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传媒本土化发展的挑战与建议
陈阿龙
【摘要】非洲传媒本土化发展指的是从内容生产、传播目的、传播方式、国际传播等角度探索具有非洲特色的传媒发展模式。非洲传媒本土化发展在影视产业、本地语广播与有声电子书产业以及出版行业中存在可喜的成就。同时，本土化发展也面临着殖民主义遗产问题，本土文化自信不足和缺乏国内政策与资金支持的挑战。非洲传媒本土化发展需要增强文化自信，完善保障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合作。
【关键词】非洲;传媒本土化;国际传播;中非合作
非洲传媒本土化发展符合国际传播格局变革的历史趋势，合力推动国际传播格局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符合中非双方的共同利益。非洲传媒本土化发展面临着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虽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依旧任重道远。
一、非洲传媒业发展现状与特征
非洲有句谚语：“除非狮子中产生了自己的历史学家，否则狩猎的故事只是狩猎者的光荣历史。”[1]长期以来，非洲在被西方主导的全球传媒世界中被展现成一个充满贫困、疾病、冲突和落后政治治理的大陆形象。非洲大陆在欧美传媒世界中的这种脸谱化和浅薄化现象，非洲大陆世界观和文化价值被有意或无意地排除在全球主流传播注意力之外，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国际传播格局的不平等、不均衡
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现实，其所带来的利弊得失有着见仁见智的答案。在理想的全球化状态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多元并存、百花齐放的状态。现实使全球化增加了国家主权、当地传统文化被侵蚀的可能。随着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经济强势国家利用其优势的传播能力与地位，实现了对信息输出的垄断，导致国际传播的失衡。这种国际传播的失衡对于非洲国家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发展道路、政治体制乃至外交政策选择方面，处于传播弱势地位的国家需要承受主导国际传播的西方国家肆意营造的庞大舆论压力。单向度的意识形态传播也让非洲本土文化重建与精神自觉的进程举步维艰。
（二）异质性意识形态的深沟高垒
包括非洲和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传播中依然处于仰人鼻息的境地。不同的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被主导当今世界国际体系的西方国家视为严重的威胁，西方传媒行业对异质性的中华文明普遍采取积极打压的策略，客观公正的信息传播较少。
与中国在全球传播中的处境相比较，非洲存在一定的战略优势。西方世界对非洲存在一定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西方殖民历史对非洲大陆当代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非洲本土意识形态依然深刻影响着非洲人的日常生活。非洲人追求文化重建和精神自觉的努力很难得到自诩西方文化价值普适性的西方传播界的青睐。这样顺昌逆亡的处境压抑着非洲本土文化复兴的热情，也是非洲有识之士主张去西方化的动因。
（三）资本的趋利性对价值多样性的漠视
传媒行业的发展涉及通信、数媒、广播、电视、电影、出版、广告、文化产业、新媒体等诸多媒介行业的投资。非洲大陆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经济体之一，庞大的消费市场对于相关产业的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与传媒行业联系最为密切的电影、电视、报纸等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受众消费水平的限制。以非洲本土民眾为受众的文化传播很难受到国际资本的眷顾。以电影和音乐为代表的非洲文化产业缺乏发展所必须的资本，导致非洲文化产业很难形成有效的对外传播，成为本土自娱自乐的产业。
二、非洲传媒本土化发展的动因与表现
非洲传媒的本土化发展与去西方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非洲国家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弱势地位让国内民众产生了文化自卑感，这种民族文化自信的丧失反过来压抑着传媒行业的本土化发展，继而越发增强经济强势国家的文化传播优势地位。
从国际政治话语权层面来说，建立在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价值之上的西方国家不可避免地以其文化价值为蓝本构建并传播所谓的“普适价值”体系。从内容生产、传播方式等层面来看，西方传媒业发展也遵循着本土化的逻辑。唯一的区别在于，西方传媒行业的垄断地位已经成功将其本土化内容包装成了“普世化”的存在。文明的多样性，文化价值的百家争鸣在国际传播的失衡状态下难以为继。
从非洲国家现实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本土化传媒发展道路是增强国家凝聚力，营造有利发展的外部舆论环境的重要举措。非洲国家执政者在探索各自国家发展道路时普遍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维护符合西方标准的“自由民主”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独特的国情。本土的传媒行业发展对于阐释本土制度、思想和文化，丰富包括自由民主在内的现代政治价值，形成具有非洲特色的现代治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非洲国家因此也能够从容而因地制宜地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避免亦步亦趋地嫁接西方发展模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过度强调非洲的特殊性，或者完全忽视非洲独特性的极端做法对于非洲发展都不可取。非洲传媒行业的本土化发展可以看作是矫正忽视非洲独特性的文化发展趋势，但警惕非洲中心主义的陷阱也是非常必要的。尽管存在资金匮乏、原创性不足、法律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非洲传媒本土化发展依然呈现了不少亮点。
（一）本地语传媒与有声电子书产业的发展迅速
西方传教士基于本土传教的需求客观上推动了现代非洲本地语传媒的发展。民族独立运动时期，本地语传媒为非洲反殖民斗争提供了有力的群众动员和舆论支持。后殖民时代初期，本地语传媒的发展在部分采取集权主义治理模式的非洲国家出现了停滞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席卷非洲大陆的政治民主化浪潮带来了本地语传媒的复兴发展。[2]总体而言，非洲本地语传媒在政治动员、公众参与、舆论监督、教育启蒙和文化传播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3亿人口的非洲拥有约3000个操着迥异语言的族群，其中很多语言没有自己的书写体系、文学载体。非洲出版传播行业适应这一文化特征，产生了以无线电广播为媒介的教育和信息传播模式。电台主播为听众朗读书籍在非洲颇为流行，与此相适应，播客职业和有声书出版在非洲发展迅速，涌现出一批初创企业，包括加纳的阿酷听书公司（Akoobooks Audio）、肯尼亚的伊基塔布（eKitabu）公司以及尼日利亚的欧卡达书籍（OkadaBooks）公司。
（二）因地制宜的非洲电影产业发展模式
非洲电影产业的发展以尼日利亚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步的瑙莱坞电影为代表。瑙莱坞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受益于尼日利亚经济中的非正规产业部门以及电影传播技术的变革。非正规产业部门的资金避开了银行系统等政府监管，积少成多地汇集到低成本、低门槛的电影产业。廉价的盒式录像带与影音光碟技术让瑙莱坞电影能够摆脱成本高昂的电影胶片和院线发行模式。廉价的电影录像带与光碟通过遍布国内的电影发行租赁点为瑙莱坞电影赢得了大量观众。同时，随着尼日利亚人在非洲的流散、非洲人在全世界的流散，瑙莱坞的电影得以出现在世界各地非洲人聚居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好莱坞等电影产业对非洲形象的刻板化、脸谱化的表现模式，瑙莱坞电影尽管制作粗糙，却成功通过对非洲生活的准确而幽默的叙事和传播，获得了全世界非洲人的喜爱。
（三）教材出版本土化与书籍联合推广模式
非洲的纸质印刷产业从北非地区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逐渐被带到了整个非洲大陆。早在殖民时代，传教士已经通过在当地建立学校与提供教材的方式影响着本地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胜利之后，西方国家的跨国出版集团纷纷涌入这片渴望信息与交流的热土。
根据尼日利亚出版商联合会主席戈巴德加·阿德达埔（Gbadega Adedapo）给出的数据，非洲出版行业每年为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贡献10亿美元，并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3]就非洲国家独立之后出版行业的发展而言，实现教育教材的自给自足是普遍追求的目标。[4]从现代非洲教材出版产业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政府、私人部门、赞助商和跨国出版集团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政府参与国家教材出版活动是一件泥沙俱下的政策。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出版机构垄断了教材出版活动，挤压了私营出版商的参与空间。相反，在另一些国家市场竞争是良性的。例如肯尼亚的肯尼亚文学局（Kenya Literature Bureau）和乔莫·肯雅塔基金会（Jomo Kenyatta Foundation）就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做得比较好。资金雄厚、运行机制成熟的跨国出版集团是私营出版商需要面对的另一个强大对手。尽管部分国家也出台了保护本地出版企业的政策，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本土出版行业发展的被动处境。更为雪上加霜的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结构调整计划（SAP）刺激了外国在非洲国家的赞助活动。各国纷纷调整书籍出版政策以迎合各种援助计划，其中教材采购政策尤为突出。[5]这些计划虽然短期内解决了教材缺乏的问题，却对各国国内的长期本土教材出版造成了严重冲击。
尽管面临着种种困境，欣喜的是，非洲本土出版业者仍然在努力探索本土化发展道路。非洲本土的出版商通过联合推广的方式为本土出版寻找发展空间。非洲图书集团（African Book Collective）是由非洲154家出版商组成的联合会，旨在全球范围内营销和分发非洲书籍。非洲各国的出版商联合会也对非洲出版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非洲传媒本土化面临的挑战
（一）殖民主义遗产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代非洲社会
非洲本土的政治治理模式、法律制度、文化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原殖民宗主国的设计。同时，当代西方优势的传播能力和语言通用性让西方流行文化在非洲广泛传播。虽然西方媒体“他者”视角把非洲描绘成一连串灾难的做法遭到了批评，但西方媒体在新闻报道以及塑造非洲新闻工作者世界观方面仍然占有主导性地位。[6]这些全方位、深层次的殖民主义影响一方面能够激发有识之士推动非洲传媒产业本土化和去西方化的精神自觉，另一方面也成为“亲殖民主义”拥趸眷恋殖民者文化，阻碍本土文化发展的原因。
（二）殖民历史与政府执政能力的缺陷打击本土文化自信
非洲国家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进程中，一定程度上照搬西方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同时，不少国家执政党执政能力存在不足之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少问题。与此同时，西方传媒业的优势传播能力在政治和文化偏见的助推下无限放大非洲政府存在的问题。长期浸淫于西方传媒影响之下的非洲国家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因此被煽动得更为强烈。国际传播能力的不平衡增强了民众对本国政府以及本土文化的不信任度，打乱了本国政府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进程。不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恶化了本地的政治治理。如此，非洲国家的发展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反过来，本土文化信心的建立可以提高民众对政府本土化发展战略的宽容度，帮助改善国际传播能力不足的状况，从而为国家从容地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减少内外部压力。
（三）非洲传媒的本土化发展缺乏有力的政策与资金支持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并不会额外受到资本的青睐。正如非洲本地语传媒发展过程中，即便在一个国家内部，有限的资金分配也无法兼顾所有的本地语种传媒的发展。从非洲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考虑，目前更为迫切的发展战略应当聚焦于如何利用通用语（包括原殖民宗主国语言和本地多数族裔语言）实现包括内容生产在内的本土化目标。以瑙莱坞电影产业为例，非洲化的叙事、美学、艺术表达需要政府层面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盗版、低成本和低门槛的电影产业发展模式一方面处于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另一方面也逐渐不能满足民众日益提高的审美口味。基于信任而非法律的产品生产模式，朝生暮死的电影作坊和资金的短缺阻碍了瑙莱坞现代电影产业的发展。
四、非洲傳媒本土化发展的建议
（一）增强本土文化自信，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7]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这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非洲大陆的文化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非洲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中的诸多优秀理念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传媒本土化是维护文化主权，推动文明交流的前提与基础。文化自信是非洲传媒本土化发展的精神动力。非洲传媒本土化发展反过来也会增强本土文化自信。照搬西方传媒生产的内容只会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国际传播弱势地位，削弱自身的国际话语权。
（二）完善传媒产业发展制度体系，加强本土化人才建设
非洲传媒的本土化发展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现代传媒产业发展的有益经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非洲国家需要主动学习传媒产业发展有益的经验，完善包括版权在内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提升产业规模与产业质量，加强各传媒产业部门的人才建设。中非媒体合作是中非合作重点实施的“八大行动”之中人文交流行动的重要内容。中国可以借助中非媒体和文化交流的契机，在新闻传媒、广播电影电视制作、出版印刷、新媒体技术应用等方面支持非洲本土化传播人才队伍建设，同时建立中非文化产业长期合作交流机制。
（三）因地制宜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推动国际传播格局的变革
尽管非洲目前处于国际传播格局的弱势地位，但非洲传媒本土化发展存在一定的国际政治优势。同样处于弱势地位，中国面对的是西方传媒界积极主动的“舆论霸凌”。非洲面临的更多的是消极忽视。非洲传媒的本土化发展因此也面临着较小的外部舆论压力。
因地制宜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意味着从非洲本土文化中发掘、创新具有非洲特色的内容生产、叙事方式、传播模式等传播要素。非洲口传文化发达以及广大农村地区消费能力弱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非洲本地语传媒和有声电子书行业的发展。非洲人能歌善舞的文化让歌舞等艺术形式有潜力成为非洲特色的文化传播模式。
（四）在中非合作框架下，继续推进中非人文交流向更深层次发展
中非从来就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密伙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强调中非要携起手来，共同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传媒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人文交流行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以非洲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同处于弱势地位。中非合作推动国际传播格局的变革是共赢的选择。改变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弱势地位需要适时提出“具有原创性、思想性和时代特征的话语议题;同时，又要对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和包容理念，凝练出让世界能够理解并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话语”表达。[8]中国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话语的提出，贡献了关于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作为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密伙伴，习近平主席强调“加强中非两大文明交流互鉴”，[9]“支持非洲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10]中国应当在加强自身软实力建设的同时，通过中非人文交流行动积极帮助非洲增强文化软实力，合力推动国际传播格局的变革，从而推动包括国际话语体系在内的全球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五）中非传媒合作应当坚持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介绍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情况及成果时指出，中非共同实施“八大行动”是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合作理念而提出的。[11]中非人文交流目前存在一定的民间交流比较薄弱的情况。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以《媳妇的美好时代》为代表的中国优秀影视作品在非洲已经广为传播。反观非洲文学、艺术、影视、音乐等文化产品在中国却鲜有提及。单向度的文化传播对于中非关系的长远健康发展有着潜在的危害。中非友好的故事不能只停留在官方舆论场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以后，中国民间舆论中出现的极端涉非言论造成了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被动局面。官方的宏大叙事并不能触动普通民众的情感。中国在中非人文交流中需要摒弃功利主义的心态，避免单向的文化传播。中国应当通过中非人文交流行动，主动引进一批优秀的非洲哲学、影视、体育、舞蹈、艺术、自然生态相关的文化产品，通过接地气的民间交流拉近中非人民之间的距离。如果中国民众对“黑人抬棺舞”采取与西方相同的戏谑和猎奇的心态，而不能深刻理解其中体现的庄子“鼓盆而歌”式的乐观主义文化精神，民心相通最终会沦为一句空话。
参考文献：
[1]Francis B.Nyamnjoh.“De-Westernizing Media Theory to Make Room for African Experience”，Herman Wasserman（ed），Popular Media，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M].New York： Routledge，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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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awotka（ed.）A Peek Inside African Publishing，[EB/OL].https：//www.publishersweekly.com/pw/by-topic/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book-news/article/79286-a-peek-inside-african-publishing.html，2019-02-15.
[4]Cecilia Kimani，“Publishing in Africa”，Kimani Njogu and John Middleton（eds.）Media and Identity in Africa[M].Nairobi：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104.
[5]Cecilia Kimani，“Publishing in Africa”，Kimani Njogu and John Middleton（eds.）Media and Identity in Africa[M].Nairobi：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107.
[6]李新烽，李玉洁.新面孔与新变革：中国媒体改变非洲传媒格局[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3）：131-140.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6.
[8]韓震.对外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创新[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1）：68-72.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56.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56.
[11]新华每日电讯.携手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主持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和丰硕成果[EB/OL].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09/07/c_137451245.htm，2018-09-07.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西亚非洲研究系博士生）
编校：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