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述略 （1921-1949年）
侯俊智 蒋茂凝
摘 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始终重视并推进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都始终不渝地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出版和传播的历史，在当前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各时期的图书出版工作为时间节点，对中國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活动进行论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著作 出版史料 理论出版
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开启了党的出版事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时期的图书出版工作传承有序，精神相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深入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建党初期的图书出版事业：播撒真理种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了解的人并不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先进分子用他们饱含深情的沉重笔墨开始了广泛而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在此期间，建党初期，党创办的图书出版机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21年9月，负责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宣传工作的李达，在自己的住所——辅德里625号，创办了党中央直属的第一家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他在《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5号上发布的人民出版社通告中，开宗明义，阐明了宣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办社宗旨：
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
随后，“通告”开列了一个图书目录，包括：《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者丛书》）11种;其他书籍9种，总共49种。其中，已出版的有《工钱、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又名《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讨论进行计划书》《俄国共产党党纲》等8种图书，另有《列宁传》《国家与革命》《共产党星期六》等3种图书正在印刷中。
“通告”充分体现出人民出版社创办者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和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己任的政治担当，体现出党的早期出版工作者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觉悟。
同年11月，总书记陈独秀签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通告，明确提出“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1]。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亲笔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撰写了一份报告，[2]详细汇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些情况，在报告“B、政治宣传”的第六项，对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6.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书如左：
马克思全书二种：
Communist Manifesto（《共产党宣言》），
Lohn Arbeit und Kapital（《工钱、劳动与资本》）;
列宁全书五种：
Lenins Life（《列宁传》），
Soviet at Work（《劳农会之建设》），
讨论进行计划书（即《论策略书》），
Erfrlge und Schwierigkeiten der Sowjetmalht（《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
共产党礼拜六;
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
共产党计画（布哈林），
俄国共产党党纲，
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
第三国际主义案及宣言，
Troskys From October to Brest Litovsk（《俄国革命纪实》）
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
这就是说，在人民出版社创办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实际出版了12种“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的图书，完成了中央局“必须出书二十种”的大部分出版任务。
从1921年9月成立到1923年秋，人民出版社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了总共16种译介和宣传马列主义的图书。[3]
建党初期，党领导下的图书出版机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图书出版比建党之前更加注重系统化，三套丛书包括了40种图书，基本涵盖了马克思、列宁指导革命的重要著作。此外，建党初期党的图书出版工作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及工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个工人谈话》《马克思纪念册》和《李卜克内西纪念册》等，都是深入浅出的宣传小册子。《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列宁传》也是通俗理论读物。这些图书为方兴未艾的中国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二、大革命时期党的图书出版事业：指导革命实践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同时，仍然专心致志地开展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并以此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
1923年11月1日，在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的精心组织和筹备下，由广州迁回上海的新青年社，在上海南市小北门花园路（今人民路）振业里11号重新开业，改称“上海书店”。
上海书店开业以后，陆续出版了一批马列主义的新书，其中最主要的为《社会科学讲义》丛书，共分四集，根据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讲义整理而成，收录了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及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社会运动史》等。另外，上海书店还出版有张伯简编译的《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及恽代英等著《世界劳工运动史》等。同时，还出版有“中国青年社丛书”6种：《将来之妇女》《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青年工人问题》以及《显微镜下的醒狮派》。[4]
上海书店出版的很多图书都由党内同志编写，以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的图书为主，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马克思主义浅说》一书，先后重印8次。时任党中央出版部书记张伯简编译的《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元素表》，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共产主义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该挂页由上海书店出版后，曾被国民党反动派戴上“宣传共产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被“通令各省宣传部邮检查扣”。1925年8月，李春藩（柯柏年）所译马克思反对机会主义所著的《哥达纲领批判》由上海书店作为“解放书丛”第一种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首印两千册很快销售一空，又重新加印。[5]
随着书店经营业务的逐渐发展，上海书店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引起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恐惧。1926年2月4日，他授意上海警察厅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碍治安”为名，查封了上海书店。[6]
为了扩大影响，党中央决定在革命形势较好的汉口，建立一个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1926年12月7日，《申报》上刊登一则长江书店广告，公开宣称：“继承上海书店营业。附设向导周刊社、新青年社、中国青年社总发行所，批发零售一切革命书报。所有上海书店从前对外账目，概由本店全权清理。”不久，又在上海开办了上海长江书店。
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7月，长江书店出版新书和重印书达47种，其中，既有马列主义普及读物，如《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主义浅说》，也有理论著作，如《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社会科学讲义》《社会发展简史》等。其中，尤以张伯简编纂出版的《社会进化简史》一书最为著名。该书是中国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述社会发展史的理论著作。1926年，毛泽东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曾聘张伯简为教员，将此书列为“授课以外之理论”十种读物之一。1927年，恽代英在《计划1927年的工作》一文中，也向青年推荐此书。但随后革命形势急剧恶化，上海长江书店和汉口长江书店先后遭到查封。
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这个时期党的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主要任务是普及马克思主义，扩大社会影响，指导革命工作。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着重对苏联社会的介绍和研究，成为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新特点。[7]
三、白色恐怖下党的出版事业：赓续革命薪火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停止对马列主义的追求。
1928年至1929年间，中共地下出版工作者先后用浦江書店、中华书店和无产阶级书店名义出版马列理论书籍及党的重要文献。[8]
1929年无产阶级书店遭查封后，党中央又在上海开办了华兴书局。在一本保存至今的“1929-1931华兴书局图书目录”中，有一篇“致读者”，真实生动地描述了党的出版工作的艰辛和努力：
一年多的艰苦岁月，在人力上，在财力上，尤其是客观环境的应付上，我们都遇着了不少的困难与阻碍。然而我们仍然本着勇往迈进的精神，竭诚为读者们服务。因为这是我们经营书业的天职，是我们应负的责任与我们应尽的义务。
过去一年多的事实表现中，我们固不敢自诩满足，却也不能妄自菲薄：我们所出之书的数量虽还不见多，但我们每种书的内容确实是一本胜过一本;我们虽然还未能将名人的宏文巨著都网罗来贡献于读者诸君之前，可是我们已将迫切需要的读物约略地介绍了一二……
从这本“华兴书局图书目录”看出：1930年华兴书局主要出版了列宁的《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三个国际》等经典著作和署名潘文鸿的《马克思主义之基础》等21种图书。在“新书预报”一栏中，预计1931年1月底出版的有《哥达纲领批判》《列宁传》《苏联产业政策》等13种。虽然处在白色恐怖下的秘密工作状态，但党的图书出版工作依然成就斐然。
在开办华兴书局的过程中，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的华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0年，华兴书局以“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名义翻译出版了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译者为华岗。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二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同陈望道按照日文版翻译的首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相比，这个译本的翻译更加全面准确。比如，《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陈望道的译本翻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啊！”而华岗则将这句话翻译为我们今天通用的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华岗译本中还包含了1872年、1883年和1890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的三篇序言，系首次被翻译到中国。
1931年，华兴书局遭到查封，但书局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停止工作，又先后更名启阳书店、春阳书店，继续出版发行马列图书。[9]党的出版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工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深入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极大地鼓舞了白色恐怖下人民的革命斗志。
这个时期，党的出版机构频繁更名，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党领导下的书店就有浦江书店、中华书店、无产阶级书店、华兴书局、启阳书店、春阳书店等多个名称。许多书籍被查禁后，随即换个书名或者出版机构继续出版，甚至以“伪装书”的形式出现。[10]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之所以用《宣言》为书名出版，实际上就是一种伪装，显示出斗争的残酷，以及党的出版工作者的非凡勇气和超人智慧。
四、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出版事业：服务红色政权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通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组建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闽西和赣南打开了一片新天地。随后，还先后建立鄂豫皖、闽浙赣、湘赣等几十个地方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设立中央出版局，下设编审部、发行部等部门，负责苏区根据地新闻出版书报刊的审定管理和发行，也兼具出版社的功能。另外还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委员会、中央党校编审处、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编译部等多家出版机构。
从1931年11月至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各个出版机构出版的政治读物和社会科学书籍达69种，其中大部分是马列经典著作，也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11]据史料显示，中央苏区出版的马列著作主要有：中央出版局出版的《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三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与批判考茨基》《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为列宁主义化而斗争》等，中央党校编审处出版的《列宁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编译部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附《雇佣劳动与资本》），另外还有以不同名义出版的马列译著《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列宁主义概论》《斯大林论列宁》等。[12]
当时，中央苏区党的出版工作者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坚持开展工作：没有印刷机，他们就以油印为主，石印和铅印为辅，还有一些手抄本和木刻印刷。[13]因此，中央苏区的出版的图书大多纸张粗糙、字迹模糊、装订简陋。虽然条件非常艰苦，出版工作者的革命热情丝毫未受影响。中央苏区出版图书的品种非常丰富，内容质量也很高。据统计，1932年至1934年的三年间，全苏区出版图书就有408种之多。[14] 从小学课本到军事理论书籍，应有尽有。就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出版部门而言，有中央出版局的编审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编译委员会、中央党校编审部。此外，中央苏区非常重视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1933年4月成立了由张闻天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下设编译部，专事马列经典的翻译工作。
五、延安时期党的出版事业：推进党的理论武装
中国工農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党的出版事业也进入稳定时期。中共中央进入延安后，马上成立了由张闻天牵头，秦邦宪、周恩来、陆定一、王稼祥、李维汉和凯丰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廖承志任秘书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后由徐冰接替，负责领导新华社、编辑《解放》周刊、出版图书等项工作。当时，延安成为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和出版中心。
中央党报委员会于1937年4月24日创办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并以解放周刊社的名义开始组织马列译著的出版。与此同时，党中央领导的书刊发行机构——新华书店也诞生了。在《解放》周刊的创刊号上，发行者的署名为“陕西延安县新华书局”。同年10月30日，将周刊发行者“陕西新华书店”改为“新华书店”。从此，新华书店不仅发行《解放》周刊，也开始发行延安解放社初版、重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1938年1月，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规定，一律使用解放社名义出版马列著作，由新华书店总经售。
解放社成立不久，就出版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言论汇编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列宁主义》。这两本书因为通俗易懂，受到了广大干部的欢迎。解放社还先后出版多种马列著作单行本，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成仿吾、徐冰合译）、《法兰西内战》（吴黎平、刘云译）、《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等译）、《哥达纲领批判》（何思敬、徐冰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柏年译）等书。1941年5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解放社选编并出版了《论马恩列斯》一书。
延安最为著名的出版工程就是解放社出版的多卷本“两大丛书”，即“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抗日战争参考丛书”;“两大选集”，即《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
解放社编译出版的《列宁选集》，规模庞大，翻译准确、印刷精良，体现了延安时期马列著作出版工作的最高成就。解放社在《列宁选集》的“序言”中明确指出：
为了帮助中国广大的革命战士和一般先进读者根据列宁本人底基本著作去掌握列宁的学说，以提高自己的政治与理论的水准。原因是列宁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谋求解放底武器——理论与策略，惟有正确地掌握了这一武器，中国革命底胜利，才会有充分的保证。
解放社编译的《列宁选集》原计划出版20卷，后来实际出版了16卷，17卷、18卷未翻译完，19卷、20卷已经打好纸型，即将付梓。非常可惜的是，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的军队进攻延安，中宣部宣传科副科长、翻译家张仲实将《列宁选集》第19、20卷纸型埋在瓦窑堡永坪一带，后被胡宗南军队挖出毁掉了。
延安时期党的马列主义著作的出版工作达到了空前繁荣。据统计，仅解放社在抗战时期出版图书125种，其中马克思著作（含马恩合著）出版11种，恩格斯著作出版4种，列宁著作出版11种，斯大林著作出版9种，季米特洛夫著作出版1种，关于马列主义论述与研究著作9种，总共43种，占全部出版图书的34.4%。多卷本的《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各做一种统计，若按册数统计，比例还要大。[15]如果没有比较完善成熟的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工作体系，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图书出版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延安时期马列主义著作出版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更加注重译介的系统化。解放社出版的由马列学院编译部编译的多卷本“马克思恩格斯丛书”（9种）、《列宁选集》（16卷）、和《斯大林选集》（5卷），马、恩、列、斯的著作都有精选，这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出版史研究专家吴永贵所说：“马列著作的系统化出版，反映了解放社在出版规划上的长期性和出版组织上的周密性，这是以前党的出版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16]可见，为了夺取全面抗战的胜利，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有意识地把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与提高革命者的政治理论水平紧密联系起来，把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武器建设与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联系起来。
六、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出版工作：为掌握全国政权做好理论准备
解放战争时期短短的三年间，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了一大批马列译著，其中包括：《论民族土地问题》（张仲实译）、《卡尔·马克思》（博古译）、《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解放社选编）、《土地问题理论》（曹葆华译）、《论国家》（何锡麟译）、《论民族殖民地问题》（张仲实译）、《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曹葆华译）、《哲学底贫困》（何思敬译）等书。
1949年，为适应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党中央决定编辑一套干部学习的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特地为这套书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这套图书共计12本，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干部必读”丛书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一年的时间里，印行总数达300万套，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读书。对于学习这12本书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明确指出：“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應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7]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马列主义著作出版工作，对培养干部政治素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为我党即将在全国范围内掌握政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引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列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更广泛的传播和马列主义著作出版更大高潮的到来。
从192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2本“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的马列译著，到1949年的12本“干部必读”，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只有数十名党员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50万名党员和550万人民军队、并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大党。在此过程中，党的图书出版事业为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日益成熟和理论积淀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全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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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树泉.毛泽东定“干部必读”[N].人民日报，2019-09-08.
（作者单位系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