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电影红色女明星研究
倪骏 郭玥含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前五十年风云变幻，而中国的电影正是在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中艰难起步和发展，并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辉煌。早期的中国电影人在艰苦的环境中积极创作，将戏剧和电影作为武器，进行政治宣传和革命，拍出了很多反映当时的社会黑暗，鼓舞人们奋勇直前的传世之作。
早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女性就开始走上银幕。1913年黎北海在香港拍摄了《庄子试妻》（黎北海，1913），黎民伟反串扮演庄子的妻子，而妻子的婢女则由黎民伟的太太严珊珊扮演，她因此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位女演员。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初，女明星无论在电影银幕上还是银幕外的电影发展中都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20世纪30年代，女明星处在个体-家国-政治这三者之间，面临身体处境的选择和意识形态归属的困惑。张英进在《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中的城市》中将20世纪30年代的女明星分为四种：以胡蝶、徐来为代表的体现传统价值观念的女明星;以阮玲玉、艾霞、黎灼灼为代表的注重幻想、感伤和感官享受的女明星;以英茜为代表的摇摆于自我实现与自私的明星主义之间的职业女性;以陈波儿、王人美、王莹为代表的政治上进步、富有战斗性的女明星。本文所指的红色女明星即是这种政治上进步、具有革命斗争性的女明星。
一、红色女明星的成长背景
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来，既要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还受着国内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的压迫，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让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看到了希望。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打开了中国东北的大门，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一直处在底层的妇女同胞。抗日救国成为时代主流，中国的女同胞们要投入革命，为国家和民族抗争，她们要比易卜生的“娜拉”更坚决、更进步，既要救自己、也要救中国。
20世纪30年代的女明星大多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她们的童年伴随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这些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处在社会巨变中。在这种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女明星，自幼就产生了反抗的意识。
陈波儿1910年出生于广东潮安县，家境颇为殷实，父亲陈湘波是来往于南洋做干果批发生意的。陈波儿原名陈舜华，波儿这个名字是后来她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而取的。陈波儿自小就有反抗精神，她念中学时，正值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接受了新的革命思想的陈波儿，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与家境殷实的陈波儿不同，王莹的童年饱受苦难。王莹本名俞志华，这个名字是她的母亲起的，希望她能为以中华之崛起为志。王莹幼年时曾被卖作童养媳，后来她决心出逃，在汉口的舅母家开始新的生活，改名为王克勤，这是随母亲的姓氏。
1927年北伐军打进了长沙城，此时正在长沙学习的王莹又遇到了她在芜湖第二女师学校读书时的老师阿英。年仅12岁的王莹已经有很强的革命思想，她剪短发、参加革命游行、和洋人女校长斗争、组织同学排练反帝反封建的文娱节目。她阅读了大量的革命理论著作和报刊，思想和政治觉悟提高很快。大革命失败后，王莹为地下党组织传送情报，被国民党定为“赤化分子”。遭到通缉的王莹悲愤之下，写下长达五六千字的《给何健军阀的公开信》，信中痛斥了国民党军阀的反动与卑鄙，这篇公开信在地下党组织和群众团体之间广泛流传，引起了两湖地区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群众的热烈反响。14岁的王莹充分发挥自己的革命热情和文学素养，已经表现出“作家明星”的潜质。
王莹在她的良师益友阿英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她在济难会认识了夏衍、阳翰笙、田汉、洪深、谢冰莹等人。因为“王克勤”这个名字遭反动派通缉，谢冰莹从自己的名字中拆出一个字，给她起了王莹这个名字。从此以后，王莹这个名字在30年代大放异彩，王莹参加了“上海艺术剧社”，演出了《少奶奶的扇子》《活路》《阿珍》等剧目。1930年5月1日，年仅15岁的王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左翼戏剧运动，展现出过人的表演天赋。
而出生红色世家的黎莉莉，走上革命道路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黎莉莉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她从小就知道父母的真实身份，地下党员在家开会的时候经常是黎莉莉在门口放哨。1927年，父亲钱壮飞因为执行秘密任务，把12岁的黎莉莉送到黎锦辉的中华歌舞团学习歌舞，改原名钱臻臻为黎莉莉。自此以后，黎莉莉走入新兴的娱乐行业，次年跟着中华歌舞团出国赴南洋各地演出。
救中国才能救自己，改变社会制度才能改变被压迫的困境，这是妇女界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必然的出路。20世纪30年代的女明星们不可避免地被时代卷入了革命斗争中，红色女明星的“出走”，引领着中国无数女同胞的意识觉醒。
二、红色女明星初入银幕：反“明星式”生活方式的无产阶级明星
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壮大，在中国，左翼思想广泛传播，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1927年，大革命失败，由于政治社会的变革，文学艺术领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阵地，因此左翼文化运动成为30年代中国社会中声势最为浩大的一场社会运动，波及文学、戏剧、电影等多个领域。1932年是中国电影“向左转”的一年，党成立了左翼电影小组，由夏衍、阿英、郑伯奇等人领导，派袁牧之、陈波儿、舒绣文、赵丹、王莹、郑俊丽、白杨、艾霞等戏剧演员转入电影界，在电影界开展左翼宣传。
陈波儿参加革命的时间很早，她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保障人权自由大同盟以及左翼剧联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主演了《街头人》《梁上君子》《炭坑夫》等多部戏剧。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陈波儿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监控，不得不避居香港。1934年，陈波儿返回上海，正式由戏剧转入电影界，从此开始了她短暂却重要的电影银幕时代。据当时的报道，陈波儿回上海时与联华公司的总经理罗鸣佑同船，罗鸣佑曾邀请她加入联华，同时应云卫也希望她能加入艺华公司[1]，但陈波儿心里早已有了自己的安排。
1934年，陈波儿在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她的银幕处女作《青春线》（姚苏凤，1934）。1934年多家报刊如《良友》《青青电影》《影迷周报》都刊登了陈波儿主演《青春线》的照片。同一年陈波儿转入左翼文化工作者领导的电通公司，和袁牧之合作主演了《桃李劫》（应云卫，1934），这是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袁牧之和陈波儿的代表作。1935年的报纸说这两部电影“很博得观众的爱戴及社会的佳评”，说陈波儿是“影界杰出的人才”。[2]可见观众对于陈波儿“从舞台跳上银幕”是十分欢迎的。
陈波儿在20世纪30年代的女明星里，绝对算是一个另类。从日常生活、穿衣打扮到社会实践、思想意识，她都与其他的女明星截然不同。她“平日里不施脂粉，装扮也十分素朴”，对于自己的年龄和婚姻家庭状况都毫不避讳。对此，当时甚至有记者说，陈波儿不懂得做一个女明星的诀窍，“还不够女明星的资格”“真是世间最愚蠢的女子”。这话看似批评，其实是称赞陈波儿没有女明星的作态，真诚而又亲切。
王莹也是在这一年踏足银幕的。她的处女作《女性的呐喊》（沈西苓，1933）是沈西苓根据夏衍的《包身工》改编的，它以包身工的悲惨生活为题材，在中国电影银幕上第一次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虽然影片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但由于国民党电检机关的审查和删减，破坏了电影的结构，因此当时上映后的评价并不很好。王莹1933年曾在《光华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自我批判》，称这次经历为一次“惨败”。事实上，《女性的呐喊》并不是一部完全失败的作品，单就王莹的表演来说，夏衍曾经评价她扮演的叶莲“感情真挚、爱憎鲜明，是很感人的，表现了中国穷苦妇女要解放的英勇呐喊”。
紧接着，王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开始拍摄《铁板红泪录》（洪深，1933）。这是一部反抗封建势力的电影，王莹很喜欢这个剧本，在拍摄中精益求精，严格要求自己，甚至有时导演洪深满意了，王莹却还不满意，要再拍一条。该片公映后引起很大轰动，上海、天津、青岛等多地的报刊纷纷刊登影评，盛赞影片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对王莹的演技赞不绝口，当时有些评论认为王莹是戏剧转入电影的演员中成长最快的。王莹在明星公司拍摄的第三部影片是《同仇》（程步高，1934），这是一部团结抗日的电影，王莹在其中塑造了一个单纯、勇敢、朴实的爱国妇女，影片上映后受到一致好评。
多年以后王莹在一篇回忆自己电影生涯的回忆录中说，在上海做电影明星的那几年路是最难走的，也是她最不愿回忆的。最初转入电影界时，王莹也曾是有所顾虑的，而且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正当红的戏剧演员转入电影界都是持惋惜和嘲讽态度的。但王莹心知自己肩负着党的重任，勇敢地迈入电影圈，并洁身自好，专注与艺术创作。
王莹在纷乱的电影界，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她坚持读书，也坚持写作，拒绝阿谀逢迎的酒肉场合、耐心劝解吸食鸦片的演员戒烟。但1934年的新年，艾霞的自杀给了王莹很大的震撼，她写下《冲破黑暗的电影圈》和《卸除了一件五色的外衣》两篇文章，对自己的电影生活作了总结，并在文中体现出强烈的积极和奋斗之情。王莹在自己的电影事业正要迈上一个高峰时，决定退出这个圈子，自费赴日本留学。
相比之下，黎莉莉进入电影界要更早一些，她的父亲钱壮飞在做地下工作之前是北影的导演，所以黎莉莉从9岁就开始演电影了。同样在1931年，黎莉莉随中华歌舞团转入联华影业公司，开始正式拍摄电影。同一年参演了《银汉双星》（史东山，1931）和《一剪梅》（卜万仓，1931）。
1934年的《体育皇后》（孙瑜，1934）是黎莉莉电影生涯的代表作。她在片中饰演乐观开朗、热爱运动的女主角林璎。她在片中对自己的父亲说：“爸爸，我知道中国为什么不强了，第一个原因就是身体太弱。”银幕内外皆以“体育皇后”的称号著称的黎莉莉，其主演的影片打着“充满着健美精神”“养成健全的女性体格”和“努力养成女性青春的健康美”[3]的宣传语。当时社会上所提倡的女性之健美，也是通过这部电影而得到广泛的流行。戏里戏外，黎莉莉都践行了“体育救国”的主张。
虽然在银幕上扮演着各式各样的人物，但黎莉莉的私生活卻是极为朴素和简单的，当时很多的媒体都称赞她严肃的生活态度，说她“较其他女明星来得上进”“除看电影，学习钢琴，玩自由车，她不穿华丽的衣服，满面不涂着脂粉，也不去跑跳舞场的”[4]。
混乱的社会环境下，在银幕上用表演传递进步思想的红色女明星，在银幕下仍然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种与明星生活方式截然相反的朴素、积极的无产阶级生活作风。
三、红色女明星的最终生成：坚守革命理想，为无产阶级文化事业而奋斗
1934年，深受艾霞自杀一事打击的王莹在写下《冲出黑暗的电影圈》一文后，远赴日本留学。她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是很艰苦的，她从来没有忘记过左翼工作，她拜访了很多日本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领导和先驱，和他们交流。王莹所做的研究是中国和日本在戏剧上的不同特点，她希望借此取日本戏剧之长，补中国戏剧之短。在王莹醉心于研究和学习时，几家日本的电影公司找上门来，高薪聘请她去拍摄“日中亲善”的影片，被王莹严词拒绝。
随着国内抗日战争的情势愈演愈烈，一片赤诚之心的王莹早已坐不住了。1935年王莹回国参演《人之初》（史东山，1935），这是一部反映民族危机、歌颂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影片。回国后的王莹，积极投入抗日反蒋的游行示威，和国民党特务周旋，曾多次被捕入狱。1935年的《娱乐》（上海1935，双周刊）曾在第1卷的创刊号中刊登一篇短讯，题为《王莹二次失踪经过》，王莹与共产党重要人物袁殊交往密切，因而两度被捕，后由电通公司出具保释。七七事变后，王莹也参加了上海文化界组织的“抗日救亡演剧会”，赴全国各地开展戏剧宣传。
在20世纪30年代，王莹积极投入到左翼戏剧和电影事业中，演戏的同时不忘读书写作。在王莹的心目中，革命事业是第一位的，读书学习是第二位的，成为一名女明星从来都不在她的人生清单里。20世纪40年代，王莹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宣传和斗争工作中，还在党的安排下赴美留学，在王莹的影响下，美国文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无产阶级事业有了很深的认识，王莹被誉为“中国的海伦赫斯”。
王莹向美国文化界的朋友讲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努力，宣传无产阶级思想，让大部分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接受并欣赏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43年春，王莹在东西文化协会的安排下，应美国政府的邀请，在白宫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中国抗战歌曲《卢沟桥》《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等。这次演出前，“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魏道明的夫人郑毓秀希望她能加唱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国歌”[5]，被王莹严词拒绝。她所选的，都是表现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歌曲。这次演出获得很大成功，演出结束后罗斯福总统的夫人上台与王莹合影。
195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麦肯锡移民法。当时正准备回国参与祖国建设的王莹和谢和庚相继被捕入狱，在狱中，王莹和谢和庚想尽一切办法解救狱中的8个中国青少年。王莹将狱中的悲惨遭遇写信告诉赛珍珠，赛珍珠给报纸写文章，把移民局残酷迫害中国青少年的真相公诸于世。这一事件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响，移民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释放了8个青少年。这件事使王莹深深地感到，在美国虽然遭到移民局的迫害，但大部分的美国人是友好的、爱好和平的，由此她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而努力。
同样远离了电影圈的还有陈波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原本准备到苏联参加苏联第五届戏剧节的陈波儿和袁牧之一行人“现因民族已临生死关头，决计更变初衷，参加战时移动演剧队，共往前方工作”[6]。除了“电影明星”“作家明星”的身份，陈波儿更是妇女运动的领先人物。她成立妇女俱乐部，团结职业妇女，进行抗日救亡工作。陈波儿领导战地妇女儿童考察团到西南地区做实地考察，“常常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所以的确几经艰险”[7]。
1937年，陈波儿当选中国电影救亡协会理事。同年上海文化界召集了一个要求释放因爱国而被捕的沈钧儒等七君子的大会，陈波儿、宋庆龄和何香凝等16人联名上书，提出“若是当局不释放七君子的话，他们将发动一个志愿入狱的运动，爱国既然有罪，那么他们也得入狱了”[8]。在重庆拍摄了《八百壮士》（应云卫，1938）后，陈波儿率领敌后抗日民主考察团先后到延安、晋西北、晋察冀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广泛的妇女抗日运动，并开创了街头话剧演出的新形式。
电影人钱筱璋曾这样评价陈波儿：“她给我的印象，不只是一位艺术家，更确切地说，她是在时代风云中奋战不息的勇敢战士;她在电影里演的是觉醒了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更是敢于向旧制度挑战的革命志士”[9]。陈波儿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革命工作中，当时她与袁牧之的恋爱关系已经很深，“惟陈表示，战事一日未了，此事根本还谈不到”[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波儿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电影制片基地的领导、第一位女导演，她在工作岗位上马不停蹄地创作，为十七年电影事业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她还注重电影教育，建立了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电影学院，为中国电影事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陈波儿注重电影史的研究，由程继华编撰的《中国电影史》就是在陈波儿的鼓励和支持下著成的。
20世纪30年代前期，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孱弱、娇美的外形不再像从前那样受欢迎。电影界受到欧美的影响，开始崇尚体格健美的电影明星。这种风尚王人美曾在她的传记中提到过，金焰、蒋君超、王滨等几个人每天晚上坚持练习举重，第二天一早还要用皮尺量一量谁的膀子更粗[11]。当时有评论人士指责女明星的浪漫柔糜是万劫不复的堕落的捷径，进而呼吁女明星加强体育锻炼。由此可见，当时作为公众人物的女明星们，肩负着宣传体育锻炼、推广强身健体的社会责任[12]。
黎莉莉则是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不管在银幕内外，她都以体育家或运动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召开，黎莉莉在田径名将王精熹的指导下练习赛跑。当时，《玲珑》《现代电影》《摄影画报》等多家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件事。1936年的《联华画报》刊登了一张黎莉莉在拍摄电影《到自然去》（孙瑜，1936）时的一张照片[13]，这部电影讲述了一群人遇到海難流落荒岛的故事。照片中黎莉莉用原始的方式着衣，粗布裹身，当作泳装，站在竹筏上，撑着竹竿。这张照片充分展现出黎莉莉健美的手臂和大腿，虽然衣着清凉，却丝毫没有肉欲色彩，反而充满力量和健康的意味。黎莉莉也因此成为了“粗线条的新女性的典型”[14]。1938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以后，黎莉莉就结束了联华的工作，从上海奔赴武汉，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民族电影事业。
1946年，黎莉莉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英文和表演。好莱坞请黎莉莉主演一部英文对白的电影，被黎莉莉谢绝，表示“尚不愿以中国艺术介绍于美国，甚愿先以美国电影艺术多多带回中国去”[15]。黎莉莉“不想和黄耐霜之流媲美，她情愿回到中国来拍片”[16]，为此她拒绝了米高梅公司的邀请，专心学习。黎莉莉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纽约电影学院毕业，然后由转入高级戏院专科学校学习导演。黎莉莉去美国，“是真正的想为国服务，在出国的几个年头中，她会代祖国向华侨捐款，也会在美国义演捐助国内慈善机构，同时更会慰劳友邦战士而表演”[17]。
从美国回来后不久，受英国文化协会邀请，黎莉莉随丈夫罗静予赴英国考察，并且随身携带精选的几部影片到英国放映，包括《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1947），《松花江上》（金山，1947），《万家灯火》（沈浮，1948）等等，“目的宣扬我国战后电影文化事业进步情形”[18]。这次赴英国的考察“在中英文化沟通上，是很有意义的”[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事业已取得初步成功，红色女明星们依旧坚守自己的革命理想，积极推进文化事业的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她们的力量。
结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还在扩散，世界范围内充满激进的文化思潮，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了弥漫全球的“红色三十年代”。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也是左翼思想高涨、左翼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生成发展的年代。新生的电影艺术作为大众文化，在意识形态宣传领域有了长足发展。
在弥漫着左翼进步思想的大环境下，女性意识和妇女运动也不断发展壮大。红色女明星们生长于左翼运动和妇女解放的大背景下，一方面在银幕上扮演进步的角色，鼓舞民众的革命热情;一方面在银幕下践行着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引领着千千万万的中国的女同胞共同建设更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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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黎莉莉的健美的体格[ J ].明星家庭，1934（1）.
[15]黎莉莉攻读纽约[ J ].今日电影，1946（56）：4.
[16]黎莉莉在好莱坞之风头[ J ].快活林，1946（10）：9.
[17]黎莉莉风魔了新大陆[ J ].文饭，1946（32）：4.
[18]罗静予黎莉莉赴英考察[ J ].青青电影，1948（16-28）：1.
[19]访英伦归来的黎莉莉谈松花江上在英放映盛况[ J ].电影周报，194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