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中隐者—王绩

    刘佳媚

    摘要：王绩作为隋唐之际著名的诗人，究竟是否称为真正的隐逸之士，本文在以分析王绩隐逸的原因以及王绩的诗文创作为基础，探究王绩是否符合真正隐士的标准。

    关键词：王绩;隐逸之士

    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史就有许多隐逸之士，在君主和百姓眼中，隐逸之士是德操的体现，是气节的体现。在唐宋之际，对于隐逸者也更为推崇。《新唐书·隐逸传》曾将隐者归为三类：第一类为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最后为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曹焉。

    但到了唐代，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身在仕途但心似归隐。唐代白居易也曾将隐逸分为大隐、中隐和小隐。王绩，作为隋唐之际著名的诗人，他的一生历隋唐两朝，三仕三隐，才高位低，在他的诗文中大都反映他隐逸的生活和思想。但这种人在仕途，心向田园的作家是否是真正的隐逸呢？

    首先作为一位如此有才学之人为何会在官场中浮沉不定呢？从时代背景分析，动乱的社会环境是归隐产生的主要原因，而身处隋唐易代时期的王绩究竟经历了什么促使他多次为官，多次失败。王绩首次出仕恰逢隋唐易代，他亲眼目睹了各政治力量之间尔虞我诈的残酷现状，又亲身感受到了政治的黑暗与痛苦，内心不免受到一定的影响。也许是在官场中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也许是对现实的不满，亦或是对于统治认识透彻而选择远离这场纷乱，于是他选择了退居官场。

    在唐王朝正式建立后，37岁的他，再一次选择入仕，正因為他见证了隋末的黑暗，所以对于新建立的王朝他仍然充满着希望。从他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中可见，他对于新王朝充满了热忱，在《被举应诏别乡中故人》中道“皇明照区域，帝思属风云。烧山出隐士，治道送征君。自惟萧艾影，叨名兰桂芬。使君留自璧，天子降玄孺。”曾传诉出满腔的热血与壮志。但在贞观初年，他又“以疾罢免”，关于这次罢免的原因大致猜测从王通之子所做的《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略》可见，因为王绩四兄王凝为监察御史，得罪了朝阁重臣长孙无忌，于是“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但在王绩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推测，作为一个十五岁便游历长安，被誉为“博文童子，今之庾信”的王绩本有一腔济世志，但却身居微职，自然不满，官场的失意挫败使得他再次归隐。在这两次失败的仕途之下，第三次的出仕却是因为家境的贫寒使得他再次选择出仕，但这一次明确目的性的趋使下，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颇有几分玩世不恭无所畏惧的态度。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再次挂冠归田，从此便永远的告别了仕途。虽然社会不稳定和现实的不满是他三仕三隐的根本原因，在就其本身而言，性格上的率性而为洒脱随性也决定了他无法久居官场。

    在他的诗文创作中，酒文学作为他隐逸生活的无限寄托，王绩钟情于酒，“一饮五斗”是他日常生活的常态，他的醉酒与陶渊明的微醺不同，他用酒麻痹他的神经，忘却现实的生活，在他的《过酒家五首》中言，“长日长昏饮”但这种浑噩度日的状态却饱含无奈，从诗中“眼看”和“和忍”可见这其中的痛苦。如同屈原在《楚辞·渔父》中“举世皆酌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状态与心境一致。

    王绩选择了醉酒，不如说是这种忘却尘世间一切烦忧的状态选择了王绩，使他在醉酒的状态中独享精神的自由。与常人的清醒一般，醉酒是他日常的生活状态。王绩的饮酒不同于陶渊明的微醺清醒，也不同于阮籍的无奈避祸，他的酒中是他对于现实的不满，对于人生的不畅，是他在置身仕外，怡然自得的最好诠释。在他笔下的隐士中，醉酒也是常态，《题酒家壁》中那个“昨夜瓶始尽，今朝瓮即开。梦中占梦罢，还向酒家来。”沉迷于无限的酒乡中的隐士是他笔下的代表，在大醉之中的消极态度无疑是对于人生的最好体现。

    同时王绩笔下的隐士也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辞官之后的王绩搬离了喧嚣闹市，走进乡村，孤居河诸，远处的犬吠，依稀的炊烟是他对于人间生活的唯一感受，独居的生活也使他远离了生活的喧嚣，逃离了不必要的纷扰，无所谓进退俯仰之苦，也再无路济世的苦痛。他笔下的隐者时常提着酒壶伴着月光抚曲，

    如《郊园》中的山客俗人与《日家三首》中闲适的景象。在《春园兴后》中，大醉之后，忽然觉得往日的灰暗如今已有了色彩，园子中嫩绿的杨柳宣告着春天的来临，歌唱着的夜莺，池边无穷尽的莲叶都为这眼前的景色增添了一丝灵动与鲜活。借助于酒力的催化，诗人达到了物我两相忘的人生境界。可以想象，琴音悠悠的寂静夜晚之中，树下之人在酒中所酿的无限想象中，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中体验精神的自由与超脱。在他的笔下，既有无所畏惧的酒徒，也有狂放不羁的琴客，抚琴对于封建时期渴望建功立业的士人来说，不仅能颐养性情，同时也是抒发苦闷的工具，他们在自我所塑的悲怆琴音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在幽咽中得到情感的宣泄。在王绩的心中，琴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在“纵横抱琴舞，狼藉枕书眠”与“抱琴聊倚石，高眠风自弹”中释放生命的癫狂。无论是他抱琴而舞亦或抱琴隐去，都是他对于现在失意人生的真实写照更是对于自我肯定的真实表达。可见，在王绩的诗中，酒固然是他传递情感的催化剂，琴也是他宣泄忧苦的有力武器。

    除此之外，山水田园也是他闲逸生活主要依托，在他的《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中，他回忆了少年时代不为世俗所羁绊的悠闲，携手漫步在东渠之上，两岸梅李竟相盛开，二三志趣相投的好友，曾经最钦佩陶渊明，也曾模仿公孙弘策杖牧野猪，忆往昔，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岁月的更迭使得诗人更加追忆昔日的美好。在现实的窘迫与年少的理想相比，生活如此不尽人意，正因为在仕途上的烦忧使得他更加喜爱陶渊明与公孙弘那样自给自足，悠然自得的生活。又如在《春日》中，描绘了一幅初春欣欣向荣的美好画面，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曾像陶渊明一样，描绘他亲自躬耕的生活体验和田园生活的零碎片段以及山水自然风光之美。王绩的这些描绘自然风光的作品也促进了唐代山水田园诗的繁荣。

    综上所述，王绩在他的一生中，也曾怀揣济世理想，经历了朝代的更迭，在希望与失望中频繁出仕归隐，现实的无奈也造就了一位文学大家，在我们今天看来，王绩作为一位如此有才学之人怎甘归隐田园，时代的原因促使他不得不作出决定，那么王绩究竟是不是一位真正的隐者，笔者认为不全是，在他的前半身他并没有全身心投入于山野之中，济世志牵制着他的思想，归隐只是他被迫无奈之举，在他彻底认清现实，最后一次归野田园之中时，才是他作为上之隐者真正归隐的开始，因此，笔者认为王绩并不是一位完全的隐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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