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针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症结，在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的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就其发展过程而言，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844年以前的开始形成期、1844—1846年的基本确立期、1847—1867年的丰富深化期和1867—1895年的补充完善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主要包括：（1）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突破了以往的单一性视角，从世界观和历史观层面将意识形态明确界定为颠倒的先验体系，并在价值观层面将之区分为统治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2）阐明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既唯物地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根源，又辩证地分析了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能动反作用。（3）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必然性和规律。立足于唯物史观高度，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运行轨迹。（4）指明了终结传统意识形态的必然性及其现实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即无产者和资产者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随之而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实践地超越资本时代，并将终结一切颠倒的和虚假的意识形态。（5）确立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摒弃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一切”的虚无主义倾向，赋予意识形态以肯定的即革命的和批判的原则规定。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撑，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及其根源，从而采取正确的原则和策略来破解意识形态难题。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批判；解放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6.02.00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6）02-0016-08
作者简介：聂海杰（1981—），男，河南省尉氏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立者，他们批判并克服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深刻剖析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多维内涵，尤其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以及这种精神生产的必然性和规律。马克思、恩格斯由此实现了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超越，建构起彻底革命的和批判的现代意识形态思想。
一、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孕育于西欧社会由蒙昧向启蒙的转型期，它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直接产物。日益发达的资本生产赋予资产阶级以越发强大的物质力量，社会变革在思想文化领域得以集中映现。然而受仍然强大的封建统治力量的束缚，资产阶级思想家只能采取抽象的纯粹理论批判来反抗现实。在他们看来，彼时的当务之急是澄清人类愚昧不已的根源。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洛克、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等思想家们对此都做出了不懈努力。他们纷纷将问题的症结归结为人类的主体迷误，指出，“迄今为止，人类的智慧都被……幻象——错误的、不理性的观念——所蒙蔽”[1]5。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切实的理性批判，人们才能走出愚昧而获得自由和解放。培根的“四假象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洛克对“四种错误尺度”的批判，以及孔狄亚克、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基于“感觉论”角度的相关思想，贯穿其中的都是这种纯粹的理性批判主义立场。
这种批判立场在法国思想家安东尼·德斯图德·特拉西那里得以汇聚，“其研究结果是创立了他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学科”[2]25。1797年，特拉西创制出了“意识形态”这个范畴，“从字面上看，意识形态可以被称为观念学”[3]，并致力于将这门“观念学”打造成为超乎一切社会科学之上的“基础科学”[1]7。特拉西充分继承了以往思想家们的成果，并对之进行了新的整合。一方面，他立足于更加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对唯理论的“天赋观念”加以拒斥，将身体及其感觉作为观念产生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主张对一切谬见尤其是宗教迷信探本溯源，以考察它们在人类的普遍需求与欲望中的共同起源。特拉西由此赋予意识形态这门学科以极其肯定的乃至崇高的地位。“在托拉西看来，所有这些学科中的观念如果不能还原为人们通过自己的感官能够获得的感觉经验，就必定是虚妄的，必定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2]29也就是说，包括道德伦理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只有切实地还原到感觉经验，才符合意识形态这一观念科学的要求。特拉西这种近乎严苛的观念学诉求有着一定的合理性，深刻反映了当时法国资产者的心声。然而，特拉西力图将意识形态打造为一门观念科学的方法充满着先验的形而上学色彩。一言以蔽之，他这种纯粹经验主义的做法不但充满抽象性，而且带有将应有（所谓的纯粹感觉）与现有（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对立起来的倾向性。
特拉西意识形态理论的这种固有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观念科学的批判本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封建的作用，故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一度受到拿破仑的欢迎，但其批判一切、试图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共和主义诉求，很快就与力图恢复帝制的拿破仑发生矛盾，后来甚至发展到尖锐的对立和冲突。1803年1月23日，拿破仑下令取消法兰西研究院伦理学和政治学两个部门，明确将特拉西这些观念学派斥之为“空想家”，并把法俄战争的失败归咎于这些意识形态学家：“我们美丽的法兰西所遭受到的这一切灾难，都得归罪于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它……把政治、立法建立在一种从第一原理推论出来的种种玄妙原理的形而上学上面，而不是使它适应于我们的人类心理知识和历史教训。”[4]这就直接导致传统意识形态理论走向瓦解。其突出的标志在于，自此以后，“意识形态”褪去了为近代启蒙学者所期许、被特拉西所赋予的绝对肯定内涵，成了一个充满贬义色彩的否定性范畴。
这样，从先验的观念科学到否定的充满贬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幻想”，孕育于启蒙时代、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就走向了解体。对此，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合理性，即它客观上起到了冲破封建精神枷锁的思想启蒙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境。与其先驱者一样，特拉西也将感官经验设定为判定一切事物存在的原则和尺度，并力图将一切观念范畴都还原为纯粹的感觉（知觉、回忆、判断、意愿）。这一做法充分暴露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局限所在：归根到底，它并没有超出近代哲学的范围，充满主体形而上学幻想。当拿破仑轻蔑地将以特拉西为首的观念学派称之为“意识形态家”“险恶的形而上学家们”“强词夺理的理性主义者”时，其动机及认识虽然不乏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狭隘性，但的确切中了这些理论家们的软肋。他们将“现有”与“应有”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只停留于现实表象而无法抓住其本质，这样，他们就必然成为充斥着唯心史观幻想的意识形态家。
二、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确立过程和发展脉络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并不是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直接延续，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和扬弃。马克思、恩格斯既充分肯定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合理性，又着力于破解其所固有的问题和困境，由此实现了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超越，逐步建立起蕴含着丰富内容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概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逻辑前提
从青年时代到《德法年鉴》时期，是马克思、恩格斯确立自身意识形态思想的准备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对意识形态问题有所关注。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沿用传统将意识形态称为“荒谬之辞”[5]。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他们于在《莱茵报》工作时期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并在《德法年鉴》时期彻底完成了这一转变。这一转向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确立自身意识形态理论至关重要。他们这时逐渐清醒地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人们由此遭受到的精神奴役根源于世俗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由此端正了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就为确立现代意识形态理论奠定了不可或缺的世界观前提。
2.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正式确立
马克思、恩格斯正式确立其意识形态思想的时段为1844～1846年。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进一步从历史观层面对宗教和旧哲学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市民社会进行了解剖，揭露了私有制条件下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冲突，追溯到了包括哲学和宗教在内的一切颠倒的思想体系及其形而上学幻想的世俗根源。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更加明确地将市民社会及其“粗糙的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本体。由此出发，他们揭穿了诸多思想家先验地构造世界、歪曲历史的逻辑架构，从前提上颠覆并解构了旧时代思想家们的唯心史观幻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推进并完成了历史观层面的转向，由此展开了对包括德国哲学在内的旧时代一切思想体系“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的批判[6]513-514。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将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德国哲学称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对其抽象性和非现实性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观层面对德国哲学的清算，是他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根本变革。他们在形式上延续了拿破仑式的否定的和批判的风格，但又消除了后者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权益的狭隘性，赋予其彻底革命和批判的共产主义意蕴。这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正式确立。
3.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丰富和完善
1848～1867年，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之前确立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形形色色的旧时代思想家们展开了意识形态批判，驳斥了李斯特、卢格、蒲鲁东等思想家们抽象地耽于现存现实并为之进行辩护的做法，而且深入地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本质关联。其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批判了波拿巴的“意识形态骗局”。通过对波拿巴利用人们对拿破仑的迷信而最终得逞的骗局及其伎俩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旧的传统观念对当下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另外，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一系列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剖析，如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何以必须超越旧时代的意识形态又该如何实现这一超越等。其三，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极大地深化了自己以往的意识形态思想。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颠倒性和虚假性的批判，他们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对化、将资产阶级社会永恒化的意识形态幻想，暴露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意识形态假象的真面目。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1861—1863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更加深刻和系统地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幻想的世俗根源，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性及其必然衍生的拜物教幻象的特质。不仅如此，他们还指出了破除这种物神崇拜的幻象逻辑的必然性与现实路径：只有通过将原则性与策略性相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幻梦，才能够被实践地终结。
4.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意识形态思想的新发展
（1）马克思晚年对意识形态思想的新发展
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研究了东方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驳斥了人类学家们脱离东方社会发展实际而滋生的种种意识形态幻想，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基础变革的滞后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深化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意识形态思想，基于对共产主义社会之初级和高级阶段的划分，剖析了无产阶级刚刚消灭资产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的意识形态建构问题。与新旧世界交替的过渡性相适应，这一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五味杂陈，呈现出新旧时代意识形态良莠并存的混沌局面。正是如此，马克思明确地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更加重视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尤其要对残余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自由和平等的法权等进行批判，强调必须将这一批判牢牢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7]。
（2）恩格斯晚年对意识形态思想的新发展
相较马克思在中后期较少提及“意识形态”这个范畴，恩格斯晚年对这一概念的使用非常频繁，并就意识形态问题作了许多新的阐发。第一，恩格斯自觉地将他和马克思以前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提升。基于唯物史观，恩格斯对“意识形态”这一范畴作出了科学定义，明确地将意识形态界定为“虚假的意识”，即充满唯心主义色彩的先验体系[8]，并深入批判了这些意识形态家们颠倒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架构。第二，恩格斯极大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功能，将之进一步提升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武器。第三，恩格斯更加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一系列原理：进一步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与经济基础的内在关系；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即它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明确将辩证法运用于意识形态领域，对诸多问题作了阐发，例如，意识形态与观念材料的复合问题，意识形态的构建和塑造及其演变问题，以及意识形态与传统思想意识的关系问题等。
三、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做出了科学的界定。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意识形态”等同于系统化的、理论化的思想体系，并且着力于从以下三个方面揭示其本质内涵。其一，从世界观层面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将意识形态界定为颠倒的社会意识，即思想家们构造出来的抽象理论体系。其二，从历史观层面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将意识形态看作思想家们基于颠倒的世界观迷误所派生出来的唯心主义幻想，其内容本质上是这些思想家们对其所从属的阶级或阶层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权益的反映，不仅直接地体现着这些作为特定阶级成员的人们的个体诉求，而且从根本上体现着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社会理想和思想信念。其三，就价值观层面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区分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基于共产主义立场，致力于将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锻造为彻底革命和批判的意识形态。
第二，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具有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是意识形态产生和发展的本源动力，决定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貌似先验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主观映象，“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6]525，归根结蒂，它们都是思想家们基于特定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构造出来的观念映象。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意识的浓缩和凝聚，对社会历史发展有着能动的反作用。思想家们并非直观地对社会生活进行摹写，而往往是基于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对之进行理性统摄。因此，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反作用，它既可以作为一种正能量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又可能成为一种消极保守的、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思想意识。
第三，揭示了意识形态形成作为精神生产的必然性及其规律。其一，意识形态的产生和运行遵循着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的产物，其内容和形式受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发展的制约和决定。特定的意识形态只能是特定阶级的社会意识，其所反映的是该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尤其是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550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掌控社会生产之政治的和经济的统治地位与权益的思想映象，而被统治阶级由于在所有制结构中处于被支配地位，他们就必然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其二，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产品，意识形态生产又有着自身的特殊运行规律。人们的社会意识并非自在地就是意识形态。由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意识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意识形态，这种转变的动力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必然导致的共同体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利益矛盾及其阶层分化。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物质财富匮乏，共同体（氏族、部落）基本上还能够代表社会成员的利益。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物质财富渐渐丰富，共同体内部的矛盾渐趋尖锐，掌控着生产和分配权力的部落首领与共同体其他成员之间的利益对立导致阶层分化，原始共同体由此走向瓦解。在接踵而来的奴隶社会，共同体已然成了本质上只为维护某一个阶级（奴隶主贵族）的“虚幻共同体”[6]536。与之相应，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专职的思想家阶层（僧侣），作为独立的精神生产者，他们从事着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工作。“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与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6]534由此产生的哲学、宗教、神学等意识形态，都是他们对日常意识进行整合的结果。到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社会属性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其根本上仍然是反映统治阶级利益、弥合统治阶级与社会其他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手段。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和运行机制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容和形式的独特性，以及它经由自身的意识形态家（哲学家、神学家、经济学家等）将之渗透并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意识和行动的运行方式。
第四，揭示了“跳出意识形态”的必然性和现实路径。“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6]553由于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必然思想映现，因此，这种颠倒的和虚假的思想体系及其所滋生的主体形而上学幻想，必将随着私有制时代的结束而终结。一旦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协调将首先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意识形态日渐显现出其颠倒的和虚假的真实面目。于是，将无产者的革命口号上升为消灭资本、消灭阶级的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就成为无产阶级理论家的时代任务。
第五，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范畴，但鲜明地表达了无产阶级必须自觉将自身利益诉求上升为阶级意识和革命意志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必须自觉地加强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尤其要警惕和提防资产阶级“抹煞阶级矛盾”“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超越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辞令。[9]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摒弃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一切”的虚无主义倾向，赋予意识形态以肯定性的亦即革命的和批判的原则规定。他们明确地将“批判旧世界而发现新世界”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要旨，不仅注重对旧时代尤其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和虚假性的批判，而且注重研究如何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构彻底革命和批判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尤其是他们中后期的思想，实现了意识系统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机统一，不仅区分了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与更高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关系，而且由此将彻底的意识形态批判提升为对资本时代的终结和超越。这些思想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实现了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具备了整体性和总体性的历史科学特质。
四、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是对之前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范畴的界定突破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做法。无论是启蒙思想家的美好期许还是特拉西的观念学诉求，以及拿破仑的情绪化诘难，旧时代对意识形态的理解都带有极大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与之截然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的破解，极力揭示思想观念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由此赋予意识形态这一范畴以新的丰富内涵，并使之获得了彻底革命和批判的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科学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从唯物史观高度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科学定义，彻底颠覆并破除了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抽象观念学诉求；他们提出的关于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原理，不仅为人们辩证地和全面地认识意识形态的本质提供了思想支撑，而且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阶级意识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另外，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及其虚假性的过程中，他们还对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更高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建构原则作了科学揭示。这些原则不仅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自身意识形态思想的批判与建构的统一，而且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撑。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批判的中心课题不再是对不合理现实的纯粹抽象批判，而是通过深刻剖析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及其根源，揭露统治阶级何以将自身阶级意识夸大为国家意志，又是如何通过那些专职思想家、意识形态家将之渗透和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意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揭露这种充满先验色彩的意识形态生产及其运作机制的颠倒性和虚假性，才能暴露出为这些意识形态迷雾所笼罩的社会现实的问题和矛盾；只有实践地破解这些问题和矛盾，作为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够确立并给予社会革命以重大精神动力。对于身处资本时代、深受资本统治和压迫的无产阶级来说，自觉构建抵御和防范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指出，对于无产阶级理论家来说，他们的职责不是像以往那些意识形态家们那样掩盖和遮蔽现实，而是旗帜鲜明地担负起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思想武器的时代责任，致力于引导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革命主体性及其历史使命，促使他们的阶级意识由“自在”向“自为”转变。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也给予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以重要方法论启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现在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在充分肯定以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当下涌现出来的一系列矛盾和困境，尤其不能忽视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矛盾较为突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阶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新阶层的思想观念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分歧。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不但没有放弃意识形态渗透，反而屡屡试图以各种形式（如抹黑历史、丑化英雄、夸大问题等）对我国进行分化和颠覆。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些新变化及其挑战，愈发凸显“从制度上加强、改进和保障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10]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给予这项工作以重要的方法导向。其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为认清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及其根源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矛盾的根源是我国带有二重特质的经济基础。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必然在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反映出来。社会中必然将出现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相并列甚至相对立的思想和观念，这不过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即商品和资本生产方式的必然逻辑映象。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些从业者和生产者必然会极其自然地提出相应的权利诉求，并力图将之提升为影响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一旦这种诉求超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容纳范围，二者就必将产生矛盾并发生冲突。其二，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还为我们如何破解矛盾提供了方法指导。既然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的矛盾有其客观根源，那么，我们就不能回避矛盾，也不能采取简单反对的方式去否定矛盾。正确的原则和策略应该是正视和直面矛盾。我们既要肯定社会各阶层维护其法定权益的意识形态诉求之正当性和合理性，同时，我们也要对那些错误的做法，尤其是某些个人或阶层抹煞权益的现实性，试图假借社会名义谋取自身的狭隘利益，给予坚决批判；我们更要对那些披着意识形态外衣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做法给予坚决反击。而所有这些努力都必须诉诸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解决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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