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路径探究
王洪斌 李毅松
摘要：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艺发展的基因。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对当前的文艺创作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保证。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应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实现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创造性转换；应在全球化时代，掌握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话语权；应在信息化时代，利用数字技术传播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应将其建立在人民大众的生活基础之上，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艺术创造。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1]，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此次座谈会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文艺界对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概念、内涵、民族学理特征，以及标识、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的当代意义等内容进行了阐释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对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的具体路径的研究仍然较为薄弱。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创造性转化、话语权建构、数字技术运用、生活性与实践性等方面，对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的路径进行探讨，以供学界参考。
一、跟上新的时代，实现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创造性转换
中华民族经过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共同培育了独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学所体现的美学精神和中华艺术所体现的艺术精神，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博大精深，内涵深刻——中华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是两个不同概念，但联系密切，很多重要范畴（如意境、情趣、气韵、形神等）是一致的，我国对传统美学的阐释往往依托艺术进行，具有浓郁的艺术美学色彩，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艺术的内核之一，中华艺术以美学精神来映照艺术精神、以美学精神来引领艺术实践。概括起来，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主客、心物、情景交融的审美关系。二是倡导包容和谐的理念，儒、释、道并行不悖。三是具有出世入世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倡导世外桃园般的超逸、虚静与洒脱；另一方面又关照现实世界，洞察人间情怀，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担当精神。这反映了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具有思想性、艺术性、精神性，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文艺对真善美的追求和融合，审美与教化的有机结合。[2]可见，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在世界美学和艺术发展史中，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而且具有当代价值和普遍性意义。
晚清以降，中国门户被迫打开，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在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影响下，西方美学和艺术也传播到中国，不同的美学和艺术观在这里碰撞、交锋和融合，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国学、美学大师和不少文艺理论家都运用西方文艺学说对中西文艺思想进行了比較和参照，这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现代性转换起到了重要作用。王国维继承了康德的超功利美学观，认为审美和艺术在本质上是超功利的，批判了封建美学传统，主张审美要摆脱物质欲望和功利主义的束缚；梁启超也强调从无功利的生活中发现美，主张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3]新中国建立之前，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参照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来阐释中国美学精神，用西方的“表现说”来解释意境，认为在诗、艺术的境界中，情感表现于意象，被表现者是情感，表现者是意象，情感、意象经心的综合（即直觉）而融为一体，就构成意境，以期构建中西结合的文艺心理学和诗学体系[4]。宗白华从中西美学精神和审美经验的比较研究中，对中华美学精神特别是意境也进行了创造性的挖掘。他认为，“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5]，意境无非是借自然景象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以窥见自我最深的心灵律动。宗白华还认为，艺术意境并非单纯地写实，不是平面地再现自然，而是一个有层次的创造。他指出，“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6]，第一层次是写直观的形象，第二层次是传神，第三层次是妙悟，艺术家将点、线、光、色、形体、声音和文字组合成有机谐和的艺术形式，以表达意境[7]。以上学者尽管探索的侧重点和方式不同，但都是通过借鉴西学以推动中华传统美学和艺术精神的创造性发展。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李泽厚等美学大师的推动和引导下，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得到了进一步阐释与现代性转换，对中西美学的看法也更为全面和客观。
回顾近百年来我们在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上所走过的道路及其经验教训，可以看出，要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好中西关系、古今关系：既不能以西格中，套用西方美学和西文艺术的观念、范畴、术语来阐释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抹杀两者之间的差异；也不能因循守旧、不分良莠，不加区别地全盘继承固有的传统。在当代，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树立全球化的视野，善于利用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西方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中科学、合理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实践，对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进行创造性转换，并赋予其时代内涵和意义，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艺术理论及其话语体系。
二、在全球化时代，掌握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话语权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独特而丰厚的美学思想、理论、范式和艺术精神，它们是中华民族以独特的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表征，尤其是其天人合一的和谐包容理念，既出世又入世的人间情怀，以及营造意象的诗意品性，更在世界美学和艺术精神发展史上具有独特魅力。惟其如此，丝绸之路才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象征。这条商贸之路的文化交流作用远超商品流通的意义和影响，不仅欧洲、非洲、中西亚等文明借由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同时中国文明也远播四方。在一个相对隔绝的时代，东西方借由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异常频繁。例如，早在汉唐时期，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文化就通过不同的路线和途径传入中国，同时，外来音乐、舞蹈、文学、艺术也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文明的传播是双向的，中国化的佛教与本土的儒教、道教、民间信仰也经丝绸之路向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传播。伴随着丝路贸易，瓷器、丝绸、屏风、扇子上的绘画风格、音乐、舞蹈等都对丝路沿线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明清时期，海上丝路的繁荣，伴随大宗远洋商品贸易的发展，中国元素更是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风格的流行与欧洲中上流社会对中国商品及其风格的狂热追捧就是明证。[8]
然而，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完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推行强权政治和殖民霸权政策，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近代中国衰落了，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政治上从中心走向边缘，在世界上逐渐失去了话语权。同样，在中国的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也确立了以西学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部分国人和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说产生怀疑和动摇，认为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最终导致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而西学的传入正好满足了当时知识分子改变中国困局的迫切需求。20世纪初，伴随着西学的席卷中国，西方美学思潮和文艺理论也传播到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对此迅速作出了回应，其中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全盘西化，接受西方美学理论和艺术，用以改造中国艺术，改变颓势。但宗白华、朱光潜、滕固、马采等学者则辩证地看待西方文化：一方面，他们对实证主义美学等西方最新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进行了翻译和介绍，打开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的眼界；另一方面，他们立足中华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现实，通过对中西美学和艺术进行比较研究来把握中国美学和艺术的范畴、命题，从而开创了中国美学和艺术的新局面。现代早期美学和艺术理论界对西方美学和艺术中国化的阐释及其对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创造性转化等方面的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为中国美学和艺术发展提供了新术语、新思维，而且留住了中华传统美学和艺术的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学和艺术界一度深受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的影响，一批苏联的美学和艺术著作被翻译到中国，而西方仅有列斐伏尔的《美学概论》、丹纳的《艺术哲学》等少量美学和艺术著作被介绍到中国。在苏联和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学术界产生了短暂的美学热，并产生了像李泽厚这样的大美学家。“文革”时期，美学和文艺成为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整体上处于停滞、徘徊阶段，走了许多弯路，经受了许多曲折。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文艺界进行了拨乱反正，并深入思考了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实质；另一方面，中国文艺界加强了与世界文艺界的交流和互动，美学和艺术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要想在世界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充分发挥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话语权的构建与把握日益重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经济上的硬实力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创造了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适时提出学术话语权的构建问题，正是为了破解西方对学术话语权的垄断，因为学术话语权的构建对于中国软实力、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近百年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历程表明，要增強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话语权，首先路径选择必须正确。要将植根传统、立足现实与借鉴国外优秀文化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与传统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与世界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以及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次，要有理论上的自觉。要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就必须进一步提高理论自觉，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甚至成为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掮客。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广泛使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美学、图像学、观念美术等理论来阐释中国艺术，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迷失了方向，缺乏社会责任感，失去了中华传统美学和艺术根基，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和伟大变革、对人民大众的鲜活生活视而不见，这样的美学精神和艺术理论就缺乏活力，没有生机。坚持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理论自觉，攀登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权，这是历史与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文艺持续健康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信，在21世纪，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必定能为人类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促进和谐世界建设开出一剂良方。
三、在信息化时代，利用数字技术传播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
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正席卷全球，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文化、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网络空间文化保留、释放了人的个性，提供了民主和平等的交流工具，并创造了无限的可能和海量的信息，因而为大众所喜爱。网络空间、电子媒介等数字技术正在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数字技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信息化时代，从网络上获得和传播艺术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1990年代，美国纽约的古根汉姆博物馆最早发起了网上展览，开始进行用数字化传播艺术的尝试。现在，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在网上设立展览厅以展示其藏品；许多艺术家都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介与公众分享其创作，传播其艺术作品和创作观念。因此，要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就必须充分利用好数字技术，发挥好“互联网+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优势，大力发展网络文艺，占领网络阵地，视觉文化和文艺理论双管齐下，以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
其一，通过网络展现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强化网民对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理解。例如，绘画方面，自北宋以来，在绘画上题诗落印以展现诗情画意已成为中国的一种传统绘画形式；除了笔墨，诗意也成为品评传统中国画的又一标准。通过在网络上展览、宣传这种独具特色的中国艺术能很好地传播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具体而言，在网上展示诸如清代画家王翚（1632—1717）的《唐人诗意图》、王时敏（1592—1680）的《杜陵诗意图册》等绘画作品，能很好地传达中华美学精神中的“天人合一”、艺术精神中的意境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民族特性。[9]
其二，通过互联网促进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研究与交流。互联网使得学术研究和交流更为便捷，通过各类数据库和搜索引擎，我们能获得文艺学、美学论文等各种艺术资源，这可有利地促进文艺的繁荣，特别是文艺理论的研究和阐释。各种论坛、网络空间也为文艺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交流的便捷平台，在这里，艺术理论和思潮的激荡、碰撞，可极大地丰富文艺理论和评论。在民主化的网络空间，不再有文艺权威，有的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这有利于文艺批评的发展。
四、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应建立在人民大众的生活基础之上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一方面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生命意识和诗情画意，另一方面主张通过文艺去关照自然，体悟人生，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因此，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不仅是出世的，而且也是入世的。中国哲人主张在现世人生的人间情怀中体味精神美感，使这种美感植根于历史的实践和人民的生活这片沃土之中。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前提条件是传承，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许多独具中华特色的绝艺、绝技濒临失传境地，而这些绝艺、绝技往往是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载体。没有了这些载体，传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我们应充分保护祖先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活化，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作用，培养更多的文艺接班人，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艺术后继有人。另外，应深入研究最能表现中华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的文艺家、美学家的技能、思想观念和文艺精神，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新的创造、创作提供重要的借鉴资源和养分。
在继承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基础上，还必须对其进行创新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人民大众鲜活的生活基础之上。早在三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孟子就形成了在宇宙自然、人伦道德、社会文化中把握、阐释美学和艺术的传统。到了近代，王国维、梁启超更是从人生与美学、艺术的关系上去看待中华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延安时期，毛泽东也非常关注文艺创作与文学理論的发展，号召文艺家与群众相结合、与时代相结合，文学艺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当前文艺创作脱离生活、脱离实践、脱离人民等问题，习近平指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取决于是否能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10]
可见，文艺创作要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既体现了中华美学与艺术的入世精神，也是让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之必需。只有建立在生活基础上的文艺创作和教育，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才能更好地理解文艺是人与人之间重要的交流工具，才能更好地理解文艺既有自在的也有他在的价值与意义，才能更好地从个体和集体两方面表达自我，发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价值与方式。
五、结语
在21世纪，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独特性、稀缺性和重要性已越来越凸显，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已成为一个时代课题。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表现出来的本土性、历史语境、现实性和世界性，必然要求我们要与时俱进，创造性地转换中华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对艺术现象和美的事物进行回应和阐释；必然要求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掌握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话语权，为美学和艺术活动制定规则和标准，扩大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影响力；必然要求我们在信息化时代，利用数字技术传达与传播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传承发展中华美学与艺术；必然要求我们将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传承弘扬建立在人民的现实生活之上，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艺术创造。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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