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管理学研究

    摘要：跨文化管理学研究，透过历史与现实的视野，对“东西方管理思想”进行了从古到今、从中到外的比较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以“东方德道学与西方管理科学”为一体的“跨文化管理学理论体系”。由“分”化到融“合”，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跨文化;管理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3-0001-03

    0诸论

    当今世界，西方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市场竞争奉为最高原则。经济全球化使得东西方管理思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冲突、交流与合作，需要从管理学的角度对涉及不同文化背景人类管理活动规律开展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y）。

    跨文化管理学，是以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管理活动规律的科学。

    1西方管理学科理论的哲学思考

    1.1西方管理思想“分”化

    正如中国古典管理哲学思想《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预言，西方管理学说一“分”二、二“分”三、三“分”四、四“分”众多林立学派。从古典到近代、从现代到当代，沿着“分”的轨迹，“分”解成“人和物”两个管理要素，“人性、组织和方法”三类管理思维，“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管理学“范式”理论“人性”假设;从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分”化发展到现代乃至当代管理理论，众多不同理论流派如“行为科学学派、系统管理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等“分”别涌现，学派林立。

    1.2西方管理要素“物”化

    西方管理思想是以“物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实施“制度为本”的“他律”管理方式，重“物”不重“人”，主张“人”和“物”管理要素的“天人相分”，用“物”来规范“人”创造出经济效益。

    古典管理理論，把“人”看成“机械人”，视同和机器一样的工具，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行为科学理论，把“人”看成“经济人”，运用的管理手段是对人激励的利益机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按绩付酬。

    在西方管理思想理论体系里，“人”被“物”化。马克思指出： “劳动者只是当作单纯的生产资料”，实际上是被当作了一种与“物”同样的因素。

    1.3西方管理“人”性悖论

    盘点世界四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是农业时代的机械化，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工业时代的电气化，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信息时代的自动化，第四次科技革命是智能时代的智能化。

    第一次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以（劳动工具）蒸汽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马克思说：“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使西方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随着世界第三次、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人类进入到信息时代、智能时代。生产工具自动化、智能化导致管理技术严密分工的复杂化，“大数据管理”无视“人”情商（EQ）心理情感因素，将人“物”化视同是一部机器。

    哲学本质意义是“人”学，管理哲学研究的是管理思想的“人生观、世界观、哲学观和方法论”。马克思《资本论》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推动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那么由谁来决定生产力？在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中，是由劳动者“人”来决定的。

    “人”是情商（情绪、意志、性格、行为习惯组成的商数）与智商（智力商数）的综合体。凡是现实的人类活动，都是在情商与智商结合的作用下，来保证行为人过程的完整性。情商是内因，起决定作用，决定着人的发展方向与志向。智商是外因，起主导作用，决定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度和实践能力。智商是情商的基础，任何情商都必须建立在一定智商的基础之上。情商与智商是行为人与社会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发展的辨证统一的关系。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极致，是把“人”变成“机器”，而“人”本质上是不可能成为“机器”的。“人”被“物”化，用“智商”（IQ）取代“情商”（EQ），背离了“劳动者决定生产力”发展规律，是对“人”性悖论。

    1.4西方“分”化管理“终点”

    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智能化是一个挑战，过去的机器只是人类的工具，未来的机器将会成为人类的合作伙伴。未来“人”与“机器”之间，知识之间的差异不大，在“智商”上计算机或许能够超过人类;但在“情商”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无法比拟的。文化是培养出来的。教育和学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的是知识，“育”的是文化。“学”的是知识，“习”是一种文化，“教”和“学”是对知识结构来说的，“育”和“习”是对文化来说的。“人”（劳动者）与“机器”（生产工具）之间，未来是学习能力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而在创新的能力当中，知识很重要，但是文化变得更重要。因为，未来“人”与“机器”之间的角逐，拼的是在人的情商（EQ）“智慧创新、文化使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上面。

    智商（IQ）与情商（EQ），是共处于人类精神世界中的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统一的，即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只有智商（IQ）与情商（EQ）的统一，才能组成“人”完整认知的人性结构。没有智商（IQ）或没有情商（EQ）的人，都不是现实的和完整的人。

    由于智能“机器”没“情趣”无“情商”（EQ），属于无“人”性的世外之“物”，注定了“机器”（生产工具）不能替代人类，亦无法超越人类，成为西方管理思想“分”化发展的“终点”和“物本”理论不可逾越的“绝顶”，揭示出西方管理思想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

    2东方管理学科理论的哲学思考

    2.1东方管理思想“百家争鸣”

    东方管理思想理论体系，起源于东方古代文化传统管理思想。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描述了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篇章。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多元状态造就社会上不同理论学派的涌现，以及各种管理思想流派如同绚丽的“百花齐放”争芳斗艳局面，史称“百家争鸣”，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将人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中，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精华，崇尚以德治国，用道德“自律”抵制人的利欲，提倡“理学”“礼法”道德伦理、人与自然“天人合一”协调发展、“以人为本”人与人和谐相处，是对世界文明史的独特贡献。联合国将孔子定为人类十大思想家之首，在联合国大厅里赫然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格言，并被确认为人类社会应该坚守的道德底线、世界人权的基础。

    2.2东方管理要素“天人合一”

    东方管理思想是以“以人为本”的理论体系，主导通过“人”的“自律”管理方式对“物”的有效利用，“人本”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人”和“物”管理要素的“天人合一”。

    东方管理思想理论体系之所以能从古到今、从中到外长盛不衰，超越时代，跨越国界，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得益于东方管理学的管理理念“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以人为本”是东方管理思想的本质，“人为为人”是东方管理思想的核心，符合“劳动者”决定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

    2.3东方管理范式“人性”

    管理学以管理实践活动中的“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也就成为管理学理论“范式”中最基础的假设。

    中国古代管理学理论范式中，以儒家、法家、道家为代表，包含不同“人性”的基本假设。儒家“范式”理论提出人“性本善”假设，用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法家“范式”理论提出人“性本恶”假设，用“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来达到“崇君权和富国强兵”的管理目标。

    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根底在道教。”道家学说源远流长，老子思想博大精深。道家“范式”理论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张，管理方法“无为而治”，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道德经》是世界哲学史上的不朽名篇，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道德经·三章》：“为无为，则无不治”，赋予一个“为”字的哲学思想内涵。“为”是手段，“无为”是结果，“无不治”是目的;即通过“为”的手段，造作“无为”结果，实现“无不治”的目的，论证了“无为”与“有为”的辩证统一关系。《道德经》的辩证思想哲理和管理方法原则，受到世界许多政治家、管理家的赞同，被广泛地应用于治理国家和管理企业实践，为人类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引述了《道德经·六十章》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美国纽约贝尔实验室实施“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遵循自然规律 “无为而治”，所带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是有史为证、有目共睹的。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老子“为无为”的哲学思想，是道教“经国理身”的立论之本，是科学的管理行为体系。不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程度不同地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着各种影响，对当代国家治理和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2.4东方“人性”哲学反思

    在“人性”哲学视角下，反思东方“人性”假设的潜在缺陷：儒家在“性善论”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泛道德主义，过分强调了人“性本善”的一面而忽视了“人性”的另一面，片面主张“自律”而非“他律”，扭曲并禁锢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发展，造成我国古代社会国家制度层面严重缺乏法治思维。

    管理与“人性”密不可分，唯有全方位了解“人性”，方能发挥管理的效能。自律讲道德，他律讲法律。他律促进自律，法治规范人治，把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点，仅仅建立在假设“人性”的自觉性“自律”之上，导致“自律”德治无德，“他律”法治无法，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在国家制度层面的法治思维缺失，无疑是对管理学“范式”理论“人性”假设的一个悖论。

    3跨文化管理學科理论的哲学思考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其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可以认识、顺应、运用客观规律，但无法阻止历史规律发生作用。21世纪人类的最大焦虑，是自我身份认同与全球一体化、同质化的冲突与张力所带来的困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洪洵教授指出：“优秀的领导者需要具备跨文化智商（CQ），才能成功地适应不同国家、地域、组织和职业文化。”一个人要成功，靠情商（EQ）;一个人要不败，靠智商（IQ）。在全球化跨文化语境下，必须超越智商（IQ）和情商（EQ）， 具备跨文化智商（CQ）（在文化多样性情境中进行有效管理的领导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中，世界各国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几乎每个国家和企业，都有强大的文化作为背景。道家讲心中无敌，无敌于天下，文化自信重要的一点是基于对其他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而文化的根源是跟宗教、信仰有关的。要学习道家适应整个自然环境、学习佛家如何把自己行为统一起来适应社会;如果你不懂得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各国的文化背景，是没有办法走遍世界、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去的。跨国领导者面对的是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未来世界，需要有智商（IQ）、情商（EQ）和跨文化智商（CQ）“三商合一”的强大内心文化积累。

    东西方管理学科思想理论体系，以其各自的历史特点和特色优势，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以人生哲学为核心突出“至善至美”精神境界的道德价值观。西方管理哲学以“天人相分”为前提，强调主客两分，以求真求知为主旨，充满理性科学精神。但由于东西方管理思想体系中各自固有的缺陷和不足，无法通过自身体系的克服与完善，由此决定了开展对东西方管理思想的理论分析、研究比较，成为东西方管理思想相互借鉴、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全球的历史视野，看东西方管理思想从“分”到融“合”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东方管理思想强调的“自律”是“以内制外”，西方管理制度“他律”是“以外制内”。“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公共管理伦理学认为，“自律与他律”结合之关键，在于制度建设。社会道德建设的根本出路，是道德制度的建设。只有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才能把法律的“他律”规范，转化为道德的“自律”规范。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是一个逻辑序列和历史进程。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功能，是致力于建设超越近代“法治”模式的伦理化制度，即凝结了全部“法治”积极成就的更高类型“德治”的制度体系模式。

    4结论

    《三国演义》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社会经济形态自然“分”化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决定了跨文化管理思想融合一体化的历史必然，是不以人们意志转移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跨文化管理学研究，对东西方管理思想理论体系进行“历史纵向梳理”和 “现实横向分折”比较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东西方管理学思想体系”从“分”到融“合”发展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跨文化管理学发展以东西方管理学思想融会贯通为目的，实现中华的“道”和西方的“术”完整合璧，丰富人类管理科学的世界理论宝库，促进东西方管理文化的大融合。

    以“东方德道学文化与西方管理科学成果”为一体的《跨文化管理学》思想理论体系问世之日，将是世界经济全球化腾飞之时。

    （责编：赵露）

    作者简介：杨泳（1976—），男，江西南昌人，博士研究生在读，讲师，研究方向：管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