剥削的受害者形象。为什么在金裕贞的作品中一再凸显“姐—弟”这一伦理关系，为何不是兄弟或是姐妹，偏偏选择姐弟，原因就在于作为男性的弟弟，在传统意义上其地位处于家庭结构的核心。在封建的男权社会中，男性处于主导地位，男性作为家长对家族负有基本的责任，兼有顾家，保护家族女性的使命。但是在殖民语境下，其作为男性的话语权被剥夺，转而向女性，就是作品中的姐姐寻求庇护，这也就暗示着殖民地的男性已然幻化为家庭内部的殖民者，在家庭中继续对女性进行剥削与压榨。而在这一压榨过程中，女性的伦理身份也由最初的家庭主妇转变为女工、女家长、女奴隶等多重混杂性的伦理身份。
姐姐在洋装部上班。早晨六点左右就出门，下午五点才下班。做一天工可以拿 70 分钱，一个月下来除去休息日可以挣 19 块。她们姐弟俩的生活全靠这点钱维持。但工厂做工的活儿对身单力薄的她来说可真是一件难以忍受的苦差事。到工厂做工還不到五年，她整个变了个人似的。两眼暗淡发黄，浑身上下都没有血色，像被抽干了一样。[7]（286～287）
从引文可以看出，姐姐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剥削和压迫下已经瘦骨嶙峋、不成人样。工作上的艰辛、家庭生活的不如意和内心的苦闷使“姐姐”的性情变得变化莫测。姐姐经常打骂闲在家的弟弟，发泄不满的情绪，有时又对弟弟十分关心和照顾，在这里，弟弟既是姐姐的亲人，也是牵绊，甚至是变相的剥削者。
在小说《烟雾》中，姐姐需要供养两个男人，即弟弟和她的男朋友。姐姐早出晚归，工厂做工赚来的钱却入不敷出。有时，弟弟想替姐姐分担点家庭负担，打算去送报纸赚钱贴补家用，但姐姐知道后又开始担心弟弟的身体。“你说什么傻话，送报纸算什么工作呀。你身体又不好，怎么能去干那种活儿……什么也别说了，只要你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好。”[8]（333）一方面姐姐深爱着自己的弟弟，不忍心让身体羸弱的弟弟去工作赚钱；另一方面姐姐被生活的艰辛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也忍不住对弟弟大喊大叫。这种矛盾的心理一直在她的心里充溢着。
前面提到的两部作品中出现的姐姐都是当时朝鲜苦难女性劳动者的真实形象写照。工作强度高，工资却极低，而微薄的收入又要负担家庭几口人的生活。“姐姐”有三重身份，一是职业女工，靠自己的努力工作赚取工资；二是家长，长姐为母，照顾身体羸弱、赚不来钱的弟弟；三是女奴，受到日本殖民统治和封建家长制的双重压制和剥削。
三、金裕贞家庭小说中女性伦理身份混杂性的成因与作家的批判性哲思文学伦理学认为，“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的道德经验的记述，几乎在所有的文学文本的伦理结构中都存在一条或数条伦理线，一个或数个伦理结。伦理结总被一条或数条伦理线串联或并联在一起，构成文学文本多种多样的伦理结构。”[2]（20）要找出导致伦理混乱的原因，显然寻找和结构文学作品中的伦理线与伦理结是十分重要的。
金裕贞小说描写的家庭主要有两类：一是夫妻型的家庭。在这类家庭中，夫妻之间没有爱情，靠出卖女人的身体换取钱财维持家庭的生存和稳定。男人无能、猥琐，赚不来钱，却幻想通过赌博、淘金、偷盗等方式过上好日子；女人虽然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在家里却仍没有平等的地位，一切听从丈夫的安排，家庭虽然有很多的矛盾，但是最终仍然保持婚姻的稳定。二是姐弟型的家庭。在这类家庭中，姐弟之间的感情在现实中具有矛盾性。弟弟没有工作，在家白吃白喝，姐姐去工厂做工辛苦却赚不到更多的钱，疲惫不堪的姐姐有时对弟弟又打又骂，而弟弟走了又疯狂地去找。针对上述两种家庭关系中女性伦理身份的混杂性，需要找到小说中的伦理线与伦理结。而经过前两节的分析，笔者认为这种伦理身份混杂性的形成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从艺术建构上看与作家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从写作意义上看与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第一，作家的成长经历使他更加关注女性的命运。金裕贞七岁时，母亲因病离他而去，丧母之痛还没有治愈，两年后他的父亲也离开了人世，父母相继离世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伤痛，使他一度迷惘和不知所措。他成了孤儿后，孤独感一直伴随着他。原本富裕的家庭也因为父亲的去世、长兄的不务正业、酗酒赌博逐渐没落。姐姐软弱、顺从，也没给金裕贞更多的温暖和呵护。他心中的失落、空虚和孤独一直伴随他走过童年、青少年甚至到长大成人。
金裕贞希望从爱情中得到爱和温暖，但他喜欢的人却偏偏不爱他。他曾爱上一个比自己大的妓女朴绿珠，狂热地追求了4年，写了不知多少封情书，却遭到了断然的拒绝。相依为命的二姐也因婚姻不幸、性格暴躁时常打骂他。后来由于疾病缠身、经济贫困等多种原因导致他得了抑郁症。金裕贞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缺少爱和安全感，投射在他的作品中就是和主流社会的背离、社会底层家庭婚姻的物化、缺失感及姐弟亲情关系的不和谐，故事中充满悲凉的色彩和无奈的基调。但是金裕贞一直对爱有着强烈的渴望，对幸福家庭非常憧憬和向往，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夫妻、姐弟虽有矛盾，但是结果还是圆满解决，即夫妻没有离婚，姐弟没有分开。
第二，殖民统治造成的贫困是女性伦理身份混杂化的直接原因。金裕贞的作品大多发表于 1935—1937 年期间，他的作品中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及女性伦理身份的书写与当时日本殖民统治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日本殖民者制定了严苛的土地制度，致使韩国的农村社会毫无生机。日本侵略者打着“内外一体”的口号，大肆掠夺粮食、搜刮钱财、剥削压榨劳动人民，为日本侵略亚洲其他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战备物资，造成了韩国社会食不果腹、人心惶惶、一片凋零的景象，极贫是社会底层民众面临的最大问题。
家里能拿的东西，现在只剩下放磨子的大木盆和簸箕了。除此之外，虽说还有筛子啦，碗儿啊罐儿啊什么的，可是，不是破了就是旧了，一点也派不上用场。[9]（33）
从上文可以看出韩国农村社会的贫困、悲惨和凄凉。金裕贞总是把眼光聚焦在社会底层，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们的悲伤和痛苦并试图揭示深层次原因。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社会底层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流离失所的游民、贫民和妓女，他们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尤其是女性的命运更是无法自己左右，她们出卖自己的肉体赚钱也是为了丈夫或孩子。她们只能苟活于乱世中。
读金裕贞的小说，能处处感受到作者对社会底层家庭中女性的怜悯和关爱之情。同时，金裕贞小说中处于极贫处境下的社會底层家庭中的人民没有抱怨、愤怒，也没有反抗和对抗，而是悲戚地积极地生活，不管是采取赌博、卖淫、偷盗、掘金什么方式，总是在抱有美好的设想和期许中坚强地生活。
第三，传统伦理道德被破坏引发家庭观的变化。在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朝鲜，三纲五常观念深入人心。夫为妻纲，男主外女主内是家庭生活的基本模式。婚姻中的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则要遵守“女不侍二夫”“贞操贞洁”的观念。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并对其进行殖民统治时期，男人无法担负起养家的重担，于是把女人推到了赚钱、养家的前台，所以此时女人的贞洁观念已经让位于生存的需要，降低了道德底线。
作家的成长经历、殖民统治造成的贫困及社会伦理观念变化等是造成金裕贞小说中女性伦理身份混杂化的原因，作家对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虽然没有直接予以批判，但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当时社会不合理制度的不满和对社会底层女性的同情。
四、结论
金裕贞非常欣赏女性乐观、坚韧、善良的性格，所以常常关注女性的命运，女性受到压迫却无力反抗，但是她们也没有抱怨生活，而是积极地寻找解决生活危机的办法，维系家庭正常的运转。金裕贞家庭小说中描绘了受到双重压迫的女性，即农村中被迫卖身的家庭妇女、职业妓女型的卖酒女和都市中受剥削的女工，并通过描写她们不幸的命运来表现朝鲜底层社会普遍的社会悲剧。女性的悲剧命运是与殖民统治造成的贫困和男权社会男女不平等、对女性的压迫和禁锢分不开的。极贫造成了社会“卖淫”、赌博、寻金的盛行，封建夫权制度使女人听从丈夫的安排、对丈夫不离不弃。女性的命运不是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她们在男权社会中被动却积极地生活。
金裕贞早期的生活经历使其思想蒙上了浓厚的女性崇拜意识，孤独的成长经历和不尽如人意的都市生活孕育了其一定程度的宿命观，这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造就了其小说的悲剧意识。
参考文献：
[1]周苹：《金裕贞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3][朝]金裕贞：《骤雨》，《金裕贞短篇小说选》，李玉花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
[4][韩]滨英尚：《金裕贞小说研究——以作品人物的现实状况为中心》，韩国庆熙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
[5]郑明仲：《日帝下农村崩坏样相的小说的受容——以金裕贞的农村小说为中心》，《徽学》，2012年第七卷。
[6][朝]金裕贞：《妻子》，[韩]全信宰，《原版金裕贞全集》，韩国春川：翰林大学出版部，1987年。
[7][朝]金裕贞：《生之伴侣》，[韩]全信宰，《原版金裕贞全集》，韩国春川：翰林大学出版部，1987年。
[8][朝]金裕贞：《烟雾》，[韩]全信宰，《原版金裕贞全集》，韩国春川：翰林大学出版部，1987年。
[9][朝]金裕贞：《锅》，《金裕贞短篇小说选》，李玉花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
[责任编辑全红]
[关键词]金裕贞；朝鲜；家庭小说；女性；伦理
[中图分类号]I3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4-0085-05
[收稿日期]2017-03-05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項目《沈从文与金裕贞小说中的“乡土情结”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3WLH48。
[作者简介]肖丽艳，女，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朝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张家界627000）
金裕贞（1908—1937）是20世纪30年代朝鲜文坛的知名作家。1933年他创作了第一部小说《山中来客》， 1935年在《朝鲜日报》上发表《骤雨》并正式步入文坛，但却于1937年英年早逝，创作时间仅仅5年多。其间，他创作了30多篇短篇小说、1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和10余篇随笔，主要作品有《骤雨》《春》《妻子》《贞操》《秋天》《乡间行客》《生的伴侣》《锅》《采金子的黄豆地》《小伙儿和狭口蛙》《山茶花》等。金裕贞的小说多以家庭关系、家庭悲剧为题材，展现了爱情、婚姻、亲情等伦理关系。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金裕贞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第一，乡土情结。仲梅在其硕士论文《沈从文与金裕贞乡土小说比较研究》中运用平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两位作家进行探讨，结合时代特点与作家经历梳理出两位作家及其乡土书写的异同，成为该主题研究的另类范式解读。第二，人物形象研究。金裕贞独树一帜的谐谑风格成就了作品中各色人物的人生百态，其对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堪称一绝，也催生出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研究进程，如中国的周苹、韩国的金明淑、金仁和等人均以《金裕贞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研究》为题发表了硕士论文。这些论文多从人物类型及特点入手进行探讨，分析了造成女性人物非正常生活的社会原因和时代原因。第三，女性群体书写。在为数不多的以女性人物形象为主题的研究中，女性卖淫情节引起了不少关注。如明英倍的《金裕贞小说的陪酒女研究》、韩尚和的《金裕贞小说研究——以卖淫和性意识为中心》等都对小说中女性人物特殊的生存方式作了探讨。[1]（6）这些成果从主题、人物形象、比较文学等角度进行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从家庭小说的女性伦理身份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还未发现。因此，本文以金裕贞家庭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夫妻关系和血亲关系等两种家庭关系中的女性伦理身份进行探讨，试图揭示作家隐匿在小说背后的反封建、反殖民的社会批判意识，同时也为构建新时期和谐家庭与健康的两性关系提供启示。
一、夫妻关系的伦理错位与女性伦理道德的丧失“禁忌是古往今来人类伦理秩序形成的基础，也是伦理秩序的保障。从古代开始，人类便通过禁忌对有违道德规范的行为加以约束，因此禁忌也是道德伦理的起源。”[2]（18）贞洁是传统女性必须遵从的道德伦理行为，也是20世纪30年代朝鲜女性的道德伦理禁忌。牢记并遵守这一秩序便是人们期望中的标准女性，20世纪30年代的朝鲜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要求遵从儒家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行为准则。同时，由于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和长期的剥削和压迫，朝鲜的很多男人找不到工作，下层人民没有土地也没法养家糊口，社会和家庭的重担由此落到了女人的身上，而她们也只能是靠出卖肉体当陪酒女或骗婚等方式获取钱财，至此，其伦理身份彻底沦丧。而造成朝鲜女性伦理身份沦丧的直接原因就是夫妻关系的伦理错位。
金裕贞的小说中很少有正常的夫妻关系，婚姻中基本不存在爱情，夫妻间缺少关心和爱护，只有利用与被利用、打骂和金钱。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伦理结构被破坏，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家庭成员角色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男人赚不来钱时，家庭的经济来源只能依靠女人，而女人只能靠出卖自己的肉体赚钱来维持家庭生活。传统的儒家传统“女不侍二夫”“贞操贞洁”观念让位于生存的需要。女人在丈夫教唆和打骂下“陪别的男人睡觉”换取钱财（《骤雨》），或当职业卖淫的“陪酒女”（《锅》《妻子》），或骗婚（《山中来客》），或卖妻（《秋天》）等来挣钱养家。
《骤雨》描绘了丧失生存权的流浪农民春浩和他妻子的故事。春浩一家度日艰难，一贫如洗，为躲债、走投无路逃奔到异地，没有土地，也租不到土地，家庭几乎没什么经济来源，只能靠春浩妻与别人换工或是采摘野菜换取粮食勉强度日。春浩想通过赌博改变命运，到汉城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两元钱的赌资，丈夫便强迫妻子陪李老爷睡觉。妻子碍于伦理道德的约束开始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结果换来的是丈夫对妻子的家暴。春浩妻经不起丈夫的打骂，最终走上卖身赚钱的道路。在她卖身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内心是很复杂的。
尽管她生平第一次受到那样的凌辱，做了那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可毕竟还是成功了……只是担心要是让丈夫知道了这事儿，那非得把她打死不可。她既高兴又担忧，冒着大雨飞快地朝自己家奔去。[3]（28）
春浩妻在事后感觉像卸下了一个沉重包袱，内心变得格外轻松，自己遭受到的耻辱不算什么，丈夫交代的事情才是大事。但是她又不确定丈夫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所以内心既高兴又担忧。在丈夫知道可以得到两元钱后不但没有打她，反而对她呵护备至，二人一起憧憬着去汉城过上好日子。
春浩妻和丈夫的伦理关系发生错位，本该“赚钱养家”的男人和“在家相夫教子”的妻子的位置被置换，这也就导致了女性伦理道德观念的沦丧。妻子虽然是在丈夫的唆使下“陪睡赚钱”，但她没有为这种违背伦理的行为痛苦不堪，而是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本能。“他们本是有伦理的，遵守道德规范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沦为富人的副产物。从他们的生活状态可以闻到当时农村的生活充斥着疲惫气息的味道，他们的生活遭到践踏和蹂躏。”[4]（50～51）这真实地揭露了当时人们家庭生活的畸形状态和生活的异常艰辛。
在20世纪30年代的朝鲜农村，时常能够看到陪酒女的身影。陪酒女是农村从秋收结束到第二年春天农忙之前，在农村流浪并在客店留宿，通过卖酒、卖身获取金钱而生活的女人。[5]（301）金裕贞的小说《锅》和《妻子》，就是描写陪酒女生活的痛苦和不易的。
在金裕贞的小说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不要说干农活儿，即使做木材生意，也很难糊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不挨饿，怎样生存下去，因此他们非常羡慕陪酒女的生活，甚至希望自己或自己的老婆也成为陪酒女。
实际上她比我更有打算。她说种这点田能管什么用，还不如出去做个陪酒女，做点卖酒生意。这还真是个好主意。比起只赔不赚、一年辛苦到头的种田来，干这一行至少能吃得饱穿得暖，想吃啥就吃啥…… [6]（174）
由此来看，在最基本的温饱都不能满足的生活中，用道德和伦理来约束人们是毫无用处的。“陪酒女”虽不符合传统道德的规范，但也不是谁想做都能做的。在《妻子》里，丈夫希望自己的妻子当陪酒女赚钱。妻子为了成为陪酒女，自行练习唱歌，上夜校学习新式唱法，和村里的地痞混子一起喝酒、嬉笑。但是，丈夫目睹这些情境后忍受不了，就想让自己的妻子放弃当陪酒女。不过丈夫却没有放弃靠妻子赚钱的想法，于是他又打起了新主意，想让妻子多生儿子卖钱换米。在丈夫的眼里，妻子是一个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生产工具，即使不能做陪酒女赚钱，也可以通过生孩子、卖孩子来增加家里的收入，是一个有经济价值的商品。
金裕贞的小说中所描绘的卖淫使“性”工具化，这是极度贫困导致脱伦理化行为产生的原因。“性”本是夫妻之间交流的桥梁，是繁衍后代的中介，而在金裕贞的小说中“性”则成了故事中家庭谋生的工具，这种错位的非伦理性的行为的出现和盛行与当时的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的变化及贫困的家庭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
二、血亲关系的伦理压榨与女性伦理身份的混杂化朝鲜民族的家庭观念很强，血缘关系、家庭伦理在他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在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家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能指，而血亲关系更是家族关系的社会认知，血亲主要是指出于同一祖先，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在传统的家族结构中，人们都需要遵循特定的伦理秩序，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惠幼顺、男耕女织等家庭伦理要求。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经济一片凋零，日本为了把朝鲜变成其战备粮食基地，加大了剥削力度。而在城市里则极力地压榨工厂工人的剩余劳动力。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原本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骤然崩塌，转而形成了一种内外压榨式的殖民关系。而在这一关系中，女性伦理身份再次发生变化，除了承受之前的性别压榨外，还要忍受来自家庭内外的精神压榨，最终沦为混杂伦理身份的容器。金裕贞的家庭小说中除了描写夫妻关系，还有一些作品描写的是关于殖民统治下的血亲关系，准确地说是姐弟关系，如小说《生的伴侣》《烟雾》。这些作品都描述了作为城市女工的“姐姐”一方面受到殖民统治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每天累得半死却拿不到多少工资；另一方面又要养活体弱多病、赚不来钱的弟弟，甚至还有游手好闲的男朋友。从另外的角度来说，这些姐姐的形象是受到双重剥削的受害者形象。为什么在金裕贞的作品中一再凸显“姐—弟”这一伦理关系，为何不是兄弟或是姐妹，偏偏选择姐弟，原因就在于作为男性的弟弟，在传统意义上其地位处于家庭结构的核心。在封建的男权社会中，男性处于主导地位，男性作为家长对家族负有基本的责任，兼有顾家，保护家族女性的使命。但是在殖民语境下，其作为男性的话语权被剥夺，转而向女性，就是作品中的姐姐寻求庇护，这也就暗示着殖民地的男性已然幻化为家庭内部的殖民者，在家庭中继续对女性进行剥削与压榨。而在这一压榨过程中，女性的伦理身份也由最初的家庭主妇转变为女工、女家长、女奴隶等多重混杂性的伦理身份。
姐姐在洋装部上班。早晨六点左右就出门，下午五点才下班。做一天工可以拿 70 分钱，一个月下来除去休息日可以挣 19 块。她们姐弟俩的生活全靠这点钱维持。但工厂做工的活儿对身单力薄的她来说可真是一件难以忍受的苦差事。到工厂做工還不到五年，她整个变了个人似的。两眼暗淡发黄，浑身上下都没有血色，像被抽干了一样。[7]（286～287）
从引文可以看出，姐姐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剥削和压迫下已经瘦骨嶙峋、不成人样。工作上的艰辛、家庭生活的不如意和内心的苦闷使“姐姐”的性情变得变化莫测。姐姐经常打骂闲在家的弟弟，发泄不满的情绪，有时又对弟弟十分关心和照顾，在这里，弟弟既是姐姐的亲人，也是牵绊，甚至是变相的剥削者。
在小说《烟雾》中，姐姐需要供养两个男人，即弟弟和她的男朋友。姐姐早出晚归，工厂做工赚来的钱却入不敷出。有时，弟弟想替姐姐分担点家庭负担，打算去送报纸赚钱贴补家用，但姐姐知道后又开始担心弟弟的身体。“你说什么傻话，送报纸算什么工作呀。你身体又不好，怎么能去干那种活儿……什么也别说了，只要你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好。”[8]（333）一方面姐姐深爱着自己的弟弟，不忍心让身体羸弱的弟弟去工作赚钱；另一方面姐姐被生活的艰辛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也忍不住对弟弟大喊大叫。这种矛盾的心理一直在她的心里充溢着。
前面提到的两部作品中出现的姐姐都是当时朝鲜苦难女性劳动者的真实形象写照。工作强度高，工资却极低，而微薄的收入又要负担家庭几口人的生活。“姐姐”有三重身份，一是职业女工，靠自己的努力工作赚取工资；二是家长，长姐为母，照顾身体羸弱、赚不来钱的弟弟；三是女奴，受到日本殖民统治和封建家长制的双重压制和剥削。
三、金裕贞家庭小说中女性伦理身份混杂性的成因与作家的批判性哲思文学伦理学认为，“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的道德经验的记述，几乎在所有的文学文本的伦理结构中都存在一条或数条伦理线，一个或数个伦理结。伦理结总被一条或数条伦理线串联或并联在一起，构成文学文本多种多样的伦理结构。”[2]（20）要找出导致伦理混乱的原因，显然寻找和结构文学作品中的伦理线与伦理结是十分重要的。
金裕贞小说描写的家庭主要有两类：一是夫妻型的家庭。在这类家庭中，夫妻之间没有爱情，靠出卖女人的身体换取钱财维持家庭的生存和稳定。男人无能、猥琐，赚不来钱，却幻想通过赌博、淘金、偷盗等方式过上好日子；女人虽然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在家里却仍没有平等的地位，一切听从丈夫的安排，家庭虽然有很多的矛盾，但是最终仍然保持婚姻的稳定。二是姐弟型的家庭。在这类家庭中，姐弟之间的感情在现实中具有矛盾性。弟弟没有工作，在家白吃白喝，姐姐去工厂做工辛苦却赚不到更多的钱，疲惫不堪的姐姐有时对弟弟又打又骂，而弟弟走了又疯狂地去找。针对上述两种家庭关系中女性伦理身份的混杂性，需要找到小说中的伦理线与伦理结。而经过前两节的分析，笔者认为这种伦理身份混杂性的形成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从艺术建构上看与作家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从写作意义上看与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第一，作家的成长经历使他更加关注女性的命运。金裕贞七岁时，母亲因病离他而去，丧母之痛还没有治愈，两年后他的父亲也离开了人世，父母相继离世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伤痛，使他一度迷惘和不知所措。他成了孤儿后，孤独感一直伴随着他。原本富裕的家庭也因为父亲的去世、长兄的不务正业、酗酒赌博逐渐没落。姐姐软弱、顺从，也没给金裕贞更多的温暖和呵护。他心中的失落、空虚和孤独一直伴随他走过童年、青少年甚至到长大成人。
金裕贞希望从爱情中得到爱和温暖，但他喜欢的人却偏偏不爱他。他曾爱上一个比自己大的妓女朴绿珠，狂热地追求了4年，写了不知多少封情书，却遭到了断然的拒绝。相依为命的二姐也因婚姻不幸、性格暴躁时常打骂他。后来由于疾病缠身、经济贫困等多种原因导致他得了抑郁症。金裕贞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缺少爱和安全感，投射在他的作品中就是和主流社会的背离、社会底层家庭婚姻的物化、缺失感及姐弟亲情关系的不和谐，故事中充满悲凉的色彩和无奈的基调。但是金裕贞一直对爱有着强烈的渴望，对幸福家庭非常憧憬和向往，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夫妻、姐弟虽有矛盾，但是结果还是圆满解决，即夫妻没有离婚，姐弟没有分开。
第二，殖民统治造成的贫困是女性伦理身份混杂化的直接原因。金裕贞的作品大多发表于 1935—1937 年期间，他的作品中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及女性伦理身份的书写与当时日本殖民统治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日本殖民者制定了严苛的土地制度，致使韩国的农村社会毫无生机。日本侵略者打着“内外一体”的口号，大肆掠夺粮食、搜刮钱财、剥削压榨劳动人民，为日本侵略亚洲其他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战备物资，造成了韩国社会食不果腹、人心惶惶、一片凋零的景象，极贫是社会底层民众面临的最大问题。
家里能拿的东西，现在只剩下放磨子的大木盆和簸箕了。除此之外，虽说还有筛子啦，碗儿啊罐儿啊什么的，可是，不是破了就是旧了，一点也派不上用场。[9]（33）
从上文可以看出韩国农村社会的贫困、悲惨和凄凉。金裕贞总是把眼光聚焦在社会底层，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们的悲伤和痛苦并试图揭示深层次原因。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社会底层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流离失所的游民、贫民和妓女，他们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尤其是女性的命运更是无法自己左右，她们出卖自己的肉体赚钱也是为了丈夫或孩子。她们只能苟活于乱世中。
读金裕贞的小说，能处处感受到作者对社会底层家庭中女性的怜悯和关爱之情。同时，金裕贞小说中处于极贫处境下的社會底层家庭中的人民没有抱怨、愤怒，也没有反抗和对抗，而是悲戚地积极地生活，不管是采取赌博、卖淫、偷盗、掘金什么方式，总是在抱有美好的设想和期许中坚强地生活。
第三，传统伦理道德被破坏引发家庭观的变化。在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朝鲜，三纲五常观念深入人心。夫为妻纲，男主外女主内是家庭生活的基本模式。婚姻中的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则要遵守“女不侍二夫”“贞操贞洁”的观念。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并对其进行殖民统治时期，男人无法担负起养家的重担，于是把女人推到了赚钱、养家的前台，所以此时女人的贞洁观念已经让位于生存的需要，降低了道德底线。
作家的成长经历、殖民统治造成的贫困及社会伦理观念变化等是造成金裕贞小说中女性伦理身份混杂化的原因，作家对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虽然没有直接予以批判，但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当时社会不合理制度的不满和对社会底层女性的同情。
四、结论
金裕贞非常欣赏女性乐观、坚韧、善良的性格，所以常常关注女性的命运，女性受到压迫却无力反抗，但是她们也没有抱怨生活，而是积极地寻找解决生活危机的办法，维系家庭正常的运转。金裕贞家庭小说中描绘了受到双重压迫的女性，即农村中被迫卖身的家庭妇女、职业妓女型的卖酒女和都市中受剥削的女工，并通过描写她们不幸的命运来表现朝鲜底层社会普遍的社会悲剧。女性的悲剧命运是与殖民统治造成的贫困和男权社会男女不平等、对女性的压迫和禁锢分不开的。极贫造成了社会“卖淫”、赌博、寻金的盛行，封建夫权制度使女人听从丈夫的安排、对丈夫不离不弃。女性的命运不是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她们在男权社会中被动却积极地生活。
金裕贞早期的生活经历使其思想蒙上了浓厚的女性崇拜意识，孤独的成长经历和不尽如人意的都市生活孕育了其一定程度的宿命观，这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造就了其小说的悲剧意识。
参考文献：
[1]周苹：《金裕贞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3][朝]金裕贞：《骤雨》，《金裕贞短篇小说选》，李玉花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
[4][韩]滨英尚：《金裕贞小说研究——以作品人物的现实状况为中心》，韩国庆熙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
[5]郑明仲：《日帝下农村崩坏样相的小说的受容——以金裕贞的农村小说为中心》，《徽学》，2012年第七卷。
[6][朝]金裕贞：《妻子》，[韩]全信宰，《原版金裕贞全集》，韩国春川：翰林大学出版部，1987年。
[7][朝]金裕贞：《生之伴侣》，[韩]全信宰，《原版金裕贞全集》，韩国春川：翰林大学出版部，1987年。
[8][朝]金裕贞：《烟雾》，[韩]全信宰，《原版金裕贞全集》，韩国春川：翰林大学出版部，1987年。
[9][朝]金裕贞：《锅》，《金裕贞短篇小说选》，李玉花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
[责任编辑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