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分类
刘健
提 要：卢维语是古代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地区的一种语言，书写采用楔文与象形两种形式。二者在词汇、语法特征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但在使用范围、书写材料、文献内容和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对现存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根据载体、石刻形制以及内容进行分类研究，有助于辨析赫梯宗教与世俗统治合一的传统以及赫梯王国与新赫梯时期文化一脉相承的特征。
关键词：卢维语象形文字；材质分类；石刻形制分类；内容分类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1.004
古代安纳托利亚地区文字书写的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目前已经发现的有文字记录的语言多达10余种以上，计有赫梯语、哈梯语、帕莱语、卢维语楔形文字和卢维语象形文字、胡里语、阿卡德语、弗里吉亚语、吕西亚语、吕底亚语、卡里亚语等。另外，文献记录中有迹象表明，当时安纳托利亚居民也一定经使用过其他语言，只不过未形成文字或尚未发现，其中包含部分印度-伊朗语支的语言。
上述语言多借用两河流域平原的楔形文字表达，弗里吉亚语等后期语言才开始采用字母化的文字，惟卢维语同时采用了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
在西方学界，卢维语象形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主要集中在文物采集、文字学和语言学、文献译注以及相关历史研究等领域，但对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并未予严格分类，亦无专题研究。本文擬就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载体、石刻形制、内容等相关问题加以探讨，以期辨析赫梯宗教与世俗统治合一的传统以及赫梯王国与新赫梯时期文化一脉相承的特征。
卢维语的主要使用者是卢维人。卢维人在公元前19世纪左右随印欧人移民浪潮到达安纳托利亚高原，同时或先后到达的古代民族还包括赫梯人和帕莱人。这些印欧人移民与当地的原住民——文献中称为“哈梯人”——逐渐融合，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建立了以赫梯人为主体的专制国家，并共同创造了广义上的赫梯文明。
卢维人主要生活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部。公元前15世纪以前，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的部分地区已被称为卢维亚（Luwiya），这个地区曾经是赫梯王国的边陲地带。大约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这里由一个被称为阿尔扎瓦（Arzawa）的国家占据，它吸纳安纳托利亚西部和西南部众多小国，形成了一股可以与赫梯王国抗衡的势力。卢维人还在安纳托利亚南部沿海建立据点，曾一度占据安纳托利亚整个南部沿海地区。埃及文献、赫梯文献以及古典文献中多次提及的卢卡人（Lukka）应该也是卢维人的组成部分。赫梯帝国灭亡后，部分卢维人应该仍然生活在传统区域，与后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吕底亚人、吕西亚人和弗里吉亚人融合，一部分卢维人应该迁至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东南部以及叙利亚北部地区，建立政权，并且与各地的阿拉米人和腓尼基人等共同生活，逐渐融合。最终，在公元前9世纪的亚述帝国征服运动中被纳入亚述帝国版图。
卢维语与其他古代安纳托利亚语言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用两种文字表达一种语言：一种是楔形文字，一种是象形文字。卢维语楔形文字铭文主要记录在泥板上，内容主要涉及宗教仪式活动，另外在赫梯语文献中也夹杂着大量卢维语词汇。相比之下，卢维语象形文字的使用范围、区域、文献类型和内容则要广泛得多。
卢维语象形文字使用的年代在赫梯王国（约公元前1650—前1200年）统治时期，它并非赫梯王国的官方语言，但却见于赫梯国王、王室成员和贵族官员的印玺；赫梯王国灭亡后，这种语言文字在原赫梯国家统治的部分区域使用，成为这些自称为“赫梯王国”的小国的通用语言。这个“赫梯”小国存在的时期被当代学者称为“新赫梯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中叶—前8世纪末）。因此，卢维语象形文字的使用年代跨越赫梯王国和新赫梯时期两个阶段。由于这两个阶段恰逢古代西亚大部分地区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时期，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使用时期又被区分为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两个阶段。
另外，卢维语象形文字的地理分布也有自己的特色。王国时代主要在赫梯国家的首都核心区域和部分西部地区。新赫梯时期的绝大多数文献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东部、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发现，来自亚述帝国的文献记载证明这个区域恰好是“新赫梯”国家的统治区域。可能赫梯王国时期居住在西部疆域的人口在亡国之后迁居至此，建立政权，并带来了卢维语象形文字；也有可能这种语言文字早已在当地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只是较少用于书写，或者使用的是不易保存的书写材料，因此未能留存下来。
二
对于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类型分类，多数学者采用最简单、直观的内容分类方式，比如全面收录新赫梯时期（铁器时代）卢维语象形文字铭文的英国学者J.D. 霍金斯（J. D. Hawkins）直接采用发现地排序；A. 佩恩（Annick Payne）在选取典型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时采用了双语文献、墓碑和纪念碑文、建筑铭文、祭献铭文等划分形式；费德里科·朱斯弗雷迪（Federico Giusfredi）在研究新赫梯经济社会史文献中仅列出了经济文献和王室铭文两种类型。其中的问题在于：
（一）根据文献年代划分的青铜时代铭文和铁器时代铭文的分类过于笼统。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研究集中在铁器时代，即新赫梯时期；对于帝国时期的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学界极少将其纳入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研究范畴，对帝国时期的文献，特别是图塔利亚四世（Tudhaliya IV，约公元前1227—前1209年）和苏皮路里乌玛二世时期石刻文献的类型未做统筹分析；另外，王国时期和新赫梯时期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在结构、内容和功能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问题尚没有涉及。
（二）根据发现地点所做的分类能够突出文献分类的地区特征，有助于复原地区历史文化特征；但无法体现文献的总体特征和类型特征，特别是区域文化的特征。比如，发现于某个新赫梯国家境内各个遗址的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是否具有共性特征？不同的新赫梯国家的石刻文献是否有结构上或类型上的相似性？等等。
（三）以文献内容为依据进行分类具有片面性，未综合考虑空间分布、材质分布以及形制分布特征，未考虑各类文献在铭文结构、格式等方面存在的相似性；另外，在卢维语象形文字研究中，少有研究将印章文献纳入统筹考虑。实际上，王室印章文献的内容、格式，乃至功能和用途与部分石刻文献类型十分相似。
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载体包括石、陶泥、金属等，其中石刻文献居多，用陶泥、金属等制作的印章上的铭文数量次之，另外还有少数刻写在铅皮或铅板上。赫梯人统治时期，其他语言文字主要书写在泥板上，少数书写在金属板上，覆蜡木板可能也是一种书写材料。
在已发现的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中，石刻文献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分布范围最广、内容也最为丰富。在今土耳其、叙利亚境内发现石刻的地点接近200个，在博阿兹柯伊、阿勒颇、卡赫美什、哈马等地发现的文献数量最多，其他多数地点仅发现零散石刻。石刻铭文的字数和篇幅各异，根据文献的篇幅，石刻文献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仅列人名，有些包含有人物身份，大多配有刻画形象或刻在具有特定用途的器物上；第二类铭文内容略为丰富，大多为一句话，如“某人+身份建此城/庙/园/门”或“某人+身份献此碑”。第三类铭文的篇幅较长、结构复杂，系刻在多块条石和石板上，所及内容包括军事、建筑或宗教活动，比如巴切柯伊（Bah?ek?y）碑文：“吾曾于此得到100只瞪羚羊……”，似乎为纪念一次狩猎活动；王宫、神庙以及某些辅助设施的修建过程也是这类铭文的主要记录内容，比如博尔（Bor）碑文描述新赫梯國家图瓦纳（Tuwana）的国王瓦尔帕拉瓦（Warpalawa）为雷神塔珲扎（Tarhunza）修建葡萄园，承诺每年向神祇进献葡萄酒，祈求神祇保佑他福寿安康、国泰民安。另外，敬神、祭祖、墓志、划界、土地赠予等活动也往往要刻勒成文，以为纪念，如向雷神、太阳神等赫梯人所崇拜的主要神祇的敬献；敬献祖先的弗拉克丁（Fraktin）石刻描绘了赫梯帝国晚期国王图塔利亚四世为自己的父亲哈图西里三世（Hattusili III，约公元前1267—前1237年）和母亲普杜海帕（Puduhepa）祭祀的事迹。这类铭文的基本要素包括刻石者的姓名、身份，刻石的目的等内容。篇幅较长的铭文还详细描述勒石或立碑的原因、颂扬刻石者或立碑者的虔诚和功业、祝福神祇并祈求神祇保佑等内容的，有些铭文在结尾处刻写诅咒辞，向胆敢损坏圣物者发出警告。
另外一类主要的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是印章铭文。目前发现的赫梯印章、印鉴大多为平印，发现地主要集中在赫梯首都遗址哈图沙、重要的叙利亚属国乌加里特（Ugarit）中心城市拉斯沙姆拉（Ras Shamra），另外在今土耳其南部遗址塔尔苏斯（Tarsus）有少量发现。公元前15世纪中期以后，赫梯印章图案中开始出现象形符号，后开始具有铭文特征。印章铭文在赫梯国王、王后、王子、官员和附属国国王的印玺和印章上。赫梯国王和王后印玺一般用赫梯语楔形文字和卢维语象形文字同时书写，圆形印鉴分内外两圈，最外圈为赫梯语楔形文字文献，包含国王的家族谱系，如国王名、王后名、其父母名、祖父母名等，最多的可以追溯至五代。王子印、官员印和附属国国王印铭文一般只刻写人名，内容比较简单。内圈为卢维语象形文字符号，一些刻有神祇和国王形象，在图案之间的空白处刻写卢维语象形文字铭文。对于印章上的象形符号是否可以认定为卢维语象形文字铭文，学界的看法不同。反对观点主要认为其中并不包含语法变化，也未形成完整语句。但是，仔细分析印章构成和铭文内容，可以看出赫梯印章上的符号具有表意性质。首先，最简单的象形符号仅有王的名字，如穆尔西里二世（Mursili II，约公元前1321—前1295年）印中心仅刻有穆尔西里王的名字，但其外圈的楔形文字铭文内容十分详实，记作“穆尔西里之印，哈梯国王、英勇的天气神之挚爱，苏皮路里乌玛之子，（乃）大王、哈梯国王、英雄”。楔形文字铭文与象形符号结合，形成完整含义。其次，部分印章上的象形符号标明王的名字和王衔，如苏皮路里乌玛一世（约公元前1350—前1322年）的印章符号由三部分组成，其一为太阳神形象，对应的楔形文字为“dUTU?I”，直译为“吾之太阳神”；其二为“MAGNUS+REX”，对应楔形文字名为“LUGAL.GAL”，译为“圣王”，也是赫梯国王的王衔；第三部分是赫梯国王苏皮路里乌玛的名字。三部分结合表达了完整的含义“吾之太阳神、圣王苏皮路里乌玛”，可以认定为具有铭文性质。多数官员、王子、祭司印章的符号内容属于这一类，比如王子提利沙如玛（Tili?arruma）印（SBo II 15）和“官员”萨乌斯伽穆瓦（Sausgamuwa）印（SBo II 79）。赫梯印章上的象形符号与外圈楔形文字铭文共同表达了完整的铭文含义。印章中心的神祇和国王形象确认了国王印玺的性质，部分印章上出现了国王与王后的王衔和名字，出现了国王的私人名，也是对印章性质的确认。这些要素的结合表明印章上的象形符号具有铭文性质。
铅皮文献数量不多，仅在今土耳其南部遗址库鲁鲁（Kululu，位于开塞利东北75公里）和亚述中心城市阿舒尔发现10篇篇幅不长的文献。刻写在铅皮上的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内容与印章铭文和石刻文献内容均不相同，主要反映日常生活。2009年，考古学者在基尔谢希尔（Kir?ehir）发现一块刻有卢维语象形文字符号的铅板，所记载内容并不十分清楚，似与上述库鲁鲁铅皮文献和阿舒尔铅皮书信不同，也与石刻铭文内容不似，但其书信格式应该可以表明其具有实用功能。
根据铭文载体将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划分为石刻文献、印章铭文和铅皮文献三大类。这种简单的划分能够大致解释印章铭文和铅皮铭文的特征，但是对于数量最多、篇幅最长、内容最为丰富的石刻文献，单纯地依据材质划分则显得过于笼统，故有必要进一步划分。
三
对于石刻的分类，中国学者根据中国文献典籍的记载以及考古发现的证据进行过十分深入的研究。清代学者叶昌炽《语石》中已经对中国碑刻文献进行了全面的分类，后世碑刻学研究者也从多个角度研究过石刻分类问题，其中包括根据铭文内容的分类，也有根据形制的分类，还有的结合内容与形制进行综合分类。就卢维语象形文字石刻文献研究而言，在众多方面与中国碑刻学有相似之处，如岩壁、石碑、石像、建筑墙壁等均可刻字；基本形制上，包括摩崖、碑碣、墓碑、造像和画像等；内容包括纪念碑文、墓碑铭文、雕刻刻画等，只是卢维语象形文字大多为记事铭文，尚未发现经典、经书等刻石。
（一）碑碣
刻有文字或图案的竖石，主要用于纪念和标志目的。已发现的刻有卢维语象形文字铭文的石碑主要采用本地产的石灰岩、玄武岩等。由于石碑具有可移动的特征，因此，卢维语象形文字石碑的发现地点和位置五花八门，所反映的相关线索也十分零散和混乱。比如安达瓦（Andaval，位于尼代省）石碑后移做基督教教堂的地面用石，且被切割为圆形。卡勒泰佩休於（Kaletepe h?yük）发现的石碑铭文明确记录此碑由一位当地王子献给太阳神，似乎是献给神庙的祭祀碑，但因原始位置信息丧失，其具体用途已无从判定。卢维语象形文字石碑大小形状各异，似乎不存在严格的规制，大多呈扁方形，有些略呈方形，比如哈马石刻多数接近方形。多数石碑有刻画形象，碑额大多带双翼太阳圆盘刻画，雷神塔珲扎是主要形象，大多手持神斧和霹雳三叉形武器。刻文在碑阳、碑阴及碑侧均有发现，有些围绕正反面及两侧连续刻写，兼具文字表达和装饰效果。铭文篇幅差异较大，有些仅刻写人名、地名，比如上述安达瓦碑仅刻当地地名纳希提亚（Nahitiya）和统治者名萨鲁瓦尼（Saruwani）；有些铭文可达数行，详细描述勒石刻碑的过程。墓碑发现较少，提尔舍维（Tilsevet）发现的一块玄武岩碑可能是少数可确定的墓碑，碑主人名为乌瓦瓦（Uwawas）。另外，登普（Tünp）发现的一块玄武岩碑铭文记录两个共同体签署的土地买卖契约，应为地券类铭文，具有实用功能。
（二）建筑铭文
主要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哈马和卡赫美什发现，数量较多，大多属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的新赫梯时期，用于宫殿、神庙等建筑；属于赫梯新王国时期的建筑石刻以堤坝或池塘石刻为主。这类建筑物的墙壁大多采用体型巨大的条石修建，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卡赫美什等地发现的刻画主要刻在石板上。相当一部分卢维语象形文字铭文配有雕刻画面。
建筑石刻文字最突出的特点是长篇铭文居多，其中包含双语铭文。长篇铭文连续刻写在多块条石或石板上，前后相连，象形文字符号同时具有连接文献和装饰作用。今土耳其开塞利省发现的卡拉居于（Karakuyu）堤坝建于赫梯王国晚期，铭文刻画在巨大的长方形条石上，内容包括赫梯国王图塔利亚四世的名字和王衔，也有部分神祇和山岳的名字。对于卢维语象形文字研究有重要意义的卡拉泰佩（Karatepe）双语铭文也属于此类，铭文用卢维语象形文字和腓尼基文字刻写在卡拉泰佩要塞大门之上，文献内容与浮雕刻画所展现的场景一致。
（三）摩崖
摩崖石刻依靠天然石壁，就地取材。这类摩崖大多位于道路两侧，有些在山泉、水溪之畔。另外还包括岩洞内的刻画以及在山区开凿的廊道两侧的石刻刻画。
卢维语象形文字使用者在刻写和刻画时，有会对石壁进行磨光处理，有些则直接刻画在粗糙的石壁表面。摩崖上方多有两孔或浅坑，可能用于祭酒或祭水；摩崖浮雕多描绘雷神、山神、水神或保护神形象。据此推断，卢维语象形文字摩崖更加突出宗教祭祀功能。
摩崖石刻的铭文大多较短，多数仅题人名或神名，但也有记事的内容，比如布伦卡亚（Burunkaya）摩崖铭文提及“痛击敌人”。另外，布尔伽马登（Bulgarmaden）石刻铭文的内容与碑碣和建筑铭文相似，有誌颂战功（获得新领土）、致谢神祇护佑、倡议未来统治者服侍众神以及诅咒破坏石刻者的多重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多数摩崖石刻上的题名为新赫梯国家的统治者，不仅刻画统治者的名字，也包含王衔和王室世系，与赫梯国王印玺上的卢维语象形文字铭文十分相似。尽管印章铭文不能归入石刻的分类类型中，但内容的一致性值得关注。
（四）造像
造像以神像居多，目前发现的神像包含塔珲扎雷神像、神后像、库芭芭女神像、牡鹿神库伦提神像等；另外發现一名地方统治者造像，可能立于陵园内。神像的神祇特征、性别特征十分鲜明：标志神祇身份的尖顶帽、雷神的雷电形武器和公牛坐骑、库芭芭女神手持的镜子和石榴、牡鹿神手中的鹿角。这些神祇见于多处造像，也见于摩崖、碑碣等刻画中。相较于鲜明的人物形象，神像铭文十分简短，仅表题献者名字和身份。
（五）器物
器物包含祭坛、祭台、守门兽等大型器物，也有石碗等小型器物。祭坛、祭台等分布于山川、道路、河溪等宗教圣地，往往伴有摩崖或碑碣。在土耳其南部基孜勒山（K?z?lda?）上发现一张在原地岩石上凿出的宝座，应该也是一处与祭祀有关的场所。其椅背处经过打磨，刻有男性人物浮雕，人物头部旁边有铭文，为统治者题名，另外还有两处铭文，三处合在一起题铭为：“强大的、雷神挚爱之人、太阳、大王哈尔塔普（Hartapu），大王、英雄穆尔西里之子，修建这座城市。”
守门兽多见于建筑遗址，马拉什（Mara?）王宫守门狮铭文刻道：“吾乃哈尔帕伦提亚（Halparuntiyas），统治者、古尔古姆（Gurgum）王，总督拉剌玛斯（Laramas）之子，英雄哈尔帕伦提亚之孙，勇者穆瓦塔里之重孙，统治者哈尔帕伦提亚之曾孙，英雄穆维兹（Muwizis）之玄孙，拉剌玛斯总督之后代。（吾乃）众神钟爱之王，人民信任，蜚声境外，受爱戴的、被敬仰的、被喜欢的（？）、甜蜜的王。吾父系众神爱护我，他们拥立我坐上父王的宝座，领塔珲扎和埃阿神之命，吾兴废安民（？）”。这是器物石刻中少有的刻有大段铭文的石刻。
另外，在采石场、雕刻场等多处遗址发现的石祭坛、祭台、守门兽数量较多，许多是未完成的造像，但刻有铭文。除上述器物外，还有一些形制较小、类型有所差异的器物上刻有卢维语象形文字铭文，如巴比伦3号铭文系刻写在石碗的碗沿带上，内容是伦提亚（Runtiyas）向阿勒颇的雷神题献。类似内容在碑碣、建筑、摩崖、造像等文献中均有发现。
结合材质和石刻形制对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所做的分类，可以发现碑碣、建筑、摩崖、造像、器物石刻铭文以及印章铭文和铅皮文献的内容存在巨大差异，铅皮文献涉及日常生活，主要是私人经济生活领域，印章文献的内容和功能与多数石刻文献相似，多数涉及王室活动，特别是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但是，依据石刻形制所做的分类无法清晰地体现铭文内容的差异，誌颂、祭祀、题名等不同用途在碑碣、摩崖、建材、造像、器物等所有形制的石刻中都有体现。因此，有必要从内容和用途的角度做进一步的分类。
四
大致说来，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内容涉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其中以誌颂功德、祭祀神祇的内容为最大宗，祭献、题名次之，应用刻文和私人事务刻文所占比例最小。
（一）誌颂与祭祀
誌其事、颂其功，是多数卢维语象形文文献的主要内容，在碑碣、建筑、摩崖、造像石刻中均有体现。誌颂的对象多为国王，包括赫梯王国的国王，也包括新赫梯时期各个割据国家的君主；誌颂包含军事功绩、城市、神庙、王宫、园地的建设、神像与圣物题献等众多事务。这些誌颂铭文中往往包含祭祀神祇的内容。在尼代附近发现的两通石碑，铭文作：
吾乃瓦尔帕拉瓦，图瓦纳（Tuwana）之王，统治者，英雄，[穆瓦]哈[拉尼]（[Muwa]ha[rani），统治者之子，
吾建此葡萄园，
葡萄园之塔珲扎（Tarhunza）神，吾立于此。
彼将为吾行走自如，
某年彼将在此赐福于吾，
彼将赐吾100…… 100壶葡萄酒。
吾称王之年，
彼年，塔珲扎掷敌于吾脚下。
……
愿塔珲扎赐吾天长地久！
此碑为纪念瓦尔帕拉瓦王修建葡萄园所立，应为誌颂事功铭文。但又包含祈求国家昌盛、个人安康的内容，与石碑上所刻瓦尔帕拉瓦王虔诚祈福的画面结合，这篇碑文又类似于祠庙的祭祀文。
苏尔坦哈讷（Sultanhan?）碑座上的铭文内容与博尔碑内容大体一致，同样是当地统治者——塔巴勒（Tabal）国君瓦苏萨尔玛（Wasusarma）属国之主萨尔瓦提瓦拉（Sarwatiwara）——向新赫梯人的主神塔珲扎祈福，请求赐果园丰产丰收，只是该碑文结尾处有诅咒词，警告敢于摧毁此碑者。祠庙祭祀文的属性更加清楚。
此外，达伦德（Darende）碑、伊金（Izg?n）碑等碑文涉及建立城市、建立城市居民区等世俗事务，同时也包含祭祀神祇、祈求众神祝福的内容，可见这种誌颂事功与祭祀神祇的意图相结合是卢维语象形文字铭文的共同特征。誌颂与祭祀合一也恰好反映了古代安纳托利亚人宗教信仰与活动的基本特征，世间万事万物皆由神祇护佑、控制、参与。
（二）应用铭文
除铅皮文献外，卢维语象形文字用于现实生活的证据十分稀少。铅皮文献具有私人文献性质，库鲁鲁文献记录了一些基本用品的收支情况，包含两篇基本完整的文献、两篇残文和一篇补缀文献，涉及众多大麦发放、人名、地名、城市名等，具有明显的私人或半私人特色。在阿舒尔发现的铅皮文献为书信，盖为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窖藏文献。文献记录明确显示这部分书信属于一个名为塔克萨拉斯（Taksalas）的商人。目前发现的阿舒尔书信有5封，篇幅或长或短，内容全部涉及商业活动。基尔谢希尔所发现的铅板书信的内容无从判断，但是其书信格式无疑证明这是一种应用文献。
卢维语象形文字铅皮文献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们佐证了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并非凭空出世的一种语言文字，势必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并用于记录日常生活。另外，铅皮这种易腐的书写材料似乎也印证了部分赫梯学者关于赫梯文明中存在日常生活用语言文字的观点。长期以来，赫梯学界一直有观点认为，赫梯语楔形文字是赫梯国家官方使用的语言文字，在民间则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文字，只因书写在易腐材料上而未能留存后世。关于可能的书写材料，在铅皮文献发现之前，学界多认为可能是覆有蜡皮的木板，而铅皮文献的发现则表明铅皮和铅板也是极有可能的。
石刻文献中应用类铭文数量极少，前文提到的登普（Tünp）石碑文献中所记两个团体间签署的地券铭文为一例，另外阿尔廷泰佩（Altintepe）发现的大口陶罐上的文献可能记录陶罐内的物品和数量，因此也是实际应用的证明。
（三）题名
在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中，为数不少的文献十分简短，有的仅刻写人名或其身份，有的加入“敬献此物”的内容。这类简短铭文往往与相应刻画形象或器物与人名结合，表达出完整含义，即祭献神祇之意。题名中包括国王名、官员或祭司名，也有一些女性人名，应该为祭献者的名字。将仅刻人名的文献与包含“敬献此物”内容的铭文一同并入题名文献，只是考虑到两类铭文的功能相同，表明祭祀和祭献神祇之意，与一般所认为的落款题名并不相同。
综上可以看出，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地区分布、地点分布、年代分布及内容分布具有不同于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地区其他古代语言文献的分布特征，其书写载体、书写内容涵盖了赫梯王国晚期和新赫梯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文献类型具有多样性、多重性特征。这些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赫梯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赫梯历史和社会，补充赫梯王国晚期以及新赫梯历史文献资料的缺失或不足。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载体、形制与发现地、空间特征结合所表现出的仪式特征，即铭文誌颂与祭祀合一的特征，进一步验证了赫梯宗教与世俗统治合一的传统，也印證了赫梯王国与新赫梯时期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特征。对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进行更深入的系统研究将有可能解决更多的有关赫梯晚期文明、新赫梯历史文化、古代西亚区域文化研究中尚无法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