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的“Germani”
宇信潇 宫秀华
提 要：塔西佗等西方古典作家笔下的“Germani”，在中文著述中通常译为“日耳曼人”，有的甚至误将其视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从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等古典著作的记载中发现，“Germani”起源于“日耳曼尼亚”这一地理概念，是生活在日耳曼尼亚这一地域范围内所有居民的通称。如果将“Germani”译为“日耳曼尼亚人”，似乎更能够突出其因地而名的起源和笼统指代日耳曼尼亚地区所有居民的涵义。
关键词：日耳曼人；日耳曼尼亚；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4.003
西方古代历史上，在莱茵河、多瑙河与北海、波罗的海之间的广袤地区，生活着一群人，被西方古典作家称为“Germani”，在中文著述中，通常译为“日耳曼人”。这一译法最早见于1886年英国来华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编译的中文著作《罗马志略》。在介绍奥古斯都对外战争时，他首次使用中文“日耳曼人”一词：“奥古斯都之更正诸省政治，不遗余力，然亦恒与诸邻国构兵，而以与日耳曼人战，最关紧要。”1艾约瑟可能是第一位将“Germani”表述成中文“日耳曼人”的学者。此后，“日耳曼人”一称被中国学术界所使用，甚至有学者偶尔将其与现代德意志民族相混淆，例如，梁启超先生在《东籍月旦》中介绍《近世泰西通鉴》一书时写道：“其书自土耳其人陷君士但丁奴不（即君士坦丁堡）起，至日耳曼、意大利建国统一止。”2此处的“日耳曼”即指德意志，这种混淆逐渐造成了国内部分学者误以为古代“Germani”与现代德意志民族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误将“Germani”视为一个民族共同体。马雍先生和傅正元先生于1957年将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译成中文时，沿用艾约瑟的译法，将拉丁文“Germani”译成“日耳曼人”。3在国内关于“Germani”的研究中，部分学者使用“日耳曼人”和“日耳曼民族”的说法，将其作为单一民族进行研究。4然而，如果考察该词的起源，特别是已知最早记载日耳曼尼亚人的是古典作家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他在公元前80年左右使用希腊文“Γερμανο?”称呼莱茵河以东的居民。1他的著作大多散佚，在I. G.基德（I. G. Kidd）编译整理的残篇中，仅能看到如是记载：“日耳曼尼亚人午餐吃烤熟的肉类，喝牛奶和未稀释的酒。”2
古代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在《地理志》中记载“日耳曼尼亚”时写道：“最初，这片土地沿莱茵河——从河源到河口——划分开来。”3在记载高卢时，他提到了高卢人与日耳曼尼亚人居住的土地“被莱茵河划分开来”。4这两则记载明确指出了罗马人以莱茵河为界来划分高卢和日耳曼尼亚两个地区。斯特拉波称：“日耳曼尼亚人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土地上；他们与凯尔特种姓差别不大——除了更为凶猛、个子更为高大、头发更偏黄一些；但所有其他方面——他们的相貌、他们的习俗和规矩——都与凯尔特人息息相关。”5这也进一步佐证了罗马人仅仅是简单地以莱茵河为界，将高卢与日耳曼尼亚划分开来，继而将凯尔特人与日耳曼尼亚人区分开来，将莱茵河以西的居民统称为“凯尔特人”或“高卢人”，将莱茵河以东的居民统称为“日耳曼尼亚人”。斯特拉波推测，罗马人所称的“Γερμανο?”可能来源于希腊文“Ρωμα?ων”，意为“天生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6不过单从词形来看，二者差别较大，因此斯特拉波的这一推测还有待商榷。
恺撒在《高卢战记》中使用拉丁文“Germani”时，沿用了这一名称指代莱茵河东岸居民的说法。他在开篇第一段介绍高卢人中最勇悍的比尔及部落（Belgae）时，就提到了日耳曼尼亚人：“所有这些居民中，比尔及人最为勇悍……同时也由于他们距离居住在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尼亚人最近，导致他们与日耳曼尼亚人之间频繁交战。”7其中，恺撒明确指出日耳曼尼亚人是居住在“莱茵河对岸”即莱茵河东岸的居民。
罗马史家塔西佗虽然不是第一位使用“Germani”的古典作家，但他著有《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专门记述了日耳曼尼亚的地理环境和居民，该书用拉丁文写成，是已知的第一部关于日耳曼尼亚的专著。从词源上来看，“Germani”是“Germanus”的复数形式，8是从“Germania”演变而来的，后者最初产生时是一个地理概念。塔西佗在开篇便从整体上介绍了“Germania”的地理范围和特征：
作为一个整体的日耳曼尼亚，被莱茵河、多瑙河将其与高卢人、莱提亚人以及潘诺尼亚人分隔开来；被彼此间的疑虑或群山将其与萨尔马提亚人（Sarmatae）以及达契亚人（Daci）分隔开来；剩余部分则被海洋所环绕，那片海洋环绕着诸多广阔的半岛和岛屿……莱茵河发源于莱提亚境内阿尔卑斯山脉难以接近的、险峻的山峰，转向西方流经一段距离后注入北海。多瑙河从阿卜诺巴山（Abnoba）有坡度的、不太高的山脊上倾泻而下，较之莱茵河，它流经更多民族的区域，最终从六个入海口注入本都海（Pontic Sea）；其第七个入海口被沼泽所湮没。1
塔西佗明确指出莱茵河与多瑙河是划定日耳曼尼亚边界的两条主要河流，为下文关于“Germani”的叙述划定了明确的地理范围。这一范围十分广阔，马尔科姆·托德（Malcolm Todd）概括道：“欧洲北部大片核心区域被早期日耳曼尼亚诸族（Germanic peoples）占据，这是一片从尼德兰延伸到俄罗斯西部的广袤低地，最高海拔不超过300米，绝大部分地区海拔低于100米。”2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指出：“日耳曼尼亚是一个广大的地区，被圈在莱茵河、大洋和多瑙河中间……这个概念完全是地理概念，而绝非人种概念。”3正如呂西安·费弗尔所言，这种划分是出于“标明在土地上的界线、将游移不定的人群固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的需要。4
在叙述了“日耳曼尼亚”的地理范围和特征之后，塔西佗记载了“日耳曼尼亚人”一称：“对于日耳曼尼亚人本身而言，我推测他们是原住民，与外来种族或姻亲有着极其轻微的混血……对于我们而言，日耳曼尼亚却在海洋遥远的另一边，在世界的另一端，很少有船只从我们这一端到达那里……那里景色荒凉、气候严酷，没人乐于定居或向往那里，除非那里是他的故乡。”5在这段记述中，塔西佗言明了他笔下的“Germani”是指生活在日耳曼尼亚这一地域范围内的原住民，并进一步叙述了日耳曼尼亚地域闭塞、气候严酷，不具备与外界频繁交往的便利条件，因而使得当地原住民血统纯正，很少与其他种族混血。塔西佗还详细叙述了日耳曼尼亚人的起源：
他们古老的赞美诗——他们所传颂的记述或历史的唯一形式——赞美了一位图伊斯托神（Tuisto），他是大地之子。日耳曼尼亚人将他的一个儿子称为曼努斯（Mannus），被奉为全族的始祖，曼努斯的三个儿子均为这一种族的创立者；各部族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距离海洋最近的各部族被称为因盖沃人（Ingaevones），中央各部族被称为赫尔米诺人（Herminones），其余各部族被称为伊斯泰沃人（Istaevones）。一些权威人士利用属于古代的事迹断言曼努斯有更多的儿子，从而多出了更多的名称，如马尔西人（Marsi）、冈布里维人（Gambrivii）、苏维比人（Suebi）、汪达尔人（Vandilii）；他们称这些名称均为真正的古代名称，而“日耳曼尼亚人”却是新的、近来才使用的名称。事实上，第一批越过莱茵河、驱逐高卢人的一些部落，虽然现在被称为图恩格尔人（Tungri），在当时却被称为日耳曼尼亚人；因此，这个名称——它是一个部族的名称，而非一个种族的名称（ita nationis nomen， non gentis）——渐渐流行开来，直到所有居民均被称呼为这个新造的“日耳曼尼亚人”名称，它最初仅仅是取得胜利的图恩格尔人为恫吓高卢人而使用的，但后来却被他们自己所有人所使用。6
塔西佗记载了日耳曼尼亚人的古老传说，称他们始祖为曼努斯，“Mannus”的词根“Mann-”在拉丁语和古日耳曼语均能找到词源，意为“男人”，应该与日耳曼尼亚人的尚武精神有关。7塔西佗提到日耳曼尼亚人各部族以曼努斯三个儿子的名字命名为因盖沃人、赫尔米诺人和伊斯泰沃人。普林尼在《自然史》中也记载了这三个名称，但词形与塔西佗的记载略有不同，它们分别是“Inguaeones”、“Hillevionum”和“Istiaeones”。1这三个词的来源和涵义众说纷纭，马克斯·克尔希（Max S. Kirch）通过考证它们的词形在拉丁语或古日耳曼语中可能代表的涵义，认为它们最有可能源于各部族生活的地理环境：“Ingaevones”可能是“居住在沿海岛屿上的人”，“Herminones”可能是“居住在草地上的人”，“Istaevones”可能是“居住在河畔的人”，2这也与塔西佗记载的他们所生活的大致地域相吻合。可见，古罗马人对早期日耳曼尼亚各部族的划分和命名更倾向于以地理环境为依据。
在这段记载中，塔西佗还指出“‘日耳曼尼亚人却是新的、近来才使用的名称”，即“日耳曼尼亚人”一称一度并非日耳曼尼亚这一地区所有居民的通称，而是用于专门称呼“第一批越过莱茵河、驱逐高卢人的一些部落”的图恩格尔人，因为他们来自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尼亚地区。他进一步解释道：“这个名称——它是一个部族的名称，而非一个种族的名称——渐渐流行开来，直到所有居民均被称呼为这个新造的‘日耳曼尼亚人名称，它最初仅仅是取得胜利的图恩格尔人为恫吓高卢人而使用的。”对于“部族”，海尔维希·沃尔弗拉姆（Herwig Wolfram）作出了阐释：“当一位拉丁作家谈及一支‘蛮族时，他通常会将其称为是一个种族（gens）或部族（natio）。”3并进一步区分了这两个概念：“对于一些（拉丁）作家来说，部族是‘具有单一血统的一群人，代表着一个种族的亚群体（subgroup）……而种族还包含‘外来者、客人和移民，并将逐渐演变为呈现出军事性的政治实体。”4按塔西佗的说法，“日耳曼尼亚人”由指代图恩格尔人逐渐发展成为“被他们自己所有人所使用”，成为指代日耳曼尼亚地区所有居民的笼统称谓。
在叙述了日耳曼尼亚人的起源之后，塔西佗总结道：“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日耳曼尼亚诸民族（Germaniae populos）是世界上未曾通过与其他种族通婚而混血的种族，是特殊的、纯粹的、与众不同的群体。”5其中，塔西佗使用的是“日耳曼尼亚诸民族”说法，6可见他认为，日耳曼尼亚这一地区生活着不止一个民族。这也进一步证实，塔西佗笔下的“Germani”，指代的是日耳曼尼亚这一特定地域内的所有居民，而非一个民族整体或者当地某一个民族。
在《自然史》中也记载了这三个名称，但词形与塔西佗的记载略有不同，它们分别是“Inguaeones”、“Hillevionum”和“Istiaeones”。1这三个词的来源和涵义众说纷纭，马克斯·克尔希（Max S. Kirch）通过考证它们的词形在拉丁语或古日耳曼语中可能代表的涵义，认为它们最有可能源于各部族生活的地理环境：“Ingaevones”可能是“居住在沿海岛屿上的人”，“Herminones”可能是“居住在草地上的人”，“Istaevones”可能是“居住在河畔的人”，2这也与塔西佗记载的他们所生活的大致地域相吻合。可见，古罗马人对早期日耳曼尼亚各部族的划分和命名更倾向于以地理环境为依据。
在这段记载中，塔西佗还指出“‘日耳曼尼亚人却是新的、近来才使用的名称”，即“日耳曼尼亚人”一称一度并非日耳曼尼亚这一地区所有居民的通称，而是用于专门称呼“第一批越过莱茵河、驱逐高卢人的一些部落”的图恩格尔人，因为他们来自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尼亚地区。他进一步解释道：“这个名称——它是一个部族的名称，而非一个种族的名称——渐渐流行开来，直到所有居民均被称呼为这个新造的‘日耳曼尼亚人名称，它最初仅仅是取得胜利的图恩格尔人为恫吓高卢人而使用的。”对于“部族”，海尔维希·沃尔弗拉姆（Herwig Wolfram）作出了阐释：“当一位拉丁作家谈及一支‘蛮族时，他通常会将其称为是一个种族（gens）或部族（natio）。”3并进一步区分了这两个概念：“对于一些（拉丁）作家来说，部族是‘具有单一血统的一群人，代表着一个种族的亚群体（subgroup）……而种族还包含‘外来者、客人和移民，并将逐渐演变为呈现出军事性的政治实体。”4按塔西佗的说法，“日耳曼尼亞人”由指代图恩格尔人逐渐发展成为“被他们自己所有人所使用”，成为指代日耳曼尼亚地区所有居民的笼统称谓。
在叙述了日耳曼尼亚人的起源之后，塔西佗总结道：“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日耳曼尼亚诸民族（Germaniae populos）是世界上未曾通过与其他种族通婚而混血的种族，是特殊的、纯粹的、与众不同的群体。”5其中，塔西佗使用的是“日耳曼尼亚诸民族”说法，6可见他认为，日耳曼尼亚这一地区生活着不止一个民族。这也进一步证实，塔西佗笔下的“Germani”，指代的是日耳曼尼亚这一特定地域内的所有居民，而非一个民族整体或者当地某一个民族。
二、日耳曼尼亚人的构成
在笼统叙述了日耳曼尼亚地理特征和日耳曼尼亚人起源之后，塔西佗写道：“我们已经清楚了如此多的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日耳曼尼亚人的起源和一般习俗。现在我将叙述一些部族的风俗习惯，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程度；并阐释哪些部族从日耳曼尼亚迁徙到了高卢各行省。”7从中可以看出，塔西佗承认日耳曼尼亚人各部族之间存在差异，甚至是存在很大差异。接着，塔西佗分别详细地介绍了日耳曼尼亚人数十个部族的基本概况。1普林尼在《自然史》中也记载了日耳曼尼亚人数十个部族。2普林尼记载的日耳曼尼亚人各部族名称与塔西佗的记载有所出入，可见日耳曼尼亚人的构成极为复杂，不能视为一个民族共同体。
根据塔西佗等古典作家的记载，早期日耳曼尼亚人主要包括巴达维人（Batavi）、卡提人（Chatti）、布鲁克特尔人（Bructeri）、卡马维人（Chamavi）、考契人（Chauci）、切鲁西人（Cherusci）、辛布里人（Cimbri）、
苏维比人（Suebi）、塞姆诺人（Semnones）、赫尔蒙杜尔人（Hermunduri）、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库阿德人（Quadi）等部族。从起源上看，这些部族名称的起源几乎均与其所生活的地域息息相关，它们或起源于其生活地域的地名、或起源于当地的地理特征、或起源于当地的自然生态。
一些日耳曼尼亚人部族名称来源于其所生活地域的地名。例如，塔西佗记载的巴达维人，其名称来源于其所居住的巴达维岛。塔西佗记载，“所有这些种族中，巴达维人最为勇悍，他们仅占据莱茵河畔的一小段，但其中包括河流中的一座岛屿。”3关于该岛屿，恺撒曾有记载：“默兹河（Meuse）发源于林戈奈人（Lingones）领地内的孚日山脉（Vosges）的一段，在吸纳了一条名为瓦尔河（Waal）的莱茵河支流之后，形成巴达维岛。”4“Batavi”一词的词根“bat-”或“bata-”在凯尔特语和拉丁语中均能够找到词源，诺尔伯特·瓦格内尔（Norbert Wagner）认为是“卓越的、优秀的”之意。5塔西佗记载生活在日耳曼尼亚地区南端的马科曼尼人时，称在那一带“马科曼尼人的声名和势力最为突出”。6
“Marcomanni”（马科曼尼人）一称，可能来源于古日耳曼语“marko”（边境）和“manwaz”（居民）的组合，7意为“边境居民”，可见，罗马人因马科曼尼人靠近日耳曼尼亚地区南部边境而对其命名。恺撒在《高卢战记》中仅有一次提到马科曼尼人，他在记载罗马军队与日耳曼尼亚人的一次战役时写道：“迫于需要，日耳曼尼亚人终于将军队开出营地，有哈鲁德人（Harudes）、马科曼尼人、特里波契人（Triboces）、汪吉奥人（Vangiones）、奈梅特人（Nemetes）、塞杜西人（Sedusii）和苏维比人，他们根据种族按相等的间隔布置开来。”8其中恺撒使用“种族”来称呼日耳曼尼亚人各部族，可见在他眼中，日耳曼尼亚人各部族之间没有血缘上的联系，这也佐证了日耳曼尼亚人不具备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条件。
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名称来源于其所生活地域的地理特征。例如，塔西佗记载卡马维人时没有记载这一部族名称的来源，仅仅提到“据最近传闻，卡马维人和安格利瓦尔人（Angrivarii）向布鲁克特尔人居住的地区迁徙，与邻近部族共同将布鲁克特尔人或驱逐、或歼灭。”9诺尔伯特·瓦格内尔经过考证，认为“Chamavi”（卡马维人）一称可能来源于古日耳曼语“hamme”，意为“一片与世隔绝的土地”。10塔西佗記载，马提亚契人（Mattiaci）与巴达维人同样效忠于罗马人，11“Mattiaci”的词根“Matt-”可能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matte”或者古日耳曼语“medwo”，1意为“草甸、牧场”。
还有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名称来源于其所生活地域的自然生态。例如，塔西佗提到了与考契人和卡提人邻近的切鲁西人。2已知最早记载切鲁西人的是恺撒，他在《高卢战记》中记载了切鲁西人生活的地区：“那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名为巴切尼斯（Bacenis）森林。”3“Cherusci”（切鲁西人）一称可能来源于古日耳曼语“herut”，意为“鹿”，4他们的生产生活与森林中的鹿群密切相关，因此以“鹿”为部族名称和部族的图腾。5
由此可见，不仅“日耳曼尼亚人”一称起源于“日耳曼尼亚”这一地理概念，而且日耳曼尼亚人各部族名称的来源也几乎均与地域有关。
在塔西佗记载的几十个部族中，甚至有的部族也并非由一个单一的部落构成，例如他介绍苏维比人时写道：“他们（苏维比人）不像卡提人和滕克特尔人（Tencteri）那样仅仅包含一个部落；由于他们占据了日耳曼尼亚大部分地区，他们内部也由一些专门的部族名称（nationibus nominibus）来区分，尽管他们总称为苏维比人。”6并记载“塞姆诺人被视为苏维比人中最古老的、出身最高贵的部落”。7可见，即使日耳曼尼亚人中的某个部族，也有可能包含若干个名称与起源不同的小部族。
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也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进行过分化和重新整合，例如，塔西佗在其另一部著作《历史》中记载：“巴达维人居住在莱茵河对岸时，曾是卡提人的一部分。”8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明确记载了日耳曼尼亚人中还包含少部分从高卢等地迁徙到日耳曼尼亚的居民：
我们有幸从优利乌斯的最具权威的记载中得知，高卢人曾一度胜于日耳曼尼亚人，因此，我们很容易料想到，高卢人甚至渡河到达过日耳曼尼亚：河流几乎没有机会阻止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种族夺取那些没有划归任何一个强大王国之中的新的无主土地，并迁徙到那里！因此，赫尔齐尼亚（Hercynia）森林与莱茵河、莫埃努斯河（Moenus）之间的土地被赫尔维提人（Helvetii）占据，这一区域以远的土地被波伊人（Boii）占据，他们均为高卢种族……并且，是阿拉维西人（Aravisci）从奥西人（Osi）那里迁徙到潘诺尼亚（Pannonia）、还是奥西人从阿拉维斯奇人那里迁徙到日耳曼尼亚？已经无法确定。9
另一位古典作家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记载：“被我们称为‘日耳曼尼亚人的凯尔特人，占据了比尔及人位于莱茵河沿岸的所有领地。”10据恺撒记载，高卢人中的比尔及人“绝大部分起源于日耳曼尼亚人”。11吕西安·费弗尔甚至认为：“在罗马的一般人头脑里，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这两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个人群。”12可见，罗马人最早对于日耳曼尼亚人的认识仅仅是基于地域范围，并非基于血缘、语言、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等关于民族特性方面的因素。如果探究渊源，日耳曼尼亚人不仅仅包括日耳曼尼亚这一地区的原住民，还包括部分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迁徙而来的族群。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日耳曼尼亚人包含的成分过于复杂，不能笼统地视为一个民族共同体。
塔西佗在介绍了数十个日耳曼尼亚人部族之后，还补充道：“除了这些之外，其他记述极具传奇性：如赫路西人（Hellusii）和奥克西奥人（Oxiones）具有人类的面孔和容貌、野兽的四肢和身躯；这类记述无从考证，我姑且存疑。”1可见，日耳曼尼亚地区的居民构成极为复杂，当时的罗马人也无法考察清楚，只能以地域名称来笼统地称呼当地居民。
三、日耳曼尼亚人各部族习俗各异
从《日耳曼尼亚志》中可以看出，日耳曼尼亚人各部族在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不具备构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国内部分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在进行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时，笼统地将日耳曼尼亚人视为游牧民族。例如，梁作檊先生在《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对公元3—5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王朝与日耳曼尼亚各部族入侵罗马帝国进行比较时，将日耳曼尼亚人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等同视之。2然而，根据塔西佗等古典作家的记述，日耳曼尼亚人各部族习俗各异，不能一概而论，尤其不能将他们笼统地视为游牧民族。
所谓“游牧民族”，顾名思义，既“游”且“牧”，迁徙性和畜牧业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游牧民族生活地点不固定，随季节变化“逐水草迁徙”。3游牧民族主要驯养牛、羊、马、骆驼等群居蹄类食草动物，以食用所蓄养牲畜的肉类和乳制品为主。游牧经济以牲畜为生产对象，其生产活动主要表现为在牲畜的繁衍和成长过程中的介入和管理。游牧民族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牲畜。在游牧生活中，出于分群放牧的需要，同时也出于保护牧场植被的需要，游牧民族通常要进行有规律的迁徙。不可否认，在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确实具有一定的游牧民族特征。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确实具有迁徙性。据塔西佗记载：“他们彼此独立地分散居住，逐泉水、牧场或树林迁徙。”4这点与中国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笔下的匈奴人有几分相似，匈奴人是中国北方典型的游牧民族，《史记》中记载匈奴人“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5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塔西佗记载了日耳曼尼亚人中的卡提人“没有房舍、土地以及任何职业”，6靠四处游荡生活。这与罗马帝国晚期入侵欧洲的匈人生活习俗也有相似之处，古典作家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在记述公元4世纪末的匈人时，称匈人“不依靠任何建筑保护，却像躲避坟墓一样躲避它们，建筑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相距甚远。在他们之中甚至找不到哪怕一间用芦苇建造的茅草屋……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即使他们离开自己的部族，也不会住进房舍中；因为他们认为住在屋顶下是不安全的”。7匈人是来自亚洲内陆草原的典型游牧民族，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的习俗与之相似，没有房舍。由此可见，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的确具备游牧民族的迁徙性特征。
并且，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以畜牧业为生，辅之以游猎。塔西佗写道：“他们以拥有大量的畜群而自豪，这构成了他们所钟爱的唯一财富。”1并记载，在日耳曼尼亚人中，“甚至杀人罪也可以用固定数目的牛羊来赎偿”。2可见，畜牧业在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中占有主导地位，牲畜的多寡也是他们衡量财產的标准，甚至牲畜可以用来作为支付媒介。司马迁记载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时，也称“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3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的畜牧业与之相似，以牛羊为主，这是亚欧大陆北部草原游牧民族的典型特征。同时，游猎是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的谋生手段之一，也是游牧民族的又一典型特征。塔西佗记载：“当他们不参战时，他们将大量时间花费在打猎上。”4这与典型的游牧民族匈奴人类似，司马迁称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5恺撒对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的畜牧业、行猎也有记载：“他们不太以谷类为食物，他们的主要饮食是奶类和牛肉，他们极为嗜好打猎。”6由此可见，在基本生活来源方面，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以畜牧业为生，辅之以游猎。
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与马密不可分，并拥有大量骑兵。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塔西佗对日耳曼尼亚人中的滕克特尔人有这样的记载：
（腾克特尔人）除了以勇士著称之外，还拥有训练有素的骑兵……他们幼年时以骑马为娱乐，青年时以骑马为竞技活动，老年时也继续保持这一习惯。与奴隶、房舍以及普通遗产一样，马也由子嗣继承；但与其他遗产不同，马不一定由长子继承，而是由儿辈中最英勇士兵、更善战的战士来继承。7
公元4世纪末入侵欧洲的典型游牧民族匈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与马密不可分，古典作家阿米亚努斯记载：
（匈人）几乎与马融为一体，不可否认，他们的马匹极具耐力，但却很丑陋，他们有时像女人一样坐在马背上，从而从事日常活动。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终日与马相伴，在马背上做买卖，在马背上饮食，并且伏在狭窄的马脖子上熟睡，进入梦乡。当商议重大事情时，他们也在马背上保持一贯的姿势。8
同时，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拥有大量骑兵，并善于使用骑兵，恺撒在《高卢战记》中记载一次与高卢人作战时，赶来增援高卢人的日耳曼尼亚骑兵驰援速度之快，令罗马军队猝不及防：“恰在此时，日耳曼尼亚骑兵正巧赶到战场，并立即以与赶到这里时同样的速度，试图从正门突入（我们的）营地……我们的军队未曾预料到他们的到来，因而在惊慌中陷入一片混乱，当值的步兵大队几乎无法抵挡他们的第一次冲锋。”9罗马军事学家韦格蒂乌斯（Vegetius）在《兵法简述》中详细叙述了作为典型游牧民族的匈人拥有大量能征善战的骑兵，以及罗马人借鉴匈人对罗马骑兵战术进行改进。10
然而，仅凭塔西佗等古典作家的上述记载，远不能够推断出所有日耳曼尼亚人均属于游牧民族，这是因为日耳曼尼亚人中同时还存在大量的非游牧因素，游牧特征并非在日耳曼尼亚人的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虽然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具有一定的迁徙性，但还有其他部族建有房舍，这是定居民族的典型特征。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塔西佗记载道：
他们的村落布局与我们村落的样式不同，我们的建筑彼此紧邻、相互连接；他们每一户都在房舍周围留有大片空地，这如果不是为了预防火险，就是由于他们对建筑学的无知。他们甚至没有学会使用石料和砖：他们使用未经修剪形状的木材，不加以装饰，外形毫不吸引人；有些部分被仔细涂上亮色的灰泥，闪闪发光，足以作为绘画、壁画的替代品。他们也有挖掘开放式地窖的习俗，并在地窖的屋顶上覆盖一层粪土，用于冬天避寒或者作为房舍的地基，这是因为这样一处住所可以缓解寒冬的严酷，同时，如果敌人来袭时，留下地面上的一片废墟，而隐藏的房舍（即地窖）或是完全躲过破坏、或是由于敌人的不屑而躲过搜查。1
由此可见，仅仅具有较为初级的建筑，就能够说明日耳曼尼亚人在相当程度上具备定居民族的典型特征。由于房屋、地窖等一些具有定居民族典型特征的建筑的存在，即使部分日耳曼尼亚人具有一定的迁徙性，也不能断言所有日耳曼尼亚人均属于游牧民族。
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拥有耕地，以农业为重要生产方式。塔西佗记载了日耳曼尼亚人对耕地的分配：
土地按耕种者数量的比例，由全体耕种者进行分配，以用于耕种；随后他们再按照等级在内部分配，占有土地的广阔程度，使得土地的分配易于进行。他们每年都开垦新的可耕种的土地，即便如此，他们仍有剩余的土地，这是由于他们在作业时，不通过种植果树、圈划草场以及灌溉菜圃来糟蹋肥沃的土地资源。谷物是他们向土地索取的唯一收获；因此，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将一年划分为这么多季节：他们只有冬季、春季和夏季，每个季节都有各自的含义和名称；他们对等同于“秋季”的名称以及该季节的收获一无所知。2
耕地的分配、谷物的种植以及季节的划分，均体现出日耳曼尼亚人具备农耕民族的典型特征。特别是耕地的分配，代表着农耕民族最基本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这证实了日耳曼尼亚人中存在着农耕民族最基本的特征。恺撒也有相关记载：“行政长官和首领们每年将面积大小、地理位置均合适的土地分配给聚集在一起的各部落、各宗族，并强迫他们在一年之后迁居到其他地方。”3这也为塔西佗关于日耳曼尼亚人耕地分配的记载提供了佐证。此外，塔西佗还记载了“他们用从大麦或小麦中提炼出来的液体制成饮料，发酵之后与酒相似”。4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用大麦或小麦酿酒，可见粮食在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的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分配耕地、种植谷物、根据农业生产来划分季节、以及用粮食酿酒，均证明了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在相当程度上具备农耕民族的典型特征。
在日耳曼尼亚人骑兵给塔西佗、恺撒等古典作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日耳曼尼亚人中也大量存在步兵，甚至一些日耳曼尼亚部族还拥有水军。根据塔西佗记载：“总体上，他们（日耳曼尼亚人）的步兵更强，因此骑兵与步兵协同作战。”5尽管塔西佗记载日耳曼尼亚人中的滕克特尔人除了以勇士著称之外还拥有训练有素的骑兵，但同时他也说骑兵的威名不在卡提人的步兵之下。6可见，同为日耳曼尼亚部族的卡提人，以拥有优秀的步兵而闻名于世。恺撒也称，在一次战役中，日耳曼尼亚人的步兵最为敏捷。1此外，塔西佗甚至记载了日耳曼尼亚人中的苏伊奥人（Suiones）拥有水军：
在这些部落之外，还有苏伊奥人，他们不仅居住在沿海地带，而且居住在大海中，不僅拥有军队和大量人手，而且拥有强大的水军。他们的舰船样式在如下方面不同于标准舰船：两端均有船首，可以随时准备向两个方向行驶；它既不靠帆航行，也不靠固定在两侧船舷上的桨航行；在河流中凭借不固定的船桨提供前进的推动力，如有需要，可以逆向航行、可以向任何方向航行。2
水军的存在，更进一步揭示出日耳曼尼亚人中所具有的非游牧因素。日耳曼尼亚人中大量存在的步兵和少量存在的水军，均不是游牧民族的特征，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日耳曼尼亚人不能被笼统地视为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定居民族以及农耕民族的典型特征，在日耳曼尼亚人中均具备。有鉴于此，日耳曼尼亚人各部族的风俗习惯不可一概而论，尤其不能将其笼统地视为游牧民族，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日耳曼尼亚人并不具备一个民族共同体所应具备的共同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因此，日耳曼尼亚人并非一个民族共同体。
结 语
通过解读古典作家作品特别是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可以发现，日耳曼尼亚人并非一个民族共同体，“日耳曼尼亚人”一称起源于“日耳曼尼亚”这一地理概念，是对生活在日耳曼尼亚这一地理范围内所有居民的通称。英国来华传教士艾约瑟编译的《罗马志略》以英国学者克赖顿（M. Creighton）所著的《罗马史》（History of Rome）为底本，3首次将“Germani”表述为中文“日耳曼人”，而且在编译时，艾约瑟就曾使用过“日耳曼族”的说法，他在介绍罗马帝国晚期“蛮族”入侵时写道：“时居加利（Gallia，即高卢）地之法兰革人（Franks，即法兰克人），在日耳曼族中，最号盛强。”4这可能也给部分中国学者造成了日耳曼尼亚人是单一民族的误解。为避免误读，如果将塔西佗等古典作家笔下的“Germani”译为“日耳曼尼亚人”，似乎更能够突出其因地而名的起源和笼统指代日耳曼尼亚地区所有居民的涵义。
[作者宇信潇（1985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宫秀华（1954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8年4月17日]
（责任编辑：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