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发展”：功能语言学本土化研究
李璐+何伟
〔摘要〕 文章介绍了2017年11月1日至2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21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论坛的理论研究。相关主旨发言主要是对功能语言学目标的整体把握，对词、词组层面相关领域的拓展，以及对小句层面相关研究的深化。本次论坛的开展对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尤其对功能语言学本土化研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功能语言学；本土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1-0001-06
引 言
随着国家地位与声誉的不断提升，汉语作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也得到持续重视。功能语言学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派之一，在中国的本土化不仅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其实现国际化的基石。有鉴于此，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17年11月1日至2日在北京外國语大学联合举办了“第21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论坛”，旨在推动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展。
一、 论坛主旨发言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功能语言学已经成长为一门发展较为完善的普通语言学。不可否认，近年来功能语言学在二语教学、多模态话语等方面的应用有大力发展的趋势。实际上，功能语言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即实际应用可以对理论建构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不断完善的理论框架又为实际应用提供更多的描写和解释潜势。因而，本文主要聚焦此次论坛理论研究部分的主旨发言。
在功能语言学领域，语言是一个有层次的系统，即包括音系层、词汇语法层（句法层）和语义层，其中词汇语法层占据核心地位[1]（15）。按照Halliday的观点，句法单位由低到高包括词素、词、词组/短语和小句。黄国文[2]（51）指出，国内学者主要是围绕小句层面进行描写，较少有人研究小句之下及小句之上的语言现象，胡壮麟[3]（F27）也有类似的观点。然而，这种现象正在慢慢得到改善。以本次论坛为例，除了Robin Fawcett、何伟及黄国文三位教授外，Gordon Tucker、Lise Fontaine、刘承宇、王勇和杨雪燕五位教授均是对小句之下相关单位进行探讨。鉴于发言主题主要涉及词、词组、小句层面相关研究，以及对语言学理论目标的阐释，下文主要从相应的四个方面进行总结。
（一） 语言学理论目标再回顾
首先，加的夫语法创始人之一Robin Fawcett教授作了题为“Four goals for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focusing on Goal 4： towards a scientific procedure for text analysis”的报告。回顾功能语言学创立的半个世纪，Fawcett教授指出有必要对普通语言学，尤其是对系统功能语言学，更确切地说是对其中的加的夫模式（即加的夫语法）及其使用重新审视。与语言学研究的总体目标一致，加的夫语法模式的目标亦在于揭示人类语言的本质，阐明人类如何使用语言，并使其在其他科学工作者及普通人中得到普及。只不过，Fawcett又从中区分了未来语言学研究的四个重要目标，即：（1）建构语言的科学理论模型及一种或多种特定语言的科学描述模型，并不断对其进行测试、评估和调整；（2）为使用中的语言建构一个科学的理论模型（或体系结构），用以生成和理解口语及书面语文本，并据此为一种或多种特定的使用中的语言建构科学的描述模型，且不断对其进行测试、评估和调整；（3）为英语（及各语言）制定一个专门用于分析口语及书面语文本的描述框架；（4）制定一个全面、明确、有效、可靠、清晰的文本分析科学程序。对比当代较为主流的几个学派，Fawcett教授坚持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于建构真正全面和综合的语言及其使用的模型最具潜力。同时，他还十分中肯地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的悉尼模式与加的夫模式在迄今发展中存在的局限与不足之处，但整体而言两者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且在某些语言问题的描写中后者略胜一筹。现阶段，Fawcett教授认为主要精力应放在制定全面、明确、有效、可靠、清晰的文本分析科学程序之上，并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Fawcett教授的报告从理论高度论证了未来语言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其划分的四个重要目标，为今后语言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 词层面相关研究
Gordon Tucker教授提到，长久以来，词（lexicon）和句法（syntax）在传统语法及Chomsky的生成语法中被截然区分开来，而在Halliday[4]的理论框架中，词被当作最精密的语法（“the lexis can be defined as most delicate grammar”），即在音系层与语义层之间只存在一个词汇语法系统。相似地，也有学者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指出两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一个连续统（continuum）。现代语料库语言学也有足够证据证明词与语法（传统称句法）不可分离[5]。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分支，加的夫语法也赞同词汇语法连续统的观点。
Tucker教授的本次汇报主要聚焦词汇语法连续统中的词及语块模式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尤指加的夫语法模式）的建构（“Modelling Lexis and Phraseology in a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加的夫语法模式认为词首先以特征的形式存在于语言中的意义潜势系统，说话人根据需求（结构或语境）从中做出选择，被选择的意义潜势经过一定的实现规则，最终以词的形式得以表现，比如“an extremely good holiday”中的“holiday”，就是特征[holiday]通过形式项“holiday”来说明名词词组的中心词。然而，当出现半固化的“语块”（即多个形式项同时被选择，如习语）时，词模型又如何产生呢？Tucker教授提出，当说话人从意义潜势系统中进行选择时，通常存在选择机会均等、机会不均以及机会绝对三种情况。以“She popped her leg”为例，首先讲话者想要表达“She died”的概念，一旦选择了“pop”，相应的属格、时态以及宾语也得到限定。因此，像“*He was popping his clogs when I last saw him”或者“*His clogs were popped by him last Tuesday”的说法都是不恰当或是有待确定的，可见在“语块”的生成过程中，讲话者的选择是十分有限的。报告的最后，Tucker教授指出在词汇语法层，还有如“语块”一般，种种有待进一步考察的词或语法现象。想要尽可能地涉及这些领域，至少还需要现在成果的近百倍。Gordon Tucker教授关于词与语法关系，以及语块所处位置的思考，是对加的夫语法中词汇语法系统建构的有益补充，很大程度上促使其朝着精密度更高的方向发展。
同样地，Lise Fontaine教授关于“Lexical representation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 case of ‘P-items”的报告也是对词（以“P-items”为例）的聚焦。Fontaine教授首先引用了Mackenzie[6]（67）的一段评论，“尽管现代语言学已经抛弃了数千年前语言研究的思维，但仍保留了传统的词性划分，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因为这对当代的语言学研究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不可信”的“副词”，也是在各方的争议中继续得到使用。Fontaine教授指出，词作为语法的基础，对于语言的描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现在正是需要重新对词表征进行考察的时候。她观察到，在英语中存在一类性质相似的词，传统上包括介词（proposition）、小品词（particle）和副词（adverb），Fontaine教授将它们统称为“P-item”。但究竟三者可以归为一个类目还是应该完全区分开来？到底如何对词进行分类？对于以上问题，学界存在诸多议论。实际上，在系统功能语法内部，悉尼语法与加的夫语法对于此类问题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而后者似乎有意避免词类划分。悉尼语法从及物性与省略角度对短语动词的探讨可以看作是对“P-item”表征的回应。而加的夫语法中关于主要动词延长成分的测试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问题，即如果主要动词与疑似主要动词延长成分之间可以插入补语，那么小句中所出现的“P-item”就可以划分为主要动词延长成分。它能够表达一定的过程意义，表征为介词。然而以上两方面的讨论均不能涵盖所有的问题，因而系统功能语法对于词表征的描述框架需要一定的改进。而随着认知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相关研究可以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新的路径与佐证。
王勇教授“从句法到词法：汉语中名词并入研究”的汇报则是针对汉语词层面的相关研究。讲座伊始，王教授指出，所谓“名词并入”指的是一种构词手段，即一个名词性词素和一个动词词素合并产生一个新的动词[7]（11），例如英语中的“baby-sit”、“rope-walk”等。新產生的词并不是原有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在语义、语法关系，甚至在形态、句法，甚至语篇层面的功能均有变化。“名词并入”在汉语中也是一种较为常见、能产性较强的构词手段，但目前针对该现象的研究并不多见，许多问题也尚未明确。有鉴于此，王勇教授主要针对汉语中的名词并入现象进行探索。首先，王教授指出Mithun[8]、Shopen[7]等从类型学视角划分了四类名词并入现象，它们之间存在类型上的蕴含关系，即如果一种语言中有第四类名词并入，则一定存在第三类，并以此类推。可以确定的是，汉语存在前两类名词并入现象，即（1）不及物动词，并入前的动词可能是及物或不及物的。这类名词并入类似于复合词构词法，动词并入后形态上可能有些变化，也可能保持原貌（如“吃亏”、“害羞”、“炫富”、“拜年”、“吵嘴”、“见面”、“看病”、“善后”、“头疼”、“兵变”等）；（2）及物动词，动词并入后变为及物动词，因而句中参与者角色的组配发生变化，即由于原有动词受事的并入，原来间接参与者（如方式、工具、方位等）以直接参与者的身份参与过程，并被配置到核心位置上（如“操心”、“动员”、“负责”、“关心”、“怀念”、“怀疑”、“结束”、“联系”、“留心”、“提议”、“同意”、“注意”、“着手”、“着眼”、“脑补”等），其他名词并入类别是否存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的说来，汉语中并入产生的动词既有及物的也有不及物的。从数量上看，第一类明显多于第二类，有的兼属第一类和第二类。从形式特征和语义关系上看，参与并入的名词与动词既可以整合在一起，也可以离析开来。并入产生的新词以动词为主干，名词的语义被弱化，即没有数量、指称和有定性，其主要功能在于与动词一起表示过程，因此并入后的新词可以后接或离析其体标记及补语等。此外，并入成分的顺序还可以发生移位。至于其功能表现，名词并入现象主要通过经验功能（及物性的强弱变化与参与者角色的配置）及语篇功能（参与者的凸显程度与小句衔接手段）的改变实现讲话者意图。整体而言，汉语中名词并入产生的新词言简义丰，在文体上更具书面气息。此外，王勇教授还指出对该现象语义及句法表现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协助语言学者反观汉语的作格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汉语的基本语序问题提供新的佐证。
刘承宇教授汇报的题目为“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情感形容词的评价局部语法研究”。汉语中所谓的情感形容词主要是指表示情感、情绪、心理的形容词，如“原来是他！罗维民突然感到有些紧张”。以往研究表明，绝大部分情感形容词具有可感性、亲验性或自明性、有因性等语义特征。在小句中可以承担谓语、宾语、状语、补语、定语、主语等句法功能。但不同学者对于汉语情感形容词的句法判别框架观点不一，这在根本上对情感形容词的分布与搭配问题存在分歧。有鉴于此，刘承宇教授从评价局部语法入手，基于现代汉语语料库（CCL）的真实语料，对上述分布与搭配问题、汉语情感形容词的语义指向与文体倾向、以及与其他词项的共现关系与语义韵等方面进行考察。研究表明：现代汉语情感形容词具有弱及物性，在小句中既可以（1）单独使用，也可以（2）加修饰成分，还可以（3）带体词性宾语或小句宾语。举例来说，情感形容词（1）单独使用，如“望着杨久礼矫健的身影，工人们高兴了”；（2）加修饰成分时，又包括以下4种：（a）程度副词+情感形容词，如“填饱了一肚子，大家都很高兴”；（b）情感形容词+名词，如“惆怅的情绪一直送她到家”；（c）情感形容词+补语，如“一想到他要成为这个民族的救星，他激动得不得了”；（d）一+量+情感形容词，如“听到这个好消息，她忍不住心中一阵狂喜”；（3）带体词性宾语或小句宾语，如“我很高兴你终于来了”。其次，无论情感形容词作主语、谓语、宾语、定语还是补语，它在语义上通常指向离它最近的指人词语。在语篇中可以用作评价资源，表达情感、判断、鉴别等态度意义，其使用具有明显的文体倾向性。再者，汉语情感形容词在文本中常与具有相同语义特点的词项共现，使整个语境具有积极、消极或中性的语义氛围，这种氛围在文中或随处可见，或增强放大，或管辖关联，从而构成或浸透，或增强，或控制型的语义韵。刘承宇教授的研究一方面是对现代汉语情感形容词句法功能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其关于现代汉语情感形容词弱及物性的观点，以及“程度副词+情感形容词”、“情感形容词+补语”的提出，为汉语形容词词组的研究做了铺垫。
（三） 词组层面相关研究
语言学中，“词组”这一概念出现得相对较晚，这是因为早在传统语法时期，词组并未被当作独立的句法单位，因而小句直接由词构成。“词组”的定义与结构经历了长久的发展，才演变为功能语言学界所熟悉的“词组是词的扩展”[1]（180）。因此，有关词组层面的相关研究相对其他层面有些不足，Fontaine[9]（267）也有类似的观点。
杨雪燕教授关于“基于语料库的汉语长名词词组研究”的报告，正是对词组研究，尤其是汉语词组研究领域的补充。众所周知，名词词组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广泛使用，其中长名词词组结构复杂，容易引起歧义。因此，杨教授指出，研究的首要问题在于确定什么样的名词词组算作长名词词组，其次长名词词组具有怎样的功能结构，再者长名词词组在不同文体中的分布状况如何。对于以上疑问，目前学界相关的研究较少涉及，基于大量语料的研究则更少。有鉴于此，杨雪燕教授基于汉语书面语语料库，采用系统功能语法作为分析框架，对以“人”为中心词的长名词词组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研究发现，现代汉语中以“人” 为中心词的长名词词组可接受长度为6到17个字之间，在小说和广义散文中最为常见。在这些通常可接受的长名词词组中，总共发现5种功能结构类型，每种类型包括一个必要的功能成分和若干可选的功能成分，包括（1）过程限定结构，（指示语）^（数量语）^过程限定语^（指示语）^（数量语）^（类别语）^事物；（2）特征结构，（指示语）^（数量语）^特征语^（类别语）^事物；（3）时空限定结构，时空限定语^（指示语/数量语）^（类别语）^事物；（4）类别结构，（指示语）^（数量语）^类别语^事物；（5）数量结构，（指示语）^数量语^（后置指示语）^事物。前两种结构类型在小说和广义散文文体中最为常见，第三种结构主要分布于小说和新闻文体中，第四种结构主要分布于广义散文和新闻文体中，第五种结构则常见于新闻与小说文体。杨雪燕教授的报告是基于功能语言学针对汉语名词词组的本土化研究，理论上它改进了已有汉语功能语法理论所提供的名词词组结构分析框架，使之更适合汉语的语言特点，同时细化了对名词词组结构的描述，对汉语以及英汉翻译教学都具有参考价值。
（四） 小句层面相关研究
英汉小句作为基本的句法单位，在意义层上与“情景”相对应，体现概念层上的“事件”。由于英汉语言的差异，小句的句法结构与功能存在差别。再者，各语言内部，不同组成成分之间也存在难以判别的灰色地带。
何伟教授“汉语小句的成分与功能”的报告正是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的加的夫语法对上述第一个问题的探讨。何伟教授首先以两个名词词组，“杭州的西湖”与“北京的长城”作为引入。两个词组看似句法结构相同，实则别有洞天。原因在于“杭州的西湖”意在表达“西湖属于杭州”，而“北京的长城”则突出表达“位于北京的一段长城”，因为“长城”属于中国，不能直接说属于“北京”。因此“杭州的西湖”中“杭州”作限定语，“北京的长城”中“北京”作修饰语。此外，何伟教授还列举了两例汉语特色小句“你所说的正是我想说的”及“林太说，我想说，是拜汪小姐所赐，见到了老朋友”的功能句法分析。显而易见，英汉语言在表现形式上存在许多不同，汉语中极具特色的语言表达吸引了与会各位学者对于功能语言学本土化研究的热情。针对小句而言，何伟教授认为在句法结构上，汉语小句的潜势组成成分同英语中的差别不大，即均包括谓体、谓体延长成分（Fawcett [10]分别称前两者为主要动词和主要动词延长成分）、助动词、不定式成分、否定词、操作词、主语、补语、状语以及其他成分（如连接词、粘合词、呼语、起始语和结束语等）。除此之外，何伟教授还提出了汉语特有的语气词。在现代汉语中，语气词主要用来表达小句的陈述、疑问、祈使、感叹语气，也可以突出言语者的态度、评价、情感等，通常由“的”、“了”、“么”、“呢”、“吧”、“啊”、“吗”等说明。表现在形式上，汉语小句中各组成成分的填充成分相对比较灵活，以主要动词为例，英语中只能由动词说明，而汉语中既可以由不同類别的动词（如“飞机起飞了”）说明，又可以由词组（如“他聪明”），或者小句（主要是主谓谓语句，如“他身体健康”）填充。同样地，从句法功能上，汉语小句可以填充的语法单位相对较多，既可以填充一个句子，也可以填充小句中的补语、状语、主语、谓体等，还可以填充名词词组中的修饰语和中心词、性质词组中的完成语、介词短语中的介补语等。毋庸讳言，何伟教授的汇报是对汉语小句固有研究的突破，Fawcett教授也高度评价其研究是功能语言学本土化一次大胆且成功的尝试。
黄国文教授“A Functional-syntactic Analysis of ‘He has been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Grand Canyon with Margaret for many years within the Cardiff Model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的汇报则是通过个例研究对英语小句中成分的区分。报告的开始，黄国文教授首先对加的夫语法模式的发展与主要理论做了简要回顾，并将其句法分析及语义分析与以Halliday为代表的悉尼语法进行比较。紧接着，他以“He has been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Grand Canyon with Margaret for many years.”为例，指出在分析句法时，对于“talking about”，以及“going to”成分的划分主要存在以下分歧：（1）“about going to the Grand Canyon with Margaret”作状语？补语？还是“talking”为主要动词，“about”作为主要动词延长成分，剩余部分作补语？；（2）“to the Grand Canyon”作状语？补语？还是“to ”为主要动词延长成分，“the Grand Canyon ”作补语？从功能视角看，以上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小句过程，以及过程所涉及的参与者成分的判断。鉴于过程可以由多词动词中的短语动词，即“主要动词+主要动词延长成分”表达，黄国文教授推断，过程也可以由多词动词中的介词动词，即“主要动词+介词”表达，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习语化所导致的。同时，鉴于加的夫语法坚持意义为基础，功能为导向，句法成分多功能等原则，即便是形式上没有出现的参与者成分，在意义层面也是存在的。因而在意义层面，小句过程为“taking about”和“going to”，参与者为“going to the Grand Canyon with Margaret”和“the Grand Canyon”。但是表现在句法上，Fawcett仅将短语动词中的副词当作主要动词延长成分，而介词动词中的介词作为介词短语填充补语中的组成成分。黄国文教授则提出短语动词中的副词与介词动词中的介词均可以作为小句的主要动词延长成分。如此一来，“He has been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Grand Canyon with Margaret for many years.”便可以有两种句法分析方式。黄国文教授在报告的最后还提到是否可以有第三种句法分析方式，即将“about going to the Grand Canyon with Margaret”看作小句，其中“about”为粘合词。黄教授的汇报既区分了加的夫语法中的参与者成分与环境成分，又清晰地展现了悉尼语法与加的夫语法在处理小句形式与意义的不同，为广大青年学者辩证地分析句法问题做了良好的示范。
二、 结 语
功能语言学是一门普通语言学理论，其最初研究是以英语为例示的。对于汉语研究，它所能提供的只是一种理论指导，因而我们不能照本宣科，把英语研究的成果作为范本和模板。否则就如Chomsky所说，倘若来自外太空的火星人登陆地球，他们会发现地球人说着同一种语言。如此，汉语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生机与色彩。因此，要推动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我们首先应潜心研习，把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学好吃透。其次，在关注“英语有而汉语没有”语言现象的同时，还应对汉语独有的现象加以重视。要敢于“破”印欧语研究限制的藩篱，对原来不敢触动的条条框框“动它一动”[11]，因为“真正合适我国语言文字的理论，最终只能产生在我国文字事实的沃土之上”[12]。但这种“破”与“动”不是推翻，而是覆盖，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进与修正。功能语言学也正是凭借这种不断寻求自我完善的精神取得了长足进步。
本次论坛各位学者的研究也是基于前人成果的相应拓展，Tucker、Fontaine、刘承宇、王勇和杨雪燕五位教授的汇报是对小句之下的词和词组句法单位研究领域的有力补充，同时何伟与黄国文两位教授的研究则是功能语言学在小句层面的深化与细化，而Fawcett教授四个目标的提出是从理论高度对未来语言学发展的总体把握。可见，本次论坛的召开顺应功能语言学发展的需求，它立足于学界研究现状，同时也勾画了未来发展的前景。值得一提，会议开展期间吸引了全国各地来自不同高校近1500位现场及网络在线学者的积极参与，这足以见得功能语言学的魅力。但是我们仍需看到，功能语言学在指导汉语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更多的领域还有许多空白等待填补。
〔参考文献〕
[1]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n） [M]. London/Beijing： Edward Arnold/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4/2000.
[2] 黄国文.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20年回顾[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 （5）： 50-53.
[3] 胡壮麟.导读[A].载韩礼德著. 功能语法导论（第二版）[M]. 伦敦/北京： 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2000.
[4] Halliday， M. A. K. Categories of the theory of grammar [J]. Word， 1961， （17）： 241-292.
[5] Rmer， U. The inseparability of lexis and grammar： corpus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J].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9， （7）： 141-163.
[6] Mackenzie， L. Spatial adpositions between lexicon and grammar [A]. In Mackenzie， L. & Olbertz， H. （eds）. Casebook in Functional Discourse Grammar [C]. Amsterdam： Benjamins， 2013： 67-93.
[7] Shopen， T.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2nd edn） Volume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Mithun， M. The Evolution of noun incorporation[J]. Language， 1984， （60）： 847-894.
[9] Fontaine， L. The English nominal group-the centrality of the thing element[A]. In Bartlett， T.& OGrady， G.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267-283.
[10] Fawcett， P. R. Theory of Syntax for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11] 呂叔湘.语法研究中的破与立[A].吕叔湘主编.吕叔湘全集（第十三卷）[C].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402-404.
[12] 刑福义，谢晓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理论与事实的互动[J]. 汉语学报， 2013， （3）： 2-8， 95.
（责任编辑：高生文）
〔摘要〕 文章介绍了2017年11月1日至2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21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论坛的理论研究。相关主旨发言主要是对功能语言学目标的整体把握，对词、词组层面相关领域的拓展，以及对小句层面相关研究的深化。本次论坛的开展对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尤其对功能语言学本土化研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功能语言学；本土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1-0001-06
引 言
随着国家地位与声誉的不断提升，汉语作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也得到持续重视。功能语言学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派之一，在中国的本土化不仅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其实现国际化的基石。有鉴于此，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17年11月1日至2日在北京外國语大学联合举办了“第21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论坛”，旨在推动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展。
一、 论坛主旨发言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功能语言学已经成长为一门发展较为完善的普通语言学。不可否认，近年来功能语言学在二语教学、多模态话语等方面的应用有大力发展的趋势。实际上，功能语言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即实际应用可以对理论建构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不断完善的理论框架又为实际应用提供更多的描写和解释潜势。因而，本文主要聚焦此次论坛理论研究部分的主旨发言。
在功能语言学领域，语言是一个有层次的系统，即包括音系层、词汇语法层（句法层）和语义层，其中词汇语法层占据核心地位[1]（15）。按照Halliday的观点，句法单位由低到高包括词素、词、词组/短语和小句。黄国文[2]（51）指出，国内学者主要是围绕小句层面进行描写，较少有人研究小句之下及小句之上的语言现象，胡壮麟[3]（F27）也有类似的观点。然而，这种现象正在慢慢得到改善。以本次论坛为例，除了Robin Fawcett、何伟及黄国文三位教授外，Gordon Tucker、Lise Fontaine、刘承宇、王勇和杨雪燕五位教授均是对小句之下相关单位进行探讨。鉴于发言主题主要涉及词、词组、小句层面相关研究，以及对语言学理论目标的阐释，下文主要从相应的四个方面进行总结。
（一） 语言学理论目标再回顾
首先，加的夫语法创始人之一Robin Fawcett教授作了题为“Four goals for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focusing on Goal 4： towards a scientific procedure for text analysis”的报告。回顾功能语言学创立的半个世纪，Fawcett教授指出有必要对普通语言学，尤其是对系统功能语言学，更确切地说是对其中的加的夫模式（即加的夫语法）及其使用重新审视。与语言学研究的总体目标一致，加的夫语法模式的目标亦在于揭示人类语言的本质，阐明人类如何使用语言，并使其在其他科学工作者及普通人中得到普及。只不过，Fawcett又从中区分了未来语言学研究的四个重要目标，即：（1）建构语言的科学理论模型及一种或多种特定语言的科学描述模型，并不断对其进行测试、评估和调整；（2）为使用中的语言建构一个科学的理论模型（或体系结构），用以生成和理解口语及书面语文本，并据此为一种或多种特定的使用中的语言建构科学的描述模型，且不断对其进行测试、评估和调整；（3）为英语（及各语言）制定一个专门用于分析口语及书面语文本的描述框架；（4）制定一个全面、明确、有效、可靠、清晰的文本分析科学程序。对比当代较为主流的几个学派，Fawcett教授坚持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于建构真正全面和综合的语言及其使用的模型最具潜力。同时，他还十分中肯地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的悉尼模式与加的夫模式在迄今发展中存在的局限与不足之处，但整体而言两者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且在某些语言问题的描写中后者略胜一筹。现阶段，Fawcett教授认为主要精力应放在制定全面、明确、有效、可靠、清晰的文本分析科学程序之上，并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Fawcett教授的报告从理论高度论证了未来语言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其划分的四个重要目标，为今后语言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 词层面相关研究
Gordon Tucker教授提到，长久以来，词（lexicon）和句法（syntax）在传统语法及Chomsky的生成语法中被截然区分开来，而在Halliday[4]的理论框架中，词被当作最精密的语法（“the lexis can be defined as most delicate grammar”），即在音系层与语义层之间只存在一个词汇语法系统。相似地，也有学者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指出两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一个连续统（continuum）。现代语料库语言学也有足够证据证明词与语法（传统称句法）不可分离[5]。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分支，加的夫语法也赞同词汇语法连续统的观点。
Tucker教授的本次汇报主要聚焦词汇语法连续统中的词及语块模式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尤指加的夫语法模式）的建构（“Modelling Lexis and Phraseology in a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加的夫语法模式认为词首先以特征的形式存在于语言中的意义潜势系统，说话人根据需求（结构或语境）从中做出选择，被选择的意义潜势经过一定的实现规则，最终以词的形式得以表现，比如“an extremely good holiday”中的“holiday”，就是特征[holiday]通过形式项“holiday”来说明名词词组的中心词。然而，当出现半固化的“语块”（即多个形式项同时被选择，如习语）时，词模型又如何产生呢？Tucker教授提出，当说话人从意义潜势系统中进行选择时，通常存在选择机会均等、机会不均以及机会绝对三种情况。以“She popped her leg”为例，首先讲话者想要表达“She died”的概念，一旦选择了“pop”，相应的属格、时态以及宾语也得到限定。因此，像“*He was popping his clogs when I last saw him”或者“*His clogs were popped by him last Tuesday”的说法都是不恰当或是有待确定的，可见在“语块”的生成过程中，讲话者的选择是十分有限的。报告的最后，Tucker教授指出在词汇语法层，还有如“语块”一般，种种有待进一步考察的词或语法现象。想要尽可能地涉及这些领域，至少还需要现在成果的近百倍。Gordon Tucker教授关于词与语法关系，以及语块所处位置的思考，是对加的夫语法中词汇语法系统建构的有益补充，很大程度上促使其朝着精密度更高的方向发展。
同样地，Lise Fontaine教授关于“Lexical representation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 case of ‘P-items”的报告也是对词（以“P-items”为例）的聚焦。Fontaine教授首先引用了Mackenzie[6]（67）的一段评论，“尽管现代语言学已经抛弃了数千年前语言研究的思维，但仍保留了传统的词性划分，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因为这对当代的语言学研究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不可信”的“副词”，也是在各方的争议中继续得到使用。Fontaine教授指出，词作为语法的基础，对于语言的描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现在正是需要重新对词表征进行考察的时候。她观察到，在英语中存在一类性质相似的词，传统上包括介词（proposition）、小品词（particle）和副词（adverb），Fontaine教授将它们统称为“P-item”。但究竟三者可以归为一个类目还是应该完全区分开来？到底如何对词进行分类？对于以上问题，学界存在诸多议论。实际上，在系统功能语法内部，悉尼语法与加的夫语法对于此类问题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而后者似乎有意避免词类划分。悉尼语法从及物性与省略角度对短语动词的探讨可以看作是对“P-item”表征的回应。而加的夫语法中关于主要动词延长成分的测试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问题，即如果主要动词与疑似主要动词延长成分之间可以插入补语，那么小句中所出现的“P-item”就可以划分为主要动词延长成分。它能够表达一定的过程意义，表征为介词。然而以上两方面的讨论均不能涵盖所有的问题，因而系统功能语法对于词表征的描述框架需要一定的改进。而随着认知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相关研究可以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新的路径与佐证。
王勇教授“从句法到词法：汉语中名词并入研究”的汇报则是针对汉语词层面的相关研究。讲座伊始，王教授指出，所谓“名词并入”指的是一种构词手段，即一个名词性词素和一个动词词素合并产生一个新的动词[7]（11），例如英语中的“baby-sit”、“rope-walk”等。新產生的词并不是原有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在语义、语法关系，甚至在形态、句法，甚至语篇层面的功能均有变化。“名词并入”在汉语中也是一种较为常见、能产性较强的构词手段，但目前针对该现象的研究并不多见，许多问题也尚未明确。有鉴于此，王勇教授主要针对汉语中的名词并入现象进行探索。首先，王教授指出Mithun[8]、Shopen[7]等从类型学视角划分了四类名词并入现象，它们之间存在类型上的蕴含关系，即如果一种语言中有第四类名词并入，则一定存在第三类，并以此类推。可以确定的是，汉语存在前两类名词并入现象，即（1）不及物动词，并入前的动词可能是及物或不及物的。这类名词并入类似于复合词构词法，动词并入后形态上可能有些变化，也可能保持原貌（如“吃亏”、“害羞”、“炫富”、“拜年”、“吵嘴”、“见面”、“看病”、“善后”、“头疼”、“兵变”等）；（2）及物动词，动词并入后变为及物动词，因而句中参与者角色的组配发生变化，即由于原有动词受事的并入，原来间接参与者（如方式、工具、方位等）以直接参与者的身份参与过程，并被配置到核心位置上（如“操心”、“动员”、“负责”、“关心”、“怀念”、“怀疑”、“结束”、“联系”、“留心”、“提议”、“同意”、“注意”、“着手”、“着眼”、“脑补”等），其他名词并入类别是否存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的说来，汉语中并入产生的动词既有及物的也有不及物的。从数量上看，第一类明显多于第二类，有的兼属第一类和第二类。从形式特征和语义关系上看，参与并入的名词与动词既可以整合在一起，也可以离析开来。并入产生的新词以动词为主干，名词的语义被弱化，即没有数量、指称和有定性，其主要功能在于与动词一起表示过程，因此并入后的新词可以后接或离析其体标记及补语等。此外，并入成分的顺序还可以发生移位。至于其功能表现，名词并入现象主要通过经验功能（及物性的强弱变化与参与者角色的配置）及语篇功能（参与者的凸显程度与小句衔接手段）的改变实现讲话者意图。整体而言，汉语中名词并入产生的新词言简义丰，在文体上更具书面气息。此外，王勇教授还指出对该现象语义及句法表现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协助语言学者反观汉语的作格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汉语的基本语序问题提供新的佐证。
刘承宇教授汇报的题目为“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情感形容词的评价局部语法研究”。汉语中所谓的情感形容词主要是指表示情感、情绪、心理的形容词，如“原来是他！罗维民突然感到有些紧张”。以往研究表明，绝大部分情感形容词具有可感性、亲验性或自明性、有因性等语义特征。在小句中可以承担谓语、宾语、状语、补语、定语、主语等句法功能。但不同学者对于汉语情感形容词的句法判别框架观点不一，这在根本上对情感形容词的分布与搭配问题存在分歧。有鉴于此，刘承宇教授从评价局部语法入手，基于现代汉语语料库（CCL）的真实语料，对上述分布与搭配问题、汉语情感形容词的语义指向与文体倾向、以及与其他词项的共现关系与语义韵等方面进行考察。研究表明：现代汉语情感形容词具有弱及物性，在小句中既可以（1）单独使用，也可以（2）加修饰成分，还可以（3）带体词性宾语或小句宾语。举例来说，情感形容词（1）单独使用，如“望着杨久礼矫健的身影，工人们高兴了”；（2）加修饰成分时，又包括以下4种：（a）程度副词+情感形容词，如“填饱了一肚子，大家都很高兴”；（b）情感形容词+名词，如“惆怅的情绪一直送她到家”；（c）情感形容词+补语，如“一想到他要成为这个民族的救星，他激动得不得了”；（d）一+量+情感形容词，如“听到这个好消息，她忍不住心中一阵狂喜”；（3）带体词性宾语或小句宾语，如“我很高兴你终于来了”。其次，无论情感形容词作主语、谓语、宾语、定语还是补语，它在语义上通常指向离它最近的指人词语。在语篇中可以用作评价资源，表达情感、判断、鉴别等态度意义，其使用具有明显的文体倾向性。再者，汉语情感形容词在文本中常与具有相同语义特点的词项共现，使整个语境具有积极、消极或中性的语义氛围，这种氛围在文中或随处可见，或增强放大，或管辖关联，从而构成或浸透，或增强，或控制型的语义韵。刘承宇教授的研究一方面是对现代汉语情感形容词句法功能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其关于现代汉语情感形容词弱及物性的观点，以及“程度副词+情感形容词”、“情感形容词+补语”的提出，为汉语形容词词组的研究做了铺垫。
（三） 词组层面相关研究
语言学中，“词组”这一概念出现得相对较晚，这是因为早在传统语法时期，词组并未被当作独立的句法单位，因而小句直接由词构成。“词组”的定义与结构经历了长久的发展，才演变为功能语言学界所熟悉的“词组是词的扩展”[1]（180）。因此，有关词组层面的相关研究相对其他层面有些不足，Fontaine[9]（267）也有类似的观点。
杨雪燕教授关于“基于语料库的汉语长名词词组研究”的报告，正是对词组研究，尤其是汉语词组研究领域的补充。众所周知，名词词组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广泛使用，其中长名词词组结构复杂，容易引起歧义。因此，杨教授指出，研究的首要问题在于确定什么样的名词词组算作长名词词组，其次长名词词组具有怎样的功能结构，再者长名词词组在不同文体中的分布状况如何。对于以上疑问，目前学界相关的研究较少涉及，基于大量语料的研究则更少。有鉴于此，杨雪燕教授基于汉语书面语语料库，采用系统功能语法作为分析框架，对以“人”为中心词的长名词词组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研究发现，现代汉语中以“人” 为中心词的长名词词组可接受长度为6到17个字之间，在小说和广义散文中最为常见。在这些通常可接受的长名词词组中，总共发现5种功能结构类型，每种类型包括一个必要的功能成分和若干可选的功能成分，包括（1）过程限定结构，（指示语）^（数量语）^过程限定语^（指示语）^（数量语）^（类别语）^事物；（2）特征结构，（指示语）^（数量语）^特征语^（类别语）^事物；（3）时空限定结构，时空限定语^（指示语/数量语）^（类别语）^事物；（4）类别结构，（指示语）^（数量语）^类别语^事物；（5）数量结构，（指示语）^数量语^（后置指示语）^事物。前两种结构类型在小说和广义散文文体中最为常见，第三种结构主要分布于小说和新闻文体中，第四种结构主要分布于广义散文和新闻文体中，第五种结构则常见于新闻与小说文体。杨雪燕教授的报告是基于功能语言学针对汉语名词词组的本土化研究，理论上它改进了已有汉语功能语法理论所提供的名词词组结构分析框架，使之更适合汉语的语言特点，同时细化了对名词词组结构的描述，对汉语以及英汉翻译教学都具有参考价值。
（四） 小句层面相关研究
英汉小句作为基本的句法单位，在意义层上与“情景”相对应，体现概念层上的“事件”。由于英汉语言的差异，小句的句法结构与功能存在差别。再者，各语言内部，不同组成成分之间也存在难以判别的灰色地带。
何伟教授“汉语小句的成分与功能”的报告正是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的加的夫语法对上述第一个问题的探讨。何伟教授首先以两个名词词组，“杭州的西湖”与“北京的长城”作为引入。两个词组看似句法结构相同，实则别有洞天。原因在于“杭州的西湖”意在表达“西湖属于杭州”，而“北京的长城”则突出表达“位于北京的一段长城”，因为“长城”属于中国，不能直接说属于“北京”。因此“杭州的西湖”中“杭州”作限定语，“北京的长城”中“北京”作修饰语。此外，何伟教授还列举了两例汉语特色小句“你所说的正是我想说的”及“林太说，我想说，是拜汪小姐所赐，见到了老朋友”的功能句法分析。显而易见，英汉语言在表现形式上存在许多不同，汉语中极具特色的语言表达吸引了与会各位学者对于功能语言学本土化研究的热情。针对小句而言，何伟教授认为在句法结构上，汉语小句的潜势组成成分同英语中的差别不大，即均包括谓体、谓体延长成分（Fawcett [10]分别称前两者为主要动词和主要动词延长成分）、助动词、不定式成分、否定词、操作词、主语、补语、状语以及其他成分（如连接词、粘合词、呼语、起始语和结束语等）。除此之外，何伟教授还提出了汉语特有的语气词。在现代汉语中，语气词主要用来表达小句的陈述、疑问、祈使、感叹语气，也可以突出言语者的态度、评价、情感等，通常由“的”、“了”、“么”、“呢”、“吧”、“啊”、“吗”等说明。表现在形式上，汉语小句中各组成成分的填充成分相对比较灵活，以主要动词为例，英语中只能由动词说明，而汉语中既可以由不同類别的动词（如“飞机起飞了”）说明，又可以由词组（如“他聪明”），或者小句（主要是主谓谓语句，如“他身体健康”）填充。同样地，从句法功能上，汉语小句可以填充的语法单位相对较多，既可以填充一个句子，也可以填充小句中的补语、状语、主语、谓体等，还可以填充名词词组中的修饰语和中心词、性质词组中的完成语、介词短语中的介补语等。毋庸讳言，何伟教授的汇报是对汉语小句固有研究的突破，Fawcett教授也高度评价其研究是功能语言学本土化一次大胆且成功的尝试。
黄国文教授“A Functional-syntactic Analysis of ‘He has been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Grand Canyon with Margaret for many years within the Cardiff Model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的汇报则是通过个例研究对英语小句中成分的区分。报告的开始，黄国文教授首先对加的夫语法模式的发展与主要理论做了简要回顾，并将其句法分析及语义分析与以Halliday为代表的悉尼语法进行比较。紧接着，他以“He has been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Grand Canyon with Margaret for many years.”为例，指出在分析句法时，对于“talking about”，以及“going to”成分的划分主要存在以下分歧：（1）“about going to the Grand Canyon with Margaret”作状语？补语？还是“talking”为主要动词，“about”作为主要动词延长成分，剩余部分作补语？；（2）“to the Grand Canyon”作状语？补语？还是“to ”为主要动词延长成分，“the Grand Canyon ”作补语？从功能视角看，以上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小句过程，以及过程所涉及的参与者成分的判断。鉴于过程可以由多词动词中的短语动词，即“主要动词+主要动词延长成分”表达，黄国文教授推断，过程也可以由多词动词中的介词动词，即“主要动词+介词”表达，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习语化所导致的。同时，鉴于加的夫语法坚持意义为基础，功能为导向，句法成分多功能等原则，即便是形式上没有出现的参与者成分，在意义层面也是存在的。因而在意义层面，小句过程为“taking about”和“going to”，参与者为“going to the Grand Canyon with Margaret”和“the Grand Canyon”。但是表现在句法上，Fawcett仅将短语动词中的副词当作主要动词延长成分，而介词动词中的介词作为介词短语填充补语中的组成成分。黄国文教授则提出短语动词中的副词与介词动词中的介词均可以作为小句的主要动词延长成分。如此一来，“He has been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Grand Canyon with Margaret for many years.”便可以有两种句法分析方式。黄国文教授在报告的最后还提到是否可以有第三种句法分析方式，即将“about going to the Grand Canyon with Margaret”看作小句，其中“about”为粘合词。黄教授的汇报既区分了加的夫语法中的参与者成分与环境成分，又清晰地展现了悉尼语法与加的夫语法在处理小句形式与意义的不同，为广大青年学者辩证地分析句法问题做了良好的示范。
二、 结 语
功能语言学是一门普通语言学理论，其最初研究是以英语为例示的。对于汉语研究，它所能提供的只是一种理论指导，因而我们不能照本宣科，把英语研究的成果作为范本和模板。否则就如Chomsky所说，倘若来自外太空的火星人登陆地球，他们会发现地球人说着同一种语言。如此，汉语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生机与色彩。因此，要推动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我们首先应潜心研习，把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学好吃透。其次，在关注“英语有而汉语没有”语言现象的同时，还应对汉语独有的现象加以重视。要敢于“破”印欧语研究限制的藩篱，对原来不敢触动的条条框框“动它一动”[11]，因为“真正合适我国语言文字的理论，最终只能产生在我国文字事实的沃土之上”[12]。但这种“破”与“动”不是推翻，而是覆盖，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进与修正。功能语言学也正是凭借这种不断寻求自我完善的精神取得了长足进步。
本次论坛各位学者的研究也是基于前人成果的相应拓展，Tucker、Fontaine、刘承宇、王勇和杨雪燕五位教授的汇报是对小句之下的词和词组句法单位研究领域的有力补充，同时何伟与黄国文两位教授的研究则是功能语言学在小句层面的深化与细化，而Fawcett教授四个目标的提出是从理论高度对未来语言学发展的总体把握。可见，本次论坛的召开顺应功能语言学发展的需求，它立足于学界研究现状，同时也勾画了未来发展的前景。值得一提，会议开展期间吸引了全国各地来自不同高校近1500位现场及网络在线学者的积极参与，这足以见得功能语言学的魅力。但是我们仍需看到，功能语言学在指导汉语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更多的领域还有许多空白等待填补。
〔参考文献〕
[1]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n） [M]. London/Beijing： Edward Arnold/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4/2000.
[2] 黄国文.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20年回顾[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 （5）： 50-53.
[3] 胡壮麟.导读[A].载韩礼德著. 功能语法导论（第二版）[M]. 伦敦/北京： 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2000.
[4] Halliday， M. A. K. Categories of the theory of grammar [J]. Word， 1961， （17）： 241-292.
[5] Rmer， U. The inseparability of lexis and grammar： corpus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J].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9， （7）： 141-163.
[6] Mackenzie， L. Spatial adpositions between lexicon and grammar [A]. In Mackenzie， L. & Olbertz， H. （eds）. Casebook in Functional Discourse Grammar [C]. Amsterdam： Benjamins， 2013： 67-93.
[7] Shopen， T.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2nd edn） Volume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Mithun， M. The Evolution of noun incorporation[J]. Language， 1984， （60）： 847-894.
[9] Fontaine， L. The English nominal group-the centrality of the thing element[A]. In Bartlett， T.& OGrady， G.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267-283.
[10] Fawcett， P. R. Theory of Syntax for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11] 呂叔湘.语法研究中的破与立[A].吕叔湘主编.吕叔湘全集（第十三卷）[C].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402-404.
[12] 刑福义，谢晓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理论与事实的互动[J]. 汉语学报， 2013， （3）： 2-8， 95.
（责任编辑：高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