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典籍翻译批评的框架建构
关键词：典籍翻译批评；译作质量评价体系；译作价值判断体系
摘要：典籍翻译批评对推动典籍翻译实践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目前，中国传统典籍翻译批评研究中存在着批评视野狭窄、批评模式单一、理论框架缺乏深度等问题。典籍翻译批评应在对典籍翻译批评的性质、类型、功用、主体、原则、标准和操作程度进行剖析和厘定的基础上，摆脱传统观念和方法的禁锢，吸收借鉴中外文论和翻译批评理论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应以价值哲学为理论基础，以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原则作为评判典籍翻译活动的标准；应结合典籍翻译的特点，构建包括译作质量评价体系和译作价值判断体系的评估模式，从而将典籍翻译批评从经验和技术层面提高到理性和文化层面。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4月第18卷第2期黄晓鹏：中国传统典籍翻译批评的框架建构11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彼此影响和合作不断加强，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全球化进程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多元共存，各民族文化都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形成，使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将最终形成由各民族优秀文化融合而成的全新的世界文化。在这一进程中，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向西方国家推介我们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增强我国本土文化对外辐射的能力，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典籍是我国优秀文化的载体，比如经史子集，其思想体系以先秦的诸子百家为源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也受到其他思想体系的影响，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这些思想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由此引发了典籍翻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高潮，这对于保持中国本身的文化身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中国软实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典籍翻译批评是伴随着典籍翻译实践而产生的，它作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条纽带，可以推进典籍翻译实践的发展，对翻译实践具有导向作用。然而在目前方兴未艾的典籍翻译热潮中，典籍翻译批评的相对冷清态势，表明了典籍翻译批评正面临着新的定位、整合与抉择。加强典籍翻译批评研究，发挥其社会功能和价值定位，寻求科学的批评方式，对于指谬质量低劣译本并限制其泛滥、鉴赏优秀译文并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加快典籍翻译的发展并保证翻译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典籍翻译蓬勃发展的今天，当务之急是开展典籍翻译批评的研究。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典籍翻译批评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中国传统典籍翻译批评的框架和研究范式，以期促进典籍翻译实践的发展。
一、 國内外典籍翻译批评研究现状
翻译批评是一种具有一定实践手段和理论目标的精神活动，是从一定的价值观念出发，对具体的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学术活动，是审美评价与科学判断的有机统一。[1]翻译批评虽是伴随着翻译实践而产生的，但关于翻译批评特别是典籍翻译批评的研究，国内起步较晚，大体始于20世纪上半期。1906年，王国维在其所写的《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批评了辜鸿铭的译文，同时阐述了自己对典籍翻译的独特观点，开启了典籍翻译批评之先河。1978—1986年，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对汉籍外译的评论，特别是对我国古典名著中外译的研究。例如，姜其煌[2]、张培基[3]和陈文伯[4]等翻译家通过对古典名著《红楼梦》译本的分析，提出了自己关于典籍翻译的观点。1987年至今，典籍翻译批评研究成果显著，一些翻译批评家，如姜治文、杨晓荣等[5-6]以散论、导论的形式对翻译批评的概念、范畴、方法和质量评估体系等进行了研究，同时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翻译批评家，如王宏印[7]、汪榕培[8]、刘士聪等[9]。特别是2002年由《中国翻译》编辑部主办、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将典籍翻译批评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表明我国的典籍翻译批评取得了一定进展，呈现出系统化的研究趋势，批评理论逐渐完善，批评方法不断丰富，“除了常见的科研方法如历时法和量化分析等外，还包括翻译学科本身的方法和跨学科的方法，如心理学、文化学方法等”[10]。
截至目前，国外学术界还没有开展关于中国典籍翻译批评的研究。与之相关的翻译批评研究的文献，有德国翻译理论家维尔斯的《翻译学——问题与方法》和赖斯的《翻译批评：潜力与局限》，其虽为翻译批评经典，但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并不能有效地适用于我国典籍翻译批评研究。与典籍翻译批评最为相关的文献目前仅有法国文学翻译批评家安托瓦纳·贝尔曼的《翻译批评论：约翰·唐》，其虽建构了以现代阐理学为基础的文学翻译批评体系的理论框架，但并不适用于对典籍翻译译本的翻译质量进行评估。
二、典籍翻译批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以往典籍翻译批评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国内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存在着以下问题。
1.批评视野狭窄
通过对近几十年的翻译批评研究论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发表在各学术期刊上的翻译批评论文，大多只是对原文语言、风格等的赏析，局限于语言分析的层面，且主要分列在《争鸣与探讨》《佳译欣赏》《译著比较》等栏目之下；很少有对译作质量和价值进行评估的，更缺乏对时代背景、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等译作外部因素的分析，并不属于真正的翻译批评研究。
典籍翻译批评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文本语言的批评，真正的翻译批评“不仅要有对译文与原文对照的文本批评、译者的批评，而且要有对翻译过程、译作影响和翻译理论的批评”[11]。典籍翻译过程的特殊性和典籍翻译所特有的文化输出的任务，决定了典籍翻译批评还应该扩大到对文本形成原因、形成过程的分析和评判，译作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特别是其社会价值，应成为典籍翻译批评的焦点，这样才有利于将批评视野从语言和文本批评，扩大到文化批评。
2.批评模式单一
目前典籍翻译批评的研究范围局限于个人主观性较强的随感式和挑错式，缺少客观系统的翻译批评模式。当下我国翻译批评存在几种固定模式，即文字校对式、价值判断式和理论印证式[12]，这些批评模式过于简单化。例如，文字校对式局限于低层次的理解和表达层面的挑错；价值判断式多属于译文赏析类，仅凭批评者的主观印象随意对译文的“好” 与“坏”进行评价，主观性较强，没有客观的判断标准；理论印证式则用西方的某种理论来印证译文，显然有失偏颇。所以，应该对当前各种典籍翻译批评研究的现状进行批判性地综合审视和梳理，将其进行类型归纳，并对每种翻译批评类型的特点和弊端进行分析和揭露。
3.批评理论深度不够
典籍翻译批评研究应该有系统的理论作指导，但长期以来翻译批评研究对理论方面的基本问题，甚至对典籍翻译批评的基本概念包括性质、类型、功用、主體、原则、标准和操作程序都没有进行清晰系统的剖析和厘定，对典籍翻译批评范式的研究更少。
在最近的译介研究中，虽然有学者提出一些翻译批评的思路、原则和方法，如许钧曾归纳出6种翻译批评的方法，即逻辑验证法、定量定性分析法、语义分析法、抽样分析法、不同翻译版本的比较和佳译赏析法[13]；吕俊[14]借助于现代哲学、语言学等理论从事翻译批评。但相关研究成果屈指可数，特别是专门研究典籍翻译批评的较少，对整个典籍翻译批评进行理论探讨的更少。典籍翻译批评还远没有建构起自己科学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难以达到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的目的。因此，如何在充分考虑到批评对象的前提下，综合应用相关人文学科和翻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形成系统的、有深度的典籍翻译批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完善翻译作品的社会监督和引导机制，解决典籍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典籍翻译实践的健康发展，乃是译界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三、 典籍翻译批评的理论体系建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典籍翻译批评具有其独特性，研究人员必须明确地阐述典籍翻译批评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典籍翻译批评不能只局限于文本和语言批评，更应该关注其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译作的社会价值应该成为典籍翻译批评的主要内容；同时，典籍翻译批评也不能只靠翻译理论指导，其作为评价性科学应有哲学理据。
翻译批评是参照一定标准、对译作质量和价值的全面评价。所以，典籍翻译批评的框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批评标准和评估模式。
1.典籍翻译批评的标准
作为一门评价性学科，典籍翻译批评涉及到评价主体的个体差异性和多层次性。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开放式的、宽松的、具有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的标准，是典籍翻译批评的难点和重点。
翻译批评标准的确立，涉及到客观与主观两大因素，呈现出多样化、多视角和多层次的特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批评标准。例如，卞建华[15]试图用文学接受理论的有关内容来建立翻译批评的标准，强调译者的主体作用；王小凤[16]将文化顺应论的概念应用到翻译批评的标准中；王宁[17]则运用德里达的解构批评理论来对翻译批评的标准进行质疑。但考虑到典籍翻译的特点和任务，笔者认为吕俊[14]所提出的价值哲学的理据，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和方法论资源，因其具有与典籍翻译的相关性和通融性，适合作为典籍翻译研究的哲学理据。“价值学的最高原则始终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而其中合目的性又居主导地位，合规律性是为了更好地合乎人的需要的目的。”[14]以此为原则，典籍翻译批评的标准首先要合目的性，表现在译作的文化道德和社会价值等方面；其次是合规律性，表现在译作的质量方面。
2.典籍翻译批评的评估模式
典籍翻译批评的评价涵盖译作质量分析和译作价值判断两个方面，因此典籍翻译批评应建立起两个开放式、宽松型的评价体系：译作质量评价体系和译作价值评价体系，以有利于不同评价模式的展开。
（1）译作质量评价体系
典籍翻译的质量问题始终是典籍翻译批评要关注的问题。然而，在目前的典籍翻译中，质量堪忧已经成为共识。这一问题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如译者的水平和职业道德等，而译作质量评价体系的缺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要提高典籍翻译的质量，需要建立一套操作性较强的质量评价体系。
在译作质量评价体系建立方面，虽然有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这些质量评价体系都存在操作性差的缺点。例如，反应论者所提出的质量评估体系，其以交际过程中的普遍有效性和反应对等作为评价标准，显得空泛，难以实施；语言学派虽在语言层面上制定了文本转换应该遵循的标准，但未能提供翻译质量评价的具体操作方法。目前，操作性较强的当数德国学者朱莉安·豪斯所提出的质量评价体系，其著作 《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及其修订本《翻译质量评估——修订的模式》提出，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等理论，构建相对完整的参数体系，步骤上遵循一定的程序，并适度引入定量的方法，这是国际翻译批评界第一个具有完整的理论和实证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18]我们可以借鉴该评估模式，针对现有的典籍翻译批评理论，同时注意典籍文本的特殊性，建构起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译作质量评价体系。出于对合规律性的要求，译作与原作的一致性始终是译作质量评价最重要的标准。因此，应从对译作文本内在因素的分析入手，通过选取典籍，特别是将儒家经典不同译者、面向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译本作为语料，对其进行全面而具体的原作与译作的比较分析，遵循语言转换规律和文本内部的构成规律，对译作的准确性和语义失真程度做出质量描写和判断，建构起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译作质量评价体系，以检验典籍翻译活动是否合规律性。
译作质量评价体系属于描写性评价体系，翻译批评方法可以分为规定性翻译批评和描写性翻译批评两种。其区别在于：前者是以“标准—分析—结论”的模式对翻译作品进行评价；而后者则是“将翻译结果视为既成事实，追寻影响过程的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并对此进行全面历时性描述”[19]。而动态的、描写性的典籍译作质量评价体系，将更客观、更完善，所取得的成果也会更有说服力。
（2）译作价值判断体系
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和迅猛发展，典籍翻译越来越成为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吸引力、提高中国软实力的有效手段。因此，典籍翻译批评应以促进典籍在世界上的传播、促进文化交流为目的，强调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突出译作的社会文化价值。也就是说，应该把研究重心放在译作的价值研究上。鉴于此，我们应研究译本在译入语国家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以及对译入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的影响，通过这些外部因素的研究来对译作作出价值判断。
在译作价值判断方面，应该建构一个系统的、能够为典籍翻译批评实践活动提供参数的译作价值评价体系。价值判断主要分析译作在譯入语环境中存在的价值，考察其对译入语环境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想的影响。由于典籍译本在国外的影响和读者接受情况是考察典籍翻译社会价值的重要依据之一，通过研究译作对读者的影响和接受情况，可以确定译本的社会价值。所以，可以以译作文本外因素，包括译入语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权力操控和文化差异等背景变量与译入语读者因素为审视视角，以考察译本在译入语环境的接受和社会反应为主要内容，以对译作进行价值和影响判断为主要目的，建构一个完整的译作价值评价体系，以检验典籍翻译活动是否合目的性。
典籍翻译批评的评估模式，包括译作的质量评价体系和价值判断体系，应是一个有层次性的框架系统。如果说译作的质量评价体系是语言层面，属于内部研究，那么译作的价值判断体系则是文化层面，属于外部研究。翻译批评的着眼点不应只局限于语言分析，还应扩大到翻译的外部因素，扩大到对国家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翻译外部环境的分析与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套比较全面、科学的典籍翻译批评评估体系。
四、结语
总之，典籍翻译批评应在对典籍翻译批评的性质、种类、作用、主体、原则、标准和操作程序进行剖析和厘定的基础上，摆脱传统观念和方法的禁锢，吸收借鉴中外文论和翻译批评理论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价值哲学为理论基础，以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原则作为评判典籍翻译活动的标准，结合典籍翻译的特点，构建包括译作质量评价体系和译作价值判断体系的评估模式，从而将典籍翻译批评从经验和技术层面提高到理性和文化层面。参考文献：[1]方梦之.译学辞典[J].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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