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视角下《三世》中劳瑞的追求与困顿

    林昌楚

    【摘 要】温迪·华瑟斯廷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三世》同样延续其以往的写作风格与题材，讲述了美国女性知识分子在步入人生“第三阶段”时面临家庭与自我追求的两难抉择。论文以女性身份认同理论为参照，分析以劳瑞·詹姆斯为代表的中年女性知识分子在人生“第三阶段”遭遇认同危机时的内省与身份诉求。

    【关键词】《三世》;温迪·华瑟斯廷;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06-0010-03

    《三世》是美国当代剧作家温迪·华瑟斯廷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被评论家认为是继《罗森韦格姊妹》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该剧表现一位大学教授在 54 岁时反思自己一度坚守的信念、原则和价值观，将对女性自我的探索推向了女性生命周期的第三个阶段。[1]69 《三世》的男主人公是伍德森·布尔三世。“三”这个数字含义巧妙，它不仅仅是一个主人公的名字，也预示着女主人公劳瑞在处于生命第三个阶段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做出的改变。这在后来南希与劳瑞的对话中得到了验证，南希说：“如果我有机会真正度过我生命的第三个阶段，我必须尝试不同的方式。”劳瑞说：“但是在生命的第三部分开始喜欢身边的一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2]85围绕女主角劳瑞，延伸出三对矛盾关系——劳瑞与学生伍德森·布尔三世、与女儿艾米丽、与父亲杰克，从而展现出劳瑞在剧中拥有的三重社会身份：女性学者、母亲与女儿。因此，本文将探究处于中年危机的劳瑞面对的各种身份危机以及她对自我认同的追求。

    身份认同问题自诞生以来，各方学者对其的讨论就未停止过，导致其理论内容也是历久弥新，而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它也常常被翻译为“身份”“认同”“同一”“同一性”等，一般来说，可分为自我认同、社会认同两种基本类型。显然，社会认同包含着一个集体的维度，标示出个人是如何与其他人“相同”的，自我认同则把人们区分为各不相同的个体。正是由于对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注，使得身份认同成为女性主义批评关注的核心问题。对女性主义批评而言，既需要把妇女团结在同一性的旗帜下，又需要建构具有差异性的女性主体。如果说身份认同关注的是个体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女性主义关注的则是有性别的个体与他人的关系。[3]87+88 21世纪初，传统的信仰和思维方式受到现代人的质疑。人们迷失在自我中，前路迷茫。面对所有的变化和不确定性，人们可能怀疑自己的身份并表现出焦虑。当旧价值体系无法适应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甚至产生冲突时，就会形成对身份认同的压迫，导致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的驱使下，个人的身份处于危机之中，失去了自我价值、归属感，甚至存在的意义。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个人需要建立自己的新身份，找到自己的新意义，这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反观华瑟斯廷最著名的作品《海蒂编年史》（The Heidi Chronicles，1998），其传达出的女性主义思想就是华瑟斯廷的主要创作取向。华瑟斯廷作品最大的价值在于展现了女性的身份危机。[4]9华瑟斯廷成长于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浪潮中，她见证了女权运动的浮浮沉沉，深受感触。[5]16而《三世》中的劳瑞也是其作品中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她更是在中年之际陷入身份危机的泥潭，下面从劳瑞的三个角色分析其遭遇的身份危机。

    一、立场固化的女性学者

    主角劳瑞·詹姆斯在一所具有进步精神的新英格兰学院工作，是一名受到尊敬的女性主义学者。进入人生第三阶段后，她的立场比以往任何一个阶段更加敏感与固执，表现在她对莎士比亚作品《李尔王》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她的学生伍德森·布尔三世思维活躍、年轻气盛，写了一篇论文驳斥劳瑞的观点。劳瑞不分青红皂白，直接指责他这篇文章是剽窃而来。在这对关系中，劳瑞的社会身份是“教授”，或者是“成功的女性知识分子”。社会身份认同强调的是社会属性，既指别人赋予某个人的属性，又是将某个人与具有相同属性的其他人联系起来的纽带。[6]38 因此，作为一名教授，她的身份认同最主要体现在自己的教学科研成果上，而与学生之间的关联便成了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的一种关系。在课堂上，劳瑞坚持认为 “李尔是一个又笨又自恋的老男人”，而他的长女与次女哄骗他是“正确的”[2]72 。作为一名自由女性主义学者，劳瑞深受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影响，高举自由女性主义旗帜，倡导自由、平等、完美等理想，呼吁女性通过教育与理性构建主体性。[7]10 但这位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极强的白人女教授遇到了自己最鄙视的一种人——一位白人男性布尔三世。思想敏捷但保守的布尔三世用机敏的语言批判揭露自由女性主义自以为是的正义，让劳瑞的价值观与身份认同第一次受到强烈冲击。为了维护自己的思想立场，劳瑞坚持让布尔三世在学院的学术委员会进行陈述。而此时，她的好友兼同事南希也责怪劳瑞太过苛刻，毁了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新思想的诞生。面对学生与同事的双重否认，劳瑞对“女性学者”身份产生认同危机。她第一次在学术委员会与布尔三世争辩时严肃地说道：“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出了一些问题。而我所知道的改变这一切的办法就是指出伍德森·布尔三世的论文是抄袭的。如果我不能行使这项权力，那么我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2]80此处，劳瑞第一次谈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教师这个群体本要爱护学生，做学术繁荣的先锋，而劳瑞的自我认同让她十分固执地坚持自己老旧的思想与学术观念，与当时不断更迭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剧烈的冲突。综上，一个前半生并且将继续奋斗在教学和学术一线的教授，把坚决维护自身多年学术观点和成果及学术公平公正作为己任，并且以此当作自身还能够产生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但是坚持也是固执，现代新思潮不断冲击着她的观念，让她渐渐陷入身份危机的泥潭。在开学第一课时，她鼓励学生“大声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不要害怕反驳我的观点”[2]72，事实上，她的观念已经固化在20世纪60年代，构成一种固执己见。当一位白人男性摔跤运动员学生对她的观点提出异议时，她并没有从学理上去审视学生的观点，而是带着偏见从性别、族裔和身份对其报以成见。

    二、纠结矛盾的母亲形象

    在现代，越来越多的父母倾向于将自己的梦想或期望强加给孩子，这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变得不自然甚至扭曲。父亲或母亲的社会认同需要通过他（她）与子女的关系来证实，因此，这种关系的破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已为人父母的这一人群无法实现这一社会身份的认同，并且还陷入不同程度的身份危机。

    在劳瑞的家庭中，她与小女儿艾米丽的关系便是如此。劳瑞在与自己幻想的心理医生吐露心声时，说道：“我不得不因为艾米丽的离开而调整自我……我的孩子也有很好的成绩……” [2]78，两个优秀的女儿让她引以为豪，但她也与大多数中年母亲一样，希望孩子长成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她与艾米丽的一次夜谈表明了劳瑞更加进退维谷的处境，话题延伸至艾米丽和她姐姐的情感问题，艾米丽想退学，和她的银行出纳员男友同居。这种想法不仅完全违背了劳瑞的意愿，更是直接触动了劳瑞身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敏感的神经，尤其是在了解到艾米丽男友的现状后，更是嗤之以鼻。与此形成对比，劳瑞对大女儿与她的女友关系却相当支持，全然不顾大女儿的女友正在背叛她，表示“与我无关” [2]74+83。对于两个女儿情感截然不同的态度也证明了此时的劳瑞处于窘迫的境地——如何保持和孩子的界限。另外，正处于青春期的艾米丽，正是个性张扬的时期，她的价值观与劳瑞固化落后的价值观激烈碰撞，谈话最后她直白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想要逃离你的世界，妈妈。我不想要根据一个人的学校、影响力或是成功在《纽约书评网》发表了最新的论文来判定一个人的好坏。”“这是我不成为你的机会。”[2]83孩子们根据劳瑞为她们规划好的路线一步一个脚印长大，也考入了优秀的大学，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事。而这么一个控制欲极强而且固步自封的母亲，长久以来以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来判定一个人，她希望女儿按照自己规划好的路线生活，而艾米丽不想活成她母亲的样子。再者，劳瑞骨子里流淌着的女性主义血液促使她对于教育女儿充满着无比自信与坚定。艾米丽的成长就像一棵树苗，在大树的庇护与引领下一路向上，但是不断强壮的枝丫终有一天会突破大树的界限。“母亲”这一身份本应该具有“母性”，爱护孩子，而劳瑞并非如此，占有主导地位的自我身份认同压制着社会身份认同，产生了一种不合理的养育方式，危机在日积月累中渐渐形成。

    与布尔三世之间的冲突相类似，这一层矛盾也是年轻一代的思想与20世纪60年代固化思想的碰撞，但是相较于面对布尔三世时的无礼顽固甚至病态，这位母亲身上还是有柔软的品质。最触动人心的情节是艾米丽从大学回来时发现自己的房间被改造成父亲的健身房，便质问母亲：“为什么你们不问问我的意见？”劳瑞反驳：“那你为什么没有问问我的意见就这样长大了？”[2]74嘶哑的声音中透露出多少无奈和她对女儿的爱。毫无疑问，劳瑞的这一句反问，暗示了所有中年母亲共同的危机感，尤其是处在西方特有的家庭文化背景下，孩子成年后就会离家打拼，这的确也是中年母亲身份危机的一个诱因。

    三、自始至终的看护人角色

    对比其他两种关系，劳瑞与父亲的关系反而是剧中最为和谐的。年迈的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脑海中只存留了些许旧时记忆，但他还清楚地记得“劳瑞是我最喜爱的孩子”，还能清楚地感知到劳瑞对他的付出，甚至还想继续照顾劳瑞。[2]74 而劳瑞对待父亲也更加耐心，为父亲专门买了一个新的传呼机来与警察保持联系，以防父亲走失，甚至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为了满足已经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要求，与他在学院的书店外一起跳舞。[2]86 纵观全剧，只有在父亲面前劳瑞才卸下所有防备，全力担起“女儿”和“看护人”的身份。然而和谐背后总是隐藏着危机，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病人一般都生命有限，这一点劳瑞比谁都清楚，她正面临着至亲随时都可能离去的死亡危机。中年女性危机除了心态的转变外，身体各项机能的衰弱也是压垮她们的一座大山。衰弱最终的归宿就是死亡，而父母是挡在死神面前的一堵墙，这堵墙倒了，人就能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归宿。她预知到了年老体衰的父亲的离开，她也害怕死亡，她在寻求最后的心理安慰，在如此处境下，劳瑞选择了尽自己所能满足父亲一些看起来近乎为失常的请求。作者华瑟斯廷在创作这部作品时身患淋巴癌，死神也在临近，她同时还要照顾自己幼小的女儿，也许对死亡的觀念在劳瑞身上有一定程度的投射。而劳瑞对父亲的不离不弃恰如《李尔王》中小女儿考狄利娅对父亲的不离不弃。直到最后一幕布尔三世再问起劳瑞与父亲的关系时，劳瑞说：“我相信，我人生的大部分如果要是像个孩子一样，能够认为自己在一个安全的世界里的话，是因为我父亲也在。”[2]87因此这层身份危机具有特殊性，并非是两种文化的冲突，而是由长辈的生老病死带来的。

    四、结语

    全剧以劳瑞与布尔三世道歉和告别作为结尾，她说：“自我保护有时候也会成为枷锁。”[2]87这也是劳瑞自我认同开始发生变化的标志。“身份认同……是一种建构，一个永远未完成的过程—— 总是在建构中。……像所有重要的实践一样，身份认同是‘运动的‘延异的。”[8]3劳瑞作为步入中晚年的女性知识分子，其自我依然处于一种不断建构的状态，这是华瑟斯廷在其戏剧作品中一贯坚持的身份立场。同时，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越来越强调文化与制度批判，身份认同也日益成为女权、后殖民等批评流派的主要内容。[6]42 如此背景下，对劳瑞这一人物的研究也能为女性文学批评提供很好的例证。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剖析《三世》女主角劳瑞的行为与心理活动，发现了劳瑞作为步入中晚年的女性知识分子，在中年时遇到的追求与困顿，而劳瑞作为那一时代知识女性和女性主义的典型范例，对其的研究也折射了美国这一人群的心理和生存现况，反映了当时美国戏剧创造潮流的趋向以及女性主义价值观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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