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侍制智斩鲁齐郎》中作者的矛盾与挣扎
王煜塨
【摘 要】包公戏作为民间戏剧的热门题材之一，自宋以来就一直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戏剧小说中包拯的事迹大部分是为老百姓平反冤案，这是民间艺术家在包拯事迹的流传过程中，不断对其加以丰富和再创造，甚至染上神话色彩，成了封建社会人民群众所理想的，为民除害的清官的典型形象。这种发生在百姓心中的细微变化，可以从不同时期的包公剧中窥见一二，而关汉卿包公剧一则，正能体现群众这种心理的初期形态变化。从这部包公剧中，我们能看到作者矛盾的内心与社会现实结合之后形成的，与之后定式包公剧所完全不同的包公形象与内涵。
【关键词】元朝;文人;社会期望
中图分类号：J825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06-0024-02
一、包拯的戏剧形象
包公戏在戏剧历史中的组成极为丰富，梳其大概，以元明时最为兴盛，元杂剧有关包公的有11种包拯作为清官的形象最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南宋时期的话本《合同文字记》和《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述说的都是普通衙门审理案件的经过，这时包公的形象还很苍白，叙事也很平淡，文字简陋粗疏，情节安排也很简单，显然是因为离包拯的年代还不太远。宋末元初周密《武林旧事》卷十《宋官本杂剧段数》和金院本中都载有《三献身》名目，很可能就是最早搬演包公的戏剧剧本。
二、元代包拯形象的确立与形成原因
元代初期，社会动荡，作为异族统治的元代政府一心想贴近传统中原文化，从其以“元”为号就能窥见一二——“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作为依靠快马长弓的草原政权，他们对于传统中原文化的渴望是无比迫切的，但是，如何进行两个民族的文化融合却是不得不面对的、让人头疼的事实。掌握军权的是女真与色目的贵族、军人，为了保证自己统治的稳固，避免出现汉人充斥朝堂可能引起的政治动荡，他们便不可能彻底开放对于中原文人来说最为擅长的科举制。文人们失去了晋升阶梯，精神无处依托，继续学习传统思想也难寻归宿，甚至有了“则我这七尺身躯，可怎生无一个安身处”的悲观思想。
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像此时的文人一样几乎完全抛弃自视清高的酸腐，尝试重视平民的生活，这正是因为元代的文人不得不栖身于农舍、田间，混迹于长街陋巷，淹没于青楼风尘，以妓女来说，他们一开始沉醉于“色”，在之后却发展到“心”，在那个时代，人民接受了剧作家，反过来说，剧作家也接受了人民.
此时包拯的形象初次确立，一定是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预期的，换个方式说，一定是和当时的大部分人所能接触到的官员有本质区别的，他可以不聪明，可以平凡，但其行为一定是与大部分元朝初年的官员不同的。这正是当时人们赋予包拯形象的初级内涵。
三、《包侍制智斩鲁齐郎》中包拯形象的缺失
在《包侍制智斩鲁齐郎》（以下简称《朗》）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本身意味并不在于描写包拯的形象。包拯在第四折才上场，其作用也只是为了串联之前的线索，并非主要人物，一本四折的篇幅限制了人物形象的确立，为了故事脉络与本身思想的表达不得不将包拯安排在之后出现，但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说明了关汉卿写就这部剧本的本意并不在体现包拯的形象，其重点在于前三折中事件的出现与发展。
在《朗》的前三折中，一共出现了三位主要的男性角色，分别是鲁齐郎，李四，张珪。就三人出场顺序与事件发展看，鲁齐郎才是真正的主角，一至三折的内容中，连带楔子，剧情发展为：鲁齐郎抢走李四妻子——李四去郑州告官被张珪救下，儿女丢失——张珪妻子被抢走，儿女丢失——李四在张珪处寻回自己妻子，张珪出家。
三折的剧情发展明显不够支撑这么长的叙事结构，故而楔子的长度被大幅度扩大，以至于和其他四折的长度类似，其目的在于铺垫事情过程与塑造人物形象。在楔子中，鲁齐郎上台后的念白便是“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双”，之后灌李四酒，抢走李四妻子的行为进一步彰显了鲁齐郎的飞扬跋扈。李四的无可奈何和委曲求全体现了当时平民百姓的悲哀的同时，也引出下面的问题——李四在事件发生后的念白为“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拐了我浑家去了，更待干罢，不问那个大衙门里告他一遭去”，这时的李四作为平民百姓的代表，寄希望于国家的权利部门本无可厚非，如果按照關汉卿其余作品的故事脉络来看，接下来的发展应当是“官官勾结”“屈打成招”才对，然而在之后第一折与第二折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基层官员的张珪身为六案孔目，家境殷实，在当地也是知名的小吏，本身作为基层官员力量的张珪应该是属于“官官相护”的阶层，却也不得不在鲁齐郎的威胁下交出自己的妻子——连基层的官员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此时的基层民众又可以依靠谁的力量呢？于是，在第四折中，包拯作为拯救全篇的人物出现了，非常巧合的是，他正巧收留了张、李两人的子女，又“用心智斩了鲁齐郎”，本身作为题眼的内容用二百余字匆匆概括，包拯甚至没有多少句念白，只是作为线索人物将之前的故事进行了结尾，并没有介绍包拯本身的品格和性格，也没有在包拯的角色形象上做多少笔墨，就连包拯出场的最后一折，叙事重点也只是落在了张珪与李四的一双儿女上。
正如之前所说，我们也许可以将包拯形象的缺失放在杂剧本身篇幅的限制上，但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证明了作者本身想表达的并不是“清官救世”“包拯清廉”这样的表象，究其意图，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四、《包侍制智斩鲁齐郎》中作者的表达意图
（一）对当时政权体系的不信任
《郎》在前三折与楔子中，首先表现了作为平民体系的李四在事情发生时对官服的信任，于是便有了“大衙门里告他一遭”的说法，而这种想法却被作为基层官员的张珪亲口否定，一句“你不如休与他争，忍气吞声罢”出自官员体系中的人之口，在剧本中彻底否定了人们对于政权的希望，之后张珪被无端抢走自己的妻子，也是对于这种赤裸裸官场体系的讽刺——就连在人们眼中高高在上的底层官员都无法避免，只能在痛苦中喊出“罢罢罢”这样的自我安慰，荒诞的是，张珪说出“家中有一双儿女，无人看管”时，鲁齐郎无视伦理道德，将之前掠夺的李四的妻子像一件货物似的“赏”给了张珪，这种上位者让人瞠目结舌的举动似乎不能用一句“关汉卿作为底层民众无从见识上层生活”搪塞过去，这必定是发生过的，在民众中有很大反响的，造成了人民恐慌的真实现象。
（二）对前景与官员政体的美好期望
正如前文所说，在《郎》的创作时期，包拯的形象并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标准”，与其说这是关汉卿所希望的包拯，不如说这是其对于政体和上层官员的美好期望。同为皇帝身边的近臣，“包侍郎”包拯的形象可以说是与鲁齐郎截然相反的——鲁齐郎“花花太岁为第一”，只知享乐，包侍郎便是相信“阎王生死殿，东狱摄魂台”，即轮回报应的人，鲁齐郎滥用权力无恶不作，包侍郎便是“将此一事切切于心，拳拳在念”。这种截然相反的表现同在一个框架下，便是人物上台时的念白，这种无比相似的出场形象处理，更是有意识地体现了两个人在同样身份框架下的区别——都是近臣，都属于上流社会，做出的选择却截然不同。这种形象上的彻底对立，体现出的是作者，或者说贫民百姓对于上位者的美好期望。
五、结语
包公戏作为传统戏剧剧本中经久不衰的热门题材，从文人剧本到艺人剧本都十分重视，自南宋以来，包公戏逐渐充实发展，慢慢形成为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系列剧本。然而，在其刚开始出现的元朝，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包拯这个形象中所充斥的矛盾心理和美好预期。更可以看到当时动荡的社会形态和思想风潮给文人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们能在关汉卿的这部早期作品中所看到的，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和人们的希望之间的矛盾，而这，是在包拯的形象固定之后所无法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