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视角下城市社区疫情防控反思

    关键词 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 疫情防控 经验

    作者简介:宗煦蕾,天津理工大学。

    中图分类号:D66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标识码: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6.30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关键防线,要推动防控资源和力量下沉,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严守牢”,充分肯定了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第二线”的重要作用。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让社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交上了一张关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状的真实答卷。因此,结合疫情抗击过程,及时总结经验得失,对于在防控疫情的同时,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是很有必要的。一、社区治理主体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社区治理的主体包括社区党政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服务组织、社区居民四大类,是一种“政府、组织、市场共同主导,合作共治”的治理模式,在疫情防控中,各主体共同发力,为阻断疫情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社区政党组织的引导作用

    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作用是关键的,尤其是在危机中,社会群体心理混乱的状态下。社区党政组织作为政府在基层社区中的代表,作为与基层社区之间的纽带,一方面要及时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将相关政策文件第一时间转化为具体的防疫措施,政府的行动力是人民群众最有效的定心丸;另一方面,基层政党组织工作人员积极投身抗疫事业中,坚守在联防联控最前线,通过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引领更多的社会群众参与到疫情防控的过程当中,进而提升了社区主体参与性,完善社区治理体系。

    (二)社区自治组织的动员作用

    社区自治组织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他们来自社区、了解社区、熟悉居民,作为自发选举出来的领导者,扮演着社区党政组织与居民之间的纽带角色。处在恐惧焦虑状态下的居民,比起权威,他们更愿意选择相信自己身边值得信任的人。因此,让社区自治组织领导者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安排与部署中,发挥其在居民群体中的影响力,对于动员居民响应政府的防疫政策,投身到全民抗疫的行动之中具有积极作用。

    (三)社区服务组织的资源优势作用

    以社区非营利组织、物业公司为代表的社区服务组织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社区非营利组织的代表,在疫情防控中扮演了支持者、资源协调者等多种角色,将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运用在疫情防控中,主要体现在: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协助社区工作者进行社区居民的人口核查;为社区内弱势群体提供线上支持服务;协调社区可用资源,保障社区正常运转;管理社区志愿者。物业公司则主要承担了辅助工作,如为隔离观察的家庭及周边家庭提供送物资上门的服务、对社区内公共设施的消杀工作、防疫知识的宣传工作等。

    (四)社区居民主人翁精神自我作用

    社区治理视角下,居民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扮演着重要角色。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了人民群众对于抗击疫情的重要性。动员居民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需要首先激发社区居民的主人翁精神,提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服务的公益意识并拓宽参与领域,促进社区自治和民主的发展。疫情期间,许多社区通过成立社区骨干队伍,动员居民在保证自我防护的前提下参与防疫工作中,打造了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感与责任意识。二、疫情防控中的有益社区治理经验

    (一)发挥网络的作用,完成对必要物资的调控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智慧技术在此次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控制疫情传播的两个关键点在于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外出和在必须外出时做好防护。疫情期间许多地方出现了以社区为单位的线上团购活动,使居民不出小区,甚至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所需之物,极大地降低了居民外出感染的风险。针对口罩、酒精等家庭防护物资断供的情况,全国多地开展了线上预约抢购的方法,每人每次限期限量供应的措施一方面避免了人们屯积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保障了更多人可以买到必要的医疗防护用品。此外,在居民信息登记、出行轨道检测及疫情信息发布等方面,智慧技术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优势,填补社区工作空缺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有效地填补了社区工作人员工作上无法顾及的空缺。针对学生无法开学而家长难以辅导课业的问题,众多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化身线上教师,替家长分忧;针对居民“被困”家中心情烦躁,家庭关系紧张的问题,社会工作机构与高校社会工作系合作,一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居民主体提供不同类型的线上资源分享,充实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还开通了热线电话,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一对一线上服务;针对社区中有特殊需要的弱势群体,社会工作者根据其个体化需求与相关方进行协调和沟通,以保障其基本生存问题。例如,帮助不会使用网络的老年人提供送物资上门的服务,与医务社工搭建交流渠道以保障慢性病患者的药物供应,等等。

    (三)发挥社区传媒的作用,减低居民的恐慌焦虑

    传媒技术的发展拓宽了社区内部信息传播的渠道。疫情期间,社区宣传栏、广播甚至无人机都被用来作为社区与居民联系的媒介。快速、直接的信息输送有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社区舆论环境。疫情早期,社区利用社区传媒,科普新冠肺炎知识,宣传个人防护技巧,极大降低了居民因对病毒的陌生而产生的恐慌。疫情集中爆发期,利用社区传媒,一方面,通过发布即时的疫情动态,保障居民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另一方面,针对网络上的虚假信息,社区方面可以通过社区传媒给予及时辟谣与正确引导,降低谣言给居民带来的恐慌,增强居民对于信息的分辨能力,打击别有用心者利用谣言误导群众、诋毁政府公信力的企图。

    (四)发挥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实现社区自治

    居民自治的作用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一方面,社区居民踊跃报名成为志愿者,协助社区工作者及社会工作者开展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极大地缓解了由于人手不足导致防疫工作难以正常开展的情况;另一方面,居民之间形成了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监督的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居民之间相互的鼓励、帮助与监督往往比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更加细致到位,更能保障实际效果;另一方面,在这种模式下,每一位居民都切身参与到了社区实务中,从而实现了真正的社区自治。三、疫情防控中突出的社区治理问题

    (一)基层社区工作人手紧缺

    我国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数量有限,部分社区可能只有个位数,导致在面对突发重大事件时社区难以从容面对。在疫情初期,社区工作人员不仅需要24小时保障社区封闭式管理、开展地毯式排查工作,还要完成大量行政性工作任务,人手明显不足。尤其在一些居民基数大,流动人口多的老式社区,基层社区工作者的工作量不言而喻。虽然不断注入的其他人力资源替工作人员分担了许多工作压力,但由于这些临时参与进来的志愿服务人员大多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也没有过类似的工作经验,因此出于对其生命安全以及对防疫工作认真负责的考虑,许多工作仍需要社区工作人员亲自完成。

    (二)医疗防护用品等物资紧俏

    疫情爆发恰逢年关,在相关生产企业放假、医疗防护物资储备不足、民众将对新冠肺炎的恐慌转嫁到对防护物资的囤积欲望上等多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下,口罩、防护服、酒精等医疗防护物资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脱销断供。医疗防护用品不足不仅为社区工作者开展工作造成了实际的阻碍,还激化了群众的焦虑与恐惧心理,降低了人们对于战胜疫情的决心,增加了疫情防控工作的难度。

    (三)社区工作人员面临工作与精神的双重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将社区推向了抗疫工作的“第二线”。然而,由于绝大多数社区工作者未曾有过应对此类事件的经验,也从未参与过应对相关紧急情况的培训,使得他们在对抗疫情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边探索适合本社区的防疫措施,一边应对繁重的具体任务,面临着沉重的工作压力。此外,因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要求,他们需要奔波在社区中,医疗防护资源的不足以及需要不断与社区居民直接打交道的工作任務增加了社区工作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性,增加了他们的精神压力。

    (四)社区弱势人群缺乏关注

    社区里的弱势人群在平日会得到来自社区工作人员、邻里或其他热心人士的关心和帮助,然而在疫情背景下,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处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的状态,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怀帮助弱势人群;另一方面,其他社区居民在新冠肺炎高传染率的威慑下,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对他人的不信任、不关心。而以老年人、儿童、残疾人、慢性病患者等为代表的弱势人群,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因此在受到疫情冲击时,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会面临更多阻碍。一些条件较充足的社区会派遣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或志愿者对弱势群体进行需求调查并提供相应的帮助,但在一些条件、资源相对欠缺的社区中,这部分弱势人群极大可能会因需要得不到满足而影响正常的生活,甚至危及生命。四、总结与反思

    此次新冠疫情对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来说,既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机会。我们看到了党和国家对于基层防疫工作的及时响应、正确引导;看到了各类社区组织在抗疫过程中的团结一致、不懈努力;我们还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居民投身到了社区服务与社区自治的工作中。但同时,我们也要重视疫情所暴露出来的社区治理体系上的缺陷,在疫情结束后予以反思和解决。

    首先,政府层面应通过具体政策推动基层社区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吸引高校社会工作及相关专业的人才来扩充基层社区队伍,解决当前社区层面人手紧缺的问题,并进而推动社区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将对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纳入地方政绩的考核中,鼓励基层社区工作者积极参与专业培训,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整合从国家到社区的管理路径,减少基层工作者为应对不同上级部门要完成重复的工作的情况。

    其次,社区自治组织层面应通过进一步推动智慧社区建设,提升对网络资源的利用率,将完善社区居民信息的工作放在日常。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在危机情况下逐户登记情况的再次发生,另一方面,当危机来临时,社区工作者可以快速筛选出特殊困难群体,予以及时、有效的支持。社区可以通过社区文化建设等方式,培养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激发其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

    最后,社区服务组织层面应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机构内的社会工作者应加强与社区工作者间的交流与联系,推动基层社区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有机融合,促进双方的优势互补,将三社联动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完善社区治理体制,为社区工作注入更多社会工作的专业要素。如协助社区规范社区志愿者组织队伍,对志愿者进行分级,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针对不同等级的志愿者进行不同层次的培训、分配不同难度的任务,更高效地利用志愿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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