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小说改编电影的社会空间与人性揭秘
电影作为视听语言综合的艺术，通过镜头呈现的动态光影，以更直观的形式讲述故事并造就各种各样的不朽杰作。东野圭吾是日本炙手可热的推理小说作家，他的小说因严密的逻辑结构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而得到读者广泛的喜爱。《秘密》（1999）、《信》（2006）、《嫌疑人X的献身》（2008）、《彷徨之刃》（2009）、《白夜行》（2011）、《盛夏的方程式》（2013）、《浪矢解忧杂货店》（2017）、《祈祷落幕时》（2018）等影片主要建立在逻辑推理的叙事框架上，在反映家庭伦理、社会交往、青少年成长等社会热点问题中，表现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和伦理困惑，因此，这些影片不仅可以归纳入“悬疑”的类型，还兼有犯罪、社会、伦理、成长等其他类型。这一系列改编的影片在独特的推理结构中，将理性的逻辑与感性的情感结合起来，在引人入胜的剧情与人的悲欢离合的话语表达中，给人以成长的启示和心灵的慰藉，使之具有故事性、思想性与娱乐性。
一、道德缺席的社会空间
东野圭吾是个十分注重观察、体悟生活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以故事性和逻辑性取胜，而且具备深刻的社会意义。而影片改编在视觉创造之中继承了原著的思想内容与精神气质，以更形象的艺术方式致敬原著作者。《彷徨之刃》探讨少年犯罪问题，《湖边凶杀案》重视教育升学问题，《秘密》关注社会伦理关系，《宿命》揭露医疗黑幕，《信》反映犯罪者家属的生存问题，这些题材表达的是广泛存在于日本现代社会的热点问题。东野圭吾曾在访谈中谈到：“人性的独白、社会的炎凉，这些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命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社会经济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和凋敝，社会竞争愈演愈烈，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逐渐恶化的社会环境带给人们以绝望，甚至在绝望之中衍生出令人发指的罪恶，逐渐失序的社会景观在改编电影的情节设计和人性描写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首先是家庭伦理关系的冷漠。家庭是影片叙事的主要情感空间，也是社会悲剧的生发地。《白夜行》中桐原亮司和西本雪穗的悲剧起源于各自的家庭，桐原亮司的父母因缺乏情感交流而双双出轨，导致桐原亮司只能在剪纸和摩斯密码等事情上找到童年的乐趣。西本雪穗刚上小学就被母亲强迫接客，满足恋童癖的变态喜好。这两个双双破碎的家庭，使孩子在本该快乐的年龄却背负着父母的罪恶，原本聪明天真的孩子过早地体会到人世间的邪恶。西本雪穗表面上看来和正常女孩子一样成长、社交、恋爱、结婚、开展事业，实际上她从未享受过片刻温情，因为她的人生光亮早已被家庭的黑暗所遮蔽，唯一微弱的光亮来自深深爱恋着她的桐原亮司。正是父母爱的缺失和对孩子心灵的无视才造成孩童的畸形成长，并繁殖出一连串罪恶的果实。而桐原亮司刺死父亲后一边痛哭一边狂奔的影像，以及在水洼中洗去鲜血的动作，表明了家庭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近两年上映的《祈祷落幕时》也在错综复杂的故事框架中表现着家庭关系的紧张。加贺恭一郎的母亲，含辛茹苦做家庭主妇，换来的是丈夫的冷落与婆家的苛刻，她最终在崩溃的边缘离家出走。浅居博美的母亲生活放荡，欠下几十万赌债，抛夫弃子，让女儿的童年备受欺凌。孩子们不堪回首的过去与永恒的创痛都来自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冷漠和家庭伦理的缺失，无论是身为警官的加贺恭一郎，还是做导演的浅居博美，两个人的身上都印刻着来自家庭的触目惊心的疤痕，这种疤痕并不会因为时间而淡退。
其次是经济混乱时期日本社会普遍意义上的心理冷漠。《信》这部电影以杀人犯家属的生活故事为中心，讲述了罪犯家属的生活窘境和精神负累。哥哥刚志为了筹备弟弟直贵的学费入室抢劫却误杀了老人，直贵因有一个杀人犯哥哥而备受房东、同事、爱人的歧视，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放弃了自己做一个搞笑艺人的追求，失去了理想的爱情。来自社会的排斥无处不在，无论他如何抗拒都是徒劳，他的生活在杀人犯哥哥的阴影下变得支离破碎。在看似公平、公正的社会面貌下，实则处处存在歧视。这部电影的现实意义在于，提醒观众敢于破除社会歧视的“陋习”，纠正漠视苦难的社会心态，更传达给观众尊重生命、善待生命的人文情怀。此外，多部影片在表述法律、道德等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时，总是以犀利的形式凸显法律的不完善与道德的缺失。《白夜行》通过西本雪穗的人生悲剧揭示了日本社会的恋童癖问题，也强化了对儿童的生存环境和精神成长的社会关注。《彷徨之刃》揭露了法律制度的无力、无良媒体对人的痛苦的消费以及罪恶的肆意狂欢，影片从父亲对女儿的情感角度出发，对日本社会不完善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批判。父亲在失去女儿的愤怒与绝望之中死在警察的枪下，而另一边却是在法律的保护下肆无忌惮伤害他人的青少年，法律缺失的合理性与公正性值得每个观影者深思。东野圭吾的创作时常结合青少年犯罪的话题，所以影片的主要角色几乎都是年青一代，故事内容也主要围绕青年人的成长、教育、工作、家庭等方面，反映家庭教育不当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这些改编电影继承了东野圭吾的现实情怀，以真实的“疼痛”揭露日本现代的社会问题，折射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挣扎，并在影像中流露出对日本社会严苛无情的伦理观的无奈与批判，激发观众对自身生存状况和行为方式的反思。
二、“罪”与“罚”的善恶之辩
由东野圭吾小说改编的影片大多是悬疑、犯罪题材，但这类边缘题材的创作实践仍然能担负起与观众实现有效交流的功能，而且还能引发观众关于人性的思考与心靈共鸣。影片对人性的探索贯穿在引人入胜的情节中，其中有感人至深的爱情与亲情，也有细思极恐的精神扭曲。影片对人性的话语表达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等多种话语交织缠绕。人性挣扎在善与恶的夹缝中，表现出来的既非完全的善，也非纯粹的恶，“罪”与“罚”的精神症候在人物身上相伴相生。中国作家止庵曾评论道：“东野的作品有偏冷与偏暖、悲观与乐观，或者说揭示恶与张扬善这样两路。总的来说，他更善于描写恶，尤其是那种超越常人的恶。”在《白夜行》《祈祷落幕时》《彷徨之刃》等影片中，鲜艳的“恶之花”常常盛开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却始终散发着情感的温暖气息。
《嫌疑人X的献身》中靖子为保护女儿杀害了自己的前夫，石神为保护靖子杀害了无辜的流浪汉，在法律的规约下他们是必须受到惩罚的罪犯，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是善意。当石神说出因为靖子母女他才有勇气活下去的原因时，观众能感受到一种异常温暖的感情存在，而这种感情的付出是以一种罪恶的方式进行的，是站在法律的对立面的。影片的高潮在于靖子的自首与石神痛彻心扉的嘶吼，靖子是石神的太阳，是对自己杀人犯罪的一种救赎，但是这太阳却将陷入黑暗，任何人也无力挽救。影片中那深沉的感情与犯罪的行为，精心的策划与拯救的无力，在充满巨大张力的叙事中呈现了人性的复杂。
《白夜行》中桐原亮司和西本雪穗两个孩子在一明一暗中背负罪恶前行，从父母的死亡开始，他们的人生就布满了阴霾。影片中桐原亮司这个人物的布景一直是阴暗压抑的，他一直在黑暗的角落保护着西本雪穗，为她前行的道路除去障碍。强奸、杀人、出卖恋人，他阴险无情，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罪行，但这一切不合法的行为，都是出于对西本雪穗深沉的爱，亦或是对父亲伤害西本雪穗的赎罪。而西本雪穗富丽豪华的生活背后，其实是一个无法解脱的犯罪圈套与一段凄绝无望的爱情。西本雪穗的人生看似光鲜亮丽，其实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和死亡之上的，从好友江利子，到小姑子筱塚美佳，她每走一步，人间罪恶就增添一分艳丽。他们是“罪”与“罚”的结合体，一方面拥有高尚的爱，另一方面又拥有绝对的恶，复杂人性的对决在特殊的角色设定和惊心动魄的故事中精彩呈现。
《祈祷落幕时》这部影片故事的重点在于亲情关系的表述，亲情在谎言和鲜血的背后变得日渐暗沉与沉重。对浅居博美来说，母爱的缺失是一种与日俱增的仇恨，寻常人家的亲情在畸变的环境背景下成就了残酷的暴行，暴行的背后却裹挟着以爱为动机的绝望。十二座日本桥是隐喻的象征，隐喻着浅居博美与父亲生生分离的残酷现实，桥上承载着深沉的父爱，也弥漫着鲜血的罪恶气息。浅居博美势必无法以谎言与罪恶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导演梦想，过上平静的生活。要解除来自亲情的隐痛，只有面对残酷的现实，选择接受痛苦。
《秘密》中，一场车祸之后妻子直子的灵魂寄居在女儿的身体中，一副身体同时拥有了两个伦理身份——女儿和妻子。如果平介将她作为妻子就会触碰不伦之恋的禁忌，如果将她作为女儿，就意味着他将面向新的婚姻与人生道路。故事的最终结局是平介放弃夫妻的伦理关系，让“直子”以女儿的身份继续生活下去。影片设置了一个极端的情景，开展灵魂与肉体之间的较量，写出了生命中的疼痛感，也不乏对人性的拷问。还魂的故事代表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新生的渴望。这部电影讲述的本是一个边缘性的话题，但却迎合了日本女性摆脱家庭、走向社会的主流话题。
《信》中的哥哥武岛刚志为弟弟学费入室抢劫，因对弟弟喜欢吃糖炒栗子的错误记忆而误杀老人。他的罪行带来的惩罚不仅存在他自己的身上，也蔓延到弟弟直贵的生活领域。亲情成为刚志犯罪的缘由，也成为弟弟大半生的精神负累。以“信”承载的兄弟情感拗不过对罪犯的社会歧视，舍命的亲情也会成为生活的羁绊。可幸的是，故事的结尾实现了罪犯与其家属、与受害者家属之间的和解，传达出影片对美好人性的期盼。这些影片都包含着对人性的揣摩与对“人性恶”的审视，尤其涉及孩童时期的犯罪，提醒观众恶念也会存在于深不可测的童心之中。影片中不仅有对社会秩序的批判，更根本的是对纯真人性的呼唤与守护。
三、落寞时代的精神力量
这些影片在表述社会罪恶与人性沉沦的同时，也让观众窥见了故事透露出来的人性暖色，东野圭吾不仅在复制一个邪恶、空洞的现实世界，而且也在为读者和观众建构起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精神世界。通过这些故事的表象发现，影片其实是关于犯罪和破案的侦探故事，但却始终隐含着一种精神的力量，最终描述的都是希望。《解忧杂货店》《信》等作品表明了东野圭吾的内心世界不仅有残忍冷酷的一面，还有温情的一面。他不仅批判社会的罪恶、质疑法律的权威性，还表达了一种足以慰藉卑微者心灵的理想，这种理想来自于对生命困境的真切感受。
《信》这部影片同样在暖色调中叙述了刚志的故事。刚志入狱后，嘱托弟弟去参加死者的葬礼，每年替他去扫墓，并一直给受害者家属写信，忏悔自己的罪行，表达对死者一家的歉意，尽管遭到拒绝，他仍然坚持不懈。对受害者家属表达自己的负罪感能给自己罪恶的灵魂减压，这是刚志自我赎罪的一种方式和希望。东野圭吾笔下的卑微者与现代社会形成对立，在一个冷漠的社会中，他创造了一种值得敬重的生命境界，给挣扎在生活泥潭中的人们以精神支持。这部影片并没有一味批判社会歧视罪犯家属，而是提出了社会对罪犯的歧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个人可以在逆境中努力追求幸福的生活，影片在温暖的故事之中表现出了生命的力度。《解忧杂货店》中的杂货店老板浪矢雄治多年来为他人解答人生疑惑，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慰藉了他们的心灵。而从杂货店得到人生启迪的人又将善意传递给了他人。有着执着音乐家梦想的克朗在家人和事业之间徘徊，杂货店的回信坚定了他的理想，后来在孤儿院演奏时为了救出水原芹的弟弟而丧身火海，但是他的音乐梦在水原芹的身上得到了重生。“迷途的小狗”武藤晴美从杂货店的回信中了解到日本的经济形势，成为成功的女企业家，她长期资助丸光园并帮助丸光园摆脱经济危机。而丸光园的创办者正是浪矢雄治曾经的情人晓子，晓子一生未嫁，却创办了丸光园，为无数流浪儿童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家。她们一位是通过杂货店的回信找到人生的方向，一位是通过丸光园收养儿童撒播愛与希望。影片以其治愈主题感动了无数观众，通过不同个体相互温暖的故事，描摹出与杂货店关联的生命个体的命运轨迹。就如研究者所说，这部影片“以饱含爱意与温暖的回信串联起散落在世间的众多人物，也在书信的往来穿梭间将纷繁芜杂的人物关系勾连起来，展现出因个体的大爱而铸就的美好世界”[1]。《祈祷落幕时》案件的出现其实就是主人公实现自我救赎的契机，主人公浅居博美和加贺恭一郎的成长始终伴随着痛苦和遗憾，但是不断的杀人与隐瞒事件的真相并不能获得精神的自由，在警察的逐步调查中，浅居博美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她面带微笑随警察离开的行为动作表征着法律与道德在某种意义上的握手言和。
在经济衰微的时代大背景下，人伦亲情被各种功利关系所裹挟，导致伦理道德退守后的日本社会秩序变得支离破碎，伦理道德沦丧、人际关系紧张和人物精神异化等深层次负面问题层出不穷。罪恶在失序的社会这个温床里衍生，人类的生命从神性生命走向了本然生命，心灵一步步地走向颓败，最后淹没在罪恶的浊流之中。犯罪事件的急剧增加喻示的是社会道德价值的缺失和精神家园的失守，东野圭吾在对社会问题的深层描写与思考之中表达了对现实社会伦理危机的一种拯救愿望。影片中的人物常常面临着精神和现实的对峙，美好生活的愿望却总是被来自家人、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所打破。东野圭吾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将人物放置在矛盾的情境中，正如石神、浅居博美、长峰重树等人挣扎在法律与情感之间，并通过外部力量或内部精神力量寻求终止罪恶之路。人物不管在面对过往的罪恶还是面对迷惘的未来，都能通过道德法律与情感的力量合谋实现对精神困境的超越。影片在真实记录日本社会伦理日趋崩塌图景的同时，试图实现对精神涣散、人情冷漠的现代社会的救赎，重构一个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充满温情的诗意家园。浪矢老爷爷的解忧杂货店和晓子创办的丸光园就是虚构的、但却异常温暖的精神慰藉之所。
结语
东野圭吾小说改编的电影虽然因其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悬念丛生的情节安排广受观众欢迎，但故事性只是表面的层次，最深層次的是对社会问题的渲染和对人情人性的挖掘。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展现了一个传统伦理日趋式微的现代世界，呈现了现代日本社会精神的空虚和情感的迷惘，以及创作者内心的困惑与忧郁。影片聚焦于被忽略、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在批判社会病症的同时，极力张扬美好的人性，并警醒人们对现代社会进行反思，在对现今时代生存之痛的表述中揭示了人类生存图景的真实景象与精神的终极需要。在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孤独和绝望时，影片让观众看到了秩序的混乱和道德的式微，同时也给予了观众爱和希望，这种爱和希望慰藉着人类日益苍白的灵魂，温暖着卑微者的社会感情。这些影片在完美继承了原著作者的思维意志中，也参透了作品的灵韵，影片中弥漫的悲伤与绝望的气息再现了日本文学传统的感伤之美。
参考文献：
[1]杨会.存在主义视角下的《解忧杂货店》[ J ].电影评介，2018（02）：18.
【作者简介】? 于晓玲，女，辽宁铁岭人，大连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大连市社科院2019年度智库重大调研课题立项（编号：2019dlsky054）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