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席星荃的长篇散文《打呜吼》

    在湖北文坛，席星荃的散文以鲜活的生命感受、浓郁的乡土气息、醇厚的乡村记忆和质朴精致的语言而独树一帜。近几年，他又以一种厚积薄发的态势写出了一系列长篇散文，《打呜吼》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

    《打呜吼》是作者在搜集、整理了大量访谈材料和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作品以襄阳地区古老民俗“打呜吼”为核心意象，以新闻报道、亲历者口述历史、地方志为基本材料，叙述了一个小村庄的地方历史，真实地呈现了解放前后以及土改前后襄阳地区农村复杂的社会现状和人们艰难的生活境况，可以说是一部建国前后襄阳地区农村社会状况的民间史。

    《打呜吼》的读者在阅读之后都会产生这样一种困惑：《打呜吼》是一部长篇历史散文，还是长篇小说，抑或是一部地方志意味的史书？作者给出的答案是“长篇散文”，但从全篇辑录多人口述历史来看，称之为“长篇散文”似乎并不能全面地涵盖作品的内容。那么是长篇小说吗？书中材料都是得之于他的采访和查阅，其中讲述的故事和描述的人物绝无虚构，而且从作品的行文来看，在不少本可驱遣想象、虚构成文、铺衍成章的故事和场景中作家却没有“添枝加叶”，而是任由讲述者简略讲述，作家表现出少见的叙述克制力，由此看来，这部作品并非小说。那么是地方志吗？作品中确实有一些名为“附录”的篇什记录“葫芦湖乡”的起源、地名、植物、动物、风俗等，但除此之外，作品中更多的是作者辑录的乡民口述，其中不少口述带有口述者的语言色彩，这令作品不具备地方志语言上应有的谨严与规整，知识性也稍显欠缺。

    那么，《打呜吼》到底是什么文体呢？根据作品的内容构成、材料的真实性和本人的阅读体验，本人认为这部作品或可划入非虚构文学一类。这部作品共十九章，每章都基本上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某个时期的事件亲历者口述或者亲闻者转述的口述材料，二是该时期相应的新闻报道摘录，三是以介绍当地风物为内容的附录。这三部分材料中新闻报道摘录是生活实有的，查阅相关报刊可以证实;而对于口述部分，作者明确指出口述部分的内容都是真实的，绝无虚构，仅仅是为了不给作品涉及的人物后代生活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他对地名和人名做了艺术处理，除此之外关于人和事的材料都是真实可靠的。附录部分则是方志性文字，也是真实可靠的。如此看来，从材料的特性来看，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非虚构文学。

    根据材料的真实性，我们可以将《打呜吼》归入非虚构文学，但其文体边界的模糊却令人对其难以真正定位。《打呜吼》里既有口述的史料，又有地方志式的附录，既有历史文献，又夹杂有戏仿的话剧剧本，既有散文的笔法，又有类于小说的叙事，这样的“跨文体”着实赋予其多样的文体定位可能性。有论者认为《瞻对》“形成了一种新的‘杂文体”[1]，也就是文体的驳杂。其实所谓“文体的驳杂”就是说具有文体特征的多重性，即其文体既像散文，又像报告文学，又像小说，又都不全是。这样的文体驳杂在《打呜吼》早有体现，文体边界模糊就是《打呜吼》的突出特征，它兼有散文的写法，又有口述史的内容，还有历史文献的摘录，多种文体特征的聚合令《打呜吼》成为一个文体边界模糊、文体驳杂的文本。也有学者认为《瞻对》是一部“历史学体式的长篇小说”，由于该作“在形式上采用历史学的方式，大量引用历史文献”，因而显得“很有创意，对于阿来本人的创作来说是一种突破，在整个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也是一种突破。”[2]殊不知，“采用历史学的方式”、“引用歷史文献”的方法早在2011年出版的《打呜吼》这部作品就已经使用了。可以说，《打呜吼》在写法上与阿来的《瞻对》非常相似，都是借助于历史材料来反映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都是“引用历史文献”、借助于非虚构文学的方式将探寻的目光投向逐渐远去的历史，都是利用多文体的驳杂交错来较为完整地展示一个地方的文化、风俗、生活状态和社会变迁。值得注意的是，《瞻对》最早是发表于《人民文学》2013年第8期，而《打呜吼》的出版时间是2011年，比《瞻对》整整早了两年面世，从这个方面来看，《打呜吼》是具有领先意义和创新意义的。

    口述史研究是将口述内容作为历史材料来研究，是当代一门重要的研究学问。口述史对于口述者有着严格的挑选，口述者必须是事件的亲历者或者参与者，即使不能亲历或参与，至少也应是亲闻者，对于记录者的工作也有严格的要求，不仅要求忠实口述内容，而且要对口述内容进行严谨的整理。这些口述史的原则和要求在《打呜吼》叙述的口述场面和口述内容中都有体现，作者自觉地按照口述史的要求来记录口述内容，从而使得《打呜吼》文本成为襄阳地区建国前后农村社会历史口述史的珍贵文本，以后研究这段历史的历史学或者社会学研究者完全可以将这个文本拿来作为历史文献取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目前“口头资料来源已经被更经常地用于两个有限的目的。第一，对于非常新近的政治事件的研究，这些事件不可能通过文字记录来进行令人满意的分析。其次，还有传记。”[3]这是口述史的有限运用，即多是用于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在文学中的使用可谓少之又少，直接大量用于文学作品并将之作为主要材料来倚重的，目前只有《打呜吼》这部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打呜吼》又是一次极为珍贵的尝试。

    这部作品从结构上来看，显得很零散，没有一个成规模、带有规划性的结构形式，也没有一个核心人物作为线索去串联故事，全书写小村庄发生的故事，故事与故事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构将之组织起来，唯一具有串联意义的恐怕就是这个“葫芦湖乡槐树畈村”和“打呜吼”的民俗，但就全书故事来说，整体上仍然明显地表现为一种“碎片化写作”。相对于那些总是具有某种结构形式的文学作品而言，这种碎片化写作似乎以其零散而削弱了主题的架构性。然而，这种碎片化写作正是一种很值得赞赏的文学创新。事实上，碎片化写作打破了过去关于长篇文学作品必须有一种明确的结构模式的一体化思维，从另一个维度使长篇文学作品的结构更接近生活和历史的本质真相。因为生活并不是整体一块的，历史也不是绝对的整体一块，生活本身就具有零散化特点，琐碎的生活细节和许多个横切面才是生活的常态，从横向的角度来看，每个人的人生道路其实都被时间切割成一块块的，被很多或偶然或必然的事件切割成碎片，这是生活的常态、人生的常态、历史的常态。但人们通常有一种喜欢给某份生活、某段历史、某种人生赋予其整体性的倾向，总想从整体的角度来观察并定义，这是整体性、一体化思维的结果。寻找或者凝练文学作品的结构就是这种倾向、这种整体性思维的表现。寻找结构和建构结构固然是一种可以采取的方法，但并非唯一的方法，还原生活本身的零散化，在文学作品中放弃整体性结构以碎片化写作取而代之也未必不是一条可取的方法。《打呜吼》在此做了有意义的尝试，这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除了上述三个特点之外，《打呜吼》还善于在文学和历史之间巧妙地游走，使作品既有文学质地，又有史学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强烈的现场感。《打呜吼》作为一部非虚构文学，它具有文学的质地，除了以口述记叙历史之外，还注重文学的色彩，所以其中很多故事叙述非常精彩，注重场面描写，人物塑造。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小说，但并不缺乏小说中的精彩画面，作品中许多场面描寫、情绪渲染和人物塑造并不比小说逊色。这应当是吸取了《史记》的写法。席星荃颇受《史记》的影响，这部作品在某些方面与《史记》颇为相似。一是场面描写上，他略述一些片段，极为精炼，遣词用句都极为讲究，一个短小精炼的小片段便能凸显场景的紧张感或者人物的某些特点。二是议论方面，作家在借助于亲历者的口述叙述完事件后，往往会对事件或人物做一个简单的点评，颇有点《史记》中“太史公曰”的意思，席先生的这个点评不仅精炼老到，而且常有“点到为止”的风度，言辞淡然而意旨深邃，发人深省却并不绑架读者思想，任由读者定夺，倒是为读者营造出一种轻松而宽容的阅读氛围。

    二是严谨的历史感。《打呜吼》通过仍然健在的事件亲历者的口述或亲闻者的转述来叙述历史，相对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画面，客观臧否人物，表现出严谨的历史感。据了解，作家采访了很多乡民，尊重口述内容原貌，不添枝加叶，不按照自己的政治观念、道德标准、宗教信仰、审美喜好来增删内容，而是让材料自己说话，让历史在口述中浮现。此外作品还透着一股新历史主义的意味。文本叙述出来的“槐树畈”村的历史，不再是官家历史，而是民间流传的历史，乡民口耳相传的历史，带着浓郁的传奇色彩，传达着民间的道德标准、价值立场和审美取向，比如对涂嬷嬷的描写，对陶柏青的描写，都保留了乡民们极为朴实的人性观念，从更加具体、细致的人性层面来表现人物，这些都超越了官方的政治立场和道德标准。

    综上，作为一部非虚构文学文本，《打呜吼》是一部极富创新品质的文学文本，无论是文体的模糊性、口述史的文学运用、还是碎片化的写作方式，这个文学文本都具有实验的意义、创新的意义，且不论其中极富特色的地方化语言和生动的故事情节，仅凭上述几点就足以肯定《打呜吼》在我们当代文坛上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这部作品未能得到文坛和学界的足够重视，窃以为这是我们文坛的一个失误，也是我们襄阳文坛的一个损失，希望我的这些不成熟的认识能够引起大家对于《打呜吼》这部作品的关注和新的审视。

    参考文献

    [1]郭国昌，许亚龙.《叙事伦理的规范性与〈瞻对〉的文体驳杂性》，《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2]高玉.《〈瞻对〉：一个历史学体式的小说文本》，《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3]傅光明.《口述史：历史、价值与方法》，《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陈晓燕，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襄阳地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