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国家影像呈现：“中国电影学派”的概念内涵与时代使命
中国电影迄今已走过百余年的历史进程，在这一个世纪中，中国电影始终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见证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艰难跨越，我们有必要思考和阐明推动中国电影发展的本质性、引领性力量是什么？中国电影有没有形成一种集体性的精神症候和独特品格？如何在大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下确定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方位？如何在转型升级的困境中实现突围，开辟新路？这些都是中国电影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中国电影学派”命题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
一、中国电影发展的基本态势与时代契机
自融入世界电影市场之后，中国电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国内电影产业处于高速增长期，无论是市场化程度、产业规模、制片数量、票房收入，还是影院和院线建设、投融资规模，都有了质的飞跃。中国在全球电影市场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国内电影市场国产电影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同时，电影产业正在经历从粗放式发展到精细化运作转型，电影类型和题材更加多元化，新的电影业态正在形成，中国电影产业迎来“黄金机遇期”。毫无疑问，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电影市场之一，这也对中国电影自身的发展提出要求。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改革实践和社会转型，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我们需要记录在这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中社会个体的心理诉求和价值依托，需要形成一套反映中国道路和实践的艺术话语体系。正如饶曙光先生所说：“当下中国最复杂、最生动、最具活力的电影实践足以支撑中国人的电影理论思考，足以支撑我们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体系，足以支撑我们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1]
中国电影人始终有建构中国电影主体性的集体自觉。电影于1896年传入中国，仅仅9年以后，中国民族电影业就开始发展。中国电影界很早就开始民族化、本土化的探索，即用电影这种外来的技术形式，讲述中国故事。從影戏到西部片，从《定军山》《孤儿救祖记》到《黄土地》，从“文明戏”到“主流电影”，从“国产电影运动”到“复兴国片”，一代代电影人为探求中国电影发展道路做出了卓绝的努力。今天中国电影界的主体性意识更为突显，一批新生代电影人在迅速成长，为真实、立体而深刻地记录和呈现今日中国，现实主义创作越来越成为主流。与此同时，国产主旋律电影迎来春天，《战狼2》《我和我的祖国》《红海行动》等跻身中国内地电影票房排行榜的前列。从“主旋律”意味着不好看、不卖座、只有社会效益而缺乏经济效益，到“主旋律大片”成为卖点，反映了一个重要趋势，即新时代中国的“新主流电影”正在探索中逐步成熟，创作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电影成为中国电影人集体自觉。在此背景下，电影产业逐渐回归理性，一批关注现实、展现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影片脱颖而出，与好莱坞影片所宣传的大制作、宏大叙事、普世价值形成对照。近年来一批中小制作影片在迅速崛起，如《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富》，反映的是电影院线向一二线以下的城乡地区扩展和下沉之后，中国电影市场的结构性变化。这些电影回应了与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在情感上提供抚慰、互动和对话。相比较而言，一些大投入、大制作的好莱坞大片反而遭到冷遇，这也说明中国电影市场在逐渐回归理性，呼唤更多具有中国问题意识、接地气、直抵人心的作品。
在电影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学术界经历了从补课、追赶到自觉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理论输入中国学术界，这些理论的输入推动了中国文艺界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模式的重构，这个阶段我们对待西方理论的态度是重吸收、轻改造，重学习、轻对话。由于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中国学术界逐渐发现西方理论无法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这种状况进行反思，“失语症”“后殖民”等问题的提出，是这种态度转变的集中体现。[2]事实证明，反思是必要的。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以平等的心态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多元对话，甚至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文化作为一种走出自身理论困境的新的理论资源。新时代的中国不再跟在西方后面奋力追赶，而是逐渐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有自己的话语形式，有自己的价值立场。这恰恰是中国学派形成的必要前提。
二、“中国电影学派”的概念内涵与价值旨归
自2016年正式提出以来，“中国电影学派”的命题在学术界和社会范围内引起了积极的响应和论争。这是一个正在形成和建构中的概念，没有明确的范畴和边界，但关于这个话题的深入思考和开放性论证过程本身，即是一个形塑中国电影主流、引领中国电影发展的过程。
中国电影学派是一个整体性、体系性的概念，侯光明教授提出：“它是指以中国电影的特定形态、创作风格和精神文化内涵等为研究内容，对内传承中国百年电影文脉、对外彰显中国独特文化气质的电影文化共同体。其目标是践行具有鲜明的民族精神和审美趣味的电影创作与学术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美学文化特质的电影学派，以增强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3]贾磊磊教授认为：“中国电影学派是指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系列优秀影片的集合体与一系列理论成就的综合体。它们共同体现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价值、中国风范承传绵延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传统之中，特别是融会贯通在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的肌体之中。”[4]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国电影学派”内涵和外延尚未完全清晰，因此极具包容性：既包括电影创作实践，也包括电影批评和理论研究;既包括对当代中国电影共时性的联合与建构，也包括历时性的回溯与梳理;既期待在国内电影创作界和理论界形成引领力和号召力，也希冀在国际电影界形成具有标识性的国家品牌。勿宁说，它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路途上提供了一种方向性的指引、一个价值坐标。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复杂多元的状态下，形成一种聚合性力量，构建一种具有内聚力、引导力的中国电影品牌。
“学派”之为学派，在于该学派成员有共同的价值立场，有共通的问题意识，有相同的学术旨趣，形成独树一帜的创作思想和理论体系。“中国电影学派”形成的标志，一是有鲜明的国家立场和民族文化特质;二是展现中国人独特的价值世界;三是形成超越性、普适性的世界意义和影响力的电影品牌。
“中国电影学派”的形成标志之一，要有鲜明的国家立场和民族文化特质。“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5]电影作为社会性、形象化、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相关，反映时代变化、见证社会变迁。作为舶来品，无论是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还是中国的电影文艺批评范式都是在西方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概念范式、话语系统和批评方式。多年以来，一种习惯性的认知是“西方代表普遍性，而中国则代表特殊性”，在批评领域的惯用做法是“西方出理论，中国出材料”[6]。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意识到，单靠引入外来资源已经难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以渗透西方价值观的框架来阐释甚至裁剪中国实践，必然削足适履，无法掌握话语权。学生和老师是没有对话资格的，一场高质量对话的展开，一定是在两种异质性的文化主体之间。中国电影“主体性”问题的实质，是立足于中国现实、中国经验、中国实践，植根于对民族性格、精神底蕴、情感属性的认知、形塑和表达，形成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创作风格和理论体系。近年来印度电影、韩国电影崛起，都基于独特的叙事方式和风格化的美学表达。中国电影学派承担国家形象建构的使命，必须坚持自身特色的审美追求、艺术特色。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历史主流和时代精神，每个时代的电影有不同的使命。新时代中国电影需要扎根中国文化土壤，回应重大的时代课题：全面阐述作为一种超大规模、延续至今的原生态文明体的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发展逻辑;深入挖掘中国道路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底蕴和价值内涵;立体地呈现当今中国的重大变化，中国发展进程中呈现的诸多面相和问题;阐明中国价值观为解决现代性难题提供的思想资源等等。只有真正挖掘了电影题材背后的内在文化精神，有充分的文化关怀，才能将电影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引向深入。无论何时，中国本位是中国电影的立身之本，这不仅仅是一种战略性的考量，更是现实要求。只有保持独立的艺术个性和清晰的文化身份，才能在世界电影大潮中勇立潮头。
“中国电影学派”形成标志之二，要能够展现中国人独特的价值世界。无论是电影创作，还是电影理论与批评，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的影响，价值认知的差异决定了中国电影必然呈现与西方电影发展不同的路径和特征。价值观是电影最坚实的内核和灵魂，也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有力保障。今天的中国电影面临双重任务：对内更好地传播国家的价值主张和文化底蕴，凝聚人心、形成共识;对外则需要在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更鲜明有力地向世界表达中国的价值立场。
新时代中国电影的价值塑造需要实现“双维超越”，一方面超越传统价值，寻求现代价值转型;另一方面超越西方电影中的价值诉求，探索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价值建构途径，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价值表达。可以说，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电影学派价值构建的坐标系，前者是纵向的古今价值转换，后者是横向的中外价值对比。更为重要的是在古今中外的价值融通中，展现当今中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所塑造和构建的价值体系。近年来，中国电影在价值观的塑造和呈现上表现出较大的进展。如《流浪地球》用科幻片题材表现了和西方相同主题不同的价值观。面对不再宜居的环境，没有选择抛弃和逃离地球，而是带着地球一起去流浪，反映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民族心理、家国意识和故园情怀。《哪吒之魔童降世》则通过动画电影的形式，用一个古老神话故事展现现代价值，体现了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再如，在欧美电影创作中，往往将个体生命价值视为最高，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在生命的价值之上还有更高的超越性价值，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里的仁和义代表着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追求，是支撑中国人意义系统的精神信仰。在面对重大道德选择的时候，中国人往往会以生命作为代价以捍卫和成就这种道德理想主义，这种价值选择构成主旋律电影的精神内核。当下的中国人经历现代性价值的洗礼，个体生命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异常突显、权利意识异常强烈，如何保持这套传统价值的吸引力？如何更好地传承民族的精神遗产？如何在尊重常理、常情的前提下，在凡俗生活之上构筑超越性价值？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在电影表达中以中华民族的价值信仰为根基，处理中外古今价值观的融通问题。事实上，这套中华价值作为文化基因，一直熔铸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构成了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与情感结构，即便历经数千年，依然能唤起内心深处的共鸣。中国电影学派的核心任务是用主流价值观去构建主流市场、吸引主流观众、塑造主流社会心理，形成中国电影的主流趋势，为中国电影构筑发展坐标。
“中国电影学派”形成标志之三，要形成具有超越性、普适性的世界意义和影响力的电影品牌。坚持中国本位的主体性原则并不意味着对国际化的排斥，而是试图在全球视野下建构中国本土的电影创作和研究范式。中国电影能否在世界电影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形成品牌影响力，取决于是否有让国际电影界普遍认可的高水准作品。如果靠概念化、标签化、模式化的类型，用歪曲化、妖魔化的想象满足国外评委和观众的猎奇心理，进而造成对于中国所代表的东方世界的刻板想象，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之路将越来越逼仄。在当下的世界，在地性与全球性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无法割裂。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需要采取“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与“本土化思考，全球化行动”的双向策略，一方面发挥电影保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保持价值观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适应并善用国际电影贸易规则，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只有拥有世界视野、人类情怀、本土价值，寻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通感，即共通的情感、共通的体验、共通的价值，才能在价值共识中占据人类道义制高点。中国电影学派所推动的创作，是立基于中国自身文化土壤，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当下的，也是永恒的。通过电影展示和传播中华文化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不僅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三、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实践路径
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电影工业体系、人才培育、政策激励、文化氛围等全方位的协调共建。中国电影学派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以激发中国电影的内生性动力机制为目标，以民族文化精神为价值内核，以高峰之作和顶尖人才的涌现为标志，是我国民族电影真正崛起的标志，也将为中国电影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根基。
以建构中国电影学派为目标，重构中国电影的历史叙事。中国电影近百年来的理论与实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伴随着国家的现代转型，一直处于嬗变之中。在历史的接缝和转折处，中国电影是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如何在民族精神与现代性之间的夹层中进行历史叙事？又是如何锻造民族历史主体性的？只有将这些问题论证清楚，进行理论寻根，才能揭示中国电影发展的精神谱系中的变与不变，为当下电影创作提供借鉴和启示。因此，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从中国民族电影主体性的宗旨出发，进行历史反观，对百年中国电影实践和理论史重新发掘、梳理和阐释，提炼建构中国电影发展的逻辑脉络。回溯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深化电影管理体制改革，形成鼓励原创、鼓励探索的文化生态。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诸多领域中，电影体制改革最为深入，市场的开放度最大，电影生产力得到充分的解放。应该看到，目前中国电影业还存在市场环境不够理想、产业集中度不高、产业链不发达、内容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文化资源深挖的能力还较为欠缺，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海外发行渠道较窄，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电影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在保证政府在宏观管理层面控制力的同时，激发电影产业的内生活力，提高行业竞争力。中国电影学派所倡导的，不是一个封闭的自说自话、固步自封的圈层，而是建立在学派成员普遍共识基础上的个性化创作和研究，一个开放的、充满创造活力的场域，这是对艺术规律和学术规律的尊重，也是对创作者的尊重。电影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在于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出精品、出人才为目标，把最优质的资源要素汇集到一起，使它们之间协调共生，相互赋能，构建一个健康、高效、有活力的电影创作生产和理论研究的生态系统和创新体系，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建立中国电影评价体系的国家标准。当前，中国电影管理主要依据采取审查制，相关法律为电影创作划定了红线，如《电影产业促进法》第十六条规定了电影不得含有的内容，并提出了一些纲领性、原则性要求;《电影管理条例》和《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中规定了电影禁止和需要删改的内容，但大多都是政治性的原则性条款，更多强调意识形态属性，而没有提供明晰的判断標准。应该看到，相关法律法规确定的是底线，而中国电影学派要建立的评价体系，是要建立高线。中国电影学派所要促进的，是能代表当今中国的精神高度和文化品质，体现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新力和审美品格、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衡量的标准，不是单纯的商业成就，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孤芳自赏，而是政治逻辑、市场逻辑、艺术逻辑的统一。建议确立中国电影评价体系的国家标准，其本身具有导向作用，有利于激发中国电影的内生性力量，形成中国电影创作的高峰。
参考文献：
[1]饶曙光.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 J ].电影新作，2015（5）：17.
[2]李媛媛.翻译的政治：80年代的那场“西学东渐”[ 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11）：43-45.
[3]侯光明.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现况与未来展望[ 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3）：81.
[4]贾磊磊.中国电影学派：一种基于国家电影品牌建构的战略设想[ J ].当代电影，2018（5）：21.
[5]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30/c_1120025319.htm.
[6]段吉方.文化多样性与中国美学的理论选择——高建平教授美学研究的方法与立场[ J ].文艺争鸣，2015（5）：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