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日本传》天皇谱系的真实与虚构
提 ?要：《新唐书·日本传》的天皇谱系来源于日僧奝然向宋太宗进献的《王年代纪》。《宋史·日本国传》转录的《王年代纪》可以反映其原貌，《新唐书·日本传》则在《王年代纪》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和创作。例如在时代选取上以唐朝灭亡作为下限，删去了唐朝以后的内容;以奝然的按语作为线索，将僧人来华求法的内容置换为遣唐使入贡的记载。由于种种制约，《新唐书·日本传》在加工创作的过程中出现了文字错讹、理解偏差等问题，但它反映出北宋士人对日本历史的基本认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新唐书·日本传》;《王年代纪》;奝然;遣唐使;唐日关系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4.010
《新唐书·日本传》（以下简称《新唐书》）中记载了日本天皇的谱系，这在中国正史中尚属首次。1这一谱系起自神武天皇，终于光孝天皇，并将中日外交的相关史实穿插其中，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学界一般认为，《新唐书》的天皇谱系来源于日僧奝然向宋太宗进献的《王年代纪》，但《新唐书》在编纂过程中并非一味照搬《王年代纪》的文字，而是基于本国史料和编纂者的主观认知进行了较多的加工和创作，因此出现了一些今人看来不易理解的内容。学界关于《新唐书》中天皇谱系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2本文以《新唐书》和《王年代纪》的关联作为线索，试图阐明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若干问题，从中窥视北宋中期知识分子编纂日本历史的基本方法。
一、作为史源的《王年代纪》
《宋史·日本国传》（以下简称《宋史》）记载：“雍熙元年（984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纪》各一卷。”3随后，《宋史》以“其《年代纪》所记云：……皆奝然所记云”1的形式，录入了以天皇谱系为主体的约1500字内容。一般认为，此处转录的文字就是《王年代纪》的原文。换言之，尽管《王年代纪》现已不存，但通过《宋史》的转录，今天依然能够大致知晓《王年代纪》的全貌。
但也有学者对这一通说提出了异议。王贞平先生认为，《宋史》所转录的文本并不能反映《王年代纪》的原貌，而是来自北宋学者杨亿依据《王年代纪》所编纂的《宋太宗国史》一书。王先生的论点主要有三：其一，《宋史》所录《王年代纪》中穿插了大量有关中日佛教交流的记录，这不符合“年代纪”文体的书写规范，当是后来加入的内容;其二，文本中有多处“当此土某年”的表达，这说明“作者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试图以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说明日本史中的某一具体年代”;其三，宋廷很可能向奝然询问了关于佛教的问题，奝然则以表启的形式作答，杨亿将表启的内容穿插编入原本的《王年代纪》，形成了《宋太宗国史》中的相关内容，这才是《宋史》所转录的文本。基于上述论点，王贞平先生尝试复原了《王年代纪》的原文，即删去佛教交流等记事，除二十三世神明和六十四世天皇的继承顺序外，几乎不存在其他内容。2
王贞平先生的观点对于深入探讨《王年代纪》颇具启发意义，但观点本身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如果考虑到奝然入宋的时代背景，王贞平先生提出的疑点都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隋唐时期以来，中原王朝对周边国家的朝贡有着严格的管理，勘问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唐会要》中将“蕃国朝贡”作为必须上报史馆的事例，明确规定“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3这一制度对于日本国自然也不例外，开皇二十年（600年）第一批遣隋使到达长安时，文帝就曾“令所司访其风俗”。4到了遣唐使时代，高向玄理也曾接受唐廷的勘问，《日本书纪》称：“（白雉五年，654年）二月，遣大唐押使大锦上高向史玄理……遂到于京奉觐天子，于是东宫监门郭丈举悉问日本国之地里及国初之神名，皆随问而答。”5这一制度进入宋代后依然得以执行，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详细记录了宋神宗曾向其询问日本的风俗、人户、寒暑等诸多事项。
奝然入宋求法得到了日本朝廷的许可，具有官方的背景。7作为北宋建国后首批入朝的日本僧人，奝然不难预想入宋之后将会受到宋朝的勘问，携带《职员令》和《王年代纪》很有可能是作为对答时的参考，而在《王年代纪》中加入中日佛教交流的记录，更是为其入宋求法寻找历史上的依据。至于出现“此土”等用语，笔者认为这恰恰反映出奝然在创作《王年代纪》之初就存在预想的读者，那便是宋廷的官员和宋太宗本人。日本学者曾就《王年代纪》的创作地点出现分歧，木宫之彦认为《王年代纪》是奝然从日本国内携带而来，8上川通夫则主张是奝然来到宋朝后依据记忆所作。9结合以上推论，奝然恐怕是在入宋之前就完成了《王年代纪》的创作。毕竟文中有多处中日年号的对应，后文更是详尽罗列了日本国内的行政区划，无论是入宋后凭记忆书写，还是针对宋廷的询问当场作答，都似乎高估了奝然的记忆力。可以说，《王年代纪》并不是一份现有的、面向日本国内的天皇谱系，而是入宋求法的奝然为应对宋廷的勘问而专门撰写的参考书。
当然，仅凭以上推论不足以完全否定王贞平先生的观点，毕竟杨亿确实依据《王年代纪》编写了太宗朝的国史，1宋朝灭亡时元朝也获得了大量的实录、国史等资料。2但是，在《宋太宗国史》现已不存的情况下，基于《宋史》中“其《年代纪》所记云”的表述，以及后文中又长篇引用了奝然的上表，3笔者认为将《宋史》所转录的文字视作《王年代紀》的原文，这依然是比较稳妥的推断。4退一步而言，即便《宋史》所依据的文本的确是《宋太宗国史》，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它与《王年代纪》原文并没有很大的差异。
二、《新唐书》对《王年代纪》的剪裁
不同于《宋史》如实抄录《王年代纪》的原文，《新唐书》在运用《王年代纪》编纂这部分内容时进行了较大的改动，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天皇的世代数不同。《王年代纪》的谱系上启神武天皇，下至圆融天皇，明言“至今王六十四世”。但《新唐书》中仅以第五十八代的光孝天皇作结，直接删去了后面的内容。可见，《新唐书》在运用《王年代纪》时有意识地进行了剪裁，那么这一剪裁的下限是如何确定的呢？我们可以从《王年代纪》的原文中寻找到答案：
四、两处细节问题的考辨
通过以上论述，《新唐书·日本传》的编纂情况大体已经明了，下面针对几处细节性的问题做进一步考辨。关于《新唐书》的天皇谱系中存在字形讹误和人物关系错乱等问题，已有专文详细阐释，3此处不再赘述。
1，“用明天皇，亦曰目多利思比孤”
这一说法不见于《宋史》转录的《王年代纪》，此前的中日史书中都未曾提及，无疑是《新唐书》的创作。《新唐书》编纂者何以有这样的认识，尚没有学者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1笔者认为，其源头仍要从《王年代纪》中寻找，《王年代纪》中用明天皇之下还附载着圣德太子的事迹：
次用明天皇，有子曰圣德太子，年三岁，闻十人语，同时解之，七岁悟佛法于菩提寺，讲《圣鬘经》，天雨曼陀罗华。当此土隋开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国，求《法华经》。2
据《日本书纪》记载，圣德太子是用明天皇的第二子，用明天皇死后继位的是其异母弟崇峻天皇。但是不久，权臣苏我马子就指使渡来人东汉直驹暗杀了崇峻天皇，又拥立用明的胞妹推古天皇登上王位，并由作为侄子的圣德太子担任摄政一职，“以万机悉委焉”。3换言之，圣德太子以摄政身份总览朝政也好，向大陆派出第一批遣隋使也好，都是在推古天皇在位的时期。但是，仅凭《王年代纪》的简要记述，《新唐书》的编纂者显然无从得知如此复杂的背景，他们只能凭借中原王朝的经验，认定圣德太子执政并派出使者自然是在其父用明天皇在位时期。关于这一年的遣使，《隋书·倭国传》中恰好有详细的记录：“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谒阙。”4《北史·倭传》中也有同样的记载。5于是，用明天皇就和“多利思比孤”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上述论断能够成立，《新唐书》中“目多利思比孤”的“目”字当为衍字。王勇先生认为，这里的“目”字读作め（me），读音与“女”字相同，以此暗示派遣使者的推古天皇是女性。6但这一论断很难成立，如果是暗示推古天皇为女性，为何却转移到了用明天皇身上呢？即便如上文所说是出自《新唐书》编纂者的误植，那么在《隋书》抑或《北史》中就应该记作“（倭王）字目多利思比孤”，但两书中都没有“目”字。7
值得一提的是，《隋书》中的“阿每”即アメ（ame），是日语中“天”的意思，“多利思比孤”一般视作タリシヒコ（tarishihiko）的音译，是日语中对男子的尊称，姓字结合即为“天之高贵男子”，宜解作“天子”，也就是这一时期倭国君主的称号。8但从《隋书》的记载和《新唐书》误解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原王朝的知识分子并未将之视为称号，而是直接理解成了国君的姓名。同样的情况还有开元年间由张九龄执笔、致日本国王的国书，其题为“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9这里的“主明乐美御德”就是天皇一词和式发音スメラミコト（sumeramikoto）的音译，10
但中原王朝无疑是将之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在这样的误解中，不排除是日本使者有意为之的可能性。圣德太子执政时试图以“日出处天子”为名与隋朝开展外交，结果引发了隋炀帝的不快。11于是，使者采取偷换概念的方式，将称号的音译混同为国君的姓名，使中原士人在不知不觉中对日本国王公开采用了“天子”或“天皇”的称呼。12
2，“灵龟”“宝龟”与“白龟”
《宋史》转录的《王年代纪》记载：“次圣武天皇，宝龟二年，遣僧正玄昉入朝，当开元四年。”13开元四年即716年。《文献通考》此处为“宝龟元年”，1“元年”当为“二年”之误。“宝龟”是光仁天皇的年号，这里的“宝龟”显然是“灵龟”的讹误，因为灵龟二年（716年）正当开元四年。从《文献通考》和《宋史》都作“宝龟”来看，这应当是奝然在创作《王年代纪》时就产生的笔误。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新唐书》的对应部分却记载为“死，子圣武立，改元曰白龟。开元初，粟田复朝，请从诸儒受经。”2即将“宝龟”写作了“白龟”。“白龟”一词为《王年代纪》中所无，其来源恐怕要从其他文献中寻找线索。
关于开元初年此次朝贡，《旧唐书·日本传》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3
也就是说，“粟田真人”4曾将一幅题有“白龟元年调布”字样的阔布送给赵玄默作为“束脩之礼”。不难猜测，《新唐书》的作者正是依据《旧唐书》的这一记载，将“宝龟”改写成了“白龟”。
还需要说明的是，日本的正史记载中并无“白龟”年号，此处的“白龟”很可能是当时在位的元正天皇的年号“灵龟”的别称。如果是这样，《王年代纪》为何将元正天皇的年号放在了圣武天皇的名下呢？这一点可能和下文出现的玄昉的经历有关。据《续日本纪》记载，玄昉入唐求法虽在元正天皇灵龟年间，但其归国则是跟随十多年后由圣武天皇派出的下一批遣唐使。5或许是出于记忆上的偏差，或许是未核对史料，奝然在创作《王年代纪》时误将玄昉入唐之事写到了圣武名下，《新唐书》虽然改正了年号上的问题，但在没有更多材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也依然延续了这一错误。
五、结 ?语
以上，笔者在确认《王年代纪》创作背景的基础上，阐释了《新唐书》对其进行的范围剪裁、内容替换，以及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若干讹误之处，从中不难看出《新唐书》的编纂者在利用《王年代纪》修史时的基本方法。
首先，时间范围上以唐朝灭亡作为下限，剪去了唐朝以后的相关内容。其次，以奝然的按语作为线索，将原有的僧人入华求法的记载替换成为两国官方的使节往来，这也反映出《新唐书》作为官修史书的性質。最重要的是，相比《宋史》编纂者全文录入《王年代纪》原文的方法，《新唐书》在利用《王年代纪》时加入了编纂者自身对日本历史的认知。尽管由于史料不足以及中原王朝的成见等诸多因素，这一认知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讹误。但是，这也反映出在宋代以来两国交往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中原王朝的知识分子开始基于来自日本的第一手史料，并结合本国史书的记载，试图进一步理解日本的社会和历史。《新唐书·日本传》作为新时代下修撰的有关日本的正史史料，其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肯定。
[作者马云超（1988年—），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
[收稿日期：2019年5月21日]
（责任编辑：孙志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