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宣传处宣传特点探究
李春
【摘 要】国际宣传处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管对外宣传的机构。国际宣传处配合抗战军事、外交开展了大量对外宣传活动，以太平洋战争为界，对外宣传采取不同的策略。抗战时期的对外宣传参与人员复杂，通过多种方式实施对外宣传。国际宣传处的对外宣传揭露了日本的战争暴行，宣传了中国军民抗战的英勇精神，推动了英美援华抗日，提高了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由于蒋介石奉行的片面抗战路线，致使抗战宣传也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关键词】国际宣传处；董显光；对外宣传；太平洋战争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11-0095-02
抗战时期，日本方面在国际上进行大量歪曲宣传，国际舆论界对中国抗战缺乏应有的认识，英、美等国把中国抗战力量估计过低，对日本侵华采取妥协态度，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需要设立战时对外宣传机构国际宣传处。 从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筹备对外宣传，经过上海时期、武汉时期的发展，重庆时期的国际宣传处发展趋于定型。在董显光的领导下，国际宣传处以美国为重点开展了大量国际宣传工作。国际宣传处开展对外宣传具有如下特点：
一、对外宣传与军事、外交紧密配合
作为战时对外宣传机构，国际宣传处本身具有浓厚的军事特征。国际宣传处是为适应抗战需要而设立的一个“特殊的机构”，而让国际舆论界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争取国际同情与援助是国际宣传处的主要使命。
淞沪抗战时期，国际宣传处把在上海的外籍记者和外国通讯社作為首要的工作对象，向他们提供宣传中国抗战的文字和口头材料，通过他们传播到世界各国。武汉时期，在武汉活动的外国记者增多，国际宣传处竭尽全力向他们提供富有价值的中国抗战资讯。董显光约请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经常出面接见外国记者，发表具有权威性的谈话。军委会军令部也派出徐培根作为国际宣传处的军事发言人，向外国新闻媒体发表战况报告。国际宣传处有时还组织外国新闻人员去前线实地采访，以揭穿日本方面的歪曲报导。
重庆时期，国际宣传处向常驻重庆的外国通讯社和各国记者经常发布英文新闻稿和新闻图片，并协助他们进行采访工作。国际宣传处还举办每周记者招待会，约请军政部发言人徐培根和外交部发言人朱世明，向记者报告一周战况和公布重要政闻。国际宣传处为了更为深入和广泛地向国外介绍对日抗战中的中国，还先后在香港、纽约出版英文《战时中国》月刊和英文《现代中国》半月刊 [1]（P.145）。国际宣传处很重视战场的实地采访，让外国记者亲临前线，采写战地通讯，拍摄作战新闻图片，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1939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时，董显光带领一批外国记者从重庆赶往长沙附近，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受到薛岳的接见并进行热烈的访谈。在国际宣传处的积极努力下，对外军事新闻的发布灵敏可靠，“予宣传以极大助力” [2]（P. 299）。
二、对外宣传工作呈现阶段性
由于中日两国实力悬殊，中国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寻求国际援助。国际宣传必须与国际环境相配合，“视国际环境之转变，随时转变其方策” [3]，宣传政策随国内外情势的变化而转移。以太平洋战争为界，对外宣传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采取的宣传策略不同，也带来了不同的效果。
（一）太平洋战争前：宣传战争真相，争取美国援助
抗战初期，英、美各国对中国抗战实力没有准确估计，对日本阴谋暴行也缺乏正确认识。英、美虽然同情中国抗战，但惧怕本国卷入战争，对援助中国抗战有所顾忌。这一时期的外宣工作实行“不露痕迹”“利用外国人在各国推进宣传”的方针。除了大力扩充外宣机构，加强官方各种形式的宣传外，进一步努力联络和争取国际友人特别是外国记者，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
武汉时期，在华的美国记者除了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外，还有贝尔登、密尔士、高尔德、罗伯森、詹姆士、窦登、爱泼斯坦、基恩、根室、维克多金、史蒂尔、伊文思、王小亭等。他们分别代表合众社、美联社、《纽约时报》《芝加哥日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生活》杂志等新闻机构，在武汉进行各项活动，积极从事抗日宣传。
重庆时期，合众社、美联社和《纽约时报》等有影响的美国舆论机关，均有记者派驻重庆，为宣传中国抗战不懈努力。在国外，国际宣传处改组加强了纽约办事处。办事处成员在美国广交朋友，积极地推动美国民间的援华制日运动，美国援华制日运动的呼声日见高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
（二）太平洋战争后：扩大美援力度，谋求大国地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宣传工作的开展比以前简易得多了。开罗会议前的对外宣传工作目标有两个：第一是集中于同盟国的宣传体系发动共同的对敌宣传工作；第二是应付共产党在同盟国间的宣传。为完成第一个目标，在重庆成立了反侵略国家联合宣传委员会，包括英、美、荷、澳等国家，每星期开会一次，共同计划宣传的合作和交换对于彼此工作的意见。为完成第二个目标，国际宣传处在美国开展特种宣传，专门研究共产党在国外宣传的策略和方法；国际宣传处还邀请了许多英美的学者名流，作公开演讲，或撰写文章，对付共产党和美国左翼作家的宣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不但不顾忌宣传，他们自己也先后成立宣传机构。所以从那时候起，国际宣传由潜伏的姿态转变为表面化了。所有驻外各据点的主持人员，也都先后改由国际宣传处派员出面主持。不过在技术方面，国际宣传处仍借用同盟国的专家协助在国外推动宣传工作。
三、对外宣传人员的复杂性
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必须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良好的中外文素养和新闻采编的能力，而且能够熟练地运用中外文进行写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美忌讳宣传，国际宣传处采取“不露痕迹”“利用外国人在各国推进宣传”的外宣政策，利用国际友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开展宣传。武汉时期，国际宣传处与各国记者，尤其是那些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并在美国新闻界拥有影响的美国记者，保持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使他们为中国抗战尽力宣传。重庆时期，从战区和香港来到重庆的外国记者逐渐增多，除了长期派驻记者外，大批短期采访的记者和评论家也蜂拥而至。国际宣传处为了接待这批外国记者，安排好他们的食宿，在两路口巴县中学内修建了外国记者招待所。董显光认为“那些生活上较为舒适的记者，是比生活上绝无舒适可言的记者，更会同情中国的抗战的” [4]（P. 19），所以要克服困难，把记者招待所办得尽善尽美。国际宣传处在海外设立的据点，也聘请外国人负责。美国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宣传的重点，为打开对美宣传的局面，除了派遣职业外交官赴美外，国民政府还派遣了在美有特殊影响的知名人士如胡适、孔祥熙、陈光甫、宋子文等赴美作为政府外交官、特使，游说美国朝野人士，促使美国的远东政策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面转化。1942年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特使访问美国，为争取美援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对外宣传方式的多样化
抗战时期，国际宣传处利用各种传播工具推动对外宣传，主要有文字宣传、摄影宣传、广播宣传等。文字方面，除了撰写新闻通讯外，还出版了许多宣传小册子。国际宣传处出版各种揭露日军暴行，宣传中国抗战及重要人物谈话的刊物290多期，分送各国首脑及各界知名人士。摄影方面，派摄影记者去战地活动，把拍摄的照片与文字配合使用，国际宣传处经常组织有关日军侵华暴行及中国艰苦抗战等题材的照片展览。1941年8月，国际宣传处拍摄的影片《中国反攻》在美国上映，轰动全美。国际宣传处向国外发送宣传照片11 000多张，印发对敌宣传传单70多萬份，约请十余名外国人士秘密携带宣传品到日本，并将《日军在南京暴行》等影片偷运东京，秘密放映。
广播方面，国际宣传处与汉口市广播电台取得合作，举办国际广播，每日用英、法、德、俄、日五国文字播送新闻及时论。重庆时期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向世界广播。国际电台节目以广播新闻为重心，其他音乐、时论等节目为次要。国际宣传处积极与英、美各大电台合作，从美国聘请了广播专家，把中国的抗战呼声播送到世界各地。重庆的中央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在宣传抗战、揭露敌人，向全世界报道战况，争取世界舆论同情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上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之声”。
结语
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和英、美等国的援助，成立了战时对外宣传的执行机构国际宣传处。国际宣传处积极联络外国记者、驻华使节，联系世界各大通讯社、著名报社，举办新闻发布会，组织中外记者采写重要新闻，通过他们的舆论宣传，把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宣传出去。国际宣传处以美国为重点开展对外宣传，有利地配合了战时军事和外交。抗战时期的国际宣传以太平洋战争为界呈现阶段性，反映了国民党对外宣传政策的变化。抗战时期国际宣传的有效实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宣传了中国军民英勇的战斗精神，揭露了日本的战争暴行，推动了英、美援华抗日，赢得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加强了中国和世界各国新闻界的联系，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由于蒋介石奉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致使抗战宣传也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在抗战胜利后，国际宣传处基本上成了反共宣传的工具，从而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朱信泉，严如平主编.民国人物传（第四卷）[M].北 京：中华书局，1984.
[2]曾虚白.抗战宣传追忆记//曾虚白自选集[M].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
[3]曾虚白.曾虚白工作日记选（一）[J].民国档案，2000， （2）.
[4]董显光.董显光回忆录：记者招待所[N].报学杂志， 1948年试刊号.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