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知此事要躬行

    边洪伦

    “觉”，在起步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走上讲台的语文教师都有“一本教材一本教参”的经历，那时候的作文教学更是“可怜”，鲜有资料可循，教什么，怎么教，教师具有完全的“自主权”，更没有什么像样的“教研”。怎么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至于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凭个人的“悟性”和“单打独斗”的“机缘”。再加上我被“非常规使用”——跳过高二送高三理科重点班，怎么办？“苦思冥想”之后，我找到了一条所谓的“作文捷径”，以刻板油印的方式把自编的资料下发给学生，其内容也就成了我在作文教学中遵循的原则和具体的实施策略。以这条“捷径”为根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原则和实践得到不断充实、完善，时至今日，它已经伴随我走过了三十七年教学生涯。

    我的“作文捷径”是“四多”。多看：观察，做生活的有心人，积累素材，写“观察日记”;多读：寻找写作的借鉴;多练：多做写作练习，在“写”的过程中“悟”为文之道;多想：“想”贯穿前“三多”的全过程，抒真情实感勿“造谣‘省事”。此后，我又把它称为“‘四多作文教学法”。

    我是在1982年7月登上讲台的，机缘巧合，1984年山东高考的作文题目是：“有的同学说：每逢作文，自己常常感到无话可说，只好东拼西凑，说一些空话套话，甚至编造一些材料。有的老师说：每次学生作文，我都辛辛苦苦地批改、讲评，但是学生往往只看分数，不注意自己作文中存在的问题，所以提高不快。请针对上面两段话反映的情况，联系自己和周围同学的现状，以对中学生作文的看法为中心，写一篇800字左右的议论文，题目自定，要求做到观点明确，有所分析，有真情实感。”的确幸运，这作文材料和作文要求似乎尽在“作文捷径——四多”之中了。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我带的首届毕业班的语文高考成绩平均73分（满分120）——当年山东的语文均分是67分左右。至今还有学生说：那年老边“猜”到作文题了。

    “吾道无他，一以贯之！”作文之事或复杂，关键在“觉悟”在“躬行”。倘说1984年的“觉”带有很大的“感性”成分，那么后来我的作文教学的理念和实践则有了渐为浓重的“理性”元素了：常有常新地追求较高层次的作文教学效益，致力于不断提升“看读练想”的品位，拓展“看读练想”的空间。

    “躬行”，在教师

    教师的“躬行”在引领，引领学生作文内容和形式的方向;教师的“躬行”在影响，影响学生写作的兴趣爱好和“写”的欲望。一个缺乏动笔能力的教师，其作文教学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的。

    教师的“多看”比学生有更优越的条件。每逢假期，我便开始了自己的“文化之旅”：江南小镇，漓江碧水，庐山云天，西湖明月，井冈农家竹楼，草原日落日出……归来后，写《泪洒沈园》《古寺清风》《红都瑞金》《我到韶山》……积累下来，一本十几万字的《天涯孤旅》呈现在了我的学生面前。

    那时，我所在的农村中学里学生的“多读”是从老师“说书”开始的，我美其名曰“间接阅读”。阅读是语文教学尤其是作文教学的命脉。文学艺术宗教历史，古今中外天南海北，要有尽量广泛的涉猎。幸而大学废寝忘食几近疯狂的“苦读”也多少弥补了我身为一个农家子弟的先天不足。当然，“说”的最多的还是文学方面的书籍，不仅有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还有《静静的顿河》甚至“颓废派”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诸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黑格尔的《美学》，这些也都是我给学生“说”的内容。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舒婷、北岛、郭路生等“朦胧派诗人”，因为是我的“至爱”，因而“说”得左右逢源。再后来，从“茅盾文学奖”、余秋雨余华余光中“三余”到金庸古龙以至于“诺贝尔奖”前后的莫言，还有张炜《古船》里的抱朴见素和《秋天》里的“老得”，凡此种种，都是我“说”书的范畴。即便是学生手頭的书籍丰厚到“包罗万象”了，我也不曾放弃这样“说书”的习惯，自谓这就是“在教师指导下的阅读”而颇有些自得。

    面向学生“说”，也面向学生“写”。我写“下水文”的“历史”是比较早的，写“高考下水文”则是近几年的事。1984年第一次送毕业班的时候给学生写的“下水文”：一篇是《红花与绿叶》，用的例子是名家马连良唱《空城计》离不开打扫街道的两位配角“老军”;一篇是《乐在苦中论》，用的例子是当年的“国民偶像”陈景润在几平方米居室里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艰辛与享受。一次，学了《记念刘和珍君》，我出作文题写读后感，一学生“高叫”：“老师，不会写啊！”鲁迅文章的读后感的确不好写，学生说“不会写”情有可原。沉思片刻，我说：“咱们一起写吧。”端坐讲台，写就《为爱流泪——重读》。两节课过去了，写完的学生不足三分之一。先读我的“读后感”，然后让学生课下完成。批阅后，细说优劣，再让学生“改写”。如此日积月累，一本超过十万字的《下水诗文选》又送到了学生面前。

    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没有实践支撑的理论是空洞的。学生的作文实践主要靠“量”的积累，而“质”的提升也离不开“理论”的规范。且行且思，我又自编了“教材”——《老边讲作文》，以“‘四多作文教学法”为基本“理论”框架，使用的文例大部分是我和我的历届学生写的。这一“升级版”的作文教学策略，我称之为“开放式‘四多作文教学法”。

    “躬行”，更在学生

    1935年6月，鲁迅先生在答赖少麒的信中说：“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我相信：学生的作文水平，不是教师“讲出来”的，也不是教师“批出来”的。作文水平的提高，主要靠学生的“自我修炼”。教师，要清楚并帮助学生掌控好“自我修炼”的路。

    “开放式‘四多作文教学法”的“多看”，要求学生从日常生活中的人事做起却不局限于这个范畴，要走出去。条件所限，不能组织全班，可以组织部分或鼓励单独行动，不能走向远方可面向周边。我曾“放”学生去山野“寻找春天”;我曾带学生去离学校三十里的晋祠，从晋祠归来，一学生写了《随想·反思——晋祠》，全文几千字，抒发的是对环境问题的忧虑。我曾带学生来到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我是当仁不让的“导游”），一学生在文中写道：“或许在此之前，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那些被写在教科书里的‘生活困难，艰苦奋斗的日子，竟离我这么近，而我，似乎早已忘记了居安思危，彻底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的很多学生逐渐喜欢上了“放任自流”式的，更能够发挥个性才情的单独行动的“看”。诸如《山海关印象》《半棵树·黄土地·长城》《古园·晋祠》《走，去寻找》等等，从学生游记的标题就可以想见一幅幅让人欣喜的画面。一位学生在《西安印象》中写道：“说西安现代吧，它却有妇孺皆知的兵马俑和十几代帝王都城的残墙落日;说西安古老吧，耸入云天的‘水泥文明和川流不息的轿车无时无刻不在向世人昭示着古城的彩绘。我叫它现代古城。我曾一直认为，一个城市，要古老就古老得彻底，原汁原味毫不走样;如果要现代，也要全力以赴完美无缺才好。直到踏上西安的土地，才发现在这里，‘水火不容的二者竟可以‘水天一色。”

    这已经不是20世纪80年代初写“观察日记”的学生的“做派”了：视野广阔了，阅历增加了，格局扩大了，心胸阔朗了，思想情感自然也就醇厚了。

    “开放式‘四多作文教学法”的“多读”，让学生突破了教师“说”的桎梏，也让学生的视野不止于“必读书目”的范畴，我给学生确定的选择书目的标准是：思想深度、情感浓度、文化厚度。“繁重”的课业负担限制了中学生读书的时间，我们的语文教学不可能也不可以“挤占”学生学习其他学科的时间和精力。现时的阅读量又不能满足需求，况且一节课45分钟对于阅读来说显然有些短暂，刚有了读进去的感觉时间就到了，更是无暇动笔写点感想之类的文字，这就减损了读书效果。怎么办？从1996年起，我索性把正常的语文六个课时分成了三个板块：两节课学教材，两节课写作文，两节课“阅读”。这举动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的确有点“大胆”。幸好，那时虽在一所县级中学任教，但时任校长是语文教师出身，没否定我的做法。阅读写作的时间多了，必然影响了教材的教学，只有大胆舍弃有些篇什。有更多更好的文字等我们去享受，为什么在一些内涵比较单薄的“文本”上耗费精力？宝贵的两节阅读课，基本采用“个性化阅读”模式，学生自己列书单，自己定计划，或在教室读自己喜欢的、经过老师“把关”的书籍;或去阅览室广泛涉猎报刊。但有一条硬性规定，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读书笔记”，起初规定了一定的字数，形成习惯后就不再有单位时间内的字数限制。如，一位女生模仿自己喜欢的诗人席慕蓉写了一首诗叫《一棵不开花的树》。有一次，全市统考作文题是：以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话题写作文。一位学生基本“转抄”了自己写的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的读书笔记《若愚背后的大智》，满分。一个在中考时理化得了满分的学生，读了《平凡的世界》后，洋洋洒洒写了万字的读书笔记。高二，他出乎意料地跟着我学了文科，以“市文科状元”的身份进了“清华园”。

    “开放式‘四多作文教学法”的“多练”：必须超越课内“作文”只能含记叙文、议论文的限制。提升写作水平不能缺少课内作文，但仅有课内作文还是不够的。我的学生人人必备“练笔本”，初名“观察日记”（容易记成“流水账”），我一改为“读书笔记”，再改为“随想录”。这不是简单的名称的更换，更声明，可以打破一切限制，“从宇宙之大到细菌之微”，都可以作为自己“想”并“写”下来的话题。如此一来，学生的“随想录”真可谓“万紫千红”了。学校的班级足球赛开始了，有人写《看球记》：“大战将至，气氛果然不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班里的啦啦队，早已摆好阵势，尤其是队长——班主任‘老边，时而叫好，时而皱眉，目光从足球移向球门，从球门移向足球。”有生活味吧？有学生写《中秋夜·九一八》，那一年的农历中秋节恰是公历“九一八”，面对着“一片欢声笑语”的“今夜喜庆吉祥”，学生自然有感慨要发。我们不能不叹服学生思想的敏锐并应该给这样的年轻人以敬意。某年，上海小学课本删去了《狼牙山五壮士》，一学生在“随想录”里呼吁《壮士，归来兮》：“曾经，我们有‘五壮士，现在，我们有姚明刘翔。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是幸运的。复兴之中国还在途中，有人却昏昏然以为大功告成。曾几何时，不是有人还要修改‘最危险的时候的国歌歌词么？可是，徘徊在圆明园的废墟旁，我分明听到了民族之魂在呐喊：还要远行呢，别抽了我的脊梁……壮士，归来兮！”有一年，我突发奇想，向学生建议来一个“谈天说地”系列。当然，我先“下水”写了《说吃》《说缘》《说读书》……然后在自己的“随想录”里，学生们开“说”了……从“说吃”的日常生活开篇，发展到“说善良”“说责任”“说宽容”“说担当”“说磨难”“说爱国”“说远景”……现实思考，人文气度，家国情怀，尽在“随想录”里了。

    我带的两个班，学生作文活动的“最高境界”是出“杂志”。杂志的名字叫《今天》，“发表”学生自己的习作。学生自己成立的“编辑部”，“主编轮流做，下期到我家”。征稿、打字、校对、排版、封面设计、印刷，皆“自主”完成。学生给我的“封号”是“指导老师”，沟通学校获得纸张等物质的支持。学生在自己撰写的《发刊词》里写道：“我们一步步走过昨天，有自豪有遗憾，可我们无悔。因为我们有今天，并在踏踏实实地把握今天，尽管我们的今天有风和日丽也有雨雪霏霏。我们自信是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一群，为了生命质量的提升，我们不愿不能也不敢荒废今天的一分一秒，我们有人生的目标——达成这目标，我们从今天? ? ?起步！”

    《今天》杂志“出版”并坚持下来了，逐渐有其他班级的“友情来稿”了，甚至有不少家长来“讨要”了。《今天》，我今天还珍藏着;我相信，会有学生像我一样珍藏着。

    有了高一高二两年的“四多”积淀，应对“考场作文”才能得心应手。在37年的作文教学过程中，我是一個不太懒惰的“下水”者，我更像是一支“作文乐队”的指挥;我“努力”做一个“轻松且享受”的语文老师——“教是为了不需要教”，该放手时要放手。

    记得从教十周年时曾有句，“青春育才抛血汗，耄耋扶杖赏桃李”，何其踌躇满志;到从教三十年时则自嘲“惶然悚然一回首，已误苍生三十年”。如今，从教即将满四十周年了，对我的作文教学说点什么呢？还是那句话：

    “吾道无他，一以贯之。”

    （山西省太原市第三实验中学;0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