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中兴四佐”发微
提 要：东晋成帝时期的殷融曾提出时有“中兴四佐”。本文通过考证，认为中兴四佐实指晋元帝时代的刁协、刘隗、周顗、戴渊四人。学界传统上依据东晋史料，多以元帝崇尚申韩之术，所任使之心腹唯在刁、刘，而对周顗、戴渊于元帝一朝的政治施为殊少研讨，实则周、戴二人以元帝心腹的角色活跃于政坛当亦甚早。周顗之文化名望仅次于王导，据《世说新语》其人在琅邪王氏之外的主要交集者庾亮、桓彝、郗鉴、谢鲲等均是亲帝室人物，此种政治立场的巧合当非偶然；戴渊因具武干而数次被委以控制地方力量的军事要职，其对于元帝掌握政局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视。中兴四佐缺载于此后的史籍，应当与刁、刘同周、戴在政治、社会风评上的巨大差异，周、戴奉事元帝之政治脉络的隐秘性，以及以王导为首之琅邪王氏势力对于第一次“王敦之乱”话语权的争夺及重塑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存有密切联系。“中兴四佐”的意涵究为“元帝的四位股肱之臣”抑或仅为“元帝时因王敦而罹厄之四臣”，明帝、成帝之世就由于上述原因而在时人观点中各有呈露，同时这两种价值判断均随着政治掣肘和时代移易，先后消逝在东晋的时人谈资与史籍记录中，故而未受到后来治史者应予的注意。
关键词：东晋；中兴四佐；周顗；戴渊；王敦之乱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1.007
东晋初年之政治，以“王敦之乱”影响为巨。王敦分别于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和晋明帝太宁二年（324年）发动过两次叛乱，先成而后败，最终其叛党在明帝之世被敉平，此为学界所习知之事。王敦在第一次叛乱中，以诛除秉政的“佞臣”刘隗、刁协为名，其进军一路罕受阻力，下都后迫使刘隗外奔、刁协逃死，进而杀当时号称“南北之望”的周顗、戴渊（《晋书》作戴若思，以避唐高祖讳），导致大失物情，成为此后其在政治上失败的先声。传世《晋书》或以此故，将刘隗、刁协、戴渊、周顗并列于一传之中，以显示四人在同一政治事件中的相似际遇。就《晋书》此传来看，刘、刁雖列于卷首，然传文对二人的叙述及评骘却颇严厉、不乏尖刻直截之语，如以刘隗为“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刁协“性刚悍，与物多忤，每崇上抑下……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莫不侧目”。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戴、周之传自始即称道二人的性格风采，详述其为中朝诸名士所器遇之情及南渡之后在东晋政坛上的风望和地位。传论并对四人的结局——刁、刘的逃、死，不无讥刺，对周戴的被杀，则赋予了深深的同情。1事实上就现在可知的其他史料进行参看，也非常容易发现这四人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形象上存在着迥然的分野。即周顗、戴渊是以恢崇玄风，所谓雅道风流为特质的一类名士，而刘隗、刁协则是精于刻碎吏事、殊失物情的佞臣，这两组几近于人格对立的人因为一次政治事件而不得不被同列于一传之中，似乎仅仅表明了一种偶然，故此历来读史者对此并未多予深究。
然而笔者注意到，在王敦的第二次叛乱被平定后，成帝时期刁协后人曾上疏请求平反，时为丹阳尹的殷融在议及此事时提及：“中兴四佐，（协）位为朝首。”2“中兴四佐”一语，传世史文中此后再无复见，似乎殷融此处仅是即兴为之。按“中兴”二字，早期语典见于《诗经·大雅·烝民》之毛传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3史载周宣王为政能扭转其父厉王之旧，使王室危而复振，故而其意涵甚易了知。《晋书》常称“中兴建”云云，即指东晋初叶的元帝一朝（有时具体到建武元年，317年）。而“四佐”最早则见于《逸周书·成开》：“三极：一，天有九列，别时阴阳；二，地有九州，别处五行；三，人有四佐，佐官维明。”西晋孔晁注：“四佐，谓天子前疑、后丞、左辅、右弼。”清儒陈逢衡云：“人有四佐，谓四枝（肢）。”4又西汉刘向《说苑·君道》：“夫王者得贤才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不备，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5此外，尚有“燧人四佐”、“诸侯四佐”之说。6意者“四佐”以训诂求之，喻指君主最信重的几位股肱之臣，当合其本旨。这样看来，殷融如果是纯以己意而生造“中兴四佐”之说，则作为交流对象的晋成帝及作为帝舅的庾冰等辅政大臣必至不能理解、或者以殷氏语为虚妄。但从史文来看，庾冰对是否追赠官谥一时犹疑不决，主要在于刁氏的“细碎之政”和其逃难江乘被杀的污点，同样主张追复的左光禄大夫蔡谟在对庾冰的进一步去信中又提及“刁令中兴上佐，有死难之名”，7亦可以证明包括刁氏在内的“中兴四佐”，其地位与政治意义在成帝朝乃至更前的一段时期是具有相应公论的。那么，就有以下的一些问题尚需要考索和给予解答。即“中兴四佐”是否即是刘、刁、戴、周四人？在“中兴四佐”的概念中，“四佐”的身份及其背后的意义在元帝一朝为何？“四佐”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究竟发挥了何等的作用与影响？为何成帝之世以后，“中兴四佐”很快地淡出视野，在晋人乃至南朝诸代的史乘中再也无人提及？笔者谨就这些疑问考察诸史，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富有意义的阐发，同时亦以此文求正于方家时贤。
一、“中兴四佐”考
殷融之议虽指出时有“中兴四佐”之说，然明确在“四佐”之内者，据前引殷、蔡二人的文句，理论上仅可以确定刁协一人。笔者之所以认为四佐为刘隗、刁协、戴渊、周顗，有两点较为直接的体例证据。其一即《晋书》编撰者在《刁协传》“中兴四佐”之议的前文，简要地描绘有刁彝为其父讼屈的政治环境：“敦平后，周顗、戴若思等皆被显赠，惟协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协子彝上疏讼之。”其中已出现了三人，而刘隗则因为众所周知的承帝命北奔后赵、此时在石勒处为官的原因，于情、理都显然无可能提出赠谥。这可能便是“四佐”归属的潜台词。其二则是《晋书》列传第三十九列有刘隗、刁协、戴若思（渊）、周顗四人的主传，于刘隗名下系其孙刘波附传，1刁协名下系其子彝、孙逵附传，戴渊系其弟邈附传，周顗系其子闵附传。其中刘、刁、周附传皆是子孙辈，于东晋初年或未出生、或年资甚浅，显然和“四佐”难以产生关联。戴渊弟邈虽然在元帝遣刘隗出镇后接替其丹阳尹之职，并在王敦首乱时加左将军，但在史料中仅载有其人早先出任征南军司时上疏请立学校的动议，缺乏实际的建树，故而王敦得志后杀其兄而仅将邈免官而已。2值得一提的是，周顗大概因为在各种史源中从未被明示为元帝心腹，故此其人望实虽高，却位次于刘、刁、戴三传之后。揆诸当时史文，周、戴并称是很为人所熟知的称谓，3且二人是建康朝廷中死于王事之屈指可数的高级官员，故而以此四人当“中兴四佐”之号，可能也符合唐修《晋书》的本意。
在其他方面，《晋书·天文志》“日蚀”条载一事：“明帝太宁元年正月乙卯朔，日晕无光。癸巳，黄雾四塞。占曰：‘君道失明，阴阳昏，臣有阴谋。京房曰：‘下专刑，兹谓分威，蒙微而日不明。先是，王敦害尚书令刁协、仆射周顗、骠骑将军戴若思等，是专刑之应。敦既陵上，卒伏其辜。”4此条星占以刁协、周顗、戴渊三人对当天象，且以在人名前附加官衔的方式进行排序。核以三人本传，刁、戴二人被杀时的结衔不误，周顗时已由尚书左仆射转任护军将军。检按《宋书·百官志》，东晋以来骠骑将军在第二品，尚书令、尚书仆射、护军将军为第三品，仆射同品中位次尚书令后，护军又次仆射后。5若据实际的官品序次，则应将戴渊移至最前，这或许是考虑到戴渊在出镇合肥之前仅任尚书，6或许是以为戴氏的功业不如前二者。无论如何，此处将尚书令刁协列为第一，正与刁氏“中兴四佐，位为朝首”的评价相合。无独有偶，《宋书·五行志》“木不曲直”条又载：“木冰。按刘歆说，木不曲直也。刘向曰：‘冰者阴之盛，木者少阳，贵臣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晋元帝太兴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后二年，周顗、戴渊、刁协、刘隗皆遇害，与《春秋》同事，是其应也。”7按刘隗并未遇害，且第一次王敦之乱中尚有宗室谯王司马承、甘卓、虞望、郭璞等官员被杀，《志》独将周、戴、刁、刘四人并提，以示其为一组“贵臣”，若考虑到《宋书》成编在梁代、初编尚在宋初，8则有关“四佐”的观念当早有渊源。
然而，若就晋元帝渡江建立政权以后的经营实情来看，在元帝朝所起的作用与声望堪称前
几位的臣僚，显然不应忽略王导等其他人。按《晋
书·元帝纪》载有其渡江、称王、称帝三个时期的主要僚佐。以时间顺序排列史料，则分别为：
a.永嘉（307-312年）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
b.建武元年（317年）三月：即王位，大赦，改元……以抚军大将军、西阳王羕为太保，征南大将军、汉安侯王敦为大将军，右将军王导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将军，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
c.太兴元年（318年）三月：即皇帝位……夏四月……加大将军王敦江州牧，进骠骑将军王导开府仪同三司……六月……以尚书左仆射刁协为尚书令，平南将军、曲陵公荀崧为尚书左仆射。1
永嘉初镇时的顾荣、贺循是南士首望，其时年齿已长，据本传，二人分别卒于永嘉六年（312年）、太兴二年（319年），因此在第二、第三次的重要僚佐记载中已经不再具名。第二次记载中出现的西阳王羕是同姓宗室，第三次出现的荀崧是曹魏名臣荀彧玄孙，在中朝八王之乱的时代即曾出任过侍中、中护军等显职，渡江后主要以耆旧宿望和学识闻名，东晋朝廷显然是出于装点政权合法性的需要而对其予以任用。这样筛除过后，在三个阶段均曾出现的臣僚为王敦、王导、刁协，在第一阶段出现的尚有周顗。王敦因叛乱之故，自不可能预“中兴四佐”之流，而殷融、蔡谟之议明白无误地以刁协为“四佐”之首，显然与上述渡江以来王导即每居刁协之前的事实不符。可以设想，以王导之名实俱尊，如果真处于“四佐”之中，则必不致屈位于刁协。以此反推可知，王导必不在“四佐”框架内占有一席，而周、戴、刘诸人不论资历抑或朝位均亚于刁协，其居刁协之后则在情理之中。
那么，成帝时风议早有定评而威望极高的王导不能进入“四佐”的原因是什么呢？换言之，即“四佐”的实质为何？笔者以为，其一是俱在元帝时期长期身居执政的高位或实质上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其二是对元帝并无保留地“策名委质”，其政治行为的趋向性基本上单纯地表现为专力于维护和加强中央权威，也即皇权。事实上，在皇权尤其衰微的东晋初叶，能同时做到这二点的士大夫可谓屈指可数。史谓元帝子“明帝尝独引（纪）瞻于广室，慨然忧天下，曰：
‘社稷之臣，欲无复十人，如何？”2其中的“社稷之臣”，其蕴意实际上即等同于前文所述的两点综合。明帝之说，既非夸张之语，其背后的原因则正如田余庆先生所分析的那样：“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贞臣自然是少之又
少。”3而刘隗以侍中、丹阳尹，刁协以尚书令俱为元帝所宠任，在史书中早有明示，不烦赘举。戴渊在这方面的记载虽远不及刘、刁之详，核之刘隗本传隗“以王敦威权太盛，终不可制，劝帝出腹心以镇方隅……用隗及戴若思为都督”一语实已表明戴氏此前早为元帝的腹心之臣。4所余的周顗，似乎仅在王敦叛军下都后方见其忠于皇室的政治立场，实则在他身上仍有若干重要的线索值得检讨。按《世说新语》方正篇：
周伯仁为吏部尚书，在省内夜疾危急。时刁玄亮为尚书令，营救备亲好之至。良久小损。明旦，报仲智，仲智狼狈来。始入户，刁下床对之大泣，说伯仁昨危急之状。仲智手批之，刁为辟易于户侧。既前，都不问病，直云：“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協有情？”迳便出。5
按《周顗传》：“中兴建，补吏部尚书。”6可知事件大约发生于元帝建武元年及太兴初年之际。刁协之质性刚悍、喜恃强凌人不仅在协本传中多有记述，《晋书·熊远传》复载有一实例：“时尚书刁协用事，众皆惮之。尚书郎卢綝将入直，遇协于大司马门外。协醉，使綝避之，綝不回。协令威仪牵捽綝堕马，至协车前而后释。”1故此刁氏虽权重亚于王导，其名望在当时就备受争议，此则与“陶然弗与之校”、“人士益宗附之”的名士周顗形成极大的反差（周顗其人在个人性格与行事作风上多类王导之网漏吞舟，此待下文详述），二人之间显乏共同语言。且现存史文除此条之外无一处尝言及刁氏与任何人的亲善之举，则他在彼时的“营救备亲好之至”且不为“良久小损”后的周顗所拒斥，就不能简单地以士类的正常往来予以理解。事实上，周顗之弟周嵩（字仲智）后来的激烈反应客观上表明了刁、周此种关系的反常。无独有偶，早在元帝以刘隗出镇淮阴、戴渊出镇合肥之时，王敦既恶其事，曾去信刘隗予以试探。信文称：“顷承圣上顾眄足下，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静海内。若其泰也，则帝祚于是乎隆；若其否也，则天下永无望矣。”2内中王敦提及“欲与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中华本于四字间未加点断，实宜断开。“足下”为刘隗，“周生”揆之当日建康朝廷，则唯有周顗可以当之。此处言及刘、周，不及刁、戴，与后来王敦起兵罪状刘、刁并拟“清君侧”的政治口号也有所不同，却在无意中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在王敦眼中，周顗与刘隗一样，早已作为皇权的代言人和行事者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有关此点，胡三省以为原因是“敦素惮顗”。3其来源最早应出《世说新语》，检该书《品藻》篇：“王大将军在西朝时，见周侯辄扇障面不得住。后度江左，不能复尔。王叹曰：‘不知我进，伯仁退？”刘孝标注引沈约《晋书》载此曰：“周顗，王敦素惮之，见辄面热，虽复腊月，亦扇面不休，其惮如此”，与何法盛《晋中兴书》所载相类，而无“度江左，不能复尔”之语。4王敦性格强梁，其所惮者向来不为无因。如史谓敦惮周访、祖逖，皆因周、祖二人同样手握重兵且政治立场倾向于晋室。5因此，敦之惮顗，其原因亦必由于周顗在政治上的立场与实力，而非简单的私人爱憎，此点可说是明白无误的。又清人王恩彤论及王敦与刘隗此信时称：“敦非惮顗，实恶之也。异日杀顗之机已伏于此”，6又谓：“周戴之委任次于刁刘，敦举兵以诛刁刘为名，而周戴亦所深恶也。”7尽管未能进一步展开讨论，实际上有着史评上的先见之明，颇堪细味。
复次，王敦初起不久，即遣军攻击其南邻
——司马氏宗室、湘州刺史谯王司马承，作为王敦北邻的梁州刺史甘卓因亲近帝室，曾与谯王承有信函往还。司马承在此时期的答书中谓：“吾以闇短，托宗皇属。仰豫密命，作镇南夏，亲奉中诏，成规在心。伯仁诸贤，扼腕歧路，至止尚浅，凡百茫然。”8此句因涉汉晋之语俗且用典繁密，历来未受读史者重视。按其时王敦尚在中游，远未下都。司马承既说自己仰豫密命、亲奉中诏，复提及周顗诸贤“扼腕歧路”，自然不是逆料顗等败绩被杀之辞。“扼腕”顾名思义，即扼住手腕，今多表示惋惜伤痛一类的心绪，而古语中除此外尚可表示无特殊倾向的激奋之情。其例如《战国策·燕策三》载逃亡于燕的秦将樊於期闻荆轲之言，“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9“歧路”本指原路分出的岔路，此似指司马承离京时与周顗等人的道别之所。后言“至止尚浅”，当谓周顗诸人此时在政事上的施为仍甚欠乏。“凡百”，当谓众人、百官。汉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1晋、宋之际陶潜《命子》诗：“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2皆用此义。自“伯仁”至“茫然”一句，虽仅能约略看出当时周顗等人行事之艰难，却无疑也揭示了其与谯王承之间在政治上的隐秘联系。因此，周顗之早为元帝腹心，亦可以经由正、反多方的材料连类推知，刘隗、刁协、戴渊、周顗之为“中兴四佐”，不论于文例抑或由史实，都可以得到证实了。
二、“中兴四佐”之事迹及其意义
实际上，对于中兴四佐的看法，就东晋的时人而言，恐怕也存在两种认识。常见的是以四佐皆缘于王敦之乱时为司马氏朝廷尽忠而或奔亡、或殉国，因此乃将形象反差极大的两组人推排于一处，除此之外，别无它义。即如上文提及之殷融、蔡谟，蔡氏在称述刁协之功的同时，又说：“案周仆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仇也，事定后乃见害耳……刁令事义岂轻于此乎？”3可见他亦认为周、戴被杀一事，仅出于偶然。按蔡谟曾任王敦从事中郎、王导司徒左长史，4虽不知任职的具体年限，要之王敦之乱时在琅邪王氏一系幕中的可能性更大。唯蔡氏显名尚在成、康、穆帝三朝，5元、明以前，其人并无亲近中枢政治的事迹可述，因此对四佐有这样未达一间的认识，并不足为怪。同时我们亦需注意同样为兄弟关系，戴渊之弟戴邈在元帝遣刘隗为镇北将军、青州刺史出镇淮阴时，即接替刘氏的丹阳尹之职，刘隗与元帝谋及“出诸腹心”，在腹心出镇、原职空缺的情况下，续以腹心补缺，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戴邈不仅知道戴渊在朝廷中的位置，其本人也当已为元帝所任。然而周顗之弟周嵩就前文所引《世说》来看，似对其兄委质于元帝一事全不知情。这当然还有旁证，如嵩曾“与散骑郎张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贬朝士，又诋毁邈，邈密表之……时顗方贵重，帝隐忍。”6复次，元帝宠刘、刁而疏王导，曾引起一大批各怀心事的朝臣劝谏，周嵩即其一。嵩之上疏，其中重要文句兹引如下：“臣闻明君思隆其道，故贤智之士乐在其朝；忠臣将明其节，故量时而后仕。乐在其朝，故无过任之讥；将明其节，故无过宠之谤。是以君臣并隆，功格天地。近代以来，德废道衰，君怀术以御臣，臣挟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祸乱相寻，故得失之迹难可详言……今王导、王廙等，方之前贤，犹有所后。至于忠素竭诚，义以辅上，共隆洪基，翼成大业，亦昔之亮也……功业垂就，晋祚方隆，而一旦听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说，乃更以危为安，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伍贤……以古推今，岂可不寒心而哀叹哉！”7其中“君怀术以御臣，臣挟利以事君”，又以王导、王廙等王氏人物方之诸葛亮，指摘元帝“听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说”，指向性都非常直露。可见四佐中拥有高卓之文化地位、在当时以北士之望见称的周顗，其与元帝之间的关系是最为隐秘的。然而这仅是就东晋初中枢政治圈外围的人群而论，若观察前文所引王敦起事前即对戴、周厌恶的史料，以及祖逖闻戴渊出镇即知元帝意旨、遂致郁郁而卒的情事来看，8则处于权力顶端的政治人物对“四佐”的政治属性实际上是洞若观火的，只是在作态上通常心照不宣罢了。
史書载元帝其时崇尚“申韩之术”，这就与主张行愦愦之政的王导逐渐形成矛盾。元帝在此基础上复“以法御下”，其最直接表现便是委任四佐中时为御史中丞的刘隗纠劾朝贵、整肃政风。在此之后为组建听命于帝室的武力，更使刘隗等大发南土奴客及徐州流人等为兵、役。有关刘隗此时期的政治施为，唐长孺先生在其《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一文中借助王敦上疏中所列刘隗之“罪状”逐条分析，已颇为详备，可资读者参看。1值得注意的事，王敦在永昌元年正月兴兵之初，仅曰“率众内向，以诛隗为名”。三月，敦党吴兴人沈充起兵应敦，敦在此时进“至芜湖，又上表罪状刁协”。2其原因不外刘、刁虽均为时人尤其是南北士族阶层所普遍厌恶，但刘隗自渡江初即因相继担任丞相司直、御史中丞，弹奏不畏强御，仅隗本传载其所弹及牵连朝官就有戴渊、王籍之、颜含、梁龛、周顗、宋挺、阮抗、王含、周筵、刘胤、李匡、王导、周嵩等十数人之多，3实际的纠弹范围应更较此为广。因此，刘氏作为“刻碎之政”的代表人物，在政治圈中积怨最深，王敦正是抓住这一点，在初起时谨慎地仅将刘隗作为标靶。嗣后形势逐渐倒向王氏，遂又增主管行政之刁协以为新的“君侧”。王氏这种选择性的奉辞罚罪，当然是有其理性的意图，如前文王氏疏尝攻讦称：“（刘隗）免良人奴，自为惠泽。自可使其大田以充仓廪，今便割配，皆充隗军。”4然检《刁协传》：“悉力尽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众庶怨望之。”5《戴若思传》：“发投刺王官千人为军吏，调扬州百姓家奴万人为兵配之。”6则发奴为兵一事，刘、刁、戴三人在公开层面均曾参与，王敦作为当时人无由不知，但在这份正月奏疏中无一字提及刁协、戴渊，遑论问罪，这正是王敦有意识地对外界各方势力及舆论逐次进行政治试探的反映。此种情况在三月经由增加刁协为另一元恶后基本趋于定型，未再于叙事层面作进一步的突破。史谓王敦称兵，曾邀驻襄阳之梁州刺史甘卓同下，甘卓意向反复，敦劝说之语作：“甘侯前与吾语云何，而更有异！正当虑吾危朝廷邪？
吾今下唯除奸凶耳。”7这一报语使本来倾向王室的甘卓在此后的军事行动中一直举棋不定，最终导致数月之间建康无强援而失守。然当甘卓闻周顗、戴淵亦为王敦所杀后，其人始“流涕谓（兄子）仰曰：‘吾之所忧，正谓今日。每得朝廷人书，常以胡寇为先，不悟忽有萧墙之祸。”8此种看法非止见于甘卓一传，甘氏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便足以说明周、戴虽同为元帝的股肱，王敦之叛却始终止于以诛刘、刁为辞的原因了。
周顗、戴渊之奉事元帝，事既隐微，又由于二人过江后时誉甚高，在士林中属“南北人士之望”，9导致王敦虽将他们与刘、刁同忌，却至斩戮而不敢、不愿显露其事迹，遂造成观望其间者以此为“事定乃见害”的突发案例。因此，若能于史事中抉发他们行事的遗绪，对于今后了解东晋前期的历史脉络无疑会有新的帮助。
按周、戴二人在西晋时便已有士望，孙盛《晋阳秋》谓“周顗有风流才气，少知名，正体嶷然，侪辈不敢媟也”，10《晋书》本传亦称其“少有重名，神彩秀彻”，“以雅望获海内盛名”。11戴渊则因年少在洛中行劫同为吴人的陆机，受其赏遇，得以举孝廉并进入西晋政治圈。12元帝在琅邪王时代所依附的上层宗王即是东海王司马越，以中朝仕履检之，周顗曾出任东海王越子毗之镇军长史，戴渊亦累转至东海王越军谘祭酒。1因此，他们早在渡江以前，便具备了与江左政权相契合的名望与政治资历。这种经历也使周、戴在与包括琅邪王氏在内的诸士族人物互动中，获得了和刁、刘不同的反响。其中，周顗与琅邪王氏诸人关系最密，仅《世说新语》中周顗与王导的交流便分见于《言语》、《方正》、《赏誉》、《任诞》、《尤悔》诸篇，王导“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一语，2
更是人所习知。戴渊渡江后的交游情况限于本传之简略及其他史料的缺载，难以详知，然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王廙”条记有一事：“王廙字世将……善属词、工书画，过江后为晋代书画第一……元帝时为左卫将军、封武康侯。时镇军谢尚于武昌昌乐寺造东塔、戴若思造西塔，并请廙画。”3王廙为王敦、王导从弟，据本文前引周嵩疏，元帝亲刘、刁而疏王导，王廙同在被疏之列。其人与戴渊不辍往来，说明戴氏至少在私交上不会遭到如刘、刁一般为“王氏深忌疾之”的待遇。二人既与琅邪王氏人物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谊，行事风格又与刘、刁之咄咄逼人颇有不同，其复能同被元帝委信，可以看出史传通常认为元帝好以法术御下及任用同一类型之干吏，只是其政治路线的一个侧面。
司马睿自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移镇建邺（建康）始，便在王氏兄弟的卵翼之下。以其人身当壮年，又熟知法家治术，不可能至十余年后称帝时才开始猜忌王氏并培植心腹。他对内用刘隗、刁协以法威下，自然有排抑王导执政的因素，且年月愈久，这种对立更形直接；就对外而言，他实际上亦有争夺地方控制权的努力。据《晋书·王澄传》，晋惠帝末年（306—307年）王衍请司马越以王澄为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此后王澄坐镇荆州直至永嘉六年（312年），而其族兄王敦自永嘉五年（311年）再次出为扬州刺史，4二人分据上、下游，司马睿此际不可能无动于衷。就在永嘉五年时，荆、湘之间发生了以杜弢为首的巴蜀流民叛乱，王澄因镇压不力而弃守东逃，司马睿遂立即以军谘祭酒周顗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与此同时“征澄为军谘祭酒，于是赴召。”5对此一动向王导实际上是有所警觉的，《世说新语·尤悔》：
“王平子（平子，王澄字）始下，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平子面似羌。”此条刘孝标注曰：“按王澄自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岂应有斯言也？”6王敦杀王澄，在澄奉召东下过诣敦之治所豫章时。澄本传叙称：“澄夙有盛名，出于敦右，士庶莫不倾慕之。兼勇力绝人，素为敦所惮，澄犹以旧意侮敦。敦益忿怒，请澄入宿……令力士路戎搤杀之，时年四十四。”7澄、敦同属一系，纵有矛盾不过是内部名位的争竞，以此种突发情形度之，王导未必能逆料王敦竟有杀同族命官之举。导之止澄东行，当是着眼于防止王氏族人在上游控制权的骤然丧失，刘孝标乃以《世说》之意是导与敦合谋杀澄，在这种错误理解的基础上，自然认为此条难以信据。同时在另一方面，令司马睿没有想到的是，周顗同样不谙戎事，本传谓顗：
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贼杜弢，顗狼狈失据。陶侃遣将吴寄以兵救之，故顗得免，因奔王敦于豫章。敦留之。军司戴邈曰：“顗虽退败，未有莅众之咎，德望素重，宜还复之。”敦不从。帝召为扬威将军、兖州刺史。顗还建康，帝留顗不遣，复以为军谘祭酒。1
按戴邈、戴渊在王敦之乱前同受元帝委寄已见前文，此处戴邈作为王敦军司谏敦复顗刺史之位，说明这种联系当可上溯至更早的时期。而王敦之不从盖非在荆州并无人事与军事积累的帝室诸人所能拂逆，因此在就任失利的短暂波折后周顗只能回建康复其原职。然而司马睿似乎并未放弃与王氏及南土其他军阀在中游的争夺，又据《戴若思传》：“元帝召为镇东右司马。将征杜弢，加若思前将军，未发而弢灭。”2按杜弢为陶侃攻灭，事已在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年）。侃正以三年前周顗刺荆之时击弢有功，众意难违而就此升任荆州刺史。3此年灭弢，史谓“王敦深忌侃功……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以王廙为荆州”，4作为陶侃上级的王敦本人也因此机会才得“以元帅进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敦始自选置，兼统州郡焉。”5从此条可以看出，司马睿并非在渡江数年之中坐观王敦等人坐大而无所施为，其利用荆、湘之乱调离王澄，先遣周顗、续遣戴渊相继莅职，意图非常明显，却因为各种因素的掣肘而两次错失时机，未能在中游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同时史书记录此事仅寥寥数笔，或者客观上是司马睿有意隐藏与周、戴等人的联系所致。按刘隗传，隗本人弹劾的高官中，周、戴二人悉数在内，周顗还曾两次被劾、多次免官又多次复位。6这种作态一方面可能与刘隗本人行事之公强有关，另一方面或许亦是为了在公众层面造成一种周、戴非为皇帝亲狎之近臣的印象。魏晋以来渐趋身份觉醒的士族势力在东晋臻于极盛，周、戴之所以享有高度的文化名望，系因其保持玄学名士的作风与维持士族阶层内部的价值观念。而过于亲近帝室，既被视为有损士人的独立人格，践行强化皇权的举动也易被当作损伤本阶层利益的异类。7此点从同时代之卞壸、陶侃等人的行为和当时评价中便可窥见。时谓：“壸干实当官，以褒贬为己任，勤于吏事，欲轨正督世，不肯苟同时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为诸名士所少。”8陶侃本传谓其“性理综密”、“爱好人伦”，再加上其出身寒微，实质上一直不为高门的价值观所纳。9因此，司马睿欲让周顗、戴渊发挥作用，就不能够同样以“申韩之术”对二人予以约制，同时还要和他们表面上保持一定的政治距离，如此刘、刁、戴、周四人才能在各自的领域施加其应有的影响。
以中兴四佐的官职而言，刘隗主刑宪、刁协主政事是很显然的，而戴渊既“性闲爽，少好游侠”，其人本有武略方面的特质。故此他早年曾以前将军派出拟征杜弢而未行，至“中兴建，为中护军”，元帝后又遣其出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并试图接管豫州刺史祖逖之武力，都是军事方面的职务。戴氏此行，“逖以若思是吴人，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感激发病”。1对此宋人胡寅《致堂读史管见》以为：
祖士稚慷慨忠义，有智略以行之，岂惟晋臣？自古难得之才也。惜莫未闻道也。《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惟圣人知之而不失其正乎？”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言既售，力亦勤，而绩效著矣。戴渊可与共事，同心协力以图终功可也。不可与共事，而朝廷无用我之意，归纳印符，角巾东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自适哉？又况王敦之所以隐忍未叛，徒以豫州为虞。士稚知内难将作，尤当训明军旅，张皇义声，使奸人慑息而不敢动。如其妄举，不忘投驱，岂不善哉！道二而已，傥以全身为贤，则由前所陈；傥以许国为重，则由后所论，于义皆得。若夫功之成否，则天也。又何必怏怏发病，而丧其躯哉？谓之不闻大道，不亦宜乎。2
按祖逖出身虽为北方士族，其南来携有大批亲族部曲，故又是典型的流民帅。逖虽听命于元帝，实际上志在兴复桑梓，与其时“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的司马睿在政治宗旨上貌合神离。史谓“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3适可说明元帝对其放任自流的态度。祖逖在豫州一带逐渐站稳脚跟、获得壮大后，亦自然不会听凭元帝遣其心腹接管自身的军队。逖死后晋室“寻以逖弟约代领其众”，4显然也是碍于其宗族实力而不敢染指，此其一。逖以戴渊是吴人，虑其凌驾己上，非但不事北伐、还可能利用这一军队用于对付王敦，此其二。以上是祖逖“感激发病”的两大因素，胡寅认为祖逖有如此反应的的原因是“不闻大道”，固然是受其时代帝制笼罩之下士人忠君之见的影响。祖逖亲近帝室既见于诸种史册，同时亦无烦其以军阀身份注重维护自身集团的利益。这在东晋一朝帝王专制力量衰弱的政治生态下，本是极常见的事。揆以当时另一为王敦所惮之重臣周访“在襄阳，务农训卒，勤于采纳，守宰有缺辄补，然后言上”，5时人亦未见贬斥。因此，以祖逖是忠臣便可令其退则“归纳印符，角巾东路”，进则“训明军旅，张皇义声”，持论不免有迂阔之嫌。同时，正因为祖氏微妙的政治态度，才使元帝认为可资发展，方遣戴渊加督其州，试图在杜弢事件后控驭一支新的亲帝室武力。然而，祖逖之郁郁病卒适说明其难以接受这一潜在的政治计划，王敦之乱在此后的骤然发动又使戴渊仓猝回防，自然再无暇与祖氏所部接触。元帝一朝两次尝试掌握地方武力的军事行动中，均能见到戴渊的身影，其失败固当更多地归因于政由王氏、祭则寡人的时代背景，同时戴氏作为元帝唯一可以任使的心腹将领，其在“四佐”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
而周顗名亚王导，元帝任用之，除了早前刺荆的经历外，似乎乃是主就名望和舆论导向方面予以考量。此点限于史料，可以从多方面间接窥知。按《世说新语》所载周顗事迹颇多，其中除去其与自身家族人物和琅邪王氏人物的互动，6可据以统计的交集人物及出处见下表。
就表格内容可以看出，与周顗产生交集超过1次以上的有晋明帝（5次）、庾亮（3次），桓彝、郗鉴、谢鲲、刁协（均为2次）六人。其中，刁协的两次有一次涉及其人承元帝意旨赞成改立太子，但为王导、周顗所反对，不属从容交游之类，故可删去这一次。所值注意者，其一是周顗死于元帝之世，而《世说》却屡载明帝与他的问对，这造成后来注家常以明帝为元帝之讹。相比而言，刘孝标注则仅于“明帝在西堂”、“明帝问周侯”二条处明确标注可疑，7当是认为明帝为太子时亦能与周顗往还，称“明帝”不过是后来追记之故。这种看法其实可从现存史料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按《晋书·儒林·杜夷传》：“杜夷，字行齐，庐江灊人也。世以儒学称，为郡著姓……除国子祭酒。建武（317年）中，令曰：‘国子祭酒杜夷安贫乐道，静志衡门，日不暇给，虽原宪无以加也。其赐谷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执经问义。夷虽逼时命，亦未尝朝谒，国有大政，恒就夷谘访焉。”2又按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六十七《设官部·国子祭酒一百三十一》“执
经问行齐”条释称：“臧荣绪《晋书》：‘杜机，字行齐。除国子祭酒，皇太子礼之，执经问焉。”3知此人尚有别名“机”。又同书同部之《公府舍人一百四十七》“耽学乐道”条：“周顗以杜机为参军事，出教曰：‘杜参军职守真直，耽学乐道。”4这一处史料不见于今本《晋书》，杜夷（机）曾被周顗辟为参军事，核之周顗历任官衔，唯有他短暂“出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的那段经历可以辟举参军。而参以《明帝纪》，明帝此年（永嘉五年，311年）方十二、三岁，未到“执经问义”之年，杜机此后能为尚做太子的明帝所识遇，大概就与元帝的推崇和周顗的引介有关。细察明帝与周顗的这五条记录，“明帝在西堂”条记其会群臣饮酒，众人酣醉时周顗出言不逊，致帝大怒欲杀之，后释之不问。此事今本《晋书》改明帝为元帝，或另有所本，亦更贴近史情。其余四条中，三条见于《品藻》，一条见于《排调》。《排调》记明帝问周顗如何评价刘惔，引起周顗、王导的谐谑，此无关宏旨，可置不论。《品藻》三事，其一为：“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郗鉴？周曰：‘鉴方臣，如有功夫。复问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国士门风。”其二为：“明帝问周侯：‘论者以卿比郗鉴，云何？周曰：‘陛下不须牵顗比。”其三为：“明帝问周伯仁：‘卿自谓何如庾元规？对曰：‘萧条方外，亮不如臣；从容廊庙，臣不如亮。”5前二条因所问相似，注者多以为是同事而记载异辞。然明帝两问的侧重点以及周顗首答与次答之内容完全不同，亦不碍将之视为不同时期的问对。明帝屡次要求周顗以自身标准评骘郗鉴，说明他非常重视周氏本人的观点。后来郗鑒在明帝时期始受重用并为讨灭王敦之乱作出巨大贡献，虽无直接证据可资检核，盖亦与前此明帝与周顗问对中引申出的考察不无关系。1而庾亮与周顗过从既密，其人又在成帝世极力主张加强君权，此虽导致苏峻之乱，亦不废其人与周顗政治立场的近似。2此外桓彝、谢鲲二人，桓氏值“王敦擅权，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职”，其后“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侍，引参密谋”，又在成帝时为宣城内史，因苏峻之乱时固守不降而遇害。3谢鲲本与桓彝亦为友人，鲲本传称其虽被王敦引为长史，“敦有不臣之迹，显于朝野。鲲知不可以道匡弼，乃优游寄遇，不屑政事，从容讽议，卒岁而已”，又在王敦下都时一再止其诛戮，史谓周、戴被杀后“朝望被害，皆为其忧。而鲲推理安常，时进正言。敦既不能用，内亦不悦。军还，使之郡……寻卒官。”4琅邪王氏外与周顗相关的多名人物，于士族名录优游闲谈的表面记录背后都蕴含着在立场方面的“忠君”这一高度相似性，便不能被认为仅仅是一种巧合。
又按刘孝标引《周顗别传》曰：“王敦讨刘隗，时温太真为东宫庶子，在承华门外，与顗相见，曰：‘大将军此举有在，义无有滥？顗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乱，共相推戴数年而为此者乎？处仲狼抗而强忌，平子何在？”5温峤在此后王敦第二次叛乱及苏峻之乱中积极致力于匡救朝局、打击方镇，而王敦首乱时从其问话中可以看出这种价值判断其实并不稳定。王导所谓当时“如导之徒，心思外济”，看来持观望乃至支持王敦观点者绝不占少数。若无周顗潜在的强大影响力和公开表达的抗直之论，则元帝治下将几无士心可用。史谓顗“性宽裕而友爱过人”，又称：“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人。”又：“谢幼舆谓周侯曰：‘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条拂青天，不以为高；群狐乱其下，不以为浊；聚溷之秽，卿之所保，何足自称？”6虽是调语，而所言旨趣近似，正可以说明周顗不论在士林中的声望及其行事风格，都倾近于行愦愦之政、能网漏吞舟之王导。又据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尸梨蜜传》：“周顗为仆射，领选。”7说明他长期但任的尚书仆射一职客观上也具备人事选调上实质的权资。唯今存史料对于周顗所赏识、擢举之人物的记载甚少，但其人既然主导选职多年，所推重的后备官僚倾向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顗之为元帝所用，固不可能完全越刁、刘而废弃所谓帝王御下之术，其充当的角色很可能更多地是用来消解王导在同一领域的影响力。而戴渊之为用，则着眼于其军事才能，此盖是元帝用其以拟王敦。这样，在公开层面上元帝任用刘隗、刁协以直接树立和维护帝王权威，在隐性层面则任用周顗、戴渊以拟朝内之王导、朝外之王敦，如此便形成了前疑、后丞、左辅、右弼的股肱之用，“四佐”的事功即是着眼于此的。诚然，周顗、戴渊最终并未能消解王导、王敦这样独任方面的琅邪王氏人物在东晋政治中之影响，然而周、戴后来被王敦不得已的杀戮，也极大地削弱了王氏的政治合法性，8王导自己即称王敦次叛时已是“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1从这个意义上看，周顗、戴渊同刘隗、刁协一样，都为元帝以及此后明帝皇权力量的持续积累打下了重要根基。
三、“中兴四佐”其说消亡之蠡测
“中兴四佐”如此重要的政治概念，为何仅在王敦之乱事发十余年后的成帝朝议谥时经由殷融、蔡谟提出过一次，此后便再无闻？笔者以为，原因主要有如下数点。
其一，“四佐”中有关周顗、戴渊和刘隗、刁协的名望分化，似不止限于王敦等叛乱者一系的说辞。刁协在当时被士族群体中的其他人目为“佞臣”，已见于唐长孺先生的论述。2蔡谟亦称：“刁令粗刚多怨。”3而在东晋的天文星占和五行记录中，至今尚存针对刘隗的恶辞。《晋书·天文志》“日蚀”条：“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中有黑子。时帝宠幸刘隗，擅威福，亏伤君道，王敦因之举兵，逼京都，祸及忠贤。”4同书《五行志》“豕祸”条：“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听不聪之罚，又所任邪也。是后有刘隗之变。”5同书、志“牛祸”条：“（太兴）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案刘向说《春秋》效牛死曰：‘宣公区霿昏乱，故天不飨其祀。今元帝中兴之业，实王导之谋也。刘隗探会上意，以得亲幸，导见疏外，此区霿不睿之祸。”6又按《晋书·郭璞传》载永昌元年以前“于时阴阳错缪，而刑狱繁兴”，璞上疏曰：
臣闻《春秋》之义，贵元慎始，故分至启闭以观云物，所以显天人之统，存休咎之征。臣不揆浅见，辄依岁首粗有所占……以义推之，皆为刑狱殷繁，理有壅滥……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坏其所以为法者也。臣术学庸近，不练内事，卦理所及，敢不尽言。又去秋以来，沈雨跨年，虽为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狱充溢，怨叹之气所致。往建兴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于市，而血逆流长标。伯者小人，虽罪在未允，何足感动灵变，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爱陛下，屡见灾异，殷勤无已。陛下宜侧身思惧，以应灵谴。7
刘隗以御史中丞司直刑宪多年，向来为人所怨，此已经前述甚详。郭璞此疏在讨论占筮的卦象以外，多次不厌其烦地提及“刑狱殷繁”、“刑理失中”、“刑狱充溢”，所指当是刘隗无疑。此外，郭文对淳于伯的讨论也值得注意。史谓：“（愍帝建兴）四年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时，后将军褚裒镇广陵，丞相（引者按：指王导）扬声北伐，伯以督运稽留及役使赃罪，依军法戮之。其息诉称：‘督运事讫，无所稽乏，受赇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势，先声后实，实是屯戍，非为征军。自四年已来，运漕稽停，皆不以军兴法论。”僚佐莫之理。及有变，司直弹劾众官，元帝不问，遂频旱三年。”8其中的“司直”即为时任丞相司直的刘隗。隗本人亦颇以纠理淳于伯冤案事为己任，弹劾之文同样见于本传，此不赘。9在这起事件中，丞相王导毫无疑问应是最大的责任人，而郭璞乃称“伯者小人，虽罪在未允，何足感动灵变，致若斯之怪邪”，进而再次将此次异变的原因归咎于导致“刑狱殷繁”的刘隗。如果考虑到郭璞本人并不支持王敦的反乱之举，10则这种带有强烈倾向性的说解，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刘氏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确实予人反感颇深。由于作为皇帝近臣的刘、刁二人在当时皇维解体、人以宽松为尚的大氛围下，生前身后均难脱“佞幸”的恶名，因此若欲扬周、戴则势必不宜引刁、刘，两组人的迥异形象造成了“四佐”之说很难维持其流播。
其次，有关王敦称兵，第二次属于叛乱，不论于史料中所记事后的何种渠道来源，均定性非常明确。但在第一次兴兵的定性上，则存在不同意见，而且有其阶段性的演变。按王敦次叛伊始，明帝下诏称：“故大将军敦参处股肱，或内或外，夹辅之勋，与有力焉。阶缘际会，遂据上宰，杖节专征，委以五州。刁协、劉隗立朝不允，敦抗义致讨，情希鬻拳，兵虽犯顺，犹嘉乃诚，礼秩优崇，人臣无贰。事解之后，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宫省；背违赦信，诛戮大臣；纵凶极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愤。”1总的来看，虽于首叛前叙敦仕履隐有微词，然大致为褒。甚至首叛过程中之除刘、刁一段，也被称为“兵虽犯顺，犹嘉乃诚”，唯当侵宫省、诛周戴以后方转向“纵凶极逆”。这里固然要考虑到明帝此时力量微弱，虽再次动员而前途难测，对王氏有着仍存忌惮和潜在的妥协一面。这种情况在王敦死、余党悉灭后当已有极大改观，因为据谯王承、戴渊、周顗等人传记，他们都获得了平反和赠谥。值得注意的是，此后还有周札故吏为其申请复位。周札曾在王敦首乱中防守石头城而开门应敦，导致其顺利进军。此后敦又因忌札为南土豪强而杀之。王敦次叛身死，周札故吏遂为札讼冤，这显然受到了尚书令郗鉴、尚书卞壸等人的指斥。而此时作为司徒的王导却一意认为：
札在石头，忠存社稷，义在亡身。至于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识以上，与札情岂有异！此言实贯于圣鉴，论者见奸逆既彰，便欲征往年已有不臣之渐。即复使尔，要当时众所未悟。既悟其奸萌，札与臣等便以身许国，死而后已，札亦寻取枭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为逆党。邪正失所，进退无据，诚国体所宜深惜。臣谓宜与周顗、戴若思等同例。2
据此分析，王导的观点是以王敦首叛为正当行为，王敦下都主政以后性质逐渐发生转变，至次叛时方是“奸逆既彰”。故而周札先应敦，在次叛前为敦所杀，仍属忠臣。然而王导也提及“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为逆党”，说明此时的官方观点与前此以及王导个人的价值判断均已不同，而与郗鉴、卞壸所议一致。考虑到首叛中死节的戴渊、周顗等已获平反，王导为调和这一矛盾，续称：
若尽谓不忠，惧有诬乎谯王、周、戴。各以死卫国，斯亦人臣之节也。但所见有同异，然期之于必忠，故宜申明耳……死虽是忠之一目，亦不必为忠皆当死也……死与不死，争与不争，苟原情尽意，不可定于一概也。3
对此郗鉴“又驳不同，而朝廷竟从导议，追赠札卫尉，遣使者祠以少牢”。4从这一论争的结果来看，朝廷以王敦首事为叛乱的官方定性可能仅持续了较短的时间，便为王导所再次扭转。这一点从时间线更后的晋成帝之诏亦可以看出，其时已值咸康年间刁协后人讼屈，5诏书答复称：
协情在忠主，而失为臣之道，故令王敦得托名公义，而实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衔耻，致祸之原，岂不有由！若极明国典，则曩刑非重。今正当以协之勤有可书，敦之逆命不可长，故议其事耳。今可复协本位，加之册祭，以明有忠于君者纤介必显，虽于贬裁未尽，然或足有劝矣。6
其中虽未明言王敦兴师无罪，却称敦借助刁协“失为臣之道”的政治过错而得以“托名公义”，下文仍不忘谓刁协“若极明国典，则曩刑非重”，“贬裁未尽，然或足有劝”。说明王导议周札一事后，王氏的观点在官方层面被继承下來，在东晋一朝可能再未发生改变。又检前述司马承、周、戴诸人的追谥过程，其实也并非一帆风顺。据周顗第三弟《周谟传》：
王敦死后，诏赠戴若思、谯王承等，而未及顗。时谟为后军将军，上疏曰：“臣亡兄顗，昔蒙先帝顾眄之施，特垂表启，以参戎佐，显居上列，遂管朝政，并与群后共隆中兴，仍典选曹，重蒙宠授，忝位师傅，得与陛下揖让抗礼，恩结特隆。加以鄙族结婚帝室，义深任重，庶竭股肱，以报所受。凶逆所忌，恶直丑正。身陷极祸，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陨无二。顗之云亡，谁不痛心，况臣同生，能不哀结！王敦无君，由来实久，元恶之甚，古今无二。幸赖陛下圣聪神武，故能摧破凶强，拨乱反正，以宁区宇。前军事之际，圣恩不遗……时卞壸、庾亮并侍御坐，壸云：“事了当论显赠。”时未淹久，言犹在耳。至于谯王承、甘卓，已蒙清复，王澄久远，犹在论议。况顗忠以卫主，身死王事，虽嵇绍之不违难，何以过之！至今不闻复封加赠褒显之言。不知顗有余责，独负殊恩？为朝廷急于时务，不暇论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叹者也。不胜辛酸，冒陈愚款。”疏奏，不报。谟复重表，然后追赠顗官。1
周谟之疏，其重要性在于读史者可由此观察到太宁二年（324年）叛乱平定后最初的平反历程。戴渊虽在前文以叙事体指其蒙赠，但参照疏中所言“谯王承、甘卓，已蒙清复”、王澄“在论议”之外，并不及于戴氏，同时周顗也未于第一时间获得平反。谯王是司马氏宗室，其处在平反名单的第一位是应有之义，而甘卓虽然亲近帝室，却不预中枢内政，将其置于平反的第二位，使观者颇有舍近求远之感。若求之刘、刁，他们不啻与琅邪王氏，还与许多士人构衅颇深，故可一时搁置；若求之周、戴，则二人之名位、声望至死犹显赫有余，值王敦已败，卞壸、庾亮又许其事了“显赠”，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们在第一时间蒙受“清复”呢？若以此揆度，则唯有尚存的王导及其亲近势力。按史言：“初，敦之举兵也，刘隗劝帝尽除诸王，司空导率群从诣阙请罪，值顗将入，导呼顗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顗喜饮酒，致醉而出。导犹在门，又呼顗。顗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既出，又上表明导，言甚切至。导不知救己，而甚衔之…
（中略王导不答敦问，致顗被杀之事）…导后料检中书故事，见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导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告其诸子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2则所谓“料检中书故事”流涕一事，纵或有之，亦必在周、戴蒙赠之后，而不可能发生在其前。从这种变动的关系可以看出，周顗死后数年王导对此仍然耿耿于怀，其最初大约是致力于阻止死于王敦首乱的所有重要官员获得追谥。诚然，这一行为在私愤背后的实质无疑是对“王敦之乱”这一事件话语权与意识形态的争夺。当支持周、戴等人追赠的力量冲破阻力后，王氏遂又在给周札赠谥的问题上提出新的观点以退而求其次——所谓“即复使尔，要当时众所未悟”、“原情尽意，不可定于一概”。即在不改变以王敦首事为正当之举的认知前提下，可以吸纳周顗、戴渊为忠臣，也可以吸纳周札为忠臣。如此一来，首乱中倾向王敦的王导本人及其背后的琅邪王氏力量便可以在这种叙事话语中安然无恙。同时就王导的切身利益而论，则是必然地要在王敦之乱事后的政治生活中少谈甚至避谈所谓“中兴四佐”，将其消解于时间的流逝中，才能维持王与马在法理上和谐共处的可能。从明帝采纳王导之议来看，司马氏皇室实际上也对此有意识地作出了妥协，这便应是“中兴四佐”其说此后不售的另一重要原因。
此外，“四佐”中多数时候表现低调而又隐晦的戴渊、周顗，其真实的行事脉络很大程度上并不为当时外围的政治人士所了解，这从前述曾经担任王敦幕僚的蔡谟之语中已可以发现。而现存周顗、戴渊被杀的事迹记录中，多记二人因王导不言、王敦参军吕猗（漪）谗毁方被杀害，3其侧重显然在于强调事件的偶然性与突发性。又《谢鲲传》：“初，敦谓鲲曰：‘吾当以周伯仁为尚书令，戴若思为仆射。及至都，复曰：‘近来人情何如？鲲对曰：‘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实未达高义。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举而用之，群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鲲弗知。敦怒曰：‘君粗疏邪！二子不相当，吾已收之矣。鲲与顗素相亲重，闻之愕然，若丧诸己。”1鲲时为王敦大将军长史，以此显职尚不能知王敦收、杀周戴之隐情，其他局外之人更是可想而知。因此，“中兴四佐”无论是由何人首先提出，要之在其始初就可能存在着“元帝的四位股肱之臣”和“元帝时因王敦而罹厄之四臣”的两种认知。复由上述各种因素的掣肘和影响，第一种认知率先隐褪，第二种认知因意义无多、在成帝之后当局者纷纷谢世的时移世易中，也逐渐淡出了时人的视野。
四、结 语
史书谓晋元帝崇尚法家申韩之术，故而在东晋初信重干吏刘隗、刁协行诸“刻碎之政”以法裁下，王敦之乱即导源于此。本文通过研究认为，元帝的政治路线除了公开的法术之外，也包括对士族名士的接纳和任用。元帝所任者除刘、刁二人外，周顗、戴渊亦早已充当司马氏的股肱之臣。元帝渡江早年曾借助杜弢之乱而引周、戴分别以刺史、前将军之职相继入主荆州，与琅邪王氏之王澄、王敦及陶侃等南方新兴军阀争夺中游控制权，因时势更革而事有不逞。此后周顗又依靠自身在士族群体中名亚王导的影响力，联结庾亮、桓彝、郗鉴、谢鲲、温峤等士族人物，使维护帝室之政治力量获得潜在的壮大。戴渊以其武略组建亲近帝室的军事力量并有接管祖逖军事集团的预想，后因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而事有不遂。总的来看，晋元帝在公开层面任用刘隗、刁协以树立和维护皇权之威严，在隐性层面则引周顗以拟王导、用戴渊以拟王敦，试图在行政、司法、舆论、军事诸方面逐步地参与、掌控朝局，从以琅邪王氏为首的门阀势力中夺回渐已失落的权柄。尽管其事终于不果，但这为明帝后来战胜王敦以及中央集权的相应恢复打下了基础。
“中兴四佐”的历史表述虽然在史籍中如惊鸿一瞥，却映衬出如上的东晋政治发展实态。而由于四佐中刘隗、刁协与周顗、戴渊两组人在政治与文化形象上的迥然分野；周顗、戴渊出于各种原因奉事元帝之行为脉络的隐秘；以及以王导为首之琅邪王氏势力在对“王敦之乱”政治语境的改造以及对谈论“四佐”所牵涉的政治问题之恶闻等因素，均导致晋明帝、成帝之世以来，对于中兴四佐所产生的一虚、一实两种看法就已同时并存，并影响了不同政治人物的价值判断。此后，有关中兴四佐为“元帝的四位股肱之臣”的认识由于受到大环境的掣肘而率先隐去，“元帝时因王敦而罹厄之四臣”的浅表看法也因着成帝以后从“王与马共天下”到颍川庾氏秉政这一政治环境的转变而随时间趋于消解，并最终淡出了时人的视野。这样看来，重新考察和审视晋元帝时代中兴四佐的身份及其事迹和政治影响，对于我们了解东晋初年门阀政治与皇权政治两股力量互相胶着下的实情和当时的整体性政治发展脉络，无疑有着新的意义和启示。
[作者董刚（1987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北京，100875]
[收稿日期：2018年8月25日]
（责任编辑：王彦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