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蔡元培的良性合作
张耀杰
〔摘要〕 民国社会整体上处于崇尚斗争的党同伐异时代，不屑于党同伐异的安徽籍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与浙江籍北大校长蔡元培基于全社会的学术教育事业的良性合作，就显得有些脱离时代、不合时宜。
〔关键词〕 北京大学；某籍某系；胡适；蔡元培
〔中图分类号〕G5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1-0058-10
中国传统的聚族而居、等级森严的宗法农耕社会，总体上是一种通过血缘姻亲关系相互联结的熟人社会。游学谋官、经商营市的江湖游子以地域划分的乡党行帮，是这种聚族而居、等级森严的农耕熟人社会的扩展延伸。只认乡党派别不认平等契约及公共法理的党同伐异，因此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一种陋规习性。在民国时期已经初步近代化的北京大学内部，占据明显优势的号称“某籍某系”的浙江乡党所公开奉行的就是党同伐异的陋规习性。不屑于党同伐异的安徽籍北大教授胡适与浙江籍北大校长蔡元培基于全社会的学术教育事业的良性合作，反而是脱离时代、不合时宜的一种特例。
一、 民国初年的严复与蔡元培
1912年5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把清朝遗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于当日颁布任职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1]（132）
当年的北京大学校，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以大学命名的国立高等学府。时任教育总长的革命党人蔡元培，虽然已经有过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经历，却比曾经推动过地方选举的袁世凯、徐世昌、张謇等前清官宦更加倾向于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1913年初，蔡元培主持颁布新学制，把各省既有的高等学堂全部废除，从而造成北京大学一校独尊的畸形局面。直到1934年，蔡元培才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经历》中承认了自己的施政错误：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2]（ 428）
接着这段话，蔡元培回忆说：“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 在1937年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蔡元培再次表示说：“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现一种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原载《宇宙风》，1937年12月第55期、1948年1月第56期。
蔡元培关于“严幼陵”即严复（又写作严又陵）等人先后担任北大校长的回忆严重失实，查勘王学珍等人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912年1月24日，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呈请清朝学部，以病躯不能理事为由提出辞职。2月25日，刚刚于十天前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颁布命令，“所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由严复暂行管理”。5月3日，袁世凯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10月1日，袁世凯任命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校长。在章士钊拒不就职的情况下，袁世凯又于10月18日任命马良即马相伯代理北京大学校校长。12月27日，袁世凯连下三道命令：
北京大学校校长章士钊呈请辞职。章士钊准免本官。
代理北京大学校校长马良呈请辞职，应照准。
任命何燏时署北京大学校校长。
1913年11月5日，何燏时呈请辞职。同年11月13日，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校工科大学学长胡仁源，在北京大学与北洋大学尚未合并之前，暂行兼管校中一切事务。[3]（ 29-36）蔡元培刻意回避的重要事实是，严复的辞职离校与他1912年7月3日签发的《教育部总长照会》直接相关，抄录如下：
兹查大学校分科各学长中，法政科大学学长王世徵有总统府兼任职务，农科大学学长叶可梁有外交部兼任职务，商科大学学长吴乃琛有财政部兼任职务，显与国务院通令相背。且大学学长所负教育责任至为重大，兼承他职，必有顾此失彼之虞。外间舆论，对于此事评骘颇多。相应照请贵校长查照前项通令，转嘱各该学长于学校职务与官署职务之中，何去何从，择任其一。庶官纪可籍是整饬，而吾庄严神圣之教育界，亦不致贻他人口实也。即希贵校长查照施行，并祈即日见覆为荷。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128页。
按照陈平原的解释，现存北大档案馆的这份照会上，有严复及各分科大学学长的圈阅，以及“初五会议定夺”的批注。7月5日开会讨论的结果是“各学长皆以愿辞学校职务为请”，其主要原因是：“单靠北京大学的薪水，学长们根本无法‘体面地生存下去。……身为最高学府的行政领导，须兼差方能维持基本生活，这其实是很可悲的。”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9页。
严复接任北大校长之后，曾经在写给得意门生熊纯如的书信中谈到办理文科的基本思路：“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余科监督、提调，必用出洋毕业优待生。”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5页。
按照严复的想法，文科之外的诸多学科应该全部西化，由欧美留学生主导各学科的发展壮大，留下相对封闭的文科来专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实现这一设想，以校长身份自兼文科学长的严复，聘请桐城派古文家姚永概（字叔节）担任文科教务长。
京师大学堂一直是桐城派古文家的势力范围。首任总教习、桐城派领袖人物吴汝纶，还是严复翻译西方学术名著的主要赞助和审订者。姚永概的兄长姚永朴（字仲实）、姐夫马其昶和古文名家林纾（字琴南）等人，都是京师大学堂以及北京大学校的经科及文科教授。桐城派在北大文科失去优势地位，是姚永概于1913年11月辞职之后的事情。
1912年年底，辞职后的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书信中解释说：“方今吾国教育机关，以涉学之人浮慕东制，致枵窳不可收拾。子弟欲成学，非出洋其道无由。……教部使复回校，必无此事，其原因复杂，难以一二语尽也。”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9页。
严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己辞职离开北大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教育当局喜欢模仿相对低级落后的日本学制，而舍弃了更加文明先进的西洋学制。
比起办学理念上的意见分歧，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局限于乡党派别观念的党同伐异。1932年，为纪念北大校庆三十五周年而编撰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明显表现出对于严复的全盘否定：“自复来校，校中盛倡西语之风。教员室中，华语几绝。开会计事，亦用西语。所用以英语为多。有能作德语者，尤名贵为众所称羡。法国教员铎尔孟独心非之，叹为非兴国之征。众弗顾也。后复去职，流风不泯者犹数年。至蔡元培来，始革之。”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当年实际掌握北京大学控制权的，是号称“某籍某系”的浙江籍人士陈大齐、沈尹默、马幼渔、朱希祖等人。到了落款时间为1966年1月的《我和北大》中，沈尹默干脆把自己塑造成为抵制严复等人崇洋媚外的文化斗士：“还有一个宝贝，是当时教英文后来当预科学长的徐敬侯。他一开口就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他在教务会议上都讲英语，大家都跟着讲。有一次，我说：‘我固然不懂英语，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我并且说：‘以后你们如再讲英语，我就不出席了。我放了这一炮，他们略为收敛了一点。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相习成风，一直到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后，才有所改变。”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8页。
二、 北京大学的乡党派系斗争
沈尹默原名君默，字秋明，号君墨，别号鬼谷子，浙江湖州人，1883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关于严复的离开北大，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回忆说：
一九一二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次长，董惇士大约是秘书长，颇专权，因严复抽鸦片，示其辞北大校长职，以何燏时代理校長，仍兼工科学长。这是新旧斗争之始。严复之被赶，抽鸦片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大学不服教育部管。……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5 页。
“董惇士”是沈尹默对于董鸿祎字恂士的错误记忆。董恂士是浙江仁和人，1878年出生，是清末外交官钱恂的女婿，比钱恂同父异母的弟弟钱玄同和钱恂的长子钱稻孙年长九岁。他早年曾任学部候补主事，后赴日本留学。1901年至1904年就读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期间，与钱恂合作编译过日本的政治学书籍。1903年春夏之交，他与秦毓鎏、叶澜、龚宝铨、陶成章、魏兰、陈天华、黄兴、刘揆一、张继、苏曼殊等人共同参与组织日本留学生的第一个反清革命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并且与上海方面的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人相互呼应。
董恂士在日本完成学业后，一度随钱恂出使欧洲。中华民国成立后，他追随蔡元培出任教育部秘书长，1912年9月升任教育部次长，1916年因病早逝。与陈宝琛、严复、林纾等同乡前辈关系密切的福建人黄浚，在录入笔记体回忆录《花随人圣庵摭忆》的《践卓翁与天苏阁》中写道：
林畏庐晚年，自署践卓翁，践卓之义，众皆莫解。久乃知先生民国初元以北大教席事，与教育次长董恂士鸿祎迕，大怒。践卓者，践董卓也。董卓者，恂士也。此真匪夷所思。[4]
这里所说的林畏庐就是林纾，按照黄浚的说法，林纾离开北大的直接原因，是与教育次长董恂士发生过激烈冲突。
林纾本人在《训子书》中声称：“大学堂校长何燏时，大不满意于余，对姚叔节老伯议余长短。……实则思用其乡人，亦非于我有仇也。”[5]（327）
以“正宗”自居的林纾，还在《与姚叔节书》中指责章太炎的众多师徒“腾噪于京师，及力排媢姚氏，昌其师说，意可以口舌之力，扰蔑正宗。”[6]（496）
按照沈尹默《我和北大》的回忆，1913年2月他在与北大校长何燏时（锡侯）、工科学长胡仁源（次珊）关系密切的浙江同乡许炳堃的推荐下，来到北京任北大预科教员。沈尹默来到北大的第一天便会见了何燏时和文科教务长姚叔节。姚叔节安排沈尹默在预科讲授中国历史：“姚先生和我只会过这一次，以后就没有见过面。”第二天，沈尹默见到胡仁源，胡仁源说：“我们已经晓得你来了。昨天浮筠对很多人说，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4页。
关于这番话，沈尹默的理解是：“言下之意，对北大的那些老先生可以不理会了。‘浮筠是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的别号，从胡仁源的这句话里就可以意味到，北大在辛亥革命以后，新旧之争已经开始了。”
事实上，沈尹默所谓的“新旧之争”，只是章太炎一派门生故旧对于比他们更加年长也更加厚道的“桐城派”的“旧旧之争”，其结果是更加具有战斗力的章太炎派系取得了北京学界新一轮的主导权。
〔摘要〕 民国社会整体上处于崇尚斗争的党同伐异时代，不屑于党同伐异的安徽籍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与浙江籍北大校长蔡元培基于全社会的学术教育事业的良性合作，就显得有些脱离时代、不合时宜。
〔关键词〕 北京大学；某籍某系；胡适；蔡元培
〔中图分类号〕G5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1-0058-10
中国传统的聚族而居、等级森严的宗法农耕社会，总体上是一种通过血缘姻亲关系相互联结的熟人社会。游学谋官、经商营市的江湖游子以地域划分的乡党行帮，是这种聚族而居、等级森严的农耕熟人社会的扩展延伸。只认乡党派别不认平等契约及公共法理的党同伐异，因此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一种陋规习性。在民国时期已经初步近代化的北京大学内部，占据明显优势的号称“某籍某系”的浙江乡党所公开奉行的就是党同伐异的陋规习性。不屑于党同伐异的安徽籍北大教授胡适与浙江籍北大校长蔡元培基于全社会的学术教育事业的良性合作，反而是脱离时代、不合时宜的一种特例。
一、 民国初年的严复与蔡元培
1912年5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把清朝遗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于当日颁布任职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1]（132）
当年的北京大学校，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以大学命名的国立高等学府。时任教育总长的革命党人蔡元培，虽然已经有过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经历，却比曾经推动过地方选举的袁世凯、徐世昌、张謇等前清官宦更加倾向于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1913年初，蔡元培主持颁布新学制，把各省既有的高等学堂全部废除，从而造成北京大学一校独尊的畸形局面。直到1934年，蔡元培才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经历》中承认了自己的施政错误：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2]（ 428）
接着这段话，蔡元培回忆说：“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 在1937年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蔡元培再次表示说：“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现一种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原载《宇宙风》，1937年12月第55期、1948年1月第56期。
蔡元培关于“严幼陵”即严复（又写作严又陵）等人先后担任北大校长的回忆严重失实，查勘王学珍等人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912年1月24日，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呈请清朝学部，以病躯不能理事为由提出辞职。2月25日，刚刚于十天前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颁布命令，“所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由严复暂行管理”。5月3日，袁世凯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10月1日，袁世凯任命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校长。在章士钊拒不就职的情况下，袁世凯又于10月18日任命马良即马相伯代理北京大学校校长。12月27日，袁世凯连下三道命令：
北京大学校校长章士钊呈请辞职。章士钊准免本官。
代理北京大学校校长马良呈请辞职，应照准。
任命何燏时署北京大学校校长。
1913年11月5日，何燏时呈请辞职。同年11月13日，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校工科大学学长胡仁源，在北京大学与北洋大学尚未合并之前，暂行兼管校中一切事务。[3]（ 29-36）蔡元培刻意回避的重要事实是，严复的辞职离校与他1912年7月3日签发的《教育部总长照会》直接相关，抄录如下：
兹查大学校分科各学长中，法政科大学学长王世徵有总统府兼任职务，农科大学学长叶可梁有外交部兼任职务，商科大学学长吴乃琛有财政部兼任职务，显与国务院通令相背。且大学学长所负教育责任至为重大，兼承他职，必有顾此失彼之虞。外间舆论，对于此事评骘颇多。相应照请贵校长查照前项通令，转嘱各该学长于学校职务与官署职务之中，何去何从，择任其一。庶官纪可籍是整饬，而吾庄严神圣之教育界，亦不致贻他人口实也。即希贵校长查照施行，并祈即日见覆为荷。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128页。
按照陈平原的解释，现存北大档案馆的这份照会上，有严复及各分科大学学长的圈阅，以及“初五会议定夺”的批注。7月5日开会讨论的结果是“各学长皆以愿辞学校职务为请”，其主要原因是：“单靠北京大学的薪水，学长们根本无法‘体面地生存下去。……身为最高学府的行政领导，须兼差方能维持基本生活，这其实是很可悲的。”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9页。
严复接任北大校长之后，曾经在写给得意门生熊纯如的书信中谈到办理文科的基本思路：“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余科监督、提调，必用出洋毕业优待生。”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5页。
按照严复的想法，文科之外的诸多学科应该全部西化，由欧美留学生主导各学科的发展壮大，留下相对封闭的文科来专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实现这一设想，以校长身份自兼文科学长的严复，聘请桐城派古文家姚永概（字叔节）担任文科教务长。
京师大学堂一直是桐城派古文家的势力范围。首任总教习、桐城派领袖人物吴汝纶，还是严复翻译西方学术名著的主要赞助和审订者。姚永概的兄长姚永朴（字仲实）、姐夫马其昶和古文名家林纾（字琴南）等人，都是京师大学堂以及北京大学校的经科及文科教授。桐城派在北大文科失去优势地位，是姚永概于1913年11月辞职之后的事情。
1912年年底，辞职后的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书信中解释说：“方今吾国教育机关，以涉学之人浮慕东制，致枵窳不可收拾。子弟欲成学，非出洋其道无由。……教部使复回校，必无此事，其原因复杂，难以一二语尽也。”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9页。
严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己辞职离开北大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教育当局喜欢模仿相对低级落后的日本学制，而舍弃了更加文明先进的西洋学制。
比起办学理念上的意见分歧，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局限于乡党派别观念的党同伐异。1932年，为纪念北大校庆三十五周年而编撰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明显表现出对于严复的全盘否定：“自复来校，校中盛倡西语之风。教员室中，华语几绝。开会计事，亦用西语。所用以英语为多。有能作德语者，尤名贵为众所称羡。法国教员铎尔孟独心非之，叹为非兴国之征。众弗顾也。后复去职，流风不泯者犹数年。至蔡元培来，始革之。”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当年实际掌握北京大学控制权的，是号称“某籍某系”的浙江籍人士陈大齐、沈尹默、马幼渔、朱希祖等人。到了落款时间为1966年1月的《我和北大》中，沈尹默干脆把自己塑造成为抵制严复等人崇洋媚外的文化斗士：“还有一个宝贝，是当时教英文后来当预科学长的徐敬侯。他一开口就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他在教务会议上都讲英语，大家都跟着讲。有一次，我说：‘我固然不懂英语，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我并且说：‘以后你们如再讲英语，我就不出席了。我放了这一炮，他们略为收敛了一点。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相习成风，一直到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后，才有所改变。”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8页。
二、 北京大学的乡党派系斗争
沈尹默原名君默，字秋明，号君墨，别号鬼谷子，浙江湖州人，1883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关于严复的离开北大，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回忆说：
一九一二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次长，董惇士大约是秘书长，颇专权，因严复抽鸦片，示其辞北大校长职，以何燏时代理校長，仍兼工科学长。这是新旧斗争之始。严复之被赶，抽鸦片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大学不服教育部管。……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5 页。
“董惇士”是沈尹默对于董鸿祎字恂士的错误记忆。董恂士是浙江仁和人，1878年出生，是清末外交官钱恂的女婿，比钱恂同父异母的弟弟钱玄同和钱恂的长子钱稻孙年长九岁。他早年曾任学部候补主事，后赴日本留学。1901年至1904年就读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期间，与钱恂合作编译过日本的政治学书籍。1903年春夏之交，他与秦毓鎏、叶澜、龚宝铨、陶成章、魏兰、陈天华、黄兴、刘揆一、张继、苏曼殊等人共同参与组织日本留学生的第一个反清革命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并且与上海方面的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人相互呼应。
董恂士在日本完成学业后，一度随钱恂出使欧洲。中华民国成立后，他追随蔡元培出任教育部秘书长，1912年9月升任教育部次长，1916年因病早逝。与陈宝琛、严复、林纾等同乡前辈关系密切的福建人黄浚，在录入笔记体回忆录《花随人圣庵摭忆》的《践卓翁与天苏阁》中写道：
林畏庐晚年，自署践卓翁，践卓之义，众皆莫解。久乃知先生民国初元以北大教席事，与教育次长董恂士鸿祎迕，大怒。践卓者，践董卓也。董卓者，恂士也。此真匪夷所思。[4]
这里所说的林畏庐就是林纾，按照黄浚的说法，林纾离开北大的直接原因，是与教育次长董恂士发生过激烈冲突。
林纾本人在《训子书》中声称：“大学堂校长何燏时，大不满意于余，对姚叔节老伯议余长短。……实则思用其乡人，亦非于我有仇也。”[5]（327）
以“正宗”自居的林纾，还在《与姚叔节书》中指责章太炎的众多师徒“腾噪于京师，及力排媢姚氏，昌其师说，意可以口舌之力，扰蔑正宗。”[6]（496）
按照沈尹默《我和北大》的回忆，1913年2月他在与北大校长何燏时（锡侯）、工科学长胡仁源（次珊）关系密切的浙江同乡许炳堃的推荐下，来到北京任北大预科教员。沈尹默来到北大的第一天便会见了何燏时和文科教务长姚叔节。姚叔节安排沈尹默在预科讲授中国历史：“姚先生和我只会过这一次，以后就没有见过面。”第二天，沈尹默见到胡仁源，胡仁源说：“我们已经晓得你来了。昨天浮筠对很多人说，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4页。
关于这番话，沈尹默的理解是：“言下之意，对北大的那些老先生可以不理会了。‘浮筠是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的别号，从胡仁源的这句话里就可以意味到，北大在辛亥革命以后，新旧之争已经开始了。”
事实上，沈尹默所谓的“新旧之争”，只是章太炎一派门生故旧对于比他们更加年长也更加厚道的“桐城派”的“旧旧之争”，其结果是更加具有战斗力的章太炎派系取得了北京学界新一轮的主导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