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广播的功能衍变与拓展
马阳
【摘要】世界广播发展百年历程中，广播功能的衍进展现出“变与不变”的动态平衡特征：一方面广播功能逐渐从“满足个体信息需求的远程传输工具”发展为“塑造社会文化、维系公共秩序、传播特定思想的大众化媒介”，在网络媒介主导的当下又回归成为满足受众个性化信息需求的信息服务者;另一方面广播作为信息集成交换中枢，远距离传输口语信息，其听觉传播服务的本质职能始终不变。广播作为大众媒介，广播功能始终未脱离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文化传递和娱乐休闲四项基本范畴。
【关键词】世界广播 功能衍进 动态平衡 听觉传播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电子媒介的出现与迭进，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社会发展进程。相较行文于纸面的文字符号，基于无线信号远距离传送的声音与画面不仅改变了人类获取、理解信息的方式，更塑造了新的社会形态与族群关系。
电子媒介中，广播因其无远弗届、技术门槛低、听觉陪伴等特征而成为20世纪前半程影响最大的互动性空中传播媒介，在大众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自1906年无线电爱好者费登森（ Fedenson）进行首次个人广播，1920年呼号为“KDKA”的世界第一座商业广播电台在美国匹兹堡开播，至今，广播发展已逾百年。本文通过梳理百年广播中“广播功能的衍进”与“广播职能的拓展”，透视世界广播百年发展的历程与阶段特征，分析广播功能衍进中展现出的“因势而变”和“坚守本质”的双重特征，为现时媒体融合环境下广播的发展追寻历史经验与现实价值。
一、因势而变：世界广播百年中的功能衍进与职能拓展
社会文化土壤、政治经济环境与媒介形态相互影响。百年发展中，广播的功能正是因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中滋长的不同信息需求而衍进、拓展。
（一）第一阶段：由个性化信息传输到大众化娱乐消遣（20世纪20至30年代）
广播诞生于早期的无线声电转换实验，最初仅用于小范围的点对点传播，因此，广播诞生之初便具有个性化的特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电磁学理论和声电技术的发展，无线电传输信号的小型实验便已陆续开展，并出现了早期的实验性广播，成功进行了定时或不定时播音。广播未进入大众化、市场化范畴之前，以满足个体需求、体现传播者思想的个性化信息需求为主要功能。
20世纪20年代，无线电广播正式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兴起。1919年，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工程师、无线电爱好者弗兰克·康拉德（ Frank Conrad）在匹兹堡创办一家名为“8XK”的实验电台，为听众播放音乐节目，同时推销西屋电气公司生产的矿石收音机;1920年，西屋电气公司收购了康拉德在匹兹堡的电台，为其申请了商业执照，并确立呼号为“KDKA”，这是全球第一家正式建立的商业广播电台。此后，在无线电制造商和电气、通讯公司的推动下，1922年至1923年间，英国、法国、加拿大、苏联、中国、德国等国家陆续创办广播电台开播节目。以KDKA为代表，这一时期世晃各国诞生的无线电台以私营商业电台为主，这些早期的私营商业电台，以播送听众喜爱的音乐、戏剧、教育等娱乐性强、重交流互动的内容来吸引受众，但就其最根本的追求而言，他们是以商业公司为服务对象，以销售商品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商业电台的快速发展，确实促进了广播事业的繁荣。数据显示：“（美国）电台总数由1922年1月的30座增加到1923年3月的556座，收音机数量由1921年的5万台猛增至1922年的60多万台。”①在中国，1927年仅上海一地装置有收音机近万台。而在英国，20世纪20至30年代，广播已取代音乐厅，成为最受欢迎的大众娱乐项目之一。②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一方面因为广播的大规模市场化，另一方面由于广播口语传播、听觉接收的特性，使信息获取门槛降低，广播的娱乐陪伴属性凸显，更多的听众群体涌人广播的传播场域中。这一时期，广播拥有了专业化媒介组织——“私营或公共广播电台”，大量的信息接收对象——“受众数量的骤增”、先进的传播技术——“广播传递信息的速率加快”以及明确的产品特征——“广播娱乐休闲陪伴作用凸显”。这些要素的协同共振，促使此时的广播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媒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活动。”③大规模的受眾开始接入无线电台，利用广播协同认知、交流互动、满足娱乐休闲等诉求。
广播诞生初期，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因其管理主体和运行体制差异而使广播事业的所有制方式出现分化，但由于发展路径类似，服务对象相对一致，广播功能由“满足个性化信息需求”衍进至“实现大众化交互传播”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第二阶段：由协同凝聚到宣传鼓动（20世纪30至40年代）
广播具备大众化属性后，更多的社会群体能够不受传播门槛限制，轻松参与至传播范畴内，促使广播在商业性、娱乐化之外增添了“作用于更多数群体，起到规训与调适作用”的社会公共属性。20世纪30年代，广播介入公共领域，开始由商业性向公共性过渡。受此影响，公共广播萌芽，多国形成“对听众负责、强调公正独立特性”的广播理念，在广播内容上，除了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娱乐休闲、求知互通信息外，公共信息、新闻等具有社会价值的信息也变得重要起来。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特殊背景下，广播开拓出一片“空中公共领域”，用以协调社会行动，凝聚社会共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人们不仅发挥广播“陪伴性强、携带方便、内容丰富”的媒介特性来消愁解闷，转移现实压力，更随着广播的服务对象由少数群体扩展至社会大众，使广播介入公共议程的范围与程度加深，逐渐认识到广播的宣传引导、情绪感染作用。随着广播与社会发生联系，这一特性被应用在政治传播中，在公共性之上，广播的宣传效用日渐显现。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周便开创的“炉边谈话”，开场一句“我的朋友们”，不仅拉近了总统与民众的距离，更为“罗斯福新政”的顺利实行奠定了民意基础。罗斯福率先将广播当做与人民沟通的主要手段，利用平易近人的广播演讲感染大众。此举给处于经济大萧条中的人们带来极大的精神慰藉，也促使广播脱离商业媒体的局限，深度参与至公共政治议题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广播作为宣传鼓动工具的职能被发挥至顶峰。随着广播被赋予政治色彩，广播的舆论宣传作用凸显。二战前，世界不同政权主体纷纷建设了“党组广播”，以宣传政见、争取民心，广播成为提升政治协同性、凝聚社会共识的关键中介。二战开始后，广播因其感染力强、受众面广、传输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小等优势，而在战争这一极端社会形态中发挥出巨大效力。各交战国纷纷利用广播进行宣传鼓动，展开了以广播为中心的舆论战、心理战。在纳粹德国，希特勒及其宣传部长戈培尔十分看重广播对德国民众的宣传引导以及对交战国民众的煽动蛊惑作用，广播被视为“现有的、最现代化的影响公众的手段”④。在美国，罗斯福总统坚持以广播“炉边谈话”的形式，为美国民众解读战争形势、传递国家意志，以达成战争动员的目的。在英国，英国广播公司（ BBC）增加了战时新闻报道，真实还原战争现场，还通过邀请名人政要演讲激励英国人民，鼓舞士气。在法国，戴高乐将军通过广播号召法国人民起来抵抗侵略，以广播推动法国的解放斗争。中国同样充分认识到广播于战争的重要作用，利用无线电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战救国宣传，如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与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各自开办的日语广播，对瓦解日军的意志、消减敌人的斗志进行了有力的分化宣传。
正因广播在战争中的巨大效力，法国前国际广播电台台长让·诺埃尔·让纳内（ Jean noel Jeanneney）感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线电广播成为某种类似于全面武器的东西。无论怎样，得以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广播，就抵得上几个兵团的兵力”⑤。二战中，广播对内成为动员人民、宣传国家意志、凝聚社会共识的黏合剂;对外成为舆论战和心理战的“空中战场”，战争与广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广播在二战中迎来发展的黄金期。但是，当广播超越信息传递的本身价值而与政治宣传联姻时，其信息传递中基本的客观公正便难以保障。进一步而言，声音传播介入公共事务乃至社会动员后，便趋于成为利益团体的发声筒，为特殊政治目的服务，其作为大众化媒介对社会规约的训正、文化制度的调适便带有了浓浓的意识形态色彩。
（三）第三阶段：重拾公共性与声音本质，广播实现社会嘹望和亲密陪伴的和谐统一 （20世纪50至70年代）
二战后，电视媒体崛起并逐渐普及，作为集声画于一体的新兴媒介，对广播发展形成了巨大冲击。在新旧媒介交替的背景下，广播开始寻求适应自身发展的路径。
一方面，广播回归声音传播的本质，与电视形成差异化竞争。由于广播传递信息受限较小、便捷迅速，因此广播被应用于应急信息和灾害信息传递中。以日本为例，20世纪60年代，日本广播协会（ NHK）开始承担灾害信息传播的职能。同时，广播协会可协调社会物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的救援运转，广播不仅作为大众媒体，更作为社会组织承担起公共职责，这也是一定程度广播公共属性的彰显。此外，广播以声为媒，具有声音媒介特有的亲密、陪伴、便携等属性，能够弥补电视有线且笨重的不易携带缺陷。资料显示，从20世纪60年代起，电视基本上占据了整个晚间时段，但是广播仍然有能力占据剩下时段电子媒介的使用。⑥在厨房、汽车、卫生间等无法接触电视媒介的环境中，在难以人眠、心情不佳急需排解的特定场景中，广播依然是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
另一方面，廣播承袭历史积淀与既有优势，在对外传播和履行媒体的公共职能中长足发展。二战结束后，世界虽已从战争的泥淖中挣脱，却又步人了冷战格局。尽管广播影响力开始式微，但其依然负有一定的舆论宣传与引导职能。因此，这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针锋相对的广播宣传战。如美国最大的对外宣传机构美国之音（ VOA）“在世界各地设有78个转播台，用43种语言，每天连续115个小时，对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播音”⑦。而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和英国的英国广播公司、德国的Deutsche Welle电台等也先后在对外广播中加入这一行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广播快速增长。数据显示，这一时期美国的国际广播播音时长从每周累计播出497小时增加到1907小时;苏联的对外广播则从每周播出533小时增加到1908小时。⑧尽管隶属不同政治阵营的广播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这些广播电台在客观上促进了国际广播和各个国家对外广播的发展，广播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对内塑造国家、民族认同，对外传递国家意志。
在广播的公共性方面，20世纪50年代，世界开始掀起公共媒体浪潮，大众媒介的公共价值得到重视。广播作为持有巨大影响力的典型大众媒介，更强调其对公众负责、对社会规范、对精神引导等正面影响。因此，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公共广播大规模增加。这些广播大多借鉴英国广播公司或日本放送协会的运转模式，以公众为服务对象，听众捐助和政府拨款为其主要经费来源，全美公共广播机构（ national publicradio）正是此类代表。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广播的功能随着广播价值的再发现而有所延展。需要提及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广播依然处于宣传、教育为主要功能的发展阶段。
（四）第四阶段：贴合融媒环境，为个性化音频信息诉求提供定制服务（20世纪80年代至今）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逐渐步人现代化发展阶段。“有线电视和通信卫星的发展打破了公共性的传统信条，基于频谱稀缺而建立起来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失去了依据;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潮席卷全球，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成为大众媒体领域的主旋律。”⑨
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剧烈变动，自由主义浪潮的冲击、新兴网络媒介的影响、信息社会雏形初具等变化，使电子媒介尤其是单一传播声音的广播面临着更大的冲击和挑战，而广播规制的渐趋松缓则使广播又迎来了诸多选择机遇。
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大量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营广播电台出现，他们旨在现代化市场中通过高性价比的信息服务来换取等值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广播市场的开放促使广播产品的竞争日趋激烈，不同体制的广播电台纷纷升级或改革，以创新内容的生产方式生产贴合受众需求与新媒介环境的声音产品。具体而言，新时期的广播功能有以下几点变化：
第一，广播频率专业化。广播锁定特定受众群体，变“广播”为“窄播”，满足少数群体的个性化信息需求。在此影响下，广播逐渐走向细分市场，类型化广播、专业化广播接踵出现。专业性强的音乐广播、场景化程度高的车载广播以及以内容吸引大众的深度访谈类节目均是新时期广播发展的典型。但必须明确的是，这一时期再次提及的“个性化”，是指在信息产品充盈的当下，受众出于个人信息旨趣和信息接收偏好而更为集中的个性化信息需求，这一概念与20世纪初期广播于小众人群特定信息需求的个性化概念稍有差别。广播初期的个性化信息需求，是由媒介种类较少、广播购买安装门槛较高的背景下导致的局限，而当下的个性化，是因媒介产品过多、过滥而更为聚焦受众旨趣、更加细化类型进行的“二次抉择”。
第二，广播偏向服务职能。过去，传统广播对社会大众已负有公共服务的职责，新媒介环境中广播的服务作用不减反增，并由为社会大众服务迁移至为特定用户群体服务。广播致力于贴近受众旨趣，以符合受众需求的定制服务在复杂多元的媒介环境中寻求生存空间，通过锁定目标人群，以多种形式提供精准化的信息服务。这种信息服务，既体现了广播功能的拓展，其本身也属于被出售的商品。
第三，回归声音的本质。广播利用听觉传播的优势定制多元化的声音产品，比如面对电视和新媒体的分流，广播减弱画面感强的信息比重，着重发展以声音描绘意向、以耳朵欣赏美感的信息类型，同时通过技术升级和内容重组，广播放大声音的陪伴特质，为受众带来沉浸式的信息交互体验、愉悦的感官享受。广播还积极融合新媒介，以融合媒体的新形态参与至更多元的传播实践中，在声音资源优势的基础上生产可用于多平台共享的融合声音产品。
总之，新媒介环境中，广播更应该回归其听觉传播、声音信息传输的本质属性，以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独特的音频产品、沉浸的交互体验为职能，在不断升级的媒介环境中不断升级核心竞争力，谋求新时期广播的差异化生存。
二、守正不移：广播功能衍进的规律与本质
世界广播发展百年，其功能衍进展现出“因时因势而变”的动态特征，但也坚守了声音传播的某些特质。究其本质，则是不同发展阶段中，广播作为信息中枢，传递声音信号、满足信息需求的本质不曾改变，广播作为大众媒介，其功能也始终未脱离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文化传递和娱乐休闲的基本范畴，只是不同社会条件中，广播这四种功能各有侧重、强弱不一。它们或此消彼长、或共同发力，作用于声波建构的信息社会中。
广播诞生之时，附着有不同群体的多元目的。收音机生产商将广播定位为广告与娱乐，无线电爱好者将广播定位于信息传递与技术革新，广告主将之定位为连接商品与市场的手段。随着广播进入更广阔的传播范围，广播更由于其远距离传输、异地群体同时共享信息的特点而天然具有公共属性，这种公共性被社会大众与政权主体捕捉后，便形成了作用于社会多数群体、以相对一致的协同行为进行信息交互的传播活动。因此，分析广播的功能，要从广播对社会的宏观功能和对个体的微观功能两个层面来看待，要“对广播作用于个人还是作用于整体社会”区分。当广播作用于个人时，获取信息、求得休闲为主要功能;当广播作用于社会时，广播对社会形态的塑造、对社会行为的影响须首要考虑;当广播同时作用于二者时，需要有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发展视角分析广播的特征。究其本质，此问题是对广播的社会角色的探寻。
广播是精神文化产品载体，带有天然的社会性与人文性。一方面广播受社会环境、国家政体、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社会人文环境的差异而形成体制、形式、属性各异的广播事业;另一方面不同類型的广播又可反作用于社会，个体、经济体、政府机构都可结合自身意志，在掌握媒介技术资源后利用大众媒介重塑社会形态，为其利益服务。
个体化和大众化是指广播产生作用的范围。世界广播百年以来，广播在满足少数群体的个体特性和满足多数群体的大众化需求之间徘徊。广播诞生于特定群体的个性化信息需求，早期的广播因普及率不高而十分小众。此后，随着传播效力骤增，广播进入大众传播范畴，并逐渐承担起宣传、教育、消遣等社会维系和社会建构职能。在新媒介冲击下，随着广播进行大众传播的效力减弱，广播又逐渐回归少数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致力“窄播”，追求满足特定人群的“细分市场”。广播功能这一“扩大一缩小”的路径，不仅表现了广播由“个性化媒体”到“大众化媒体”再到“类型化媒体”的动态衍进过程，也蕴含着广播传播力的变化和广播对未来发展路径的追寻一一即覆盖特定受众，坚守声音传播本质，走个性化发展之路。
三、结语
广播的未来在哪里？通过梳理百年广播的发展路径，我们发现，在不同社会环境与媒介条件下，广播既能把握自身优势、围绕声音本质打造独特竞争力，又能主动融合不同媒介，寻求自我传播效力的最大化。与新媒介相比，广播有天然不足，但是广播坚守本质，拓展所长，积极融合创新的发展路径，使其拥有更多可能。
因此，在人工智能、可视化传播、5G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我们应该看到不断迭代的通信传输技术对广播持续赋能的潜力。当下，智能语音、人工播报助手、沉浸式音频广播等融合音频产品已在不断涌现，至万物互联时，广播将会以何种形态、何种特性、何种功能出现在公开传播中，我们且拭目以待。但可预见的是，广播作为声音传播，满足听觉互动的本质属性将被保留。
注释
①[关]迈克尔·埃默里（Michael Emery）、埃德温·埃默里（Edwin Emery）、南希.L.罗伯茨（Nancy L.Roberts）：《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8版），展江、殷文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②Guy Starkey.高文竹：《媒体多平台发展趋势下广播的弹性生存思考》，《中国广播》，2013年第8期。
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④[英]苏珊.L.卡拉瑟斯（Susan L.Carruthers）：《西方传媒与战争》，张毓强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⑤[法]让一诺埃尔·让纳内：《西方媒介史》，段慧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⑥本刊编辑部、孟伟、刘逸帆：《在转型中发展的欧洲广播》，《中国广播》，2013年第8期。
⑦利群：《为战争政策服务的美国对外广播》，《新闻战线》，1959年第24期。
⑧洪沫：《当代各国国际广播播出量的比较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7期。
⑨冼致远：《中英电视媒体国际传播软实力比较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7页。（本文编辑：聂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