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承袭和超越
陈鹏程 叶昕
〔摘要〕《列女传》采用人物传记体式，围绕传主的言行来叙述一个或多个故事以揭示传主品性。《国语》是《列女传》重要的取资来源。《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继承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照录《国语》、《国语》的节略、以《国语》为基础杂糅其它文献。《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超越表现为：以系统、综合的群像形态出现，改变了《国语》女性形象的散见式分布。
〔关键词〕列女传；国语；女性叙事；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2-0105-08
刘向《列女传》在中国女性文化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曾有学者作如此评价：“刘向《列女传》开后世妇德著作之先河。”[1]此论大抵不错，刘氏《列女传》标志着传统妇德内涵的初步确立。它采用人物传记的体式，围绕传主言行来叙述一个或多个故事，由此揭示传主的品德。故事中主人公以先秦女性居多，104则人物故事中，仅有卷五之《珠崖二义》、《郃阳友娣》、《京师节女》与卷六之《齐太仓女》为西汉女德故事，足见先秦女德故事占全书96%还多。这些故事多采自先秦文献，尤以史传散文为多。
先秦史传散文中，《国语》构成《列女传》的重要取材资源。《列女传》共分《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孽嬖传》七卷，其中《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孽嬖传》均有采自《国语》的篇章。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列女传》对《国语》的承袭，但多为个别事例的列举分析，未见系统具体的研究。实际上，刘向《列女传》在哪些方面接受了《国语》的影响；从女性叙事的角度其对《国语》作了何种程度的超越，这些都值得深入探究。
一、 刘向《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承袭
在汉代，经传体系构成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在此文化氛围中，《国语》被视为“《春秋》外传”，《汉书·韦贤传》载刘歆引《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谏周穆王语时径称“《春秋》外传”[2]（3129）。王充《论衡·案书》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3]（568）刘熙《释名·释典艺》亦言：“《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又曰外传。”[4]（193）这无疑反映了《国语》被视为《春秋外传》的观念深入时人内心。这一观念对《国语》在汉代的文化地位不无消极影响，但也有其积极作用，即使汉代知识分子更多地从历史文化典籍角度来观照《国语》，而不像对待经学那样穿凿附会。在《列女传》中，刘向就颇为自觉地将《国语》中的女性叙事视为真实史料加以引证来表达其妇德观。对照《列女传》与《国语》文本，我们可发现前者对后者的承袭方式，可概括为以下三种。
（一） 《列女传》文本几近全同于《国语》文本，可视为系前者对后者的完全袭用
《列女传》中共有七篇女性传记在其主体部分采录《国语》材料。几乎完全抄自《国语》是最常见的形式，以卷三《仁智传》中的“密康公母”条最为典型，其袭自《国语·周语上》“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条。为便于说明，我们将两文全引如下：
密康公之母，姓隗氏。周共王游于泾上，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归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康公不献，王灭密。君子谓密母为能识微。《诗》云：“无已大康，职思其忧。”此之谓也。颂曰：密康之母，先识盛衰，非刺康公，受粲不归，公行下众，物满则损，俾献不听，密果灭殒。[5]（89）（《列女传·仁智传·密康公母》）
恭王游於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6]（7）（《国语·周语上》“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条）
将《密康公母》故事主体部分与《国语·周语上》“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条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几近全同，仅有些微差异。在交代故事背景部分，《列女传》仅比《国语》少了一个“密”字，这主要是因为文首已出现“密康公”字样，此处无需再出现“密”字。盖因作者自觉追求简省的意图，《列女传》密康公之母的建言较《国语》为简略。《国语》中“致之于王”的动补结构在《国语》中被刘向省略为一个双宾结构，去掉了介词“于”；《国语》中的“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在《列女传》中被凝合为“夫粲美之物归汝”一句，尽管较《国语》所表之义发生了明显变化，但依然通顺；为求简洁，刘向删去了《国语》中密康公之母预断结果的“小丑备物，终必亡”的语句。同样是力图做到简约，在事件结果叙述部分，《列女传》删去了《国语》中表示时间的“一年”。凡此足以表明在《密康公母》中，刘向在追求行文简洁的同时几乎完全袭用了《国语》所述。
（二） 《列女传》文本系《国语》文本的节略
《列女传》与《国语》有着不同的旨趣追求。《国语》在记言叙事中追求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往往进行详赡具体的叙写。刘向《列女传》编撰的目的是女德宣传和政治教化，正如《汉书·楚元王传》所言：“向睹俗弥奢淫，而赵魏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詩》《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2]（1967）妇德教化的写作目的决定了《列女传》聚焦于女性德行与品性，于记言叙事上追求简洁明晰。不同于《国语》的写作旨趣和篇幅限制等诸多因素，使刘向在《列女传》中采录《国语》故事时往往进行大幅度删减，仅保留故事情节和人物言语的主干，以使主旨的表达更为鲜明。
以卷二《贤明传》中的“晋文齐姜”条最为典型。此文的故事主体采自《晋语四》“齐姜劝重耳勿怀安”“齐姜与子犯谋遣重耳”两条。其中“齐姜劝重耳勿怀安”条不计标点共500余字，是《国语》中篇幅较长的一篇。刘向在将其采录进《晋文齐姜》一文时作了较大删减，不计标点仅190多字。刘向的删略工作做得很成功，重耳安齐、子犯与从者谋行、姜氏杀蚕妾灭口、姜氏鼓励重耳离开齐国、重耳不从、姜氏复劝这些基本情节在《列女传》中被完整保留下来。《国语》“齐姜劝重耳勿怀安”条中凸显人物性格特征的特色性言行均在《晋文齐姜》一文中得以保留，举两处颇能揭示重耳性格和心理的语言描写为例。一处是写重耳来到齐国，受到桓公礼遇，产生了安逸享乐心理，“齐侯妻之，甚善焉。有马二十乘，将死于齐而已。曰：‘民生安乐，谁知其他。”[6]（395）将重耳贪图安乐的性格和长久流亡后终得安顿的放松、疏懒心理凸显无遗。这一细节同样出现在《晋文齐姜》中：“适齐，齐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马二十乘，将死于齐，曰：‘人生安乐而已，谁知其他。”[5]（56）“民”“人”相通，《列女传》仅比《国语》多了一个语气词“而已”。另一处是写姜氏劝勉重耳离开齐国，重耳坚决拒绝：“公子曰：‘吾不动矣，必死于此。”[6]（396）揭示了重耳贪图安逸和志满意足的情态。《晋文齐姜》与此几近全同：“公子曰：‘吾不动，必死于此矣。”[5]（57） 仅是语气词“矣”换了个位置。刘向的删略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如《国语》“齐姜劝重耳勿怀安”条于上文交代了“桓公卒，孝公即位，诸侯叛齐”[6]（395），故此下文姜氏劝谏重耳离齐时即言“齐国之政败矣”；《晋文齐姜》中没有交代这一背景，因此姜氏谏言中就不再出现类似“齐国之政败”的话语。尚需一提的是，《左传·鲁僖公二十三年》亦载录此事：“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7]（406-407）仅九十余字。《列女传》却未采录，当系刘向嫌其过于疏略，不足以展现姜氏的性格特征，因此不忌繁琐而在《国语》基础上做删减工作。
（三） 《列女传》文本系《国语》文本和其它书内容糅合而成
这以卷三《仁智传》中“晋伯宗妻”条最为典型，该文系作者汇综《左传》和《国语·晋语五》的相关内容而成。《晋伯宗妻》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基本情节：伯宗妻戒其勿直言、伯宗喜诸大夫赞其似阳处父但伯宗妻以之诫夫、伯宗妻由伯宗宴饮诸大夫预见其必有难而嘱其结士护子、伯宗被杀而子赖友脱身。其中“伯宗妻戒其勿直言”这一情节系采自《左传·鲁成公十五年》：“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7]（876）《晋伯宗妻》的叙写是：“伯宗贤，而好以直辩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盗憎主人，民爱其上。有爱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恶之，祸必及身矣。”[5]（100）由两文相似度可断定刘向参考借鉴了《左传·成公十五年》而进行了加工，使之更具体详实。其一增加了对伯宗性格和品行的叙写，实际上交代了伯宗妻的告诫缘由，且与下文“直言”相照应。其二《列女传》引谚略不同于《左传·成公十五年》“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国语·周语上》“单襄公论郤至佻天之功”条亦有“兽恶其网，民恶其上”[6]（92）语，足证“民恶其上”是春秋习语。但刘向引谚却为“民爱其上”，其下为《左传·成公十五年》所无的文字系对其所引谚语的纡徐之解。其三，《列女传》增加了“枉者恶之”之语，与前之“好直言”相对，形象具体地凸显了伯宗和诸大夫的尖锐对立以及潜藏的危险。
《晋伯宗妻》的另外三个基本情节主要采自《国语》。我们先看“不戴其上难必及”条的叙写是：
伯宗朝，以喜归。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诸大夫皆谓我知似阳子。”对曰：“阳子华而不实，主言而无谋，是以难及其身。子何喜焉？”[6]（501）
《晋伯宗妻》的叙写是：
伯宗不听，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于朝，诸大夫皆谓我知似阳子。”妻曰：“实谷不华，至言不饰，今阳子华而不实，言而无谋，是以祸及其身，子何喜焉！”[5]（100）
可以认定后者是刘向在前者基础上加工润色而成。其一是变单音词为双音词，如“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条中两次出现的“喜”在《晋伯宗妻》中均变成了“喜色”。其二是句法成分的增加。“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条中的“伯宗朝，以喜归”在《晋伯宗妻》中增加了连词“而”变成“伯宗不听，朝而以喜色归”。此盖因《国语》中“伯宗朝”现于文首，在动词“朝”和动词性词组“以喜归”间可用句读构成自然停顿。《晋伯宗妻》中“伯宗”作主语的动词性结构“不听”和动词“朝”间可用句读构成自然停顿，而“朝”和动词性结构“以喜色归”间不再适宜用自然停顿，故需用连词“而”构成停顿。“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条中“吾言于朝”前“曰”的主语“伯宗”承前省略，《晋伯宗妻》补上了这一主语，使上下文的贯通就更为流畅自然，但亦有芜冗之弊。其三是《晋伯宗妻》中伯宗妻告诫之语较《晋语五》“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条有明显增益。伯宗妻言阳处父之祸实际是一个推理。《晋伯宗妻》所增益的“实谷不华，至言不饰”之语作为推论的大前提存在，使推理形式更趋完整，从而增强了言说的逻辑效果，文气更为自然流畅。
再来看“伯宗妻由伯宗宴饮诸大夫预见其必有难而嘱其结士以护子”这一情节，《晋语五》“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条的叙写是：
伯宗曰：“吾饮诸大夫酒，而与之语，尔试听之。”曰：“诺。”既饮，其妻曰：“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难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庇州犁焉。”得毕阳。[6]（501）
《晋伯宗妻》的叙写是：
伯宗曰：“吾欲饮诸大夫酒，而与之语，尔试听之。”其妻曰：“诺。”于是为大会，与诸大夫饮。既饮，而问妻曰：“何若？”对曰：“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难必及子。子之性固不可易也，且国家多贰，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预结贤大夫，以托州犁焉。”伯宗曰：“诺。”乃得毕羊而交之。[5]（100）
由上述可以看出，《晋伯宗妻》对这一语段的增饰也比较多，且呈现出与上文同样的规律。其一是增加词与句子成分。在“吾饮大夫酒”前增一能愿动词“欲”，使意义表达更为具体准确。于“曰”前补上主语“其妻”，使文章更加顺畅。变“得毕阳”为“乃得毕阳而交之”，增添了连词“乃”，文气更加流畅，增添动词性结构“交之”，表意更加准确完整。其二是扩展伯宗妻的言说，进一步强调了伯宗处境的险恶与危急，凸显了寻找伯州犁保护人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最后看“伯宗被杀而子赖友脱身”这一情节。《国语》的叙写是：“及栾弗忌之难，诸大夫害伯宗，将谋而杀之。毕阳实送州犁于荆。”[6]（501）《左传·成公十五年》亦有相关叙写：“晋三卻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7]（876）《晋伯宗妻》的叙写是：“及栾不忌之难，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毕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5]（100-101）三者进行比对，很容易得出这一结论，即《晋伯宗妻》所录是在《晋语五》“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条的基础，糅合《左传·成公十五年》的叙写而撰成。
综上所述，《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三种承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刘向对《国语》的接受态度与模式。我们认为，刘向对《国语》颇为重视。这从《列女传》对《国语》与《左传》采录的对比可见一斑。从采录的绝对数量上看，《列女传》主体或部分采自《左传》的共计15则，比《国语》多了一倍，但主要集中在卷七《孽嬖传》，共有七则，就作为正面形象的前六卷而言，两书相差不大。我们注意到，《列女传》中一些传主事两见于《国语》《左传》时，刘向往往更侧重于从《国语》取材。我们知道，刘向极为重视和喜欢《左传》，桓谭《新论·识通》云：“刘子政、子骏、子骏兄伯玉，三人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者。”[8]（38）王充《论衡·案书》亦云：“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3]（568）那么由此推导出刘向相当重视《国语》当为可信。另外，《列女传》在采录《国语》史料时不是机械照搬，而是依据汉代语言习惯和撰写主旨进行加工改造，表现出强烈的能动性。
二、 《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超越
在中华女性文化史上，《列女传》具有着里程碑似的意义，它是中国古代首部女性专史。如果将《列女传》置于文学作品女性形象长廊中，其文学史意义也极其显豁，它标志着第一次出现了女性为核心形象的传记作品。凡此均表征着《列女传》对以《国语》《左传》等为代表的先秦女性叙事的超越。我们集中来探讨《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发展和超越。
（一） 《国语》女性叙事的成就及其局限。
《国语》中的女性形象称得上丰富多彩。塑造成功的有骊姬、齐姜、僖负羁之妻、伯宗妻、公父文伯之母、密康公母、怀嬴、叔向母等。这些形象个性均非常鲜明，如骊姬的阴险毒辣、齐姜的富于远见和深明大义、僖负羁之妻的精明善谋、伯宗妻的慎思卓识、公父文伯之母的明礼多识、怀嬴的刚烈、叔向母的明达睿智等。同时《国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女性形象，如冀缺妻、宁嬴妻、房后、惠后、狄后等，尽管她们在《国语》中偶一闪现，或作为背景人物与谈及人物而已，都能以其特色性的言行给读者留下清晰印象。考虑到先秦文学的发展水平以及史传散文特质所造成的艺术想象空间的狭仄，《国语》中的女性叙事可称得上成功。
但我们如果将女性叙事或女性形象发展史看作一条历史长河的话，《国语》女性叙事的不足又是非常鲜明的，从而给后来者预留了超越的空间。《国语》女性叙事的局限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其附着于男性政治叙写，从而决定了《国语》中的女性形象在《国语》人物系统中总体上居于从属地位。我们举《国语》中塑造的较为成功的几个人物形象来分析。
先来看《晋语四》“曹共公不礼重耳而观其骈肋”条中的僖负羁之妻形象。本文叙述主旨是重耳流亡经曹未受礼遇事。重耳境遇与曹共公态度作为两个着力点构成了人物间相互作用的张力。重耳作为流亡公子的尴尬身份使其到访他国时既可能受到礼遇，也可能遭到冷遇。能否礼遇重耳成了君主是否鲜明睿智的标准。曹是否应礼遇重耳构成了全文基本线索。贯穿这一线索的主要情节是：曹共公对重耳无礼→僖负羁妻建议其夫向重耳示好自保→僖负羁采纳→僖负羁建言曹伯礼遇重耳，曹伯拒諫。这一故事链条中，僖负羁建言曹君之辞构成了主体部分。文章的根本性质是一次政治行为的叙写。在故事叙述中僖负羁之妻具有重要的艺术功能，其一是对重耳及其臣子的高度评价与对重耳集团前途的准确预言，这是侧面描写人物的手法，揭示重耳及其臣下的卓异突出。其二是，基于丈夫宗族利益，为防止重耳报复曹国时受到殃及给丈夫出谋划策，这才有僖负羁之后的行动。由此来看，僖负羁之妻承担着推动故事情节进展的角色功能。这一叙事能彰显僖负羁之妻的鲜明性格，如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富有远见、足智多谋。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僖负羁之妻在文中居于从属地位则毋庸置疑。如将僖负羁之妻这一形象放在整卷《晋语四》中来考察，我们对其形象内涵及其功能的认识会更为深入。整卷《晋语四》是围绕重耳这一核心人物及其霸业来叙写的，其中关于重耳流亡过程的描写尤其精彩。在叙写这一过程时，作者始终在着力表现一类见解卓越的政治人物，他们对重耳及其集团的德行、才能与前途做出了高度评价和准确预断，对重耳集团予以同情、支持和尊重，这些人物包括宁庄子、公孙固、叔詹、楚成王，僖负羁之妻持有和他们共同的观点，由此见出僖负羁之妻巾帼不让须眉的一面，但其在重耳流亡叙事中居于配角地位亦于此可见。
相较于僖负羁之妻，《晋语四》“齐姜劝重耳勿怀安”条中的姜氏形象更为鲜明，在重耳流亡叙事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晋语四》整卷以重耳作为中心人物，流亡、夺取权力、成就霸业构成其人生命运三部曲。每一阶段重耳及其集团都表现出强烈的自觉。在流亡阶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返晋夺取最高权力。这一政治愿景所激发的动力与外部或内部阻力所构成的矛盾冲突成为《晋语四》多则叙事的内在机制。“齐姜劝重耳勿怀安”条即是如此。重耳集团在流亡过程中时时以返晋夺权为念，需争取大国帮助，故此奔齐，受到礼遇，结果重耳斗志消弭，直接威胁到重耳集团目标的实现。此时齐姜作为一个卓异不凡的女性形象得以凸显，为防止走露风声，她杀掉报信的蚕妾，显示了果决的性格。她苦劝重耳听从属下离齐的意见，顺应天命，专注于自己的的政治目标。面对重耳的恣意任性，她苦口婆心地劝导重耳，先引经据典阐明不能纵欲怀安，紧接着指出齐政已败，无法助重耳返晋。随后又以天命激励重耳，娓娓道来，足以见出齐姜的远见卓识和深明大义。她心中考虑的完全是丈夫的政治前途，而不是自己。劝导未果后即与子犯共谋，载重耳离齐。《齐姜劝重耳勿怀安》一文中，齐姜俨然成了主要人物。即便在《晋语四》整个重耳流亡叙事中，姜氏也是作为一个重要人物发挥着重要的艺术功能。“佐助”重耳之功是这一人物的功能内涵。她果决善断，足智多谋，富有远见，是整卷最为成功的女性形象。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姜氏形象的附属地位。
由此看出，《国语》女性叙事尚未完全独立出来，即尚未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审视的主角并集中展现其文化人格与内在精神世界，而是融汇在男性政治叙事中。在整个人物谱系中居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也决定了《国语》中的女性形象性格展现形态往往是片段式、闪现的，很难对读者造成强烈的印象并从而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 刘向《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超越
《隋书·经籍志》史部传杂类序云：“汉时，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士》、《列仙》、《列女》之传。”[9]（982）惜《列士传》已失传，惟有清人王仁俊、今人熊明做过辑佚工作。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辑羊角哀、左伯桃事一则；熊明《刘向列士传佚文辑校》（《文献》2003年第2期）曾做过辑佚工作。书之原貌已无从得见。今本《列仙传》2卷传世，学者亦多否认其出自刘向之手，故不足为据。但刘氏撰述过《列仙传》、《列女传》二书，当无疑义。这表明，《列女传》的撰述，固然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为了维持汉王朝的统治，他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学以致用，作《列女传》，以为当世之鉴。”[10]但“三《列》”的系列撰述也体现了刘向鲜明的历史人物总传编纂意识。《列女传》作为第一部女性总传，在很大范围内汇总了包括《国语》在内的先秦文献所载杰出女性人物形象。这样的汇总工作，使本以散见形态存在的女性形象以综合、系统的形态出现，无疑会使这些女性形象在女性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更为显目。如《国语》中僖负羁之妻和齐姜是两位刻画得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就为冯梦龙《东周列国志》所继承。《东周列国志》第34回“宋襄公假仁失众，齐姜氏乘醉遣夫”中即对睿智明理、多谋识远的齐姜作了细致刻画，并以诗礼赞，“公子贪欢乐，佳人慕远行。要成鸿鹄志，生割凤鸾情”[11]（214），突出了齐姜形象显赫的地位。第35回“晋重耳周游列国，秦怀嬴重婚公子”中对僖负羁之妻吕氏的形象也作了细致刻画，并以诗礼赞，“错看龙虎作豾貒，盲眼曹共识见微。堪叹乘轩三百辈，无人及得负羁妻”[11]（216），僖负羁之妻形象的重要性于此可见。这两个女性形象在《东周列国志》中被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固然有赖于《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的传播，而《列女传》更是功不可没。
《列女传》对《国语》等先秦女性叙事的另一超越是将所有女性人物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和孽嬖七类，为后世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内涵奠定了基调。刘向总体上按照伦理道德标准将女性形象分为善、恶两大类型。后世文学的女性形象基本不出这两大类型藩篱。《列女传》中“孽嬖”一类即为“恶”的女性形象，大体上奸邪不正、淫乱放纵、恃宠乱政、阴险狠毒、覆家灭国的女性人物皆被归入其中。后世文学中的“恶妇”形象的文化人格大抵如此。
“善”的女性形象在《列女传》中被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六小类。结合具体的女性形象及其颂赞，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列女传》中的“母仪”类人物可约略分为圣王之妻、圣王之母、贤德之母三种。圣王之妻具有娴淑澹静的贤德，能做到敬夫持家从而母仪天下，如“有虞二妃”“汤妃有”；圣王之母最重要的功德是生育神异之子，并通过仁善教育使其成就功业，如“弃母姜嫄”“契母简狄”等；贤德之母的文化人格是循礼自守，以仁义教子，如“邹荆轲母”等。《列女传》中“贤明”类人物的身份无一例外皆为妻子，她们知书达理，守礼重信，专一柔顺。在丈夫逆道而行时，她们均能以道匡正夫婿导夫行善；丈夫顺道而行抛弃世俗名利时她们均能引丈夫为知音，淡泊固穷。《列女传》中“仁智”类人物的性格内涵是明于天道和人道，洞达事理，见识广远，能“先识盛衰”，多谋善断，同时在品性上贵德尚信。《列女传》中“贞顺”类人物最重要的性格内涵是循礼而行，自觉地严男女之大防，不涉邪淫，忠于丈夫，用情专一。《列女传》中“节义”类人物最基本的性格内涵是对气节和正义的推重，为了义和个人尊严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和亲生骨肉。《列女传》中“辩通”类人物的基本特征就是：机智通达、口才极佳、明于事理、善于辨析、长于言辞应对。《列女传》中这些形象基本囊括了后世文学中“善”的女性形象。
刘向《列女传》超越于包括《国语》在内的先秦女性叙事的根本点是鲜明的为女性立传意识。这一点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其它文学有深刻影响。在史传文学领域，《汉书》虽未出现女性专传，但在《古今人表》中收录大量女性名字，而这应与《列女传》的影响有关，有学者作过统计，“《列女传》112人当中有28人见于《汉书·古今人表》。”[12]这应不是巧合。陈寿《三国志》最早出现《后妃传》这一人物传记类型，其中《魏书》称之为《后妃传》，《蜀书》称之为《二主妃子传》，《吴书》称之为《妃嫔传》。这固然可溯源于《史记·吕后本纪》，但更重要的影响则是来自《列女传》。《史记》中“本纪”的基本功能是作为全书的纲目存在，“在本纪设计中司马迁所强调的是‘王迹所兴，体现在《史记》本纪的叙述中，则是表现了时势主宰者的事迹，以此体现出本纪所具有纲纪天下政事的重要意义。”[13]（176）也就是说，《吕后本纪》强调的是吕后在刘邦去世后文帝即位之前这段时间内作为时势主宰者的身份，其人物传记的功能并不是很突出。相反，《列女传》对《三国志》中“后妃传”这一传记类型的出现影响应该是很大的。这首先是因为《列女传》的类传性质，即为女性这一类群体，而后妃不过是女性中的特殊一类而已；其次是《列女传》本身就有许多“后妃”之传，如《有虞二妃》、《汤妃有》、《周宣姜后》等，直接给《三国志》以启迪。范晔的《后汉书》创造性地继承《三国志》而增添了《后纪》这一类别，这是刘向《列女传》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晔《后汉书》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刘向《列女传》而创造了“列女传”这一人物传记类别，此后这一类传习见于历代正史。“后妃传”亦习见于后世史传，如《晋书》等。刘向《列女传》影响超出了正史，“刘向所作之书为首创。向以后凡为前代或当代妇女列传者不下数十种，而又多沿用向书之体裁，袭用其名称。”[10]“列女传”体式的创作蔚然成风，离不开刘向的首发之功。
《列女传》对其它文学体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知道，刘向《列女传》每则人物传记后都有颂语以礼赞传主。《列仙传》亦采用了这种体式，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已经失传的《列士传》当不例外，这反映了刘向的一种创作意趣。此后以四言颂语的形式礼赞人物便蔚然成为汉魏六朝的文学创作风气，有许多作品深深地打上了刘向《列女传》的烙印。试看《初学记》卷10“中宫部”所引曹植创作的一系列颂赞。曹植曾作《母仪颂》：“殷汤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内罚，度义以处。清谧后宫，九嫔有序。伊为媵臣，遂作元辅。”[14]（222-223）其受《列女传》“汤妃有”影响颇大，如“九嫔有序”当源于《列女传》之“有之妃汤也，统领九嫔，后宫有序”和颂之“勤悫治中，九嫔有行”句[5]（12-13）。《母仪颂》的篇名更显系来自《母仪传》之名。曹植还作有《贤明颂》：“于铄姜后，光配周宣。非义不动，非礼不言。晏起失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万国以虔。”[14]（223）《贤明颂》的篇名显系来自《贤明传》之名。故事情节和内容基本脱胎于《列女传·贤明传》之“周宣姜后”，如“非义不动，非礼不言”句化自于《周宣姜后》之“事非礼不言，行非礼不动”，“晏起失朝，永巷告愆”源于《周宣姜后》之“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脱簪珥，待罪于永巷”句[5]（52），印迹昭然。除了“颂”这种文体外，曹植还作有赞，其形式和内容亦颇受《列女传》影响，如《姜嫄简狄赞》：“喾卜四妃，子皆为皇。帝挚早崩，尧承大纲。玄鸟大迹，殷周美祥。稷契既生，功显虞唐。”[14]（223）当受《列女传·母仪传》之“弃母姜嫄”“契母简狄”之影响。曹植所作《禹妻赞》出自《列女传·母仪传》之“启母涂山”的痕迹更为明显：“禹妻涂山，土功是急。惟启之生，过门不入。矫达明义，勋庸是执。成长圣嗣，天禄以袭。”[14]（223）这由“禹妻涂山，土功是急。惟启之生，过门不入”和《启母涂山》中“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门”的相似度可知[5]（11）。《初学记》卷10“中宫部”所引西晋女作家左芬作《舜二妃赞》：“妙矣二妃，体应灵符。奉嫔于妫，光此有虞。沉湘示教，灵德永敷。惟斯善美，谅无泯乎。”[14]（223）亦可见出其受刘向《列女传》影响的印记。
刘向《列女传》甚至影响到五言诗，如《初学记》卷10“中宫部”所引成公绥《中宫诗》：“理国先家道，立教起闺房。二妃济有虞，三母翊周王。涂山兴大禹，有莘佐成汤。齐晋霸诸侯，皆赖姬与姜。”[14]（222）能看出其与《列女传》中“有虞二妃”、“周室三母”、“启母涂山”、“汤妃有”、“齐桓卫姬”、“晋文齐姜”的对应关系。
三、 结 语
相对于《国语》，《列女传》作为首部女性历史人物传记的集大成之作也有其局限性，《国语》女性叙事和女性形象的生动性在《列女传》中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削弱，如卷七《孽嬖传》“晋献骊姬”条对骊姬形象的刻画远不如《晋语二》生动和惟妙惟肖。但从女性叙事角度而言，《列女传》总体上还是超越了《国语》。这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首先，从文学史流变的角度看，叙事文学的演变趋向是由重视故事情节到向重视写人转变。这一倾向在《战国策》中已经非常鲜明，如《齐策四》中的“冯谖客孟尝君”、《燕策三》中的“荆轲刺秦王”等，到《史记》纪传体的确立，标明写人意识的完全成熟。《燕丹子》等杂史杂传体的大量涌现，也表明人物书写观念成为写作主潮。《列女传》产生于这一潮流中非常自然。从女性书写角度来看，《史记》的女性书写对先秦女性叙事在继承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已有为女性立传的“迹象”，如《吕后本纪》。这成为《列女传》为女性立传这一书写传统的直接源头。
其次，从女性文化史传统的角度看，对女性地位一定程度的尊重是《列女传》产生的深厚的文化基础。在传统社会，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家庭中地位低于男性是人类社会的共性。正如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15]（52）但对于这一论述要历史地辩证地理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男尊女卑的程度和形态也是各异的。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女子的作用和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重视的。例如在宇宙观上，从先秦华夏先民就已确立了阴阳交互作用生成宇宙万物的观念。《周易·系辞传下》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16]（698）这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男女繁衍、男女谐和利家利国作用认识的升华。再如《左传·鲁昭公26年》中晏子在和齐景公谈到社会人伦关系时，提到“夫和妻柔”，“夫和而义，妻柔而正”[7]（1480），就是对男女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倡导。具体到汉代来说，彭卫先生在将汉代的婚姻家庭和古罗马、古印度以及中世纪欧洲比较后得出这一结论：“汉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是比较高的。”[17]《列女传》产生于这一时代，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综上所述，《列女传》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重要的典籍，也具有较高文学价值。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刘向善于继承包括《国语》在内的先秦女性叙事传统分不开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继承的过程中又超越了先秦女性叙事，这恰是《列女传》的独特地位所在。
〔参考文献〕
[1]陈志韦，高文俊.刘向《列女传》——封建妇德奠基之作[J].图书馆学研究，2010，（7）：93-95，封三.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7.
[3]刘盼遂.论衡集解[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4]毕沅.释名疏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张涛.列女传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6]薛安勤.国语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桓谭.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9]魏徴.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7.
[10]吴敏霞.《列女传》的编纂和流传[J].人文杂志，1988，（3）：121-124.
[11]冯梦龙.东周列国志[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12]吴从祥. 《汉书·古今人表》女性观探析——兼与刘向《列女传》比较[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5）：76-80.
[13]刘宁. 《史记》叙事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4]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馬振彪.周易学说[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17]彭卫 .汉代婚姻关系中妇女地位考察[J].求索，1988，（3）：115-120.
（责任编辑：夏雪）
〔摘要〕《列女传》采用人物传记体式，围绕传主的言行来叙述一个或多个故事以揭示传主品性。《国语》是《列女传》重要的取资来源。《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继承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照录《国语》、《国语》的节略、以《国语》为基础杂糅其它文献。《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超越表现为：以系统、综合的群像形态出现，改变了《国语》女性形象的散见式分布。
〔关键词〕列女传；国语；女性叙事；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2-0105-08
刘向《列女传》在中国女性文化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曾有学者作如此评价：“刘向《列女传》开后世妇德著作之先河。”[1]此论大抵不错，刘氏《列女传》标志着传统妇德内涵的初步确立。它采用人物传记的体式，围绕传主言行来叙述一个或多个故事，由此揭示传主的品德。故事中主人公以先秦女性居多，104则人物故事中，仅有卷五之《珠崖二义》、《郃阳友娣》、《京师节女》与卷六之《齐太仓女》为西汉女德故事，足见先秦女德故事占全书96%还多。这些故事多采自先秦文献，尤以史传散文为多。
先秦史传散文中，《国语》构成《列女传》的重要取材资源。《列女传》共分《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孽嬖传》七卷，其中《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孽嬖传》均有采自《国语》的篇章。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列女传》对《国语》的承袭，但多为个别事例的列举分析，未见系统具体的研究。实际上，刘向《列女传》在哪些方面接受了《国语》的影响；从女性叙事的角度其对《国语》作了何种程度的超越，这些都值得深入探究。
一、 刘向《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承袭
在汉代，经传体系构成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在此文化氛围中，《国语》被视为“《春秋》外传”，《汉书·韦贤传》载刘歆引《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谏周穆王语时径称“《春秋》外传”[2]（3129）。王充《论衡·案书》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3]（568）刘熙《释名·释典艺》亦言：“《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又曰外传。”[4]（193）这无疑反映了《国语》被视为《春秋外传》的观念深入时人内心。这一观念对《国语》在汉代的文化地位不无消极影响，但也有其积极作用，即使汉代知识分子更多地从历史文化典籍角度来观照《国语》，而不像对待经学那样穿凿附会。在《列女传》中，刘向就颇为自觉地将《国语》中的女性叙事视为真实史料加以引证来表达其妇德观。对照《列女传》与《国语》文本，我们可发现前者对后者的承袭方式，可概括为以下三种。
（一） 《列女传》文本几近全同于《国语》文本，可视为系前者对后者的完全袭用
《列女传》中共有七篇女性传记在其主体部分采录《国语》材料。几乎完全抄自《国语》是最常见的形式，以卷三《仁智传》中的“密康公母”条最为典型，其袭自《国语·周语上》“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条。为便于说明，我们将两文全引如下：
密康公之母，姓隗氏。周共王游于泾上，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归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康公不献，王灭密。君子谓密母为能识微。《诗》云：“无已大康，职思其忧。”此之谓也。颂曰：密康之母，先识盛衰，非刺康公，受粲不归，公行下众，物满则损，俾献不听，密果灭殒。[5]（89）（《列女传·仁智传·密康公母》）
恭王游於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6]（7）（《国语·周语上》“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条）
将《密康公母》故事主体部分与《国语·周语上》“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条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几近全同，仅有些微差异。在交代故事背景部分，《列女传》仅比《国语》少了一个“密”字，这主要是因为文首已出现“密康公”字样，此处无需再出现“密”字。盖因作者自觉追求简省的意图，《列女传》密康公之母的建言较《国语》为简略。《国语》中“致之于王”的动补结构在《国语》中被刘向省略为一个双宾结构，去掉了介词“于”；《国语》中的“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在《列女传》中被凝合为“夫粲美之物归汝”一句，尽管较《国语》所表之义发生了明显变化，但依然通顺；为求简洁，刘向删去了《国语》中密康公之母预断结果的“小丑备物，终必亡”的语句。同样是力图做到简约，在事件结果叙述部分，《列女传》删去了《国语》中表示时间的“一年”。凡此足以表明在《密康公母》中，刘向在追求行文简洁的同时几乎完全袭用了《国语》所述。
（二） 《列女传》文本系《国语》文本的节略
《列女传》与《国语》有着不同的旨趣追求。《国语》在记言叙事中追求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往往进行详赡具体的叙写。刘向《列女传》编撰的目的是女德宣传和政治教化，正如《汉书·楚元王传》所言：“向睹俗弥奢淫，而赵魏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詩》《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2]（1967）妇德教化的写作目的决定了《列女传》聚焦于女性德行与品性，于记言叙事上追求简洁明晰。不同于《国语》的写作旨趣和篇幅限制等诸多因素，使刘向在《列女传》中采录《国语》故事时往往进行大幅度删减，仅保留故事情节和人物言语的主干，以使主旨的表达更为鲜明。
以卷二《贤明传》中的“晋文齐姜”条最为典型。此文的故事主体采自《晋语四》“齐姜劝重耳勿怀安”“齐姜与子犯谋遣重耳”两条。其中“齐姜劝重耳勿怀安”条不计标点共500余字，是《国语》中篇幅较长的一篇。刘向在将其采录进《晋文齐姜》一文时作了较大删减，不计标点仅190多字。刘向的删略工作做得很成功，重耳安齐、子犯与从者谋行、姜氏杀蚕妾灭口、姜氏鼓励重耳离开齐国、重耳不从、姜氏复劝这些基本情节在《列女传》中被完整保留下来。《国语》“齐姜劝重耳勿怀安”条中凸显人物性格特征的特色性言行均在《晋文齐姜》一文中得以保留，举两处颇能揭示重耳性格和心理的语言描写为例。一处是写重耳来到齐国，受到桓公礼遇，产生了安逸享乐心理，“齐侯妻之，甚善焉。有马二十乘，将死于齐而已。曰：‘民生安乐，谁知其他。”[6]（395）将重耳贪图安乐的性格和长久流亡后终得安顿的放松、疏懒心理凸显无遗。这一细节同样出现在《晋文齐姜》中：“适齐，齐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马二十乘，将死于齐，曰：‘人生安乐而已，谁知其他。”[5]（56）“民”“人”相通，《列女传》仅比《国语》多了一个语气词“而已”。另一处是写姜氏劝勉重耳离开齐国，重耳坚决拒绝：“公子曰：‘吾不动矣，必死于此。”[6]（396）揭示了重耳贪图安逸和志满意足的情态。《晋文齐姜》与此几近全同：“公子曰：‘吾不动，必死于此矣。”[5]（57） 仅是语气词“矣”换了个位置。刘向的删略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如《国语》“齐姜劝重耳勿怀安”条于上文交代了“桓公卒，孝公即位，诸侯叛齐”[6]（395），故此下文姜氏劝谏重耳离齐时即言“齐国之政败矣”；《晋文齐姜》中没有交代这一背景，因此姜氏谏言中就不再出现类似“齐国之政败”的话语。尚需一提的是，《左传·鲁僖公二十三年》亦载录此事：“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7]（406-407）仅九十余字。《列女传》却未采录，当系刘向嫌其过于疏略，不足以展现姜氏的性格特征，因此不忌繁琐而在《国语》基础上做删减工作。
（三） 《列女传》文本系《国语》文本和其它书内容糅合而成
这以卷三《仁智传》中“晋伯宗妻”条最为典型，该文系作者汇综《左传》和《国语·晋语五》的相关内容而成。《晋伯宗妻》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基本情节：伯宗妻戒其勿直言、伯宗喜诸大夫赞其似阳处父但伯宗妻以之诫夫、伯宗妻由伯宗宴饮诸大夫预见其必有难而嘱其结士护子、伯宗被杀而子赖友脱身。其中“伯宗妻戒其勿直言”这一情节系采自《左传·鲁成公十五年》：“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7]（876）《晋伯宗妻》的叙写是：“伯宗贤，而好以直辩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盗憎主人，民爱其上。有爱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恶之，祸必及身矣。”[5]（100）由两文相似度可断定刘向参考借鉴了《左传·成公十五年》而进行了加工，使之更具体详实。其一增加了对伯宗性格和品行的叙写，实际上交代了伯宗妻的告诫缘由，且与下文“直言”相照应。其二《列女传》引谚略不同于《左传·成公十五年》“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国语·周语上》“单襄公论郤至佻天之功”条亦有“兽恶其网，民恶其上”[6]（92）语，足证“民恶其上”是春秋习语。但刘向引谚却为“民爱其上”，其下为《左传·成公十五年》所无的文字系对其所引谚语的纡徐之解。其三，《列女传》增加了“枉者恶之”之语，与前之“好直言”相对，形象具体地凸显了伯宗和诸大夫的尖锐对立以及潜藏的危险。
《晋伯宗妻》的另外三个基本情节主要采自《国语》。我们先看“不戴其上难必及”条的叙写是：
伯宗朝，以喜归。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诸大夫皆谓我知似阳子。”对曰：“阳子华而不实，主言而无谋，是以难及其身。子何喜焉？”[6]（501）
《晋伯宗妻》的叙写是：
伯宗不听，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于朝，诸大夫皆谓我知似阳子。”妻曰：“实谷不华，至言不饰，今阳子华而不实，言而无谋，是以祸及其身，子何喜焉！”[5]（100）
可以认定后者是刘向在前者基础上加工润色而成。其一是变单音词为双音词，如“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条中两次出现的“喜”在《晋伯宗妻》中均变成了“喜色”。其二是句法成分的增加。“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条中的“伯宗朝，以喜归”在《晋伯宗妻》中增加了连词“而”变成“伯宗不听，朝而以喜色归”。此盖因《国语》中“伯宗朝”现于文首，在动词“朝”和动词性词组“以喜归”间可用句读构成自然停顿。《晋伯宗妻》中“伯宗”作主语的动词性结构“不听”和动词“朝”间可用句读构成自然停顿，而“朝”和动词性结构“以喜色归”间不再适宜用自然停顿，故需用连词“而”构成停顿。“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条中“吾言于朝”前“曰”的主语“伯宗”承前省略，《晋伯宗妻》补上了这一主语，使上下文的贯通就更为流畅自然，但亦有芜冗之弊。其三是《晋伯宗妻》中伯宗妻告诫之语较《晋语五》“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条有明显增益。伯宗妻言阳处父之祸实际是一个推理。《晋伯宗妻》所增益的“实谷不华，至言不饰”之语作为推论的大前提存在，使推理形式更趋完整，从而增强了言说的逻辑效果，文气更为自然流畅。
再来看“伯宗妻由伯宗宴饮诸大夫预见其必有难而嘱其结士以护子”这一情节，《晋语五》“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条的叙写是：
伯宗曰：“吾饮诸大夫酒，而与之语，尔试听之。”曰：“诺。”既饮，其妻曰：“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难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庇州犁焉。”得毕阳。[6]（501）
《晋伯宗妻》的叙写是：
伯宗曰：“吾欲饮诸大夫酒，而与之语，尔试听之。”其妻曰：“诺。”于是为大会，与诸大夫饮。既饮，而问妻曰：“何若？”对曰：“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难必及子。子之性固不可易也，且国家多贰，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预结贤大夫，以托州犁焉。”伯宗曰：“诺。”乃得毕羊而交之。[5]（100）
由上述可以看出，《晋伯宗妻》对这一语段的增饰也比较多，且呈现出与上文同样的规律。其一是增加词与句子成分。在“吾饮大夫酒”前增一能愿动词“欲”，使意义表达更为具体准确。于“曰”前补上主语“其妻”，使文章更加顺畅。变“得毕阳”为“乃得毕阳而交之”，增添了连词“乃”，文气更加流畅，增添动词性结构“交之”，表意更加准确完整。其二是扩展伯宗妻的言说，进一步强调了伯宗处境的险恶与危急，凸显了寻找伯州犁保护人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最后看“伯宗被杀而子赖友脱身”这一情节。《国语》的叙写是：“及栾弗忌之难，诸大夫害伯宗，将谋而杀之。毕阳实送州犁于荆。”[6]（501）《左传·成公十五年》亦有相关叙写：“晋三卻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7]（876）《晋伯宗妻》的叙写是：“及栾不忌之难，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毕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5]（100-101）三者进行比对，很容易得出这一结论，即《晋伯宗妻》所录是在《晋语五》“伯宗妻谓民不戴其上难必及”条的基础，糅合《左传·成公十五年》的叙写而撰成。
综上所述，《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三种承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刘向对《国语》的接受态度与模式。我们认为，刘向对《国语》颇为重视。这从《列女传》对《国语》与《左传》采录的对比可见一斑。从采录的绝对数量上看，《列女传》主体或部分采自《左传》的共计15则，比《国语》多了一倍，但主要集中在卷七《孽嬖传》，共有七则，就作为正面形象的前六卷而言，两书相差不大。我们注意到，《列女传》中一些传主事两见于《国语》《左传》时，刘向往往更侧重于从《国语》取材。我们知道，刘向极为重视和喜欢《左传》，桓谭《新论·识通》云：“刘子政、子骏、子骏兄伯玉，三人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者。”[8]（38）王充《论衡·案书》亦云：“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3]（568）那么由此推导出刘向相当重视《国语》当为可信。另外，《列女传》在采录《国语》史料时不是机械照搬，而是依据汉代语言习惯和撰写主旨进行加工改造，表现出强烈的能动性。
二、 《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超越
在中华女性文化史上，《列女传》具有着里程碑似的意义，它是中国古代首部女性专史。如果将《列女传》置于文学作品女性形象长廊中，其文学史意义也极其显豁，它标志着第一次出现了女性为核心形象的传记作品。凡此均表征着《列女传》对以《国语》《左传》等为代表的先秦女性叙事的超越。我们集中来探讨《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发展和超越。
（一） 《国语》女性叙事的成就及其局限。
《国语》中的女性形象称得上丰富多彩。塑造成功的有骊姬、齐姜、僖负羁之妻、伯宗妻、公父文伯之母、密康公母、怀嬴、叔向母等。这些形象个性均非常鲜明，如骊姬的阴险毒辣、齐姜的富于远见和深明大义、僖负羁之妻的精明善谋、伯宗妻的慎思卓识、公父文伯之母的明礼多识、怀嬴的刚烈、叔向母的明达睿智等。同时《国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女性形象，如冀缺妻、宁嬴妻、房后、惠后、狄后等，尽管她们在《国语》中偶一闪现，或作为背景人物与谈及人物而已，都能以其特色性的言行给读者留下清晰印象。考虑到先秦文学的发展水平以及史传散文特质所造成的艺术想象空间的狭仄，《国语》中的女性叙事可称得上成功。
但我们如果将女性叙事或女性形象发展史看作一条历史长河的话，《国语》女性叙事的不足又是非常鲜明的，从而给后来者预留了超越的空间。《国语》女性叙事的局限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其附着于男性政治叙写，从而决定了《国语》中的女性形象在《国语》人物系统中总体上居于从属地位。我们举《国语》中塑造的较为成功的几个人物形象来分析。
先来看《晋语四》“曹共公不礼重耳而观其骈肋”条中的僖负羁之妻形象。本文叙述主旨是重耳流亡经曹未受礼遇事。重耳境遇与曹共公态度作为两个着力点构成了人物间相互作用的张力。重耳作为流亡公子的尴尬身份使其到访他国时既可能受到礼遇，也可能遭到冷遇。能否礼遇重耳成了君主是否鲜明睿智的标准。曹是否应礼遇重耳构成了全文基本线索。贯穿这一线索的主要情节是：曹共公对重耳无礼→僖负羁妻建议其夫向重耳示好自保→僖负羁采纳→僖负羁建言曹伯礼遇重耳，曹伯拒諫。这一故事链条中，僖负羁建言曹君之辞构成了主体部分。文章的根本性质是一次政治行为的叙写。在故事叙述中僖负羁之妻具有重要的艺术功能，其一是对重耳及其臣子的高度评价与对重耳集团前途的准确预言，这是侧面描写人物的手法，揭示重耳及其臣下的卓异突出。其二是，基于丈夫宗族利益，为防止重耳报复曹国时受到殃及给丈夫出谋划策，这才有僖负羁之后的行动。由此来看，僖负羁之妻承担着推动故事情节进展的角色功能。这一叙事能彰显僖负羁之妻的鲜明性格，如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富有远见、足智多谋。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僖负羁之妻在文中居于从属地位则毋庸置疑。如将僖负羁之妻这一形象放在整卷《晋语四》中来考察，我们对其形象内涵及其功能的认识会更为深入。整卷《晋语四》是围绕重耳这一核心人物及其霸业来叙写的，其中关于重耳流亡过程的描写尤其精彩。在叙写这一过程时，作者始终在着力表现一类见解卓越的政治人物，他们对重耳及其集团的德行、才能与前途做出了高度评价和准确预断，对重耳集团予以同情、支持和尊重，这些人物包括宁庄子、公孙固、叔詹、楚成王，僖负羁之妻持有和他们共同的观点，由此见出僖负羁之妻巾帼不让须眉的一面，但其在重耳流亡叙事中居于配角地位亦于此可见。
相较于僖负羁之妻，《晋语四》“齐姜劝重耳勿怀安”条中的姜氏形象更为鲜明，在重耳流亡叙事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晋语四》整卷以重耳作为中心人物，流亡、夺取权力、成就霸业构成其人生命运三部曲。每一阶段重耳及其集团都表现出强烈的自觉。在流亡阶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返晋夺取最高权力。这一政治愿景所激发的动力与外部或内部阻力所构成的矛盾冲突成为《晋语四》多则叙事的内在机制。“齐姜劝重耳勿怀安”条即是如此。重耳集团在流亡过程中时时以返晋夺权为念，需争取大国帮助，故此奔齐，受到礼遇，结果重耳斗志消弭，直接威胁到重耳集团目标的实现。此时齐姜作为一个卓异不凡的女性形象得以凸显，为防止走露风声，她杀掉报信的蚕妾，显示了果决的性格。她苦劝重耳听从属下离齐的意见，顺应天命，专注于自己的的政治目标。面对重耳的恣意任性，她苦口婆心地劝导重耳，先引经据典阐明不能纵欲怀安，紧接着指出齐政已败，无法助重耳返晋。随后又以天命激励重耳，娓娓道来，足以见出齐姜的远见卓识和深明大义。她心中考虑的完全是丈夫的政治前途，而不是自己。劝导未果后即与子犯共谋，载重耳离齐。《齐姜劝重耳勿怀安》一文中，齐姜俨然成了主要人物。即便在《晋语四》整个重耳流亡叙事中，姜氏也是作为一个重要人物发挥着重要的艺术功能。“佐助”重耳之功是这一人物的功能内涵。她果决善断，足智多谋，富有远见，是整卷最为成功的女性形象。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姜氏形象的附属地位。
由此看出，《国语》女性叙事尚未完全独立出来，即尚未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审视的主角并集中展现其文化人格与内在精神世界，而是融汇在男性政治叙事中。在整个人物谱系中居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这也决定了《国语》中的女性形象性格展现形态往往是片段式、闪现的，很难对读者造成强烈的印象并从而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 刘向《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超越
《隋书·经籍志》史部传杂类序云：“汉时，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士》、《列仙》、《列女》之传。”[9]（982）惜《列士传》已失传，惟有清人王仁俊、今人熊明做过辑佚工作。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辑羊角哀、左伯桃事一则；熊明《刘向列士传佚文辑校》（《文献》2003年第2期）曾做过辑佚工作。书之原貌已无从得见。今本《列仙传》2卷传世，学者亦多否认其出自刘向之手，故不足为据。但刘氏撰述过《列仙传》、《列女传》二书，当无疑义。这表明，《列女传》的撰述，固然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为了维持汉王朝的统治，他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学以致用，作《列女传》，以为当世之鉴。”[10]但“三《列》”的系列撰述也体现了刘向鲜明的历史人物总传编纂意识。《列女传》作为第一部女性总传，在很大范围内汇总了包括《国语》在内的先秦文献所载杰出女性人物形象。这样的汇总工作，使本以散见形态存在的女性形象以综合、系统的形态出现，无疑会使这些女性形象在女性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更为显目。如《国语》中僖负羁之妻和齐姜是两位刻画得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就为冯梦龙《东周列国志》所继承。《东周列国志》第34回“宋襄公假仁失众，齐姜氏乘醉遣夫”中即对睿智明理、多谋识远的齐姜作了细致刻画，并以诗礼赞，“公子贪欢乐，佳人慕远行。要成鸿鹄志，生割凤鸾情”[11]（214），突出了齐姜形象显赫的地位。第35回“晋重耳周游列国，秦怀嬴重婚公子”中对僖负羁之妻吕氏的形象也作了细致刻画，并以诗礼赞，“错看龙虎作豾貒，盲眼曹共识见微。堪叹乘轩三百辈，无人及得负羁妻”[11]（216），僖负羁之妻形象的重要性于此可见。这两个女性形象在《东周列国志》中被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固然有赖于《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的传播，而《列女传》更是功不可没。
《列女传》对《国语》等先秦女性叙事的另一超越是将所有女性人物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和孽嬖七类，为后世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内涵奠定了基调。刘向总体上按照伦理道德标准将女性形象分为善、恶两大类型。后世文学的女性形象基本不出这两大类型藩篱。《列女传》中“孽嬖”一类即为“恶”的女性形象，大体上奸邪不正、淫乱放纵、恃宠乱政、阴险狠毒、覆家灭国的女性人物皆被归入其中。后世文学中的“恶妇”形象的文化人格大抵如此。
“善”的女性形象在《列女传》中被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六小类。结合具体的女性形象及其颂赞，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列女传》中的“母仪”类人物可约略分为圣王之妻、圣王之母、贤德之母三种。圣王之妻具有娴淑澹静的贤德，能做到敬夫持家从而母仪天下，如“有虞二妃”“汤妃有”；圣王之母最重要的功德是生育神异之子，并通过仁善教育使其成就功业，如“弃母姜嫄”“契母简狄”等；贤德之母的文化人格是循礼自守，以仁义教子，如“邹荆轲母”等。《列女传》中“贤明”类人物的身份无一例外皆为妻子，她们知书达理，守礼重信，专一柔顺。在丈夫逆道而行时，她们均能以道匡正夫婿导夫行善；丈夫顺道而行抛弃世俗名利时她们均能引丈夫为知音，淡泊固穷。《列女传》中“仁智”类人物的性格内涵是明于天道和人道，洞达事理，见识广远，能“先识盛衰”，多谋善断，同时在品性上贵德尚信。《列女传》中“贞顺”类人物最重要的性格内涵是循礼而行，自觉地严男女之大防，不涉邪淫，忠于丈夫，用情专一。《列女传》中“节义”类人物最基本的性格内涵是对气节和正义的推重，为了义和个人尊严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和亲生骨肉。《列女传》中“辩通”类人物的基本特征就是：机智通达、口才极佳、明于事理、善于辨析、长于言辞应对。《列女传》中这些形象基本囊括了后世文学中“善”的女性形象。
刘向《列女传》超越于包括《国语》在内的先秦女性叙事的根本点是鲜明的为女性立传意识。这一点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其它文学有深刻影响。在史传文学领域，《汉书》虽未出现女性专传，但在《古今人表》中收录大量女性名字，而这应与《列女传》的影响有关，有学者作过统计，“《列女传》112人当中有28人见于《汉书·古今人表》。”[12]这应不是巧合。陈寿《三国志》最早出现《后妃传》这一人物传记类型，其中《魏书》称之为《后妃传》，《蜀书》称之为《二主妃子传》，《吴书》称之为《妃嫔传》。这固然可溯源于《史记·吕后本纪》，但更重要的影响则是来自《列女传》。《史记》中“本纪”的基本功能是作为全书的纲目存在，“在本纪设计中司马迁所强调的是‘王迹所兴，体现在《史记》本纪的叙述中，则是表现了时势主宰者的事迹，以此体现出本纪所具有纲纪天下政事的重要意义。”[13]（176）也就是说，《吕后本纪》强调的是吕后在刘邦去世后文帝即位之前这段时间内作为时势主宰者的身份，其人物传记的功能并不是很突出。相反，《列女传》对《三国志》中“后妃传”这一传记类型的出现影响应该是很大的。这首先是因为《列女传》的类传性质，即为女性这一类群体，而后妃不过是女性中的特殊一类而已；其次是《列女传》本身就有许多“后妃”之传，如《有虞二妃》、《汤妃有》、《周宣姜后》等，直接给《三国志》以启迪。范晔的《后汉书》创造性地继承《三国志》而增添了《后纪》这一类别，这是刘向《列女传》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晔《后汉书》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刘向《列女传》而创造了“列女传”这一人物传记类别，此后这一类传习见于历代正史。“后妃传”亦习见于后世史传，如《晋书》等。刘向《列女传》影响超出了正史，“刘向所作之书为首创。向以后凡为前代或当代妇女列传者不下数十种，而又多沿用向书之体裁，袭用其名称。”[10]“列女传”体式的创作蔚然成风，离不开刘向的首发之功。
《列女传》对其它文学体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知道，刘向《列女传》每则人物传记后都有颂语以礼赞传主。《列仙传》亦采用了这种体式，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已经失传的《列士传》当不例外，这反映了刘向的一种创作意趣。此后以四言颂语的形式礼赞人物便蔚然成为汉魏六朝的文学创作风气，有许多作品深深地打上了刘向《列女传》的烙印。试看《初学记》卷10“中宫部”所引曹植创作的一系列颂赞。曹植曾作《母仪颂》：“殷汤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内罚，度义以处。清谧后宫，九嫔有序。伊为媵臣，遂作元辅。”[14]（222-223）其受《列女传》“汤妃有”影响颇大，如“九嫔有序”当源于《列女传》之“有之妃汤也，统领九嫔，后宫有序”和颂之“勤悫治中，九嫔有行”句[5]（12-13）。《母仪颂》的篇名更显系来自《母仪传》之名。曹植还作有《贤明颂》：“于铄姜后，光配周宣。非义不动，非礼不言。晏起失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万国以虔。”[14]（223）《贤明颂》的篇名显系来自《贤明传》之名。故事情节和内容基本脱胎于《列女传·贤明传》之“周宣姜后”，如“非义不动，非礼不言”句化自于《周宣姜后》之“事非礼不言，行非礼不动”，“晏起失朝，永巷告愆”源于《周宣姜后》之“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脱簪珥，待罪于永巷”句[5]（52），印迹昭然。除了“颂”这种文体外，曹植还作有赞，其形式和内容亦颇受《列女传》影响，如《姜嫄简狄赞》：“喾卜四妃，子皆为皇。帝挚早崩，尧承大纲。玄鸟大迹，殷周美祥。稷契既生，功显虞唐。”[14]（223）当受《列女传·母仪传》之“弃母姜嫄”“契母简狄”之影响。曹植所作《禹妻赞》出自《列女传·母仪传》之“启母涂山”的痕迹更为明显：“禹妻涂山，土功是急。惟启之生，过门不入。矫达明义，勋庸是执。成长圣嗣，天禄以袭。”[14]（223）这由“禹妻涂山，土功是急。惟启之生，过门不入”和《启母涂山》中“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门”的相似度可知[5]（11）。《初学记》卷10“中宫部”所引西晋女作家左芬作《舜二妃赞》：“妙矣二妃，体应灵符。奉嫔于妫，光此有虞。沉湘示教，灵德永敷。惟斯善美，谅无泯乎。”[14]（223）亦可见出其受刘向《列女传》影响的印记。
刘向《列女传》甚至影响到五言诗，如《初学记》卷10“中宫部”所引成公绥《中宫诗》：“理国先家道，立教起闺房。二妃济有虞，三母翊周王。涂山兴大禹，有莘佐成汤。齐晋霸诸侯，皆赖姬与姜。”[14]（222）能看出其与《列女传》中“有虞二妃”、“周室三母”、“启母涂山”、“汤妃有”、“齐桓卫姬”、“晋文齐姜”的对应关系。
三、 结 语
相对于《国语》，《列女传》作为首部女性历史人物传记的集大成之作也有其局限性，《国语》女性叙事和女性形象的生动性在《列女传》中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削弱，如卷七《孽嬖传》“晋献骊姬”条对骊姬形象的刻画远不如《晋语二》生动和惟妙惟肖。但从女性叙事角度而言，《列女传》总体上还是超越了《国语》。这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首先，从文学史流变的角度看，叙事文学的演变趋向是由重视故事情节到向重视写人转变。这一倾向在《战国策》中已经非常鲜明，如《齐策四》中的“冯谖客孟尝君”、《燕策三》中的“荆轲刺秦王”等，到《史记》纪传体的确立，标明写人意识的完全成熟。《燕丹子》等杂史杂传体的大量涌现，也表明人物书写观念成为写作主潮。《列女传》产生于这一潮流中非常自然。从女性书写角度来看，《史记》的女性书写对先秦女性叙事在继承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已有为女性立传的“迹象”，如《吕后本纪》。这成为《列女传》为女性立传这一书写传统的直接源头。
其次，从女性文化史传统的角度看，对女性地位一定程度的尊重是《列女传》产生的深厚的文化基础。在传统社会，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家庭中地位低于男性是人类社会的共性。正如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15]（52）但对于这一论述要历史地辩证地理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男尊女卑的程度和形态也是各异的。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女子的作用和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重视的。例如在宇宙观上，从先秦华夏先民就已确立了阴阳交互作用生成宇宙万物的观念。《周易·系辞传下》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16]（698）这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男女繁衍、男女谐和利家利国作用认识的升华。再如《左传·鲁昭公26年》中晏子在和齐景公谈到社会人伦关系时，提到“夫和妻柔”，“夫和而义，妻柔而正”[7]（1480），就是对男女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倡导。具体到汉代来说，彭卫先生在将汉代的婚姻家庭和古罗马、古印度以及中世纪欧洲比较后得出这一结论：“汉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是比较高的。”[17]《列女传》产生于这一时代，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综上所述，《列女传》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重要的典籍，也具有较高文学价值。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刘向善于继承包括《国语》在内的先秦女性叙事传统分不开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继承的过程中又超越了先秦女性叙事，这恰是《列女传》的独特地位所在。
〔参考文献〕
[1]陈志韦，高文俊.刘向《列女传》——封建妇德奠基之作[J].图书馆学研究，2010，（7）：93-95，封三.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7.
[3]刘盼遂.论衡集解[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4]毕沅.释名疏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张涛.列女传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6]薛安勤.国语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桓谭.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9]魏徴.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7.
[10]吴敏霞.《列女传》的编纂和流传[J].人文杂志，1988，（3）：121-124.
[11]冯梦龙.东周列国志[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12]吴从祥. 《汉书·古今人表》女性观探析——兼与刘向《列女传》比较[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5）：76-80.
[13]刘宁. 《史记》叙事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4]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馬振彪.周易学说[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17]彭卫 .汉代婚姻关系中妇女地位考察[J].求索，1988，（3）：115-120.
（责任编辑：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