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洪武三年刘基关于丞相候选人之评论
提 要：刘基在洪武三年春应明太祖之命，对其提及的3位丞相候选人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进行了评论，认为他们分别为“有相才无相器”、“褊浅”、“将偾辕而破犁”之“小犊”，不适合担任丞相之职。明太祖基本上没有采纳刘基的意见，而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刘基所论甚是，此3人无论是否在丞相位置，其表现皆如刘基所论。刘基这一直言不讳的评论在现实生活中给自己带来了灾祸，伤及生命。作为一个非常聪明之人，刘基对这一后果当是能够清楚预见的，而他毫不犹豫地明白道出，说明刘基是一个不计个人安危、正直而忠于明朝新政权的人。关于丞相候选人的这番谈话，是了解在明初建国中立有大功的刘基之品德和见识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刘基；品格；丞相候选人评论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3.009
一
黄伯生撰《诚意伯刘公行状》中，记载有刘基应明太祖之命对其提及的几位丞相候选人进行了评论。其记载原文作：
上欲相杨宪，公与宪素厚，以为不可。上怪之，公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自己无与焉者也。今宪不然，能无败乎？”上曰：“汪广洋何如？”公曰：“此褊浅，观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犊，将偾辕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无逾于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恶太深，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无才？愿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诸人，臣诚未见其可也。”1
这段话在行状中未明记其所记之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其后面紧接的记事乃为“三年七月授弘文馆学士”，2这表明这段话所记之事应发生在洪武三年四月之前。又张廷玉《明史》卷127《李善长传》在洪武三年记事部分记：“贵富极，意稍骄，帝始微厌之。”3紧接下文记：“四年，以疾致仕。”《明太祖实录》卷128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是月”条记载：“三年，丞相李善长病，上以中书无官，召（汪）广洋为左丞……四年正月，丞相李善长以老辞位，乃拜广洋为右丞相。”4张廷玉《明史》和《明太祖实录》的上述记载说明，在洪武三年，李善长这位老丞相已处于即将离职的状态，考虑以新人接替其职一事已提上日程。综合前面的分析可知，前引《诚意伯刘公行状》的这段话所记刘基评论杨宪等丞相候选人之事，当是发生在洪武三年之春季。这次明太祖向刘基提出要求其评论的丞相候选人，表面上看共有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以及刘基本人共4名，其实刘基之被提出，只是虚?一枪，当面照顾一下其面皮而已；倘真正将其纳入考察、讨论的对象，当不会再将之列为评论者，以免万一其没被选用，产生负面影响。至于刘基之未被列入丞相候选人之原因，应另有专文讨论，这里不予讨论。
二
当我们深入研究刘基对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等被明太祖作为丞相候选者之3人所作的评论时，就会发现其评论实为极其准确。
关于杨宪，刘基评论他：“有相才，无相器”，担任宰相者，应当“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焉”，而他却“不然”。即称他虽才可任相，而无任相之胸怀，处事不顾公平合理，专谋一己私利。按之实际，杨宪正是这样一个人。《明太祖实录》卷54洪武三年七月丙辰记事载其小传称：“美姿仪，通经史，有才辨。尝使苏州张士诚还，称旨，除博士厅咨议。擢江南行省都事。时军国多事，征调日发，文书常委积，宪裁决明敏，人称其能。然为人深刻意忌，有不足于己者，辄以计中伤之。”1又称：
是年，召为中书省右丞，至是迁左丞。宪在上左右既久，熟于典故，而市权要宠，轻视同列，莫敢与抗……与张昶同在中书，忌昶才出己右，欲构害之。时东南尚未定，元都号令犹行于西北，昶尝闲暇与宪言：“吾故元臣也，勉留于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不可知。”宪因钩摘其言，谓昶谋叛，且出昶手书讦之，昶遂坐诛。宪自是益无所惮，专恣日甚，下视僚辈，以为莫己及，又喜人佞己，狥利者多出其门下……其自山西入中书也，欲尽变易省中事，凡旧吏一切罢去，更用己所亲信。阴欲持权，乃创为“一统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观其从违，附己者即不次超擢，否者逐去之……其专恣不法多类此。2
关于汪广洋，刘基评之为“褊浅”。意为心地、见识等狭隘短浅，窝囊无能。汪广洋亦确为此种人物。国家图书馆藏抄本313卷本《明史纪传》卷41《汪广洋传》载：“三年，丞相李善长病，帝以中书无官，召广洋为右丞。时杨宪先被召为左丞，事多专决不让，广洋畏之，依违不与较。犹不能得宪意，嗾御史刘炳劾广洋奉母无状。帝切责，放还乡。宪恐其复入，再奏徙海南。”3后“帝觉宪奸，诛宪”，广洋方得召还。洪武四年，汪广洋被任命为丞相后，其窝囊无能的状态仍未改变。《明太祖实录》卷128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是月”条记载：“四年正月，丞相李善长以老辞位，乃拜广洋为右丞相，以参政胡惟庸为左丞。广洋居位庸庸无所建明。六年正月，以怠职左迁广东行省参政……十年，复拜右丞相。上遇之特厚，尝有疾在告，赐敕劳问。然颇躭酒色，荒于政事。以故事多稽違，又与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为不法，广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上察其然，因敕以洗心补过……至是，御史中丞涂节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上颇闻基方病时，丞相胡惟庸挟医往候，因饮以毒药，乃责广洋欺罔，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废兴。”4俞本《明兴野记》称汪广洋“畏懦迂猾”，5此实际也是批评汪广洋心地、见识狭隘短浅，窝囊无能。
关于胡惟庸，刘基评之为：“此小犊”，若加任用，则“将偾辕而破犁矣”。胡惟庸之为人，同样与刘基的评论相符。“小犊”者，缺乏经验、幼稚而任性胡作非为、最后只落个头破血流之人而已。如所周知，明朝的创立者明太祖，是一个在长期奋斗中、经过复杂而艰苦的实际锻炼、逐渐成长起来的开国皇帝，既足智多谋，又掌控着大量的文武官员，政权巩固，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小有才气而受到明太祖重用的胡惟庸，竟然头脑发热，企图拉拢少数失意文武官员，谋反夺权。这种异想天开的鸡子碰石头作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失败。张廷玉《明史》卷308《奸臣传》简炼地记载了胡惟庸的这种作为：
胡惟庸，定远人……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其故乡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石筍，出水数尺，谀者争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烛天。惟庸益自负，有异谋矣。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擅乘传，帝怒责之……平凉侯费聚奉命抚苏州军民，日嗜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无功，又切责之。二人大惧。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太仆寺丞李存义者，善长之弟，惟庸壻李佑父也，惟庸令阴说善长。善长已老，不能强拒，初不许，已而依违其间。惟庸益以为事可就，乃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倭，与期会。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请兵为外应……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明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乃诛惟庸。”1
通观上述胡惟庸之作为，其无疑正是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小犊”形象。讨论至此，对于洪武三年刘基关于丞相候选人的评论，笔者不能不佩服至极。
三
刘基上述关于丞相候选人之评论，从总体上讲并没有得到明太祖的采纳，其何以如此，需要另文讨论。这里关注的是，刘基直言不讳的评论在现实生活中给自己带来了灾祸，或说甚至伤及了他的生命。史书上有明确记载者，起码有胡惟庸对他的伤害。《诚意伯文集》卷20所载《故诚意伯刘公行状》称：
初，公言于帝，瓯、括间有隙地，曰谈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顽民负贩私盐，因挟方寇以致乱，累年民受其害，遗俗犹未革，宜设巡检司守之。帝从之。及设司，顽民以其地系私产，且属温州界，抗拒不服。适茗洋逃军周广三反，温处旧吏持府县事，匿不以闻，公令长子琏赴京奏其事，迳诣帝前而不先白中书省。时胡惟庸为左丞，掌省事，因挟旧忿欲构陷公，乃使刑部尚书吴云訹老吏讦公，乃谋以公欲求谈洋地为墓地，民弗与，则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几可动帝听，遂为成案以奏。2
据《明太祖实录》卷99所记，此事因明太祖念刘基身为“勋旧”，才得以“赦其罪勿治”，仅“令夺其禄”，使之未受大创，但他也不得不“入朝，自引咎谢，遂居于京师”。3
又，《明太祖实录》卷128载：“御史中丞涂节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上颇闻基方病时，丞相胡惟庸挟医往候，因饮以毒药，乃责广洋欺罔，不能效忠为国。”4同上书卷129载：“诚意伯刘基亦尝为上言惟庸姦恣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诏惟庸视之，惟庸挟医往，以毒中之，基竟死，时八年正月也。上以基病久，不疑。”5国家图书馆藏抄本313卷本《明史纪传》卷42《刘基传》载：“基入朝谢罪，不复辨，惟引咎自责而已，遂留居京师……居无何，疾大作。八年正月，惟庸以医来视，饮其药，有物积中如卷石。间以白帝，帝亦未之省也。自是疾笃，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居一月而卒。”6张廷玉《明史》卷308《胡惟庸传》载：“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7
以上各条所载，均记刘基因胡惟庸下毒而致死，但提供的具体情况尚嫌太少，给读者留下质疑之空间。然若进一步查阅文献，则可知此事当能大体坐实。《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载：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于武英殿奉圣旨：“这刘伯温是个好秀才，吃胡、陈蛊了，那胡家吃我杀得光光的了。”1又载，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在奉天门左暖房内奉圣旨：“刘伯温他父子两，都吃那歹臣每害了。我只道他老病，原来吃蛊了。”2还载，洪武二十三年六月初七日，奉圣旨：“你父亲吃胡家下了蛊药，哥也吃他害了。你老子虽然吃些苦么，你如今恰光荣。”3再载，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圣旨：“我到婺州时，得了处州……刘伯温那时挺身来随着我……后来胡家结党，他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来，和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着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4按，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下载：“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疎洩，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胀成蛊。俗传有萃百虫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之家性惨害也。”5可见所谓蛊，即一种腹胀之病。由上引明太祖多次谈及之刘基致死病名及其病状观之，其去世时确为患上了腹胀之蛊。上引资料也使读者大大增加了对有关具体细节的了解，至此，将刘基之死归为胡惟庸之下毒，当已可称之为定论。
刘基是一个非常聪明之人，对世事有深刻的观察，对世人言行的后果能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因此，其对自己直言不讳地指出胡惟庸等三个丞相候选人的缺点并坚决反对他们担任丞相之职的后果，当是极其了解的，当是能清楚地预见到自己由此将会受到他们的仇恨、排挤和打击。但他毫不犹豫地这样作了。这是为什么？一言以蔽之：他除了头脑清楚、精明难得外，更是一个正直而忠于明朝新政权之人。国家图书馆藏抄本313卷本《明史纪传》卷42《刘基传》评论刘基称：“基刚毅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是非无所假借。人亦以是忌之，惟帝查其至诚，任以心膂。基亦自谓不世之遇，知无不言，每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就，决机呼吸，人莫能测。帝尝称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6这段评论，可谓十分准确。
刘基回答明太祖关于丞相候选人的谈话，关涉明初政权的走向，当是刘基深思熟虑的结果，生动地反映了刘基强烈的责任心、深刻的洞察力、难得的正直作风、不计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它是认识在明初建国中立下大功的刘基其人品德和见识的重要一环。研究刘基的前贤论著中对此有所涉及，但嫌不够深入、难称充分。本文对之特作专论，可能仍嫌肤浅，或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
[作者南炳文（1942年—），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河北，廊坊，065000；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荣誉教授，天津，300350]
[收稿日期：2018年3月1日]
（責任编辑：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