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远山淡影》的契约型和疏远型不可靠叙事
滕爱云
〔摘要〕 《远山淡影》是英国当代日裔小说家石黑一雄的成名作，小说的叙事呈现不可靠的特质。之前对小说不可靠叙事的研究主要以布斯的不可靠叙事理论为依据，阐释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种阐释略显片面。费伦的理论在不可靠叙事中增加了读者的维度，将不可靠叙事分为“契约型不可靠叙事”和“疏远型不可靠叙事”两种类型。论文将以此为依据，分析这两种不可靠叙事类型中叙述者、作者和读者三者互动的动态过程，以阐释不可靠叙事对小说主题表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远山淡影》；石黑一雄；契约型不可靠叙事；疏远型不可靠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1-0046-05
不可靠叙事的理论是由布斯在他的著作《小说的修辞》中提出的，他认为“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范式）保持一致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1]（158）。此概念主要阐述了文本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隐含作者指叙述文本之所以‘以这种顺序排列这些词，并能嵌入他的价值，是由于一些选择造成的，而进行这些选择的那个意识就是隐含作者。”[2]（169）隐含作者是虚拟的，他通过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意识、价值及伦理立场。叙述者是小说中讲述故事的人。简而言之，布斯提出的不可靠叙事是当叙述者不是全知全能的作者时，叙述者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或者故事的参与者，在对真相的呈现上和作者之间出现了分歧，因此对读者来说，叙述者的叙事是不可靠的，叙述者因为种种原因规避了真相，而真相才是作者想让读者了解的。
布斯认为不可靠叙事主要有两种类型：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即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在这两个层面发生偏离，此叙事即为不可靠叙事。之后，费伦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将不可靠叙事的两种类型发展为三大类型：即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判断和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解读。除此之外，费伦不仅关注于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关系，而且还关注叙述者、隐含作者和作者的读者之间的关系。费伦根据不可靠叙事的修辞效果，即不可靠叙事对叙述者和作者的读者之间的叙述距离所产生的影响，又把不可靠叙事厘定为两种形式：“疏远型不可靠叙事”与“契约型不可靠叙事”。在前者那里，“作者的读者”意识到， 如果采用叙述者的视角就意味着远离隐含作者的视角，意味着作者——读者之间关系的缺失；在后者那里，叙述者的报道、阐释或判断与“作者的读者”对这些元素的推断之间的差异，会产生一定的悖论效果，即这些差异会减少叙述者与“作者的读者”在阐释、感情或伦理上的距离。也即是说，尽管“作者的读者”意识到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但是该“不可靠性”包含了隐含作者和“作者的读者”所认同的交际信息。 [3]（注：为清晰起见，下文提到的作者即为隐含作者，读者即为作者的读者。）
《远山淡影》主要叙述了一个早年移民英国的中年妇人悦子对往事的回忆，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小说中悦子的回忆往往是断断续续的碎片，叙事的时间常在过去和现在中不断变换，其叙事呈现出不可靠的特点。如悦子所说：“回忆，我发现，可能是不可靠的东西；常常被你回忆时的环境所大大地扭曲。”[4]（201）不可靠叙事不但是《远山淡影》的叙述特质，也是石黑一雄诸多作品中比较典型的叙述形态。综观对石黑一雄的研究成果，有一些论文是从不可靠叙事的角度进行阐述的，但这些论文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小说《长日留痕》上。与其他小说相比，评论界对《远山淡影》的研究并不多，研究角度也多集中在创伤主题和身份探討上，对其叙事特点进行分析的文章很少。对其不可靠叙事进行研究的文章主要以布斯的不可靠叙事理论为依据考察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偏离，其中并没有过多涉及读者的因素。实际上，“不可靠叙述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 它是作者对于叙述主体的有意分化， 并邀请读者对其作出种种反应。因而，我们只有深入到作者、文本、读者的循环互动中，关注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在叙事进程中的变化， 才能厘清不可靠叙述的真实面目和它在文本阐释中的意义所在。”[5]小说《远山淡影》中描写的悦子的这段往事发生在二战时期日本长崎遭受原子弹爆炸后，她的叙述展现了遭受巨大创伤之后，人们无法排遣的心灵伤痛。这种心灵伤痛的深刻书写不是通过直接描写当事人的心理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呈现不正常的亲子关系，采用不可靠叙事的方式，在读者、叙述者和作者的互动中实现的。因此，本文将依据费伦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效果理论，考察文本中由叙述者、作者、读者三者互动而构建的不可靠叙事的两种类型“疏远型不可靠叙事”与“契约型不可靠叙事”。通过对小说文本中两种类型不可靠叙事的阐释，拓展和深化对小说的理解。
一、 契约型不可靠叙事
悦子在小说中讲述了两个关于母子关系的故事：一是母亲佐知子和女儿万里子的故事；一是悦子和两个女儿景子和妮基的故事。作者的意图表达是通过契约型不可靠叙事实现的。
对读者来说，悦子对佐知子和万里子的叙事中充满了各种令人疑惑之处，这些疑惑构成其不可靠叙事的症候。在悦子的叙述中，佐知子和万里子母女两人是突然出现在悦子家附近的那个小木屋里的，“这座小木屋在战争的炮火和政府的推土机中幸存下来” [4]（7），它远离人群，“独自伫立在那片空地的尽头，就在河岸上。” [4]（7）这让读者不免疑惑，在原子弹爆炸如此大的灾难之后，政府的推土机怎么还会让一个小木屋单独留存下来？这对母女又怎么会孤身两人来到这个陌生、荒僻的地方？悦子的叙述中对这些情况没做任何交代，只是叙述了这对母女的到来。这种以不可靠报道为形态的不可靠叙事一方面使读者倍感困惑，与此同时也使读者从普世的伦理体验出发在想象中建构这对母女的和谐关系：在远离人群的恶劣环境中生活的母女自然应该在情感上互相依存。带着这种阅读期待，在叙述者悦子的带领下，读者一步步走进佐知子和万里子的生活。悦子是主动接近她们母女二人的，“当时我隐隐地同情佐知子，有时我远远地看着她，感觉她不太合群，而我觉得自己可以理解她的那种心情。” [4]（9）在后来的接触中，悦子发现万里子是一个在心灵上受到巨大创伤的孩子，她十分渴望母亲的温暖，可母亲佐知子却对万里子非常冷漠，忽视她的情绪、情感乃至生命安全，直至最后佐知子竟然当着万里子的面，淹死了万里子情感的寄托——小猫，在那一刻作为母亲的佐知子直接扼杀了万里子的内在生命。整个过程中，读者看到了一个在家庭伦理语境中丧失母亲伦理身份的佐知子，佐知子从来没有承担过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她只为自己而活，为了逃离日本，她可以完全无视万里子的生命感受，甚至非常残忍地扼杀掉她对生活的热情。读者会认为佐知子是一个非常自私的母亲，对她充满愤怒和批判，这种愤怒和批判会因之前的不可靠叙事而更加强烈。因为读者因前面的不可靠叙事是带着对母女关系的美好期待去走进佐知子和万里子的生活的，却看到这样的一个母亲，无疑这种叙事加剧了读者对佐知子的愤怒和批判，也形成了叙述者和读者在价值轴上的差异。读者认为佐知子是一个毫无责任感、极度自私的母亲，而面对这样的佐知子，叙述者悦子并没有如此的判断，她似乎没有过多的谴责，她更像一个朋友，在旁边不断地、苦口婆心地劝说佐知子，提醒她去看看、去理解一下自己的女儿，她总是在想方设法帮助佐知子，尽管佐知子对她态度并不友好。此处叙述者和读者在价值判断上的偏离是典型的不可靠叙事形态，根据费伦的观点，这种不可靠叙事是“契约型不可靠叙事”。读完小说，读者会清楚了解作者的意图，他是让叙述者悦子通过讲述佐知子和万里子的故事来观照自己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其实佐知子和万里子的故事描述的就是悦子和大女儿景子的关系，后来虽然景子万般不情愿，悦子还是完全无视景子的感受带着她离开日本，到了英国。到英国后，景子一直过着封闭孤独的生活，直到上吊自杀。悦子一直沉浸在悲痛和忏悔当中，甚至都没有勇气去回忆那一段经历，她的脑海中时常出现的是景子上吊的恐怖画面。通过讲述佐知子和万里子的故事，悦子重新去面对自己当初决定带景子离开日本的那段经历和感受，审视自己的灵魂，充满着愧疚。当她看着陷于孤独境地的佐知子和万里子时，她重新看到当年的自己，看到自己当时的偏执，于是在佐知子和万里子的故事中悦子成了一个努力试图把佐知子重新拉回母亲伦理身份的朋友，可佐知子却完全顾不上女儿，只想逃离日本。佐知子不是为了自私地满足自己的感情逃离日本，她很清楚，那个美国大兵并不爱她，但她还是要拼命去。是因为她心底有一处巨大的伤痛，这种痛使她完全顾不得母亲的身份，只想逃离日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小说中借悦子的公公绪方先生之口曾经暗示过悦子受到的伤害之重，她几乎陷入疯狂状态，半夜三更起来拉小提琴。作者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是创伤，是由原子弹爆炸引发的生命个体内心深处的巨大不安，这种创伤毁坏了母女的亲情关系，也使佐知子完全失却了母亲的伦理责任。由此看来，读者由于悦子的不可靠叙事形成的对佐知子的批判，和叙述者悦子对佐知子的深深理解和同情看起来有很大差异，但这些差异却产生了一定的悖论效果。这种差距越大，越能让读者深刻体会作为母亲的佐知子内心的创伤，这种创伤是如此巨大才能让一个母亲做出那些残忍的行为。佐知子内心是深爱着女儿的，她对悦子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女儿的幸福。这是我优先考虑的。我是个母亲，我女儿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4]（108）当她去美国无法成行时，她说“事实上，悦子，我很高兴事情变成这个样子。想象一下我女儿会多么的不习惯，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都是老外的地方，一个都是老美的地方。突然有一个老美做爸爸，想象一下她会多么不知所措。……她这辈子已经有太多的动荡不安了，她应该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4]（109）可现实一旦给她提供可以离开的机会时，佐知子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逃离那个充满地狱梦魇的地方。她以这样说辞安慰自己：“万里子在美国会过得很好，……那里更适合孩子成长。在那里她的机会更多，在美国女人的生活要好得多。” [4]（52）她对悦子说：“你不知道离开这个地方我有多高兴。” [4]（219）悦子以在回忆中重构一个新故事的方式去审视自己和大女儿景子之间的关系，她一直生活在景子死亡的场景中无法自拔。当她在佐知子的叙述中看到那个不顾一切要离开的自己时，她心中无限酸楚，可也无可奈何。
由上可见，小说中不可靠叙事的建构使读者更能深切理解和体会悦子和佐知子作为母亲不得已失却母亲伦理身份的巨大创伤，对她们寄予深切的同情和关怀，与此同时也更加凸显了石黑在伦理情境建构中所蕴含的对生命个体命运的深层关怀。虽然小说没有直接写原子弹爆炸的后果，但是对此境遇中母女关系的悲剧性呈现，使读者更能深切体会原子弹爆炸给生命个体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对创伤的表达，石黑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视角，如他自己所说，“他不是个移民作家，他关注的是生命本身” [6]（99），因此他在描写创伤的时候，关注的是个体本身的生命状态和感受，这些感受来自于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
二、 疏远型不可靠叙事
悦子在叙述母女关系中还描写了丈夫二郎和他的父亲绪方先生的故事。这部分的叙述采用了疏远型不可靠叙事。在悦子最初的叙述中，读者看到的绪方先生是一个温和、善良的老人。悦子对他非常尊敬，当年原子弹爆炸后，是绪方先生收留了她，给了她一个可以暂时忘却伤痛的温暖的家。后来悦子嫁给了绪方先生的儿子二郎。读者可以感受到绪方先生和悦子之间的那种温情。但在悦子描述绪方先生和儿子二郎的关系中，读者会产生很多的困惑。绪方先生一直在讨好儿子，可二郎好像并不领情，对父亲非常冷淡。甚至二郎非常嫌弃父亲，根本不愿和他相处。读者这时往往会站在绪方先生一边，觉得二郎作为儿子很过分。叙述者悦子的立场也很鲜明，虽然她没有直接谴责二郎，但在她的叙述语句中隱隐暗含着对二郎的不满。也因为如此，悦子总是特别周到地照顾绪方先生。在绪方先生受到二郎冷落和伤害时，悦子总是用温情去抚慰老人的心。由此看来，读者和叙述者在价值观和道德判断上呈现了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的实现是在悦子对绪方先生的叙事十分模糊的不可靠叙事中达成的。可随着悦子对后面关键性事件的叙述，读者会突然意识到采取叙述者的立场，是对作者立场和意图的偏离，这构成疏远型不可靠叙事。悦子叙述的那个关键事件是二战时，绪方先生曾经是军国主义者，为此在战后他遭到了以前学生松田重夫的激烈抨击。绪方先生无法接受，他让儿子二郎去找那个松田重夫理论，二郎不去，他便自己去找他，要求对方向他道歉。尽管后来绪方先生对于当下日本人的思想转向有一些困惑，但他还是认为他当年做的是对的。作为作者石黑一雄，他采用疏远型不可靠叙事的手法来展现战后日本对军国主义的态度，是要把日本人从对军国主义的迷恋中解脱出来。石黑表示：“我对于那类人很感兴趣，他们全心全意，辛苦工作，也许在一生中勇敢地追求某个目标，完全相信自己所作的都是好事，在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却发现整个社会的氛围完全颠倒。他们原本引以为傲的东西现在反而成了让自己羞愧的事情。” [7]（12）绪方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就像石黑在他的小说《浮世画家》中描写的主人公一样，当年曾经红极一时的赞颂军国主义的画家小野发现战后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女儿的婚事因为他曾经的历史而受到影响时，他才开始去真正反思自己以前的行为。石黑在《远山淡影》中通过这种疏远型不可靠叙事的手法，让读者一开始陷入和叙述者相同的立场，偏离作者的意图，然后再揭示出真相，让读者从叙述者通过不可靠叙事建构的自我欺骗中惊醒过来，可以更强烈地呈现出作者的意图和立场。
石黑一雄用不充分报道的不可靠叙事形态向读者呈现了绪方先生，最初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和蔼、忍让的父亲，他努力想向儿子表达爱，可却处处受到儿子的冷落和排斥，读者会对绪方先生充满同情，而对儿子二郎充满指责，这种理解和立场与小说中的叙述者悦子是一样的。可后来，当绪方先生努力地执着于自己的军国主义观念时，读者才意识到叙述者试图通过这种不可靠叙事让读者偏离作者的立场，这建构了一种疏远型不可靠叙事。这种疏远型不可靠叙事，对于石黑来说，有更深层的意义。通过这种疏远型不可靠叙事，在叙述者和作者价值观的张力冲突中，他让读者通过这样的过程去体会个体生命的渺小和局限。如他自己所言：“我们大多数人对周围的世界不具备任何广阔的洞察力。我们趋向于随大流而无法跳出自己的小天地看事情，因此我们常受到自己无法理解的力量操控，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我们只做自己的那一点小事情，希望能够派上用场。所以我认为许多责任义务的主题都来源于此。在我看来这种本能是人类最令人瞩目的地方。让人难过的是人类有时认为他们生来如此， 还自以为是。”[8]他说，他常常对这样的人感兴趣，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夸张的责任感，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无限的热情，“他们的动机是善意的（想为人类谋福等等），但因为他们对周围的世界看不清楚，结果发现自己做的事违背了本意。” [8]绪方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每一个生命个体身上也都有这种生命形态的影子。
三、 结 语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不可靠叙事实际上是一种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三者参与并不断进行互动的动态叙事过程，它不但丰富了小说文本的艺术形式，更拓宽了小说的意义，增强了小说的阅读效果。通过对小说不可靠叙事特点的分析，将进一步深化对小说主题和人物的理解。
石黑一雄以不可靠叙事的方式书写了长崎原子弹爆炸后普通民众的生活，这种叙事形态以颇具张力的方式彰显了小说中要表达的无法言说的人生创伤和悲剧。面对叙述者悦子的讲述，读者和叙述者价值评判的偏离疏远，是为了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作者所要描写的经受原子弹爆炸后女性的心理创伤，这是契约型不可靠叙事的艺术效果，整个过程呈现了契约型不可靠叙事中读者、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互动。与契约型叙事不同，对绪方先生最初的描述，读者和叙述者的价值判断是相同的，后来随着作者的真实叙述，读者才醒悟到，因不可靠叙事构成的对绪方先生的片面认识偏离了作者所要表达的价值立场，这种不可靠叙事造成了读者和作者的偏离而成为疏远型不可靠叙事的形态。总之，不论是契约型不可靠叙事还是疏远型不可靠叙事，都从更深层面拓宽了小说对生命意义的表达。
不可靠叙事除了增强小说意义表达的深刻性外，还能很好地激发读者对事实真相的思考和探寻，有效地调动读者阅读作品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种叙述方式改变了传统独白小说的阅读过程，使读者、叙述者和作者都成为阅读小说不可或缺的环节，为小说意义的获得提供了一个更具生命力的空间。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不可靠叙事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Booth， W. The Rhetoric of Fiction[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1.
[2]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 尚必武.不可靠叙述[J] .外国文学，2011，（6）：103-112.
[4]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M].张晓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 王悦.析麦克尤恩《立体几何》：不可靠叙述的生成与阐释[J].外国文学，2010 ，（1）：16-22.
[6] Forsythe， R. Cultural displacement and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Kazuo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J].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Philological Papers， 2005，（51）：99-108.
[7] Shaffer， B. W.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Ishiguro[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8] Shaikh， N. 石黑一雄访谈录[J].李春译.当代外国文学， 2005，（4）：134-138.
（责任编辑：夏 雪）
〔摘要〕 《远山淡影》是英国当代日裔小说家石黑一雄的成名作，小说的叙事呈现不可靠的特质。之前对小说不可靠叙事的研究主要以布斯的不可靠叙事理论为依据，阐释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种阐释略显片面。费伦的理论在不可靠叙事中增加了读者的维度，将不可靠叙事分为“契约型不可靠叙事”和“疏远型不可靠叙事”两种类型。论文将以此为依据，分析这两种不可靠叙事类型中叙述者、作者和读者三者互动的动态过程，以阐释不可靠叙事对小说主题表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远山淡影》；石黑一雄；契约型不可靠叙事；疏远型不可靠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1-0046-05
不可靠叙事的理论是由布斯在他的著作《小说的修辞》中提出的，他认为“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范式）保持一致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1]（158）。此概念主要阐述了文本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隐含作者指叙述文本之所以‘以这种顺序排列这些词，并能嵌入他的价值，是由于一些选择造成的，而进行这些选择的那个意识就是隐含作者。”[2]（169）隐含作者是虚拟的，他通过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意识、价值及伦理立场。叙述者是小说中讲述故事的人。简而言之，布斯提出的不可靠叙事是当叙述者不是全知全能的作者时，叙述者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或者故事的参与者，在对真相的呈现上和作者之间出现了分歧，因此对读者来说，叙述者的叙事是不可靠的，叙述者因为种种原因规避了真相，而真相才是作者想让读者了解的。
布斯认为不可靠叙事主要有两种类型：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即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在这两个层面发生偏离，此叙事即为不可靠叙事。之后，费伦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将不可靠叙事的两种类型发展为三大类型：即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判断和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解读。除此之外，费伦不仅关注于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关系，而且还关注叙述者、隐含作者和作者的读者之间的关系。费伦根据不可靠叙事的修辞效果，即不可靠叙事对叙述者和作者的读者之间的叙述距离所产生的影响，又把不可靠叙事厘定为两种形式：“疏远型不可靠叙事”与“契约型不可靠叙事”。在前者那里，“作者的读者”意识到， 如果采用叙述者的视角就意味着远离隐含作者的视角，意味着作者——读者之间关系的缺失；在后者那里，叙述者的报道、阐释或判断与“作者的读者”对这些元素的推断之间的差异，会产生一定的悖论效果，即这些差异会减少叙述者与“作者的读者”在阐释、感情或伦理上的距离。也即是说，尽管“作者的读者”意识到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但是该“不可靠性”包含了隐含作者和“作者的读者”所认同的交际信息。 [3]（注：为清晰起见，下文提到的作者即为隐含作者，读者即为作者的读者。）
《远山淡影》主要叙述了一个早年移民英国的中年妇人悦子对往事的回忆，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小说中悦子的回忆往往是断断续续的碎片，叙事的时间常在过去和现在中不断变换，其叙事呈现出不可靠的特点。如悦子所说：“回忆，我发现，可能是不可靠的东西；常常被你回忆时的环境所大大地扭曲。”[4]（201）不可靠叙事不但是《远山淡影》的叙述特质，也是石黑一雄诸多作品中比较典型的叙述形态。综观对石黑一雄的研究成果，有一些论文是从不可靠叙事的角度进行阐述的，但这些论文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小说《长日留痕》上。与其他小说相比，评论界对《远山淡影》的研究并不多，研究角度也多集中在创伤主题和身份探討上，对其叙事特点进行分析的文章很少。对其不可靠叙事进行研究的文章主要以布斯的不可靠叙事理论为依据考察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偏离，其中并没有过多涉及读者的因素。实际上，“不可靠叙述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 它是作者对于叙述主体的有意分化， 并邀请读者对其作出种种反应。因而，我们只有深入到作者、文本、读者的循环互动中，关注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在叙事进程中的变化， 才能厘清不可靠叙述的真实面目和它在文本阐释中的意义所在。”[5]小说《远山淡影》中描写的悦子的这段往事发生在二战时期日本长崎遭受原子弹爆炸后，她的叙述展现了遭受巨大创伤之后，人们无法排遣的心灵伤痛。这种心灵伤痛的深刻书写不是通过直接描写当事人的心理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呈现不正常的亲子关系，采用不可靠叙事的方式，在读者、叙述者和作者的互动中实现的。因此，本文将依据费伦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效果理论，考察文本中由叙述者、作者、读者三者互动而构建的不可靠叙事的两种类型“疏远型不可靠叙事”与“契约型不可靠叙事”。通过对小说文本中两种类型不可靠叙事的阐释，拓展和深化对小说的理解。
一、 契约型不可靠叙事
悦子在小说中讲述了两个关于母子关系的故事：一是母亲佐知子和女儿万里子的故事；一是悦子和两个女儿景子和妮基的故事。作者的意图表达是通过契约型不可靠叙事实现的。
对读者来说，悦子对佐知子和万里子的叙事中充满了各种令人疑惑之处，这些疑惑构成其不可靠叙事的症候。在悦子的叙述中，佐知子和万里子母女两人是突然出现在悦子家附近的那个小木屋里的，“这座小木屋在战争的炮火和政府的推土机中幸存下来” [4]（7），它远离人群，“独自伫立在那片空地的尽头，就在河岸上。” [4]（7）这让读者不免疑惑，在原子弹爆炸如此大的灾难之后，政府的推土机怎么还会让一个小木屋单独留存下来？这对母女又怎么会孤身两人来到这个陌生、荒僻的地方？悦子的叙述中对这些情况没做任何交代，只是叙述了这对母女的到来。这种以不可靠报道为形态的不可靠叙事一方面使读者倍感困惑，与此同时也使读者从普世的伦理体验出发在想象中建构这对母女的和谐关系：在远离人群的恶劣环境中生活的母女自然应该在情感上互相依存。带着这种阅读期待，在叙述者悦子的带领下，读者一步步走进佐知子和万里子的生活。悦子是主动接近她们母女二人的，“当时我隐隐地同情佐知子，有时我远远地看着她，感觉她不太合群，而我觉得自己可以理解她的那种心情。” [4]（9）在后来的接触中，悦子发现万里子是一个在心灵上受到巨大创伤的孩子，她十分渴望母亲的温暖，可母亲佐知子却对万里子非常冷漠，忽视她的情绪、情感乃至生命安全，直至最后佐知子竟然当着万里子的面，淹死了万里子情感的寄托——小猫，在那一刻作为母亲的佐知子直接扼杀了万里子的内在生命。整个过程中，读者看到了一个在家庭伦理语境中丧失母亲伦理身份的佐知子，佐知子从来没有承担过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她只为自己而活，为了逃离日本，她可以完全无视万里子的生命感受，甚至非常残忍地扼杀掉她对生活的热情。读者会认为佐知子是一个非常自私的母亲，对她充满愤怒和批判，这种愤怒和批判会因之前的不可靠叙事而更加强烈。因为读者因前面的不可靠叙事是带着对母女关系的美好期待去走进佐知子和万里子的生活的，却看到这样的一个母亲，无疑这种叙事加剧了读者对佐知子的愤怒和批判，也形成了叙述者和读者在价值轴上的差异。读者认为佐知子是一个毫无责任感、极度自私的母亲，而面对这样的佐知子，叙述者悦子并没有如此的判断，她似乎没有过多的谴责，她更像一个朋友，在旁边不断地、苦口婆心地劝说佐知子，提醒她去看看、去理解一下自己的女儿，她总是在想方设法帮助佐知子，尽管佐知子对她态度并不友好。此处叙述者和读者在价值判断上的偏离是典型的不可靠叙事形态，根据费伦的观点，这种不可靠叙事是“契约型不可靠叙事”。读完小说，读者会清楚了解作者的意图，他是让叙述者悦子通过讲述佐知子和万里子的故事来观照自己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其实佐知子和万里子的故事描述的就是悦子和大女儿景子的关系，后来虽然景子万般不情愿，悦子还是完全无视景子的感受带着她离开日本，到了英国。到英国后，景子一直过着封闭孤独的生活，直到上吊自杀。悦子一直沉浸在悲痛和忏悔当中，甚至都没有勇气去回忆那一段经历，她的脑海中时常出现的是景子上吊的恐怖画面。通过讲述佐知子和万里子的故事，悦子重新去面对自己当初决定带景子离开日本的那段经历和感受，审视自己的灵魂，充满着愧疚。当她看着陷于孤独境地的佐知子和万里子时，她重新看到当年的自己，看到自己当时的偏执，于是在佐知子和万里子的故事中悦子成了一个努力试图把佐知子重新拉回母亲伦理身份的朋友，可佐知子却完全顾不上女儿，只想逃离日本。佐知子不是为了自私地满足自己的感情逃离日本，她很清楚，那个美国大兵并不爱她，但她还是要拼命去。是因为她心底有一处巨大的伤痛，这种痛使她完全顾不得母亲的身份，只想逃离日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小说中借悦子的公公绪方先生之口曾经暗示过悦子受到的伤害之重，她几乎陷入疯狂状态，半夜三更起来拉小提琴。作者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是创伤，是由原子弹爆炸引发的生命个体内心深处的巨大不安，这种创伤毁坏了母女的亲情关系，也使佐知子完全失却了母亲的伦理责任。由此看来，读者由于悦子的不可靠叙事形成的对佐知子的批判，和叙述者悦子对佐知子的深深理解和同情看起来有很大差异，但这些差异却产生了一定的悖论效果。这种差距越大，越能让读者深刻体会作为母亲的佐知子内心的创伤，这种创伤是如此巨大才能让一个母亲做出那些残忍的行为。佐知子内心是深爱着女儿的，她对悦子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女儿的幸福。这是我优先考虑的。我是个母亲，我女儿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4]（108）当她去美国无法成行时，她说“事实上，悦子，我很高兴事情变成这个样子。想象一下我女儿会多么的不习惯，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都是老外的地方，一个都是老美的地方。突然有一个老美做爸爸，想象一下她会多么不知所措。……她这辈子已经有太多的动荡不安了，她应该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4]（109）可现实一旦给她提供可以离开的机会时，佐知子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逃离那个充满地狱梦魇的地方。她以这样说辞安慰自己：“万里子在美国会过得很好，……那里更适合孩子成长。在那里她的机会更多，在美国女人的生活要好得多。” [4]（52）她对悦子说：“你不知道离开这个地方我有多高兴。” [4]（219）悦子以在回忆中重构一个新故事的方式去审视自己和大女儿景子之间的关系，她一直生活在景子死亡的场景中无法自拔。当她在佐知子的叙述中看到那个不顾一切要离开的自己时，她心中无限酸楚，可也无可奈何。
由上可见，小说中不可靠叙事的建构使读者更能深切理解和体会悦子和佐知子作为母亲不得已失却母亲伦理身份的巨大创伤，对她们寄予深切的同情和关怀，与此同时也更加凸显了石黑在伦理情境建构中所蕴含的对生命个体命运的深层关怀。虽然小说没有直接写原子弹爆炸的后果，但是对此境遇中母女关系的悲剧性呈现，使读者更能深切体会原子弹爆炸给生命个体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对创伤的表达，石黑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视角，如他自己所说，“他不是个移民作家，他关注的是生命本身” [6]（99），因此他在描写创伤的时候，关注的是个体本身的生命状态和感受，这些感受来自于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
二、 疏远型不可靠叙事
悦子在叙述母女关系中还描写了丈夫二郎和他的父亲绪方先生的故事。这部分的叙述采用了疏远型不可靠叙事。在悦子最初的叙述中，读者看到的绪方先生是一个温和、善良的老人。悦子对他非常尊敬，当年原子弹爆炸后，是绪方先生收留了她，给了她一个可以暂时忘却伤痛的温暖的家。后来悦子嫁给了绪方先生的儿子二郎。读者可以感受到绪方先生和悦子之间的那种温情。但在悦子描述绪方先生和儿子二郎的关系中，读者会产生很多的困惑。绪方先生一直在讨好儿子，可二郎好像并不领情，对父亲非常冷淡。甚至二郎非常嫌弃父亲，根本不愿和他相处。读者这时往往会站在绪方先生一边，觉得二郎作为儿子很过分。叙述者悦子的立场也很鲜明，虽然她没有直接谴责二郎，但在她的叙述语句中隱隐暗含着对二郎的不满。也因为如此，悦子总是特别周到地照顾绪方先生。在绪方先生受到二郎冷落和伤害时，悦子总是用温情去抚慰老人的心。由此看来，读者和叙述者在价值观和道德判断上呈现了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的实现是在悦子对绪方先生的叙事十分模糊的不可靠叙事中达成的。可随着悦子对后面关键性事件的叙述，读者会突然意识到采取叙述者的立场，是对作者立场和意图的偏离，这构成疏远型不可靠叙事。悦子叙述的那个关键事件是二战时，绪方先生曾经是军国主义者，为此在战后他遭到了以前学生松田重夫的激烈抨击。绪方先生无法接受，他让儿子二郎去找那个松田重夫理论，二郎不去，他便自己去找他，要求对方向他道歉。尽管后来绪方先生对于当下日本人的思想转向有一些困惑，但他还是认为他当年做的是对的。作为作者石黑一雄，他采用疏远型不可靠叙事的手法来展现战后日本对军国主义的态度，是要把日本人从对军国主义的迷恋中解脱出来。石黑表示：“我对于那类人很感兴趣，他们全心全意，辛苦工作，也许在一生中勇敢地追求某个目标，完全相信自己所作的都是好事，在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却发现整个社会的氛围完全颠倒。他们原本引以为傲的东西现在反而成了让自己羞愧的事情。” [7]（12）绪方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就像石黑在他的小说《浮世画家》中描写的主人公一样，当年曾经红极一时的赞颂军国主义的画家小野发现战后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女儿的婚事因为他曾经的历史而受到影响时，他才开始去真正反思自己以前的行为。石黑在《远山淡影》中通过这种疏远型不可靠叙事的手法，让读者一开始陷入和叙述者相同的立场，偏离作者的意图，然后再揭示出真相，让读者从叙述者通过不可靠叙事建构的自我欺骗中惊醒过来，可以更强烈地呈现出作者的意图和立场。
石黑一雄用不充分报道的不可靠叙事形态向读者呈现了绪方先生，最初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和蔼、忍让的父亲，他努力想向儿子表达爱，可却处处受到儿子的冷落和排斥，读者会对绪方先生充满同情，而对儿子二郎充满指责，这种理解和立场与小说中的叙述者悦子是一样的。可后来，当绪方先生努力地执着于自己的军国主义观念时，读者才意识到叙述者试图通过这种不可靠叙事让读者偏离作者的立场，这建构了一种疏远型不可靠叙事。这种疏远型不可靠叙事，对于石黑来说，有更深层的意义。通过这种疏远型不可靠叙事，在叙述者和作者价值观的张力冲突中，他让读者通过这样的过程去体会个体生命的渺小和局限。如他自己所言：“我们大多数人对周围的世界不具备任何广阔的洞察力。我们趋向于随大流而无法跳出自己的小天地看事情，因此我们常受到自己无法理解的力量操控，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我们只做自己的那一点小事情，希望能够派上用场。所以我认为许多责任义务的主题都来源于此。在我看来这种本能是人类最令人瞩目的地方。让人难过的是人类有时认为他们生来如此， 还自以为是。”[8]他说，他常常对这样的人感兴趣，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夸张的责任感，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无限的热情，“他们的动机是善意的（想为人类谋福等等），但因为他们对周围的世界看不清楚，结果发现自己做的事违背了本意。” [8]绪方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每一个生命个体身上也都有这种生命形态的影子。
三、 结 语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不可靠叙事实际上是一种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三者参与并不断进行互动的动态叙事过程，它不但丰富了小说文本的艺术形式，更拓宽了小说的意义，增强了小说的阅读效果。通过对小说不可靠叙事特点的分析，将进一步深化对小说主题和人物的理解。
石黑一雄以不可靠叙事的方式书写了长崎原子弹爆炸后普通民众的生活，这种叙事形态以颇具张力的方式彰显了小说中要表达的无法言说的人生创伤和悲剧。面对叙述者悦子的讲述，读者和叙述者价值评判的偏离疏远，是为了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作者所要描写的经受原子弹爆炸后女性的心理创伤，这是契约型不可靠叙事的艺术效果，整个过程呈现了契约型不可靠叙事中读者、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互动。与契约型叙事不同，对绪方先生最初的描述，读者和叙述者的价值判断是相同的，后来随着作者的真实叙述，读者才醒悟到，因不可靠叙事构成的对绪方先生的片面认识偏离了作者所要表达的价值立场，这种不可靠叙事造成了读者和作者的偏离而成为疏远型不可靠叙事的形态。总之，不论是契约型不可靠叙事还是疏远型不可靠叙事，都从更深层面拓宽了小说对生命意义的表达。
不可靠叙事除了增强小说意义表达的深刻性外，还能很好地激发读者对事实真相的思考和探寻，有效地调动读者阅读作品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种叙述方式改变了传统独白小说的阅读过程，使读者、叙述者和作者都成为阅读小说不可或缺的环节，为小说意义的获得提供了一个更具生命力的空间。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不可靠叙事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Booth， W. The Rhetoric of Fiction[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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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尚必武.不可靠叙述[J] .外国文学，2011，（6）：103-112.
[4]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M].张晓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 王悦.析麦克尤恩《立体几何》：不可靠叙述的生成与阐释[J].外国文学，2010 ，（1）：16-22.
[6] Forsythe， R. Cultural displacement and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Kazuo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J].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Philological Papers， 2005，（51）：99-108.
[7] Shaffer， B. W.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Ishiguro[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8] Shaikh， N. 石黑一雄访谈录[J].李春译.当代外国文学， 2005，（4）：134-138.
（责任编辑：夏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