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翻译教学课程形态演进概观

    杨荣广　汪梦楚

    

    摘? ? 要：文章以翻译教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课程形态演进为研究对象，采取历时视角，运用文献研究法，对中国境内翻译教学课程形态演进做出描述性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境内的翻译教学课程形态经历了、作为语言教学方法时期、作为专业高级课程期、作为独立专业期及作为职业发展方向期。翻译课程经历了从外语教学中逐步剥离，最终独立，并融入语言服务产业人才培养环节的过程。

    关键词：翻译教学;课程形态;语言服务

    中图分类号：G642.3?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文章编号：1002-4107（2020）03-0027-03

    翻译是发展最为充分的语言服务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狭义上的语言服务业就是指翻译产业。事实上，语言服务业的发展与翻译职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密不可分，而翻译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翻译教学和翻译人才的培养。可以说，前者推动了后者的发展，而后者则构成了前者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语言产业化和翻译职业化促使翻译教学的课程形态和教学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翻译教学的学科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清晰的定位，进而导致翻译教学理念和方法始终落后于现实需要，而学界对翻译教学的课程形态演进尚缺少宏观且系统的梳理。基于此，本文拟从历时角度，运用文献研究法，归纳并梳理境内翻译教学课程形态的演进，以澄清翻译教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学科地位及其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差异，进而为当前的翻译教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一、翻译教学作为语言教学方法

    翻译教学因社会对译员的需求而萌生，译员的出现则与跨语言、跨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教学的出现总是晚于翻译实践。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了对外交往的历史记录。明、清两代，随着政府与邻邦和海国交往日益频繁，口笔译译员需求增大，专门性的翻译教学机构开始逐渐增多。最为系统且规模庞大的翻译教学活动出现于1840年以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迫于时局，设立大量译员培训学校和外事翻译机构。影响较著者包括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广方言馆、湖北自强学堂等。这些机构主要从事外语翻译人才和外事人才培养。但真正将翻译教学作为独立课程开设，则始于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办的中西学堂。根据该课堂所拟章程，学生在第二年开始修读“翻译英文”课[1]。190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西学斋备馆不仅开设了翻译课程，而且采用了颜惠庆编撰的《华英翻译捷诀》作为教科书。民国年间辜鸿铭、吴宓、叶公超分别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开设“译名”（1914）、“文学翻译”（1922）、“英汉对译”（1938—1939）等课程。与此同时，1920年前后在上海成立的外国语学社、上海大学，以及1941年在延安先后成立的延安大学俄文系和延安俄文大队则主要为中国共产党培养翻译人才。这些大学开设的翻译课程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延续，进而奠定了中国现当代翻译教学的基础。

    真正全国性的、有计划的翻译教学始于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应对国家与苏联政治交往需要，政府首先发布了《关于全国俄文教学工作的指示》（1952）。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由政府发布的关于外语教育的重要文件。《指示》规定“俄文专科学校的任务是培养翻译干部”，但是“翻译班一般不设专业课”。随着俄语基础教学的逐步建立，高等教育部于1955年制订了三年制与四年制教学计划，将“培养俄语翻译工作者”作为重要目标之一，而且明确指出要开设包括口译和笔译在内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其中俄译汉94学时，汉译俄130学时。1964年前后，中苏关系恶化，国家外交政策发生变化，与其他国家交往成为现实之需。教育部遂颁布《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要求“大力发展外国语学校”，而且明文规定外国语专业学生修读两门外语，其中一外教学要确保学生“听说读写各方面均应受到严格训练，能比较准确和通顺地口译和笔译一般的政治文件和浅近的文艺作品”[2]。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今天的外语教学体系也基本没有脱离《纲要》所设定的教学目标。

    客观上说，当时学生的语言基础普遍较差，中外语言对比和翻译教学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升学生语言水平的功效，但对于实际翻译能力的提升究竟有多大作用，尚不得而知。但是前述相关政策和教学方法总体上仍然将翻译教学作为与听、说、读、写同等重要的语言技能训练加以考量。翻译教学基本依附于外语教学，作为外语技能训练中的组成模块而存在。在这种理念导向下，翻译被作为语言技能训练的重要方式，进而形成了沿袭至今的“翻译教学法”。所谓“翻译教学法”即在外语学习过程中，通過将外语译成母语，或将母语翻译成外语的方式训练并检验学生对语法、词汇、句型等知识的掌握。据文献来看，当时较为典型的教学策略包括对比教学法（即双语词义、词序、句法对比—学生翻译）、先讲后译法（即教师讲解理论—学生联系—教师点评）、还原式翻译教学法（即外语译成本族语—本族语回译成外语）等。虽然上述教学方法在具体组织方式上各有不同，但大都将翻译能力作为外语语言水平的一个技能模块，教学过程主要依赖脱离语境的词、短语、句子翻译为主，缺少语篇层面以及文化层面的考察。

    二、翻译教学作为专业高级课程

    当然，翻译教学的寄生状况很快得到改观。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开始引进国外技术与资本，外语翻译人才需求急剧增长。翻译教学的重要性得到肯定，包括英语专业在内的外国语教学开始设立翻译专业课程。比如，1979年教育部颁布试行《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计划

    和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实践教学大纲》规定“翻译作为专业必修课之一”。1984年《高等院校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试行方案》进一步对翻译教学目标、课时安排和教学要求等做出了具体规定。与此同时，国家教委委托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起草《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对翻译教学目标做出分级规定。此大纲在20世纪90年代初颁布，2000年前后修订，大体上仍然延续了前一时期将翻译课程作为外语技能构成部分的思路。

    20世纪80年代对翻译教学重要性的认识，促使国内学界加强了翻译教材建设。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教材。这些教材深受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的影响，注重英汉对比和翻译技巧的讲解，侧重从静态语言分析和浅层次的文化对比层面向学生传授基本的翻译知识。统一教材的出版激发了教师探讨翻译教学方法的热情，部分翻译教师开始意识到翻译理论教学方法，提出了理论先行法、语法翻译法与语言交际法结合、短文翻译教学法、多元译文对比法等。与前一时期相比，翻译教学开始超越句子层面，关注语篇、语境以及语言交际功能等因素对译文的多元化的影响，同时开始反思传统翻译教学方法的不足。庄智象撰文批评当时翻译教学重技巧轻理论的状况[3]，范东生更详细地描绘了当时翻译教学面临的窘境“学生是因为对翻译课的教材、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陈旧与单一不满足而感到劲头不大;教师是因为在教学目的与教学指导思想方面都没有明确的界定，教材滞后于翻译理论和教学理论的发展，在教学模式上难有作为感到苦恼”[4]。这些反思表明，翻译教学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将翻译能力培养置于外语教学体系可能带来的尴尬与窘境，而翻译能力培养目标与外语教学目标之间的龌龉也使得翻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无所适从。究其原因，当时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践界都没有厘清翻译教学与教学翻译间的区别。这种状况的改变直到翻译作为独立专业方向出现后才得到改观。

    三、翻译（教学）作为独立专业方向

    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翻译教学与其说是实践的产物，不如说是翻译理论研究驱动的结果。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国内学界围绕是否存在翻译学、如何建立翻译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展開了激烈论战，引发了学界对翻译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关注。谭载喜等人对奈达理论的系统译介以及张南峰、周兆祥等香港学者的加入激发了国内学界对西方纯理论研究的兴趣。同时，1996年“全国首届翻译教学研讨会”（南京）的召开引发了学界对翻译教学理论问题的关注。在这方面，加拿大学者让·德利尔的《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可谓功不可没。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了“翻译教学”与“教学翻译”的本质性区别[5]。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学者纷纷撰文认同并极力鼓吹区分“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穆雷更是从学科层面指出，教学翻译属于应用语言学下的外语教学，而翻译教学则属于翻译学下的应用翻译学，前者的目标在于培养外语工作者，而后者的目标则是培养职业译员和双语工作者[6]。

    在实践层面，一些颇具前瞻性的外语类院校已经开始行动。1997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开先河，在其所属的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成立了内地第一个翻译系。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首次获得教育部批准在外国语言文学的一级学科下设二级学科“翻译学”，并于2004年开始招收翻译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2006年，国家教育部下发的《教育部关于公布2005年度教育部备案或批准设置的高等学校本专科专业结果的通知》中“翻译”本科专业获批。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翻译专业硕士学位。2012年“翻译”专业正式进入教育部下发的本科专业目录，开始大批量招生。至此，翻译的独立学科地位在制度层面得到了保证和确立，翻译教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得到确认。

    翻译教学作为专业方向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翻译教学方法的革新。据文献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翻译教学主要呈现出下述特点：（1）运用翻译工作坊、翻译任务教学法等。（2）重视翻译理论教学，在课程中增加了理论讲解的比重，强调翻译教学输出理论的意识。（3）课程体系更为完善。不仅开设了翻译学的相关课程分支，而且在MTI中开设以行业（如法律翻译、旅游翻译等）为导向的翻译专业课程。（4）广泛应用教学网络、口译虚拟平台、计算机辅助技术等开展翻译教学。这一时期的翻译教学随着翻译学科的独立而逐渐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并且为未来的翻译教学作为职业译员和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翻译（教学）作为职业发展方向

    伴随着语言服务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语言服务人才需求也急剧增长。语言服务和语言产业人才的能力构成既不同于外语专业人才，也不同于翻译职业人才，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市场性、技术性、协作性和服务性特征。翻译教学作为最早且最接近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形式，也开始逐步转型。一方面现有的翻译教学开始逐步脱离课堂，充分面向市场，侧重根据市场需求规划翻译课程体系，注重学生的职业意识与职业素养、本地化能力、项目管理能力、翻译技术运用能力、技术协作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以大数据、语料库、人工智能技术等为基础机器翻译、机辅翻译技术、项目管理等的发展与成熟，翻译教学更加凸显市场意识，部分院校甚至开始探索向语言服务产业链其他环节拓展的可能性，政、产、研相互协作并反拨翻译教学课程设置成为常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学者呼吁在翻译学博士之外，另设翻译专业博士[7]，进而形成了包括翻译本、硕（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博（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等不同级别的、完善的翻译教学学科体系。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交相为用，在促进翻译学科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语言服务产业链。翻译教学学科体系也进一步拓展。

    本文系统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翻译教学的学科地位及其相应的教学方法和发展状况，其大致内容见表1。

    翻译教学在霍姆斯的路线图中隶属翻译研究的应用分支[8]，但是仅仅从翻译学出发远远不足以解决翻译教学的问题。实际上，当下的翻译教学研究不仅涉及到翻译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而且需要综合考量市场营销、技术开发、经济管理等多学科知识。换言之，现在的翻译教学已经超越单一学科，进入到了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时代。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翻译教学的演进并非是线性的、同步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高校）在真正开展翻译教学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巨大差异。尽管如此，从理论层面重新梳理翻译教学的学科地位演进，厘清其一步步从传统外语教学中剥离、独立并最终演变出新形态的历史过程对学界更好地把握翻译教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傅宏星.民国时期大学翻译学学科的回顾与反思[J].外国语文研究，2016，（1）.

    [2]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国外语教育要事录?1949—1989[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38-41.

    [3]庄智象.翻译教学及其研究的现状与改革[J].外语界，1992，（1）.

    [4]范东生.试论建立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J].外语界，1996，（1）.

    [5]穆雷.建设完整的翻译教学体系[J].中国翻译，2008，（1）.

    [6][加]让·德利尔.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法[M].孙慧双，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10.

    [7]穆雷，仲伟合.翻译博士专业学位的定位思考[J].外语界，?2017，（4）.

    [8]Toury，G.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2001：17.

    收稿日期：2019-08-11

    作者简介：杨荣广（1983—），男，湖北十堰人，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应用翻译学与翻译教学研究。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重点课题“面向市场需要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模式实证研究”（2016ZA004）;十堰市软科学项目“基于校企协同模式的十堰市跨境电商高级人才需求分析与培养路径研究”（2019SS18）;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0180208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