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的再生产
摘 要：以民族学、社会学角度，分析太平天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及亲属制度，剖析周锡能为内应谋反一案的经过始末，以周锡能所牵扯人员及其行为选择结果出发，探讨了差序格局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体现，得出了太平军前期组织以地域联结，重视地缘与亲缘观念，印证了费老的“差序格局”的精髓论断。
关键词：太平天国;亲属制度;差序格局
关于太平天国研究，前辈学人著述颇丰，但少有人审视太平天国背后的民族学、社会学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太平天国前期组织结构，亲属制度及其再生产，利用太平天国文书、前辈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及民族学、社会学相关理论，从周锡能案反叛一案入手，剖析了太平天国亲属制度的内核，也验证了差序格局在太平天国前期的总体性呈现。
一、金田起义及太平军初期组织情况
1.金田团营与起义时间
关于金田起义时间，学界向来讨论极多，经过太平天国史众大家的考证辨析，脉络渐为清晰，但是结果仍是莫衷一是。近年，夏春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金田起义是一个系列的过程，洪秀全最晚在乙酉年（1849）年冬已秘密称王，次年二月黄袍加身，庚戌年六月下旬，萧朝贵组织会众到金田团营，准备起事，各地首领便组织会众前往金田团营，主要有贵县石达开、陆川赖九、博白黄文金、象州谭要、平南县花洲、广东信宜凌十八等。他们陆续组织会众前往金田团营，路上与清军及团练相遇，发生激战，这一过程中，杨秀清下令进军花洲，解救被困在胡以晃家的洪秀全，与清方地方团练接仗并胜利把洪秀全接到金田后，会众在庚戌十二月初十日天王洪秀全生日庆祝起义成功，这一个过程称为金田起义。
2.太平军人员构成与组织特点
上文可以得出，太平军在各县均有主要负责人，在金田集合的命令下达后，各地的会众均向金田方向集合，最后汇聚在一起，庆祝金田起义的胜利。1851年1月11日，这天是洪秀全38岁的生日，这时汇聚到金田的万余人是：金田及其附近入营的千余人;紫荆山、鹏隘山入营的两千人;贵县赐谷村百余人，贵县土来械斗失败后的三千余客家人;石达开在龙山及往金田路上召集的四千人，矿工一千余人;陆川、博白、玉林入营的数千人;桂平、平南、象州的数千人。太平军初期便以地域为基准单位组织在一起，具有明显的地缘联结特征。笔者的这一论断亦有太平天国文书相印证，在太平天国官书，介绍太平天国军队编制组成结构的《太平军目》一书中，则详细列举了太平军的军事组织结构及军旗，其中“旗分五色”，丞相旗以下均为三角旗，翼王旗至东西南北四军师旗皆是四方旗。在三角旗上，则体现三个要素：地域、旗色、职务。比如，书中以黄旗为例，旗上所列文字 “太平广西贵县黄旗 军帅”“太平广东归善黄旗 前营师帅”“太平湖南道州黄旗 前营 前旅帅”“太平广西桂平黄旗 前营 前一卒长”等。太平天国习惯于使用前中后左右、东西南北中、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干地支等词语。从以上所列几例，可以清晰的看出，太平军前期组织结构中浓厚的地域色彩。形成这种具有浓厚地域观念的组织形式，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状况的形成与拜上帝教的传播特点有关，前文以述，拜上帝教在广西的传播，冯云山居功至伟，他不辞辛劳，独自一人入紫荆山，先是给人拾粪做工、后经人介绍入馆教书，他利用教书作为掩护，到处教导人们敬拜上帝，独自走访、传教。为了避人耳目，传教行为必然隐蔽且谨慎，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即使如此，随着拜上帝教的传播范围益广，受众信徒益多，依然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拜上帝教传播人员单一，传播行为隐蔽，教众之间彼此联系不紧密的特点，体现在金田团营后，各地会众行动不一，有快有慢。从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就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述中国人的差序格局所说：“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这样，以血缘、亲缘、地缘等因素，以亲疏远近为标准，框定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组织区位辨识度，精准定位了个人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太平军就是这样以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凝结而成，太平军的组成复杂，有以血缘、家族为纽带团结在一起的，如贵县土客械斗失败后拖家带口上紫荆山的贵县三千余客家人，更多的是以地域为组织单位，加入金田团营的，这一点，在各种地方志及太平天国官书中有直观的体现，兹不再赘述。综上所得，在拜上帝会决定起义，萧朝贵派人联络各地徒众汇聚起来，前往金田参加起义。各地会众按地域划分，先后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来，为了方便组织与管理，太平军便以地理区域为组织原则基准，将各地的会众编制起来，这种方式一方面利于管理，因为彼此之间差距较小，况且因距离较其他地区为近，互相联络方便，有些人拖家带口而来，在相同地域区位基础上，还有血缘与业缘联结其中。但是，彼此之间复杂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犬牙交错，个人的选择深受以上各因素的影响，加深了太平军的管理难度，也对太平军组织本身产生了离心力。
二、太平天国亲属制度的差序格局
太平天国虽然是以基督教为蓝本，杂糅中国传统文化及地方文化混合而成的新宗教，旨在摒弃一切旧时陋习，虽然愿望是好的，但是中国数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在称呼方面，虽然洪秀全强调天下人人平等，互相以姐妹相称，但是仍然有很强的等级性。洪秀全自称是天父命其下凡“斩邪留正”，洪秀全不但在人间有家庭，在天堂亦有家庭。经过天父、天兄下凡确认过的人，都是洪秀全天上家庭的成员，彼此以兄弟相称，洪秀全对天堂之兄弟与人间之兄弟，无论是称呼还是态度上，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永安封的五王，洪秀全称呼他们为“清胞”“贵妹夫”“正胞”“山胞”“达胞”，四王则称呼天王为“二兄”，天王与诸王的亲属有独立的称呼，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洪秀全按照诸王与其在天堂上的亲疏关系来厘定人间的社会关系，便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太平天国前期各种制度中，均能体现出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子，与拜上帝教所宣扬的人人平等、众生平等相互矛盾。太平天国自身对于娶妻有严格限制，普通人不能娶妻，有官职的可以娶一个妻子，而诸王却不受限制。太平军内部要分设男营、女营，互相隔开。所到之处，男女要分开，成立男馆、女馆，按照太平天国军事组织形式管理。十条天国十款天条第七款便是“不好奸邪淫乱”即使夫妻之间也不能行房，如有违者，夫妻杀头，而诸王不在此列。太平天国的亲属制度也明显具有以基督教义为外壳而中华传统文化为底色的混合色彩，虽然洪秀全力图建立一个“上帝天国”，然而其組织本身却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
三、周锡能叛变案始末
所谓周锡能叛变案，因为是东王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亲自审问之案，在太平天国官书《天父下凡诏书》中有详细记载，自杨秀清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三月初三假托天父下凡，笼络会众后，迅速成为拜上帝教的领导核心。不久，萧朝贵也利用天兄耶稣身份下凡指导“太平事”（即起义事），三月初三这一天被天王洪秀全定为“爷降节”，九月初九被定为“哥降节”，而天父下凡、天兄下凡所说所做的一切事，太平天国有专人负责记录并呈报天王审阅，天王看后同意便盖玺旨准刊刻，颁行天下，这就是《天父下凡诏书》《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的由来。现仅存《天父下凡诏书》一卷，这一卷便是讲述天父下凡，亲自识破周锡能投降清朝做内应，准备里应外合清军攻城的事。事后周锡能一家被杀，案件相关人员被处罚。事件本身并不复杂，根据《天父圣旨》所载，辛开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时太平军已攻克永安数月，前几天，天王刚刚下诏，分封东、西、南、北、翼五王。之前自告奋勇回博白县拉人入伙的周锡能也已回来数天，向诸王汇报了回乡拉人入伙的成绩，诸王正准备向东王汇报周锡能有功，请求封赏，天父突然下凡，命锁拿周锡能，天父亲自审问。天父先夸耀了一番自己的能耐，叙说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劝周锡能自己自首，周锡能抵赖，说并无亏心之事，天父又问周锡能所带博白一百九十余弟兄何在，为何只是周锡能、朱锡琨叔朱八，锡能外甥陈五三人回来？周锡能解释说众兄弟投入清军营中，自己三人逃脱回来。天父一直让周锡能自己将前因后果如实说来，否则难饶也。周锡能一方面恐罪大难逃，另一面也心存侥幸，始终不承认自己已叛变投敌之事。天父便指出他们昨夜与朱锡琨、黄文安秘密交流之事，还有周锡能与妻子所说的话，周锡能依旧抵赖。天父便叫传朱锡琨、黄文安，询问二人与周锡能聊天内容，朱锡琨、黄文安便将周锡能叛变投敌作内应，四处观察军情，接受赛尚阿的六品顶戴之事，赛尚阿看正面对阵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便一方面派人作内应，拉拢叛变，一方面派遣太平军中高级将领的亲戚为刺客，相机行刺。二人未提前将此事告知东王，只是被天父询问方才和盘托出，均被天父打了一百军棍，其中朱锡琨身为监军，玩忽职守，又加一百。最后周锡能一家处斩，朱锡琨知情不报，枷锁示众。笔者阅读此材料时，便思考一个问题，为何周锡能要把如此重大的秘密告知朱锡琨、黄文安两人呢，而两人在听到秘密后，却没有第一时间告发，只是在天父问起时才说出前因后果，因此受到惩处。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缄口不言，而不是像他们说的来不及汇报呢？这里面一定有内在逻辑导致两位太平军中高级将领对叛徒作内应一事反应迟钝。在《太平天国史》中，罗尔纲先生明确考证出周锡能、朱锡琨均为广西博白县人，况且周锡能所带朱八还是朱锡琨亲叔。黄文安的籍贯，史无明载，根据郭奉孝发现黄文安的儿子黄朋生口碑说，是广西玉林州博白县人。事情到此，内在逻辑已经清晰：周锡能从博白县参加金田团营，又自愿回乡拉拢会众，路上入清营投敌，甘当内应，清方统帅赛尚阿大喜过望，立即赏其六品顶戴，并派周锡能的外甥陈五及朱锡琨的亲叔朱八共谋此事。入营后周锡能一方面四处打探军营情况，一方面将自身情况向博白老乡朱锡琨、黄文安和盘托出，朱锡琨、黄文安出于各种考虑，可能受其中“亲谊”“乡谊”的影响，导致二人未能将同乡周锡能叛变投敌之事第一时间报告东王，事情被东王识破后，周锡能一家及朱八、陈五处斩，朱锡琨杖二百，枷锁示众、黄文安杖一百。可见就如马戎所言，中国差序格局与西方的“团体格局”有显著区别的根本原因，是孕育两者的文化背景迥然相异，一个人的名声的好坏，不是取决于什么客观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个人是否妥善处理好与自身周围其他的人关系。中国自古而今数千年，深受儒家观念的影响，有其内在的深刻社会基础。一方面有其自身的文化运转要求，儒家通过个人与家、与国、与天下的秩序定位，而人与人的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其他关系不过是拟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家”这个范围中，家长不仅占据伦理道德高位，又具有资源分配的能力。差序格局自然有其深刻的社会伦理价值与经济驱动力，它可以独立进行运转，体现在社会各个方面。
四、余论
最后，笔者想探讨朱、黄二人选择背后的文化因素，周锡能、朱锡琨、黄文安他们虽然不是处于太平军核心组织中的最内圈，然而相比于其他关系，在以地域为联结单位、由不同地区的人员构成的太平军内，他们又处于这种格局的内圈。从社会组织角度来说，朱、黄二人作为周锡能的老乡，他们具有共同的地域观念，行为价值判断的背后难免受到地域观念的影响，前文所述，虽然太平军组织内部严禁倒戈投敌的行为，但是太平军整体组织也是可以视作一个拟化的人，太平军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是呈现一个波浪式的关系，具有空间性与时间性，每个人在“差序格局”中的关系，都是在进行动态调整并且具有短暂的静止。比如，朱锡琨、黄文安两个人算是太平军内部中高级将领，与太平军的距离，自然就比官职小于他们的周锡能近，所以周锡能无法达到自我满足，投靠清廷。这是从政治层面，如果从文化方面来看，周锡能是二人的老乡，又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三人的关系虽然史无明文，但是周锡能作内应这种冒生命危险的事情，自然不会轻易跟别人说，只会选择与其关系非同一般的人，值得这种生死大事相托之人，必然非一般关系能比，必然有深厚的感情扭结。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周锡能所托不误，虽然周锡能投敌作为内应事情暴露，但是并不是朱锡琨、黄文安二人告密，而是被杨秀清用其他手段侦知的，朱锡琨、黄文安二人因为知情不报，玩忽职守也因此受到牵连与惩罚。朱锡琨、黄文安二人没有告密的原因，不外乎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二人与周锡能深厚的关系因素;二是涉及到二人的社会评价，举报朋友虽然会获得太平军高层的赞扬，但是其他人对二人的行为可能产生不满，认为其为了利益出卖朋友，会影响其他人的评价，背负道德的压力，付出社会成本。
参考文献：
[1]夏春涛.洪秀全登极暨金田起义时间考释.[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2]饶仁坤 陈仁华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3]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5]郭奉孝.太平天国望王黄文安后裔口碑考[J].学术月刊，1960
[7]马 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8]童 星，瞿 华.差序格局的结构及其制度关联性[J].南京社会科学，2010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作者简介：张旭（1990—），男，汉族，河南信阳人，湖北民族民族大学民族学與社会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