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力量对城市社区的建构：历史及其趋势
〔摘要〕 社区形态长期被认为是“国家-社会”互动的产物，市场的力量经常被忽视。文章以“深描”的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力量对于城市社区的影响过程进行了分析，并预测了市场因素与城市社区互构的未来趋势。
〔关键词〕 市场力量；城市社区；互构；过程；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1-0039-07
一、 小引：将市场重新“请回”社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社区问题研究，长期是放在“国家-社会”的二元视角之下展开的，学界还逐步达成了一些共同的看法。“我国过去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政府一家独大，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极为薄弱，甚至缺席，这导致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过度行政化。”[1]这成为我国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之所以将市场这个变量重新“请回”社区研究，不但是因为市场要素对社区的影响日益显现，更是一种传统的回归。社区研究的经典之作——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就是对市场诱发的工业化社会、流动社会到来之时，感叹时光失去的一首共同体生活的挽歌。罗伯特·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的衰亡与重生》，是现代、后现代社会和社区研究的名著，其所讨论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背后，是劳动方式的变化、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化（夫妻双职工及影响等）、城市化引发的市郊化和通勤生活、电视和互联网等消费的崛起，等等。该书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市场要素，但市场却是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中国的社区研究经典之作中，市场与社区的关系也曾经是个重要的范畴。毛泽东同志的《寻乌调查》，是一份社会调查报告，更准确地说是社会经济调查报告，其中调查和讨论的交通、商品和商业形态、土地关系、税收、人口等，都与市场系系相关。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学及社区研究的必读书目，无论就其书名看，还是按照费孝通的说法，“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因此，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这种研究也将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2]（20）而其讨论的最重要的动力机制之一就是市场形势的变化。在著名的农村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及相关著作中，更是将农村社区几乎等同于市场在进行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下，并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走向社会重建之路”[3]研究报告中关于“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分析启发，认为当今研究社区，必须认真研究市场力量对于社区的影响，以及社区的回应与变化。
如何开展市场力量对社区影响的研究？我们试图用深描法。深描（Thick Description，也有译作厚描），是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中提出的一种田野调查和研究方法[9]。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深描被许多社会学者、人类学者所使用，并被不断丰富。本文中试图使用这一方法，除了希望对于客观世界的了解能从经验、体验、深度理解、新认识步步提升外，也希望用多维、多层次的描述，来增加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发散式解释。
二、 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城市社区发展的巨大影响
1980年以后中国城市发展的突出特征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加快、城市更新改造加快和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加，城市居民在收入提高之后能够自主选择和变换居住区，这些变化对过去几十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政社区和居民个人的基本社会关系网络结构都产生了显著的冲击[5]。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其中的重要推手，其背后的逻辑是土地和空间的商品化，而其合法性来源是最大化土地价值的都市理性逻辑[6]（97）。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
首先，大量城市社区不再对应于政府设定的社区居委会范围。这一时期的社区发展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重建快，二是新社区多，三是受商业力量影响强。原来的当地居民除少量回迁外，多数被用货币补偿的方式置换到更远的陌生社区。于是，开发商通过收取购房款的方式，将以前彼此陌生的一群人重新用集中居住聚合在了一起，几乎重建了一个新的社区。作为“地产的社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量集中性出现了，这对旧的地域生活共同体与政府确定的社区（以是否建立由官方认可的居委会为标准）互相对应格局形成强大冲击，二者不再能够一一对应。可能是一个居委会横跨数个社区，也可能一个居委会仍然对应一个社区，还可能若干个社区迟迟不能建立居委会。
其次，社区居民之间缺乏人际互动和联系。他们在进入社区之前彼此间缺乏社会勾连，不具有相互间人际互动关系。那些具有相似购买能力的购房者，是用货币——这个最简单直接而不带有任何感性成份的——中介物，按照购房能力、居住意愿被进行了一次新的社会整合。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城市社区从其建立之初，就是冷冰冰的，而不是温情脉脉的。这是由中国激进的房地产政策和操作思路决定的，是和西方社区逐步发展的过程完全不同的。换言之，每个社区居民都进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美丽新世界”。这种陌生感当然有现代社会流动性强、重视隐私等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家从原来的熟人社会被连根拔起然后重新栽进陌生人社区。由于人际互动所需要的社會机会、资源特别是诚信很难一下子建立起来，所有的社区居民成了被房地产开发商装进“一个麻袋里的土豆”。要想建立新的持续性联系，需要等待新的交往机会，并通过搭讪、交流、往来、了解等一系列试错过程来实现。
再次，社区的空间感受和居民生活环境基本是由开发商给定的。每个社会成员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全、干净、绿色、友善的社区中。这一方面需要由社区居民共同来营造，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些实体基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社区环境。但是，所有新社区基本都是由开发商规划、建设甚至后期物业管理的，虽然政府的相关部门可能会审查、监督其相关活动，但除非明显违法违规，实际上很难真正左右房地产开发商按自我意愿构造社区。这些年，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具有相当强的投机性和短视行为，其中一个重要手法就是通过不规划、不建、缓建、低标准建、占用挪用社区公共设施。几乎所有的房产开发都用所谓的“项目公司”名义（也就是说，房子卖光了公司就注销了，后期责任是很难找到原承担者的）。于是，少建或不建绿地、变相增加容积率、不配套建设公用设施、在普通消费者难以注意到的地方降低房屋品质等现象，成为行业的潜规则和普遍现象。所有这些都是以降低社区居民的生活感受为代价的——有不少居民是从入住的第一天就感觉到踏入开发商的陷阱甚至陷入房产纠纷，并处于一种长期不愉快的心理状态中。
又次，社区生活功能与生产功能完全分离。受土地资源和开发模式影响，以及所谓的功能分区规划理念影响，在工作或生产单位附近建设住宅不再可能。多数城市的人们居住的地方与社区都有一定距离，有的还相当之远。半小时的通勤距离，在大多数城市已经是奢侈了。城市的地铁、公交等交通工具上，上下班的人们一脸疲惫甚至昏昏欲睡已经是普遍的城市景观。从而，社区成为一个完全居住意义的地理空间，成为人们八小时工作之外休息和生活的地方，不少城市出现了所谓的“睡城”。为了解决好通勤问题，许多人不得不购买了自有轿车。这不但进一步加剧了城市交通的拥堵情况，而且成为社区内部矛盾的一个高发领域——社区车位紧张、乱停乱放、车辆与行人冲突等问题大量地出现了。
最后，社区的管理模式受到房产商的强影响甚至强控制。多数社区是先有房、才有管。为避免受到居民的掣肘和制约，所有开发商几乎都会或明或暗抵制居民的组织和联合，有不少还会杯葛或延缓政府力量进入社区郭于华等人的《居住的政治》一书中，有大量的此类案例研究和分析，还有不少生动的描述。参见郭于华，沈原，陈鹏主编. 居住的政治： 当代都市的业主维权和社区建设.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由于缺乏居委会、物业委员会等机构的干预，房地产开发商会将社区的保安、停车管理、保洁、绿化等事务，委托或出售给与自己有关联的物业公司。这些公司不但不会替居民追究房地产开发商的未尽责任和义务，反而可能采用封锁信息，控制设备设施工具，占有公用空间，垄断社区居民服务等方法，将居民作为长期谋利的对象。当然，也有一些相对有良心的开发商或物业公司，会采用更合乎居民长远利益的办法，通过营造社区良好生活环境、提升社区品质的方式来谋利。近几年，万科、华润、武汉百步亭等公司做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实践，实现了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两种管理有机结合，建立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7]。
房地产及物业公司对社区管理还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影响——它们“偷偷地”从政府确认的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管理体制手中合法地“抢”走了社区居民。在旧的格局下，社区绿化美化、社区治安、社区水电气供应、电梯建设及管理等具有公共性的社区事务，是由政府及其体制、或者由“单位”“包办”的。但是，房地产及物业公司来了之后，相关费用由它们收取，相关服务由其雇佣的花匠、保安、维修工等“接管”。社区公共事务大量简化，体制内的街道办、社区居委会能够管理、能够上手的事务大量减少。
总的看，房地产开发商以摧枯拉朽式的大拆大建，从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维护等多角度，对中国的城市社区进行了几乎可称之重构的再造。而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所谓的生活共同体就是要在这样贫瘠的基土上展开，它必然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三、 居民生活业和家政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及对城市社区的渗入
如果说，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力量，是从规划、布局、环境、周边设施、管理等方面，象惊涛骇浪冲刷地面一样，凭空“生产”、“制造”出了许多社区的话；那么，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社区服务和家政服务，则象潺潺的溪流一样，以貌似平静和缓的力量，静悄悄地流入了千家万户，改变着社区的生活和形态。
首先，社区服务和家政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居民日常生活。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情况的改善，长期以来由于收入过低而受到压抑的多样化生活需求被激发出来。单位体制下政府对居民福利增长的显性和隐性责任，由于政府的主动性后退和市场的发育，而转为居民家庭、企业、民间组织和团体、政府多元化提供。其中，大量的微观市场主体——企业（包括各类公司、企业、个体户等）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相当多的地区和社区，市场成为最主要的居民服务提供方。应当承认，如果光有社区居民的收入增长，而没有相应的社区居民服务市场的形成，居民的日常生活是不可能达到今天这么便利的。
其次，某些社区服务聚居地和服务方式“意外地”形成了社区公共生活空间。由于不少种类的社区服务需要一定的店面，相当部分的市场服务还具有聚集共生的特点，为此，形成了一些很有特点的社区公共生活空间，促进了社区公共生活的产生和社区居民的沟通。比如，在相当多的社区，小卖部、食杂店、蔬果店等在提供居民相关服务便利的同时，其附近和周边往往成为社区居民闲聊、下棋、唱歌、跳舞的集中地。许多社区的公共信息就是通过这些渠道传播的，许多社区的公共议题就是在这些地方产生的，它们客观上促进了社区居民的沟通与了解，也对社区居民参与和介入社区生活提供了契机。而某些社区服务集中的门面房街区、多层菜市场和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跳蚤市场”，还调节了社区的生活氛围，增进了互动和互信，甚至改变了社区的品质。当然，一些社区商业活动也给社区居民带来噪音、光电、作息时间方面的困扰。从各类商业活动对社区的品质影响看，多数居民还是喜欢商业带来的便利的，这些社区的房价也会因生活便利而较其他社区升值空间大。
再次，市场化居民服务和家政服务的发展对社区增加凝聚力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把针对社区的各项市场行为分为居民服务和家政服务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居民服务作为独立于居民家庭的外在性服务，具有把居民从家庭中“拉出来”，参与到与社会、社区、其他居民互动交往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家政服务的出现，市场服务的可选择性或者说居民主导性，进一步導致居民家庭自成一体，无需借助于政府、社会组织的力量就可以自在生活。特别是由于家政服务是直接“植入”到居民家庭中的，居民家庭的自我完善性、自给自足性得到了进一步的保证。
又次，政府在实现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不得不或者说开始主动利用市场的机制。社区公共服务和某些公共职能的发挥，是政府的法定职责。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和街居制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社会动员来实现公共职能。比如，社区治安就采用公安部门专门力量，再加上广泛动员社区居民（“戴红袖章的居委会老头老太太”在中国已经非常具象化，并被作为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传统延续到今天），通过居民家中走访、查询陌生人、公共场所和主要路口日常值守、信息报告报备等方式，实现了群防群治。而社区居民的福利发放、生活补助，也通过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层层下发。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社会流动性的加强，社区的“社会控制”职能略有减少的同时，一些公共服务、管理职能却不断加强。延续旧的模式效果显然越来越差。于是，党和政府的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利用市场化的机制。比如，认可或鼓励实行物业管理，推动在社区治安中广泛雇佣保安公司。又如，通过设立社区服务站提供低价有偿服务，或者通过购买市场主体或社会组织的服务，实现为老、助残等原来直接由自己提供的服务功能。
最后，市场力量的介入还成为社区矛盾的高发源头之一。市场是交易双方短兵相接、快速博弈的场合，出现冲突和纠纷在所难免。但如果这些行为的后果如果出现了外溢性，则可能会由个体矛盾转化为社区、社会矛盾，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形成冲击，特别是在谋利动机下。近年来，一些出租、出售房屋用于工商经营的行为，出现了损害其他居民和社区利益、影响社区品质的情况。除了前述的某些门店早开门、晚关门影响居民正常的作息，一些商业活动噪音扰民外，大量出现了为增加经营面积或改变原房屋布局而私搭乱建、开墙破洞的情况，而因为经营占道或顾客乱停乱放车辆影响社区交通和安全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四、 互联网背景下的市场力量对城市社区“精准侵入”和“占领”
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进入社区增加了新的利器——各类通讯工具特别是手持终端广泛而廉价地进入家庭，并发展为无处不覆盖的互联网各项应用。依托于信息流的快速流动、互联网的即时性通信功能和大数据提供的顾客精准分类定位，再辅之以网店、快递、定制等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各种市场力量进入社区的速度在加快，各类市场服务正在全面占领社区。如果说，某些小型社区受地理、规划或居民原因，居民服务或家政服务未及渗透的话；那么，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已经很难说有哪个城市社区能够独立在市场之外了。因为，城市不再是制造业空间，而成为服务业空间[8]（10）。
首先，社区居民的各种生活服务需求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满足。由于居民在上班八小时之外基本都生活在社区——涉及到吃住行娱购等各种活动和消费，在服务业大竞争的格局下，社区日益成为各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竞争地和生意重新发现的“蓝海”。不只房地产、物管以创新模式再次希望“包揽”居民的各种服务需求，而且餐饮、购物、家政、美容、儿童看护、老人照料等服务开始与信息网络结合，谋求地域、营业时间、顾客群等方面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依托于社区的快递、保险、银行、资产管理、私人医生、水电费清缴等各种社区服务新业态层出不穷。今天，围绕着一个个的社区，已经基本形成了针对社区服务的各种生态。比如，有开发商通过社区服务的app，集合社区周边一公里范围内各种商户资源，构建社区一公里“微商”圈，社区住户可以随时下单叫外卖、预约家政上门服务、预约洗车等。可以说，社区居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几乎可以说达到了无所不有、无所不包。
其次，社区居民的服务满足方式也正在更新。依托于网民上网留下的“痕迹”和各种信息数据，通过数据挖掘，网民被更加准确地分类、分层、分级，其服务需求可以随时被准确地“发现”，并由服务商直接“推送”到其面前。以前社区居民的“我需要服务”正发展成为“电话、电脑等终端提醒你，你需要服务了”。从而出现了一种服务能够随时被发现、时刻能够得到满足的趋势，服务商通过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精准化服务实现了对社区和居民的绑定或者说“锁定”。比如，目前热炒的社区金融——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社区居民贷款，其实现基础就是通过对居民房产、家庭财产、网上购物和消费记录，甚至缴纳水电费、理财记录等进行整理和分析。通过长时间的数据采集，对居民住户的工作、生活状况和行为进行抓取和评估，对业主资产状况、诚信程度、支付能力、消费习惯等做出准确的描述，从而确认其是否需要贷款、需要多少贷款、未来还款进度会怎样、贷款风险大小等。社区金融还可以发展为大量的金融延伸服务和衍生服务，比如代收水电费、电话费，代缴交通罚款，销售理财产品、居民保险产品，社区金融知识讲座，与社区电商结合等，甚至承担社区创业居民的公司核名、注册、审计、担保、法律服务等各种繁琐工作。而所有这些服务能否奏效，都依托于对居民情况的极端了解和针对性、主动性服务，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成熟为实现这一点提供了空前的支撑。
再次，居民各项服务的市场化即时提供，进一步巩固了居民家庭的自足性。社区居民之间互相往来的一个重要动力机制是彼此间的生产生活互助和感情慰藉。但由于市场力量渗透入家庭，多数社区居民不再需要或者说不再希望通过交往来达到这个目的。今天，居民家政服务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各种购买商品服务可以网上下单、快递送货到家，甚至购买保险、理財产品和收水电费等也实现了到门送单、刷卡结账、网上支付等。而娱乐、学习等需求，也可以在网上通过公开课、看电视、打游戏、家中唱歌跳舞等方式解决，“宅”正成为新生活方式，“躲在小屋成一统”真正成了现实。社区居民互不相识甚至对门邻居互不相识，成为新常态，大家都成了住在同一个狭小空间的陌生人。居民的互动减少，当然影响了社区人际网络的形成。对每个居民来说，社会资本减少了；而对社区来说，居民的离心力更加强了。这让我们想起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9]（1-2）中所揭示的美国公民生活衰落现象。他的调查发现，美国社区生活随着社会进步不但没有持续性增长，反而逐渐衰落。传统意义上的爱好结社、关心公共话题、热心公益的社区居民（包括公民）不见了，人们不再把闲暇时间用在和邻居一起喝咖啡、一起聊天，也不愿意和相熟的人一起走进各种俱乐部去从事集体休闲、社交行动，反面宁愿一个人躲在家中看电视，或者独自一个人去打保龄球。
又次，市场力量在消减社区团结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沟通和团结可能。比如，微信的普遍应用和网络、通讯的发达，使得通过开会议事和媒体通知来进行的传统信息沟通不再适用。通过加入微信圈、社区网，某个社区居民发现的治安隐患就能第一时间报告给其他社区居民或相关机构。而借助于微信圈、社区网发起“跳蚤市场”，居民在网上做小本生意，孩子家长互相了解情况，甚至相约出游等等，都已经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又如，某些开发商利用社区客户数据打造养老社区或老年人服务中心，除为会员提供多样化的健康医疗服务项目外，还组织老年人集体锻炼、集体观影、外出旅游等活动，客观促进了人际互动和关系和谐。
最后，一些新形势下的社区矛盾和纠纷也随之产生了。在社区治安方面，随着城市化和商品住宅的发展，居民在生活中相互封闭隔离，社区犯罪的防控成为了一个难题[10]。大量快递和相关服务进入社区，客观增加了社区人员的流动性和治安的困难，带来的保安隐患、代收包裹纠纷近年都呈上升趋势。而为了实现社区服务的针对性，占有甚至窃取、“抢夺”社区居民信息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但社区居民的隐私权受到极大侵害，而且社区居民的身份安全和财产安全也受到威胁。大量希望能够分享社区居民消费“金矿”的商业企业，开始“向社区进军”，带来社区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社区商业用房大量增加、社区商业氛围过度、社区交通拥堵、居民正常作息受到干扰等问题。
五、 小结：市场力量的崛起及对城市社区发展趋势的影响
其一，市场力量有可能成为城市社区的第一强势力量[11]（180）。恰如房地产业对中国社区的改造一样，未来的社区，仍有可能维持市场力量强于政府、强于基层社会的格局。十八届三中全会确认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仍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同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工商企业积聚的资源、人才和社会影响会大量增加。政府在社区的责任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无法像市场一样具有穿透居民“厚重的防盗门”的力量。而现代开放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民众对于公共生活的放弃和软抵制，党政机关和官方体制进入社区居民家中、真正影响社区居民生活的空间仍然有可能缩小。另一方面，社区组织虽然具有自组织性、亲和力，但往往是缺乏资源的，也无法像工商企业一样实现高度组织化。所以，市场力量在社区独大的局面有可能形成，他们将会营造或改变居民生活的环境、居民生活的方式甚至居民的人际关系。在这种态势下，地方政府、社区组织或者迁就、迎合市场力量的崛起，或者不得不被动地按照工商企业的逻辑来规划、建设、管理社区，甚至某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被收买的危险。
其二，市场力量会进一步推动城市社区居民的“宅生活”。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相信多数工商企业会摒弃投机主义的经营模式，而按照“打造百年老店”的商业理念采用持久经营策略。为此，开发社区的房地产业和后续的物业管理公司，会在设计、经营上更加体贴入微，“深耕深翻”式地不断完善住房功能，完善社区环境。而大量面向居民吃、穿、用、娱、购的商业应用，在创造性满足居民需求的同时，将让居民家庭的自足性空前完善，网上购物、网上支付、快递到户的范围和广度将空前发达。那些不得不采用“面对面”式服务的商业活动，比如推销、办卡等，都将放弃门店而大量转用上门服务。不远的未来，居民不出门，就可以完全实现自给自足的美好生活。从而，与他人的交往、对社区生活的依赖都会持续性地下降，市场对于城市社区的解构作用仍将延续。
其三，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干扰，市场力量将推动我国的城市社区二次分化。市场自有其运行逻辑。按照服务对象的消费偏好，精准发现和占有细分市场，是每一个工商企业成败的关键。我国的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按照商品房定价，实际上按照居民的消费实力和消费偏好，已经对城市社区进行了一次分类——主要是按照社区房屋的市场价格高低，分为经济适用房社区、回迁房社区、普通住房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别墅区等。由于人口流动、社区环境变化、居民经济实力变化等原因，近年不少社区出现了收入相差很大的家庭、生活条件和生活规律不同的家庭比邻而居的现象。从趋势上看，随着社区环境的相对稳定、群体的主观分层、收入分配的固化和职业变化剧烈性的下降，“什么样的人住什么样的房、生活在什么样的社区”的规律显现。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一种现象：富人住最中心的地段、最贵的房，穷人则住最远的地段、最便宜的房。未来，商业力量进入社区后，将按照商业逻辑改造社区环境，定位社区消费种类和价格，培养居民消费习惯和爱好，从而，城市社区会第二次进行分类和分层，不同的社区将居住不同收入、不同品味的居民，不同的居民将选择不同价格、不同环境的社区。从社会公平角度，这个动向应当及早引起关注。
其四，房地产行业对社区的强影响有可能下降，但依托社区将产生一批新的“巨无霸”级企业。由于城市居民的购房需求已经得到了持续性释放，除了某些地区外，多数城市、多数地段的房屋将留存较长时间，多数城市社区的脉络、格局已经形成。房地产退潮仍有一个相对较长时间，但总体看，以开发住宅为主的房地产企业的未来前景看淡。房地产的退潮却可能是其他产业潮涨的标志。作为一个刚受到关注和热捧的“未开发热土”，城市社区已经显示出无穷的商业潜力。特别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兴起，那些掌握居民信息并提前布局的企业，很可能实现对于社区居民服务的深度挖掘和跟踪，实现对居民生活的“全绑定”。由此，很可能实现和互联网经济类似的“基于客户数量的规模经济”和“基于稳定客户群的深度互动经济”。就像腾讯的微信一样，只要聚焦了足够多的用户，实现任何商业利益都变得唾手可得。为此，面向社区居民的服务将可能催生下一轮的商业竞争，也将有可能催生出新一代的超级公司和巨无霸企业。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 黄家亮.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J]. 甘肃社会科学. 2012， （6）：1-8.
[2]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3]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 走向社会重建之路[J]. 民主与科学. 2010， （10）：39-44.
[4]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A]. 文化的解释[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 黎熙元， 陈福平. 社区论辩：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J]. 社会学研究. 2008， （2）： 192-246.
[6] 施芸卿. 再造城民——旧城改造与都市运动中的国家与个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7] 陈淑云， 艾建国. 城市居住区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合作模式研究——以百步亭小区与中山巷社区为例[J]. 江汉论坛. 2010， （5）： 85-89.
[8] 李培林等. 当代中国城市化及其影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9] [美]罗伯特·帕特南.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 刘波，祝乃娟，张孜异等译. 燕继荣审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 杨敏，杨玉宏.“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与社区治理新探索[J]. 思想战线. 2013， 39（3），1-7.
[11] 张林江. 走向社区+ 时代——当代中国社区治理转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責任编辑：北 纬）
〔关键词〕 市场力量；城市社区；互构；过程；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1-0039-07
一、 小引：将市场重新“请回”社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社区问题研究，长期是放在“国家-社会”的二元视角之下展开的，学界还逐步达成了一些共同的看法。“我国过去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政府一家独大，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极为薄弱，甚至缺席，这导致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过度行政化。”[1]这成为我国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之所以将市场这个变量重新“请回”社区研究，不但是因为市场要素对社区的影响日益显现，更是一种传统的回归。社区研究的经典之作——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就是对市场诱发的工业化社会、流动社会到来之时，感叹时光失去的一首共同体生活的挽歌。罗伯特·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的衰亡与重生》，是现代、后现代社会和社区研究的名著，其所讨论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背后，是劳动方式的变化、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化（夫妻双职工及影响等）、城市化引发的市郊化和通勤生活、电视和互联网等消费的崛起，等等。该书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市场要素，但市场却是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中国的社区研究经典之作中，市场与社区的关系也曾经是个重要的范畴。毛泽东同志的《寻乌调查》，是一份社会调查报告，更准确地说是社会经济调查报告，其中调查和讨论的交通、商品和商业形态、土地关系、税收、人口等，都与市场系系相关。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学及社区研究的必读书目，无论就其书名看，还是按照费孝通的说法，“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因此，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这种研究也将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2]（20）而其讨论的最重要的动力机制之一就是市场形势的变化。在著名的农村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及相关著作中，更是将农村社区几乎等同于市场在进行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下，并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走向社会重建之路”[3]研究报告中关于“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分析启发，认为当今研究社区，必须认真研究市场力量对于社区的影响，以及社区的回应与变化。
如何开展市场力量对社区影响的研究？我们试图用深描法。深描（Thick Description，也有译作厚描），是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中提出的一种田野调查和研究方法[9]。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深描被许多社会学者、人类学者所使用，并被不断丰富。本文中试图使用这一方法，除了希望对于客观世界的了解能从经验、体验、深度理解、新认识步步提升外，也希望用多维、多层次的描述，来增加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发散式解释。
二、 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城市社区发展的巨大影响
1980年以后中国城市发展的突出特征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加快、城市更新改造加快和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加，城市居民在收入提高之后能够自主选择和变换居住区，这些变化对过去几十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政社区和居民个人的基本社会关系网络结构都产生了显著的冲击[5]。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其中的重要推手，其背后的逻辑是土地和空间的商品化，而其合法性来源是最大化土地价值的都市理性逻辑[6]（97）。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
首先，大量城市社区不再对应于政府设定的社区居委会范围。这一时期的社区发展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重建快，二是新社区多，三是受商业力量影响强。原来的当地居民除少量回迁外，多数被用货币补偿的方式置换到更远的陌生社区。于是，开发商通过收取购房款的方式，将以前彼此陌生的一群人重新用集中居住聚合在了一起，几乎重建了一个新的社区。作为“地产的社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量集中性出现了，这对旧的地域生活共同体与政府确定的社区（以是否建立由官方认可的居委会为标准）互相对应格局形成强大冲击，二者不再能够一一对应。可能是一个居委会横跨数个社区，也可能一个居委会仍然对应一个社区，还可能若干个社区迟迟不能建立居委会。
其次，社区居民之间缺乏人际互动和联系。他们在进入社区之前彼此间缺乏社会勾连，不具有相互间人际互动关系。那些具有相似购买能力的购房者，是用货币——这个最简单直接而不带有任何感性成份的——中介物，按照购房能力、居住意愿被进行了一次新的社会整合。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城市社区从其建立之初，就是冷冰冰的，而不是温情脉脉的。这是由中国激进的房地产政策和操作思路决定的，是和西方社区逐步发展的过程完全不同的。换言之，每个社区居民都进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美丽新世界”。这种陌生感当然有现代社会流动性强、重视隐私等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家从原来的熟人社会被连根拔起然后重新栽进陌生人社区。由于人际互动所需要的社會机会、资源特别是诚信很难一下子建立起来，所有的社区居民成了被房地产开发商装进“一个麻袋里的土豆”。要想建立新的持续性联系，需要等待新的交往机会，并通过搭讪、交流、往来、了解等一系列试错过程来实现。
再次，社区的空间感受和居民生活环境基本是由开发商给定的。每个社会成员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全、干净、绿色、友善的社区中。这一方面需要由社区居民共同来营造，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些实体基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社区环境。但是，所有新社区基本都是由开发商规划、建设甚至后期物业管理的，虽然政府的相关部门可能会审查、监督其相关活动，但除非明显违法违规，实际上很难真正左右房地产开发商按自我意愿构造社区。这些年，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具有相当强的投机性和短视行为，其中一个重要手法就是通过不规划、不建、缓建、低标准建、占用挪用社区公共设施。几乎所有的房产开发都用所谓的“项目公司”名义（也就是说，房子卖光了公司就注销了，后期责任是很难找到原承担者的）。于是，少建或不建绿地、变相增加容积率、不配套建设公用设施、在普通消费者难以注意到的地方降低房屋品质等现象，成为行业的潜规则和普遍现象。所有这些都是以降低社区居民的生活感受为代价的——有不少居民是从入住的第一天就感觉到踏入开发商的陷阱甚至陷入房产纠纷，并处于一种长期不愉快的心理状态中。
又次，社区生活功能与生产功能完全分离。受土地资源和开发模式影响，以及所谓的功能分区规划理念影响，在工作或生产单位附近建设住宅不再可能。多数城市的人们居住的地方与社区都有一定距离，有的还相当之远。半小时的通勤距离，在大多数城市已经是奢侈了。城市的地铁、公交等交通工具上，上下班的人们一脸疲惫甚至昏昏欲睡已经是普遍的城市景观。从而，社区成为一个完全居住意义的地理空间，成为人们八小时工作之外休息和生活的地方，不少城市出现了所谓的“睡城”。为了解决好通勤问题，许多人不得不购买了自有轿车。这不但进一步加剧了城市交通的拥堵情况，而且成为社区内部矛盾的一个高发领域——社区车位紧张、乱停乱放、车辆与行人冲突等问题大量地出现了。
最后，社区的管理模式受到房产商的强影响甚至强控制。多数社区是先有房、才有管。为避免受到居民的掣肘和制约，所有开发商几乎都会或明或暗抵制居民的组织和联合，有不少还会杯葛或延缓政府力量进入社区郭于华等人的《居住的政治》一书中，有大量的此类案例研究和分析，还有不少生动的描述。参见郭于华，沈原，陈鹏主编. 居住的政治： 当代都市的业主维权和社区建设.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由于缺乏居委会、物业委员会等机构的干预，房地产开发商会将社区的保安、停车管理、保洁、绿化等事务，委托或出售给与自己有关联的物业公司。这些公司不但不会替居民追究房地产开发商的未尽责任和义务，反而可能采用封锁信息，控制设备设施工具，占有公用空间，垄断社区居民服务等方法，将居民作为长期谋利的对象。当然，也有一些相对有良心的开发商或物业公司，会采用更合乎居民长远利益的办法，通过营造社区良好生活环境、提升社区品质的方式来谋利。近几年，万科、华润、武汉百步亭等公司做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实践，实现了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两种管理有机结合，建立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7]。
房地产及物业公司对社区管理还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影响——它们“偷偷地”从政府确认的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管理体制手中合法地“抢”走了社区居民。在旧的格局下，社区绿化美化、社区治安、社区水电气供应、电梯建设及管理等具有公共性的社区事务，是由政府及其体制、或者由“单位”“包办”的。但是，房地产及物业公司来了之后，相关费用由它们收取，相关服务由其雇佣的花匠、保安、维修工等“接管”。社区公共事务大量简化，体制内的街道办、社区居委会能够管理、能够上手的事务大量减少。
总的看，房地产开发商以摧枯拉朽式的大拆大建，从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维护等多角度，对中国的城市社区进行了几乎可称之重构的再造。而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所谓的生活共同体就是要在这样贫瘠的基土上展开，它必然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三、 居民生活业和家政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及对城市社区的渗入
如果说，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力量，是从规划、布局、环境、周边设施、管理等方面，象惊涛骇浪冲刷地面一样，凭空“生产”、“制造”出了许多社区的话；那么，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社区服务和家政服务，则象潺潺的溪流一样，以貌似平静和缓的力量，静悄悄地流入了千家万户，改变着社区的生活和形态。
首先，社区服务和家政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居民日常生活。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情况的改善，长期以来由于收入过低而受到压抑的多样化生活需求被激发出来。单位体制下政府对居民福利增长的显性和隐性责任，由于政府的主动性后退和市场的发育，而转为居民家庭、企业、民间组织和团体、政府多元化提供。其中，大量的微观市场主体——企业（包括各类公司、企业、个体户等）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相当多的地区和社区，市场成为最主要的居民服务提供方。应当承认，如果光有社区居民的收入增长，而没有相应的社区居民服务市场的形成，居民的日常生活是不可能达到今天这么便利的。
其次，某些社区服务聚居地和服务方式“意外地”形成了社区公共生活空间。由于不少种类的社区服务需要一定的店面，相当部分的市场服务还具有聚集共生的特点，为此，形成了一些很有特点的社区公共生活空间，促进了社区公共生活的产生和社区居民的沟通。比如，在相当多的社区，小卖部、食杂店、蔬果店等在提供居民相关服务便利的同时，其附近和周边往往成为社区居民闲聊、下棋、唱歌、跳舞的集中地。许多社区的公共信息就是通过这些渠道传播的，许多社区的公共议题就是在这些地方产生的，它们客观上促进了社区居民的沟通与了解，也对社区居民参与和介入社区生活提供了契机。而某些社区服务集中的门面房街区、多层菜市场和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跳蚤市场”，还调节了社区的生活氛围，增进了互动和互信，甚至改变了社区的品质。当然，一些社区商业活动也给社区居民带来噪音、光电、作息时间方面的困扰。从各类商业活动对社区的品质影响看，多数居民还是喜欢商业带来的便利的，这些社区的房价也会因生活便利而较其他社区升值空间大。
再次，市场化居民服务和家政服务的发展对社区增加凝聚力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把针对社区的各项市场行为分为居民服务和家政服务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居民服务作为独立于居民家庭的外在性服务，具有把居民从家庭中“拉出来”，参与到与社会、社区、其他居民互动交往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家政服务的出现，市场服务的可选择性或者说居民主导性，进一步導致居民家庭自成一体，无需借助于政府、社会组织的力量就可以自在生活。特别是由于家政服务是直接“植入”到居民家庭中的，居民家庭的自我完善性、自给自足性得到了进一步的保证。
又次，政府在实现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不得不或者说开始主动利用市场的机制。社区公共服务和某些公共职能的发挥，是政府的法定职责。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和街居制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社会动员来实现公共职能。比如，社区治安就采用公安部门专门力量，再加上广泛动员社区居民（“戴红袖章的居委会老头老太太”在中国已经非常具象化，并被作为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传统延续到今天），通过居民家中走访、查询陌生人、公共场所和主要路口日常值守、信息报告报备等方式，实现了群防群治。而社区居民的福利发放、生活补助，也通过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层层下发。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社会流动性的加强，社区的“社会控制”职能略有减少的同时，一些公共服务、管理职能却不断加强。延续旧的模式效果显然越来越差。于是，党和政府的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利用市场化的机制。比如，认可或鼓励实行物业管理，推动在社区治安中广泛雇佣保安公司。又如，通过设立社区服务站提供低价有偿服务，或者通过购买市场主体或社会组织的服务，实现为老、助残等原来直接由自己提供的服务功能。
最后，市场力量的介入还成为社区矛盾的高发源头之一。市场是交易双方短兵相接、快速博弈的场合，出现冲突和纠纷在所难免。但如果这些行为的后果如果出现了外溢性，则可能会由个体矛盾转化为社区、社会矛盾，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形成冲击，特别是在谋利动机下。近年来，一些出租、出售房屋用于工商经营的行为，出现了损害其他居民和社区利益、影响社区品质的情况。除了前述的某些门店早开门、晚关门影响居民正常的作息，一些商业活动噪音扰民外，大量出现了为增加经营面积或改变原房屋布局而私搭乱建、开墙破洞的情况，而因为经营占道或顾客乱停乱放车辆影响社区交通和安全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四、 互联网背景下的市场力量对城市社区“精准侵入”和“占领”
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进入社区增加了新的利器——各类通讯工具特别是手持终端广泛而廉价地进入家庭，并发展为无处不覆盖的互联网各项应用。依托于信息流的快速流动、互联网的即时性通信功能和大数据提供的顾客精准分类定位，再辅之以网店、快递、定制等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各种市场力量进入社区的速度在加快，各类市场服务正在全面占领社区。如果说，某些小型社区受地理、规划或居民原因，居民服务或家政服务未及渗透的话；那么，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已经很难说有哪个城市社区能够独立在市场之外了。因为，城市不再是制造业空间，而成为服务业空间[8]（10）。
首先，社区居民的各种生活服务需求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满足。由于居民在上班八小时之外基本都生活在社区——涉及到吃住行娱购等各种活动和消费，在服务业大竞争的格局下，社区日益成为各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竞争地和生意重新发现的“蓝海”。不只房地产、物管以创新模式再次希望“包揽”居民的各种服务需求，而且餐饮、购物、家政、美容、儿童看护、老人照料等服务开始与信息网络结合，谋求地域、营业时间、顾客群等方面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依托于社区的快递、保险、银行、资产管理、私人医生、水电费清缴等各种社区服务新业态层出不穷。今天，围绕着一个个的社区，已经基本形成了针对社区服务的各种生态。比如，有开发商通过社区服务的app，集合社区周边一公里范围内各种商户资源，构建社区一公里“微商”圈，社区住户可以随时下单叫外卖、预约家政上门服务、预约洗车等。可以说，社区居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几乎可以说达到了无所不有、无所不包。
其次，社区居民的服务满足方式也正在更新。依托于网民上网留下的“痕迹”和各种信息数据，通过数据挖掘，网民被更加准确地分类、分层、分级，其服务需求可以随时被准确地“发现”，并由服务商直接“推送”到其面前。以前社区居民的“我需要服务”正发展成为“电话、电脑等终端提醒你，你需要服务了”。从而出现了一种服务能够随时被发现、时刻能够得到满足的趋势，服务商通过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精准化服务实现了对社区和居民的绑定或者说“锁定”。比如，目前热炒的社区金融——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社区居民贷款，其实现基础就是通过对居民房产、家庭财产、网上购物和消费记录，甚至缴纳水电费、理财记录等进行整理和分析。通过长时间的数据采集，对居民住户的工作、生活状况和行为进行抓取和评估，对业主资产状况、诚信程度、支付能力、消费习惯等做出准确的描述，从而确认其是否需要贷款、需要多少贷款、未来还款进度会怎样、贷款风险大小等。社区金融还可以发展为大量的金融延伸服务和衍生服务，比如代收水电费、电话费，代缴交通罚款，销售理财产品、居民保险产品，社区金融知识讲座，与社区电商结合等，甚至承担社区创业居民的公司核名、注册、审计、担保、法律服务等各种繁琐工作。而所有这些服务能否奏效，都依托于对居民情况的极端了解和针对性、主动性服务，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成熟为实现这一点提供了空前的支撑。
再次，居民各项服务的市场化即时提供，进一步巩固了居民家庭的自足性。社区居民之间互相往来的一个重要动力机制是彼此间的生产生活互助和感情慰藉。但由于市场力量渗透入家庭，多数社区居民不再需要或者说不再希望通过交往来达到这个目的。今天，居民家政服务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各种购买商品服务可以网上下单、快递送货到家，甚至购买保险、理財产品和收水电费等也实现了到门送单、刷卡结账、网上支付等。而娱乐、学习等需求，也可以在网上通过公开课、看电视、打游戏、家中唱歌跳舞等方式解决，“宅”正成为新生活方式，“躲在小屋成一统”真正成了现实。社区居民互不相识甚至对门邻居互不相识，成为新常态，大家都成了住在同一个狭小空间的陌生人。居民的互动减少，当然影响了社区人际网络的形成。对每个居民来说，社会资本减少了；而对社区来说，居民的离心力更加强了。这让我们想起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9]（1-2）中所揭示的美国公民生活衰落现象。他的调查发现，美国社区生活随着社会进步不但没有持续性增长，反而逐渐衰落。传统意义上的爱好结社、关心公共话题、热心公益的社区居民（包括公民）不见了，人们不再把闲暇时间用在和邻居一起喝咖啡、一起聊天，也不愿意和相熟的人一起走进各种俱乐部去从事集体休闲、社交行动，反面宁愿一个人躲在家中看电视，或者独自一个人去打保龄球。
又次，市场力量在消减社区团结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沟通和团结可能。比如，微信的普遍应用和网络、通讯的发达，使得通过开会议事和媒体通知来进行的传统信息沟通不再适用。通过加入微信圈、社区网，某个社区居民发现的治安隐患就能第一时间报告给其他社区居民或相关机构。而借助于微信圈、社区网发起“跳蚤市场”，居民在网上做小本生意，孩子家长互相了解情况，甚至相约出游等等，都已经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又如，某些开发商利用社区客户数据打造养老社区或老年人服务中心，除为会员提供多样化的健康医疗服务项目外，还组织老年人集体锻炼、集体观影、外出旅游等活动，客观促进了人际互动和关系和谐。
最后，一些新形势下的社区矛盾和纠纷也随之产生了。在社区治安方面，随着城市化和商品住宅的发展，居民在生活中相互封闭隔离，社区犯罪的防控成为了一个难题[10]。大量快递和相关服务进入社区，客观增加了社区人员的流动性和治安的困难，带来的保安隐患、代收包裹纠纷近年都呈上升趋势。而为了实现社区服务的针对性，占有甚至窃取、“抢夺”社区居民信息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但社区居民的隐私权受到极大侵害，而且社区居民的身份安全和财产安全也受到威胁。大量希望能够分享社区居民消费“金矿”的商业企业，开始“向社区进军”，带来社区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社区商业用房大量增加、社区商业氛围过度、社区交通拥堵、居民正常作息受到干扰等问题。
五、 小结：市场力量的崛起及对城市社区发展趋势的影响
其一，市场力量有可能成为城市社区的第一强势力量[11]（180）。恰如房地产业对中国社区的改造一样，未来的社区，仍有可能维持市场力量强于政府、强于基层社会的格局。十八届三中全会确认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仍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同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工商企业积聚的资源、人才和社会影响会大量增加。政府在社区的责任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无法像市场一样具有穿透居民“厚重的防盗门”的力量。而现代开放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民众对于公共生活的放弃和软抵制，党政机关和官方体制进入社区居民家中、真正影响社区居民生活的空间仍然有可能缩小。另一方面，社区组织虽然具有自组织性、亲和力，但往往是缺乏资源的，也无法像工商企业一样实现高度组织化。所以，市场力量在社区独大的局面有可能形成，他们将会营造或改变居民生活的环境、居民生活的方式甚至居民的人际关系。在这种态势下，地方政府、社区组织或者迁就、迎合市场力量的崛起，或者不得不被动地按照工商企业的逻辑来规划、建设、管理社区，甚至某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被收买的危险。
其二，市场力量会进一步推动城市社区居民的“宅生活”。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相信多数工商企业会摒弃投机主义的经营模式，而按照“打造百年老店”的商业理念采用持久经营策略。为此，开发社区的房地产业和后续的物业管理公司，会在设计、经营上更加体贴入微，“深耕深翻”式地不断完善住房功能，完善社区环境。而大量面向居民吃、穿、用、娱、购的商业应用，在创造性满足居民需求的同时，将让居民家庭的自足性空前完善，网上购物、网上支付、快递到户的范围和广度将空前发达。那些不得不采用“面对面”式服务的商业活动，比如推销、办卡等，都将放弃门店而大量转用上门服务。不远的未来，居民不出门，就可以完全实现自给自足的美好生活。从而，与他人的交往、对社区生活的依赖都会持续性地下降，市场对于城市社区的解构作用仍将延续。
其三，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干扰，市场力量将推动我国的城市社区二次分化。市场自有其运行逻辑。按照服务对象的消费偏好，精准发现和占有细分市场，是每一个工商企业成败的关键。我国的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按照商品房定价，实际上按照居民的消费实力和消费偏好，已经对城市社区进行了一次分类——主要是按照社区房屋的市场价格高低，分为经济适用房社区、回迁房社区、普通住房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别墅区等。由于人口流动、社区环境变化、居民经济实力变化等原因，近年不少社区出现了收入相差很大的家庭、生活条件和生活规律不同的家庭比邻而居的现象。从趋势上看，随着社区环境的相对稳定、群体的主观分层、收入分配的固化和职业变化剧烈性的下降，“什么样的人住什么样的房、生活在什么样的社区”的规律显现。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一种现象：富人住最中心的地段、最贵的房，穷人则住最远的地段、最便宜的房。未来，商业力量进入社区后，将按照商业逻辑改造社区环境，定位社区消费种类和价格，培养居民消费习惯和爱好，从而，城市社区会第二次进行分类和分层，不同的社区将居住不同收入、不同品味的居民，不同的居民将选择不同价格、不同环境的社区。从社会公平角度，这个动向应当及早引起关注。
其四，房地产行业对社区的强影响有可能下降，但依托社区将产生一批新的“巨无霸”级企业。由于城市居民的购房需求已经得到了持续性释放，除了某些地区外，多数城市、多数地段的房屋将留存较长时间，多数城市社区的脉络、格局已经形成。房地产退潮仍有一个相对较长时间，但总体看，以开发住宅为主的房地产企业的未来前景看淡。房地产的退潮却可能是其他产业潮涨的标志。作为一个刚受到关注和热捧的“未开发热土”，城市社区已经显示出无穷的商业潜力。特别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兴起，那些掌握居民信息并提前布局的企业，很可能实现对于社区居民服务的深度挖掘和跟踪，实现对居民生活的“全绑定”。由此，很可能实现和互联网经济类似的“基于客户数量的规模经济”和“基于稳定客户群的深度互动经济”。就像腾讯的微信一样，只要聚焦了足够多的用户，实现任何商业利益都变得唾手可得。为此，面向社区居民的服务将可能催生下一轮的商业竞争，也将有可能催生出新一代的超级公司和巨无霸企业。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 黄家亮.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J]. 甘肃社会科学. 2012， （6）：1-8.
[2]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3]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 走向社会重建之路[J]. 民主与科学. 2010， （10）：39-44.
[4]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A]. 文化的解释[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 黎熙元， 陈福平. 社区论辩：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J]. 社会学研究. 2008， （2）： 192-246.
[6] 施芸卿. 再造城民——旧城改造与都市运动中的国家与个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7] 陈淑云， 艾建国. 城市居住区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合作模式研究——以百步亭小区与中山巷社区为例[J]. 江汉论坛. 2010， （5）： 85-89.
[8] 李培林等. 当代中国城市化及其影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9] [美]罗伯特·帕特南.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 刘波，祝乃娟，张孜异等译. 燕继荣审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 杨敏，杨玉宏.“服务-治理-管理”新型关系与社区治理新探索[J]. 思想战线. 2013， 39（3），1-7.
[11] 张林江. 走向社区+ 时代——当代中国社区治理转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責任编辑：北 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