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影像回溯与中国科幻电影的突围之路
刘毅 刘益东
一、科幻电影的社会价值
目前，科幻电影是一个边界不明晰的电影类型，而制作这类电影，包括外星生命形式、外星世界、超感官知觉和时间旅行以及诸如宇宙飞船、机器人、半机器人、星际旅行或其他基于当下科技水平或多或少能作出预见的未来元素。作为电影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类型片之一，不同的电影史研究都将科幻电影作为一个独立的板块来呈现，可由于“没有被主流科学完全认可”与“或多或少地预见”的定义都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因而当下无法给予科幻电影一个公认的清晰界定。东英吉利大学的凯斯·M·约翰斯顿在其著作《科幻电影导论》（2016）中，认为“科幻”是我们的高级脑洞，“科幻类型从来就不是容易定义的”，科幻是“科学的世界或自然的世界里，未来可能出现的某种发展结果，它是由人类或未知力量引起的，需要被理解、驯服或摧毁”[1]。
科技是当前塑造自然世界和社会形态的最主要力量，人们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也在无处不在的信息科技影响下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因为科技无处不在，所以科幻电影的边界才愈发地模糊，因为对未来的想像完全离不开科技。科幻作家刘慈欣和郝景芳分别因《三体》和《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显示出中国科幻作品已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三体》讲述的是地球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的信息交流、生死搏杀及两个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北京折叠》讲述的是一个不同空间、不同阶层的北京，可像“变形金刚般折叠起来的城市”，却又“具有更为冷峻的现实感”，白描般的生活日常，现实中的人情悲暖，更多的是在映射现实社会。
“科幻电影的独特价值在于反思科学。影片（科幻电影）的故事情节能够构成虚拟的语境，由此呈现或引发不同寻常的新思考。”[2]描写世界末日的科幻灾难电影《2012》，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末日”大讨论，包括美国航空航天局在内的顶级科研机构都参与其中，无论是煞有介事的分析还是郑重其事的辟谣，《2012》中的世界末日，确实让很多人认真思考了人类的危机和未来。《2012》是一部以“中微子”概念为内核，讲述人类如何应对灾难的电影。其他以生化武器（《生化危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机械公敌》）等为主题的科幻災难电影，更是将人类危机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类影片有反映气候变暖的《后天》、彗星撞地球的《天地大冲撞》、受到核辐射而变异的生物肆虐城市《哥斯拉》与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独立日》等，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人类对自然风险和科技风险的感知与应对。这些影片中，既有科学家竭力呼吁、但政府置之不理的场景，也有“黑科技”的国家行为引发毁灭性的科技灾难画面。科幻电影与社会整体的风险感知，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科幻电影，特别是近年来叙事越来越直白、画面越来越逼真的科幻电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科技风险感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商业产品，重视视觉体验的科幻灾难电影必定要迎合大众的猎奇趣味才会赢得更多票房。但总体而言，科幻电影特别是科幻灾难电影，对于公众感受、认知和理解科技风险有着独特的作用，科幻电影的社会价值在于对科技负效应和科技发展方式的反思及预警。
二、科幻电影简史
经过一百一十多年的发展，如今科幻电影已经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类型电影之一，并在电影票房排行榜上占有极大比重。而科幻电影之所以能够与爱情、悬疑、警匪等电影类型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们，原因在于它将人类所能拥有的所有想象力具象化，其发展的三个高峰期也正好迎合了观众的观影心理发展。
世界上公认的第一部科幻电影，是法国导演乔治·梅里爱拍摄并于1902年上映的《月球旅行记》，这是一部片长16分钟的幻想短片。该片的灵感和故事来源于儒勒·加布里埃尔·凡尔纳在1865年9月14日-10月14日连载在《辩论报》上的科幻小说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901年出版的小说《最先登上月球的人》。电影讲述的是月球旅游冒险的故事，被誉为魔术师的梅里爱，在拍摄过程中采用了一些慢动作、快动作、停机再拍、倒拍、多次曝光、叠化等拍摄技巧，与其他的电影拍摄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月球旅行记》开启了科幻电影100年的发展历程，该片的叙事、画面和拍摄技术，为后世科幻电影确立了主要边界。
早期科幻电影主要改编自科幻小说，期间充满了对科技的担忧和恐惧，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玛丽·雪莱于1818年发表的《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和凡尔纳于1870年发表的《海底两万里》等。[3]早期科幻小说的选题，不止影响了20世纪初科幻电影的选题，也一直伴随着科幻电影的发展直至今日。1911年J·瑟尔·道利将弗兰肯斯坦搬上银幕，推出了《科学怪人》，1994年肯尼斯·布拉纳夫导演了以弗兰肯斯坦为主题的电影《科学怪人之再生情狂》;而银幕上的《海底两万里》首次问世于1906年，2013年布拉德·佩顿导演了《游记2：神秘岛》，则再次将这个故事搬上银幕。可以说，如今所有的科幻电影，都或多或少地带有100年以前的影子。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形式，科幻从一问世就带着离奇恐怖的色彩。1945年以前，这一色彩成为了科幻电影的主流。由于受到一战、全球经济大萧条、二战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科幻电影一直遵循小成本、快制作的路线，很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问世之初获得了成功的科幻电影，紧接着就在下一个十年里推出了续集。但随着二战的开始，科幻电影的发展脚步被中断。二战以前，还有一部不能不提到的电影，是1927年上映的《大都会》，影片反映的是2026年少数人以机器人（人工智能）来控制大多数人的社会场景——从人类生存的角度来看，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反映科技灾难的科幻电影。
二战后，科幻电影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对战争的反思、对原子弹的恐惧，奠定了战后科幻电影的基调。一方面，科幻电影延续了自诞生以来的恐怖基调，呈现着战争和科技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科幻电影也在反映人们想象中如何应对科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核辐射引发的生物体变异是怪物电影的背景，战后两大世界阵营的对峙是外星人科幻电影的背景，直到《星球大战》出现之前，具代表性的科幻电影包括《当世界毁灭时》（1951）《世界之战》（1953）《哥斯拉》（1954）《时间机器》（1960）《华氏451度》（1966）《发条橙》（1971）《宇宙静悄悄》（1972）《绿色食品》（1973）等。冷战促进了科幻片的发展，科幻电影第一个黄金时代到来。这一时期科幻电影包含了诸多恐怖元素，将战争、入侵、核威胁和对太空探索的焦虑，以多种形式表现了出来。
20世纪70年代后期，录影带的出现让科幻电影走入了家庭，《星球大战》（1977-2020）系列电影引发了科幻文化的形成和流行，形成了科幻电影的第二次高峰。《星球大战》问世以后，科幻电影开始真正成为电影领域的主流类型电影，至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
《星球大战》的成功不用过多描绘，与其地位相匹配的科幻电影还有《星际迷航》，其问世早于《星球大战》，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星际旅行：囚笼》上映于1964年，并由此拉开了长达20年的太空科幻电影大幕。由于科幻电影逐步走入家庭，这个时代的好莱坞科幻商业大片，开始向着混合类型片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很多新的类型混合：家庭科幻、科幻喜剧、军事科幻等，这些故事亚类型在过去相对少见，但在这一时期内成长为科幻电影主流。
20世纪80年代，最成功的科幻电影要数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E.T.外星人》（1982），该片颠覆了以往外星人的邪恶形象，讲述了一个温暖而又震撼人心的故事，也正因为这部电影，科幻、奇幻和魔幻几种元素，在电影中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1990年电脑合成技术开始在电影界大规模应用，让科幻电影在商业开发中再次登上了另一个高度，形成了科幻电影的第三个高峰期。1991年科幻电影中出现第一个数字主角以后，随着拍摄技术让科幻电影的画面越来越逼真、震撼，以科幻电影为主要动力，院线开始了复苏。与此同时，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最新的科技前沿，也通过计算机、智能手机走进了大众生活，并为科幻电影开辟了新的题材。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很多商业性质的动作片，也带上了科幻的元素。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科幻电影，诞生了很多诸如《终结者》《黑客帝国》《生化危机》系列等反映全人类灾难和《侏罗纪公园》等引发公众深思的科幻电影。由于经过了特效软件加持的电影画面呈现了极为逼真的画面和场景，模糊了虚拟和现实的边界，这种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幻电影，真正让公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科技风险。第二次科幻电影的高峰期，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大致在2009年以《阿凡达》的上映为界限，作为第一部真人3D电影，《阿凡达》掀起了一阵科幻大片的热潮，因为没有什么比科幻电影更能体现出立体电影身临其境的感觉了。在《阿凡达》之后，大量具有视觉震撼效果的3D电影问世，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毁灭型科技及其引发的对科技风险感知的思考。
科幻电影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改变了电影产业。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影中的特效技术也越来越先进，使得视觉效果真实得超乎想象。时至今日，科幻电影已经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电影类型，不断突破着观众的想象力。而像《银翼杀手2049》（2017）《头号玩家》（2018）这类致敬经典，隐藏了无数彩蛋的科幻电影也唤起了观众对过往的美好回忆。
三、科幻灾难电影社会价值的两次转折
科幻电影自问世之初总体上便带着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与反思，但这种精神在科幻电影向着通俗化、产业化的进程中，被不断地消解，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这种消解在科幻灾难电影这一亚类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受限于现实世界的技术发展，从1902年的《月球旅行记》到1945年以前的科幻灾难电影，主要是基于想象的科幻灾难电影类型，因为在现实中还没有任何一项单一的技术能够对人类造成大规模群体性、毁灭性的伤害。早期科幻灾难电影中邪恶科学家角色，反映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机器大生产的进步和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并由此产生的恐惧和反思。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科幻灾难电影诞生的直接原因。不过，这一时期由于电影界和科技界离得还比较远，所以，《大都会》《笃定发生》等为代表的科幻灾难电影，主要是对科技灾难爆发后的想象，关注的焦点在于末日世界后人类社会的重建和运行，如果说不是通过对话和明显不同于当下的服道化（服装、道具、化妆），科幻灾难电影很难看出来与其他类型电影有什么区别，而在拍摄过程中能有一些交错拍摄（利用近距离物体大、远距离物体小的原理进行的拍摄）已经算是令人惊叹的特效了。
1945年原子弹的爆炸，成为科幻灾难电影类型的转折，在核技术带来的恐惧之下，诞生了一批以核战争、核灾难等为主题的直接经验类型的科幻灾难电影，这也是对科技风险感知关注最为强烈的一个时代。直到1977年以前，灰暗的世界、破旧的城市、受到辐射变异的巨大生物、疯狂的政客和科学家，或多或少都带着冷战的阴影和担忧。此外，世界各地大量UFO事件，以及人类飞出地球、走向太空的美苏太空争霸，也催生了一批反映外星人侵略地球的科幻灾难电影，影片中的故事、外星人和飞碟，大都是一种与神秘和毁灭性力量有关的、负面的形象;而得益于越来越大的影片制作投资和精巧神奇的化妆技术，电影中大型场景画面、奇奇怪怪的生物和外星人、震撼的爆炸冲击等，都得到了质的飞跃，科幻灾难电影对科技风险感知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发展到高峰。
20世纪70年代以前，科幻灾难电影在引导形成正确的科技风险感知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人类文明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范围、规模、残酷程度、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历史影响，都可谓空前绝后。二战重整了世界秩序，特别是战争结束之际核武器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更是使得二战以后的历史成为人类真正开始有能力毁灭自己的历史。作为战后幸存者对当时随时都可能激化的冷战的担忧和恐惧，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科幻灾难电影中通过末日生存、邪恶科学家、核战核灾难、地外入侵、机器人等主题，提出了对科技误用、滥用和恶用的反思，为观众建构了相对正确的科技风险观。
科幻灾难电影对科技风险感知的消解，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星球大战》为标志，表现为两次转折。科幻灾难电影史的第一次转折发生在1977年前后。家庭录像带的出现，让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进入低谷的科幻电影出现了一次发展高峰，科幻灾难电影也随着录像带走入了千家万户。由于考虑到不同年龄层和文化背景的受众，这一时期核灾难电影、特别是外星人电影，开始聚焦更富有人情味的外星人和更具冒险精神的星际旅行，出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变化——“50年代以来人们初次站在宇宙大门前时的那种恐怖感，正在转变为一种对外星世界的敬畏和好奇之情。”[4]这种转变也传递到了机器人等其他一些科幻灾难电影之中。以《007》系列为代表的个人英雄主义影片开创了科幻动作电影的先河，也开创了邪惡总是不能战胜正义的“主角光环”设定，在经验转向和故事转向的双重影响之下，科幻灾难电影对科技风险感知开始出现了消解。
科幻灾难电影史的第二次转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电影分级制度的改革与实施让科幻电影的画面不能再直观地呈现出科幻风险和科技灾难血淋淋的后果，电脑合成技术又将画面升级成了与现实世界几无二致的场景，同时为了充分发挥电脑特效在票房上的价值，一些科技灾难造成的末日世界电影向着动作片的趋势发展，共同让科幻灾难电影失去了对科技风险与科技灾难的聚焦。与此同时，大量的曾经是邪恶大反派的角色发生了人性化、戏剧化的角色转变，曾经的经典科幻灾难电影经过翻拍之后也变成了喜剧和大杂烩，还有一大批超级英雄总是能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救护人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科幻灾难电影对科技风险感知的建构作用正在一步步地消解。这种消解，可以集中概括为科技风险的“预警疲劳”现象。[5][6][7][8]科幻灾难电影的叙事童话化、画面舒适化和结局团圆化，共同造成了预警疲劳现象。
四、科幻电影的社会责任回归与中国科幻电影的突围之路
对于科学技术的怀疑，以及在科幻故事中科学在面对人造的或自然的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局促与乏力，始终是科幻正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们不能强求科幻电影一定要以反思科技风险、科技灾难为主旨，但对科技负效应提出警告、引起和提升大众科技风险感知，是科幻电影，特别是科幻灾难电影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
从科技风险感知的角度来看，近几年的科幻灾难电影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机器的叛变》（2009），该片讲述了由于社会冲突、恐怖主义日益增多，广布在各个角落的摄像头成为社会治安管理的重要利器，为了处理大量的视频数据，这些摄像头的后台有一个强大的人工智能计算机在支撑，而几位重要人物的离奇死亡，FBI在深入调查之下，竟然发现与他们对抗的竟然是遍布世界的摄像头，人们所看到的新闻、电视，甚至是总统选举，竟然都是摄像头伪造的，人类世界早已在人工智能的统治之下……这是一部2009年的电影，却有可能在2017年成为现实。2017年问世了一项叫DeepFakes技术的视频处理技术，人们可以模仿爱因斯坦、奥巴马发表演说，形成的视频几可乱真，这一技术首先被用在了色情视频网站上，用于模仿拍摄知名女星的色情视频，一时大热。后来，开发技术团队DeepFakes直接在全球最大的代码工程师交流平台Github上将DeepFakes的AI代码免费公开，之后以DeepFakes的AI代码为基础的APP开始出现，换脸的水准越来越高，眼见也已未必为实了。《机器的叛变》没有大制作，没有明星参与，叙事和画面也不算出色，在全球几乎没有引起什么讨论，IMDb上观众给这部电影打了4.9分（较好电影的标准一般在6.5分以上，8.5分以上都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而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作品来帮助大众建立正确的科技风险感知与科学观。
科幻灾难电影可以理解为一类对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的理解和展望，电影通过“预言”和“预演”两种方式，刻画出科技风险与科技灾难影响下的人类未来状态。科幻灾难电影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成长，科技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束缚、破坏甚至灾难，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科幻灾难电影中的叙事、画面、结局等，常常是当前讨论科技风险时常常引用的严肃例子。正因如此，科幻灾难电影不能也不应在商业化的进程中逐渐放弃其应有的社会功能，消解掉对科技风险感知的生成功能，直至迷失在媒介帝国主义、娱乐至上、暴力美学等娱乐化的社会思潮之中。失去了对现实的反思能力，恰恰是西方科幻电影目前最大的短板。
若论对现实的反思，这也许是中国电影界主流意识形态中最不逊色于西方电影界的价值观了，《我不是药神》突破30亿的票房，是中国电影在面对社会焦点问题时所展现出的精准解构与表现张力的最好注脚。并不是有了视觉冲击力，有了好莱坞特效团队的制作，就能拍出一部好的科幻电影的。能否讲好科技的故事，是科幻电影的首要内核。科技的故事并不仅仅在于想象未来——当下的中国科幻电影界或许并不是十分擅长这一领域，国产科幻电影想要在这样在既定的范式与话语体系中脱颖而出，所面临的艰难和打压可想而知。我们可以邀请到好莱坞顶尖的视觉和特效制作团队，也能够生产出刘慈欣和郭凡这样优秀的作家和导演，但《流浪地球》海外票房的现状恰恰说明了国产科幻电影在全球出位所面临的诸多困难。
科幻电影的批判与反思，是一个正在被西方科幻电影工业逐步抛弃和遗忘的社会功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的必然选择。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有三大缺陷，一是牺牲环境的粗放式发展，二是牺牲安全的粗放式创新，三是既牺牲环境也牺牲安全的粗放式竞争，三者互相结合、加强，不仅破坏环境，更是对人类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现有的社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迫切地需要讨论和探索新的可持续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未来。在批判中发力，在反思中突围，正是当下中国科幻电影界在艺术水准和价值内涵上能够迅速追赶甚至超越西方科幻电影的一个重要方向，甚至也是斩获一些世界级影视大奖的捷径。回归科幻电影的初心，讲好了科技最应该讲好的故事，离科幻电影工业的真正繁荣，也就不远了。这样一条从艺术之巅到商业之潮的中国科幻电影崛起之路，电影界将不会陌生。
参考文献：
[1][美]凯斯·M·约翰斯顿.科幻电影导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3.
[2]江晓原.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4.
[3][英]盖伊·哈雷（Guy Haley）.科幻编年史——银河系伟大科幻作品视觉宝典[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27.
[4]郑雪莱. 世界电影鉴赏辞典（三编）[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79.
[5]刘益东.智业革命—致毁知识不可逆增长逼迫下的科技转型、产业转型与社会转型[M].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7：215.
[6]刘益东.致毁知识与科技伦理失灵：科技危机及其引发的智业革命[ 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7]刘益东.致毁知识增长与科技伦理失灵：高科技面临的巨大挑战与机遇[C]//中国科技论坛.新时代高科技伦理的困境与应对.2019（02）.
[8]刘益东.粗放式创新向可持续创新的战略转型研究——科技重大风险研究21年[ 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19（08）.
【作者简介】? 刘 毅，男，广西柳州人，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科技史、科幻电影史研究;
劉益东，男，北京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史、科技战略、科技与社会、科技哲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