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与现实： 疫情灾害题材电影的 “共同体”研究
于苗 高庆占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对于现代风险社会这样描述：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的潜在的全球性灾难，为我们每个人都勾画了风险社会的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1]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全国甚至世界上多个国家都笼罩着在疫情的阴影中，对于未知病毒的恐惧，让民众团结起来，共克难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自从电影诞生以来，电影就作为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的时代产物，或超前或相对滞后地表现着社会的某些特征，在社会公共危机的预警、防治方面，电影以其形象的视觉效果向社会公众传播了一种弱实践性的话语体系，让公众识别社会风险、了解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程序和过程。电影不仅是“镜中世界”，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影响社会进程的正义力量。[2]
一、疫情灾害类型影片对现实的表达
电影等大众媒体对公众的最大影响就是其放大效应，灾难片的核心是灾难，灾难片通过灾难的恐惧来制造观众的心理紧张和压抑，并且通过灾难的故事来引发观众对生活中已知和未知的灾难威胁的共鸣。历史上以病毒为故事背景的影片起源于何时，目前似乎没有确切考证，但是，将病毒灾难作为电影正面表现的对象，却产生了一系列的电影作品，如美国的《传染病》（史蒂文·索德伯格，2014）、日本的《感染列岛》（濑濑敬久，2009）、韩国的《流感》（金成洙，2013）等。
影像既是一个社会的信息传载体，也是一个社会历史的“电子纪念碑”。[3]电影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社会生活，虽然我们不能将电影简单地等同于实际生活，但是电影一定程度上指涉现实生活。社会上的新闻热点、重大时事，一方面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具有相对清晰的发展脉络，往往更容易改编成电影进行拍摄，因此成为电影创作的灵感来源、现实依据与素材來源。就疫情灾害类电影而言，人类的发展进化史，同样是一部与病毒等灾难的战斗史。鼠疫被称为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瘟疫之一，这种恐怖的灾难间接促使了东罗马帝国的崩溃，历史上的鼠疫首次发生于公元6世纪，疫情持续约五六十年，死亡人数近一亿人;流感同样使人闻之色变，一战末期，一场席卷全球的流感爆发，全世界患病人数约在五亿以上，夺走了近五千万人的性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亡总人数还要多;1817年，霍乱起与印度，后传播到非洲和地中海沿岸，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必须国际检疫的传染病之一，霍乱被称为“可以摧毁地球的可怕瘟疫”。除此之外，结核病、口蹄疫、非典（SARS）等传染性疾病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对人类的发展、生命财产、经济发展等，造成难以估量的创伤。这些现实社会中真实发生的血淋淋的案例，为疫情灾害类电影的创作提供了依据。人类面对疫情灾害等非常规灾害的侵袭时，除了以科学的技术手段进行自我与互相拯救之外，也通过影视作品的形式鼓舞精神、传递力量。
从电影的叙事角度来讲，影片内容以人类社会真实发生的事件为依托，电影中的主要情节真实可信，通过具有感染力的电影银幕表现出来，更容易同观众产生共鸣。如由美国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的影片《传染病》，讲述了世界各地的医疗工作者争分夺秒研制病毒抗体，共同对抗一种可怕病毒的故事;日本导演濑濑敬久执导的影片《感染列岛》，是以未知病毒袭击日本为背景，讲述整个日本危在旦夕的故事。21世纪初人们已经体验到SARS病毒的恐怖威力，但是电影通过其艺术的表现形式，让受众体会到未知病毒的深刻思考，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观众对于病毒灾害的感知。而韩国导演金成洙导演的影片《流感》，则是讲述了致命感冒大爆发时期，男女主角寻找病毒宿主过程中发生的一连串的故事。与《感染列岛》不同，《感染列岛》主要讲述未知病毒来临时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病毒，而《流感》则是在病毒的基础上讲述人性的救赎，在病毒大范围传播的过程中，影片也通过一些宏大场面表现人性的黑暗与扭曲，镜头从高空俯瞰，画面震撼人心，整个场面被一股凄惨悲凉的氛围笼罩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随时可能会出现人性灾难的大爆发，颇具冲击力。
发生于现实社会中的真实事件，借助信息媒体进行传播，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观点，传统媒体以“图文”为主要表达符号，其信息表达力求准确具体，而电影语言则更多的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在追求思想内涵表达明确的基础之上，要求表现形式具有说服力与感染力。疫情灾害类影片在故事表达过程中，以电影独有的视听语言进行表现，更能直观的将疫情灾害呈现在观众眼前，对于情感与价值观的传播也是深入人心的。
二、电影“议程设置”的社会影响
电影传播的对象是广大受众，电影从社会中汲取素材，又回馈到社会中。电影作为大众传播的媒介，同时也是文化的承载者，具有文化属性，因此电影也承担着各项社会功能。因此电影的传播过程也会受到议程设置的影响。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正式提出了“议程设置”这一理论，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随着电影的发生发展，这一理论同样作用电影领域，影片内容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影片受众对于某种事物的接受程度。
电影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要求电影的传播者能够充分认识其独立性，但又同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性与同步性，一方面适应电影发展的方式，充分发挥电影的特性，一方面实现电影传播的预期效果。回归到疫情灾害类影片的母题，不同的影片根据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自然灾害与人为灾难两大门类，细分可以分为生物变异、病毒灾害、核灾难等，例如奉俊昊导演执导的《汉江怪物》则是表现生物变异，尹济均导演执导的《海云台》为海啸灾难，金成洙导演执导的《流感》为病毒灾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以影片《流感》为例，影片以一种未知病毒为引，将多条平行时间线串联，主角与配角互相指称，构建了一座病毒阴云笼罩下完整的城市景观。影片《流感》将男女主角定位为有私心但又各自有所坚持的普通人，其他配角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影片着重表达人物内心的纠结与选择，多方面展现出灾难面前的人性。
病毒的全面爆发，冲击的不仅仅是当地的外在环境，同样也是人性的灾难，影片中金仁海作为医生，偷偷把女儿留在身边，在市民之间埋下一个巨大的隐患，其表现无疑是自私的，但是她不仅仅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单亲妈妈，医生是她的职业，而母性却是她的本能;影片男主角救援队员姜智久为了履行救援的职责，舍弃逃生的机会，将被困在超市的市民放了出来，完成了他作为救援人员的操守。但在金仁海面前，他却代替美日去感染隔离区，并为了救出美日，跳进了人体焚化炉，迸发出作为普通人的情感，在英雄诞生之前，他首先是一个有感情的普通人，情感之下做出的选择未必是理性的，但却成为整部影片的高光时刻。灾难面前情感与理性的冲突，在影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政治与人性的纠葛，也是这部影片的一大亮点，影片开始，经由偷渡者携带而来的病毒波及韩国，首先暴露出对于偷渡者和走私者打击的现实问题;随之而来的是传染性极强的病毒在极短的时间内便使整个城市陷入恐慌之中，随之而来的是政府介入的疫情控制，为了表现病毒的恐怖，影片运用特写、全景的多个画面表现病毒患者的痛苦，将影片中市民的恐慌感推到顶峰。
《流感》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在影片多处进行了夸张处理，将疫情灾害的恶劣情况进行了表现，虽然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但也给社会现实敲响了警钟。同样描写疫情灾害的影片《感染列岛》则不同，影片主要表现病毒阴云笼罩下，医务人员、家禽饲养者等社会人员通力合作，共同寻找病毒的来源，研发病毒抗体，战胜病毒。影片强调的是灾难来临之时的人性释放、民族精神，影片首先表现小岛上居民由于不明原因的死亡，直升机接走孩子，母亲撕心裂肺的呼喊，上万只活鸡被销毁;紧接着镜头一转表现日本某医院发烧病人的不断增多，且病情不断恶化，死亡人数成倍增加，医院不堪重负，将观众一步一步带入到情节发展的恐慌氛围之中。其中医护人员紧张抢救感染者与感染者临终前的惨烈挣扎画面，将观众置于其中不能自拔。这部影片“尽管在电影语言的运用上不得不向西方同行取经，但依旧不可能摆脱自身深厚的东方文化血脉所赋他的与西方电影艺术家不同的视角和感悟”[4]。虽然两部影片的侧重点不同，但我们不能忽略的便是此类影片中国家政府的存在，无论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我们很少看到此类电影中国家的缺位，往往是国家、社会以及公众在疫情灾害来临时的反应与治理的情景。
三、病毒危机下的“生命共同体”
病毒灾害电影和真实发生过的病毒灾害共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事实：一个地球、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共同体变得清晰可见了，这是一种在危险中同等影响到每一人、每一事物的一种生物的团结。[5]虽然现实中的社会生活同影片中所表现的病毒灾害的极端情况不同，但是二者之间并非毫无相似性。虽然影片中有些故事是虚构的，但是仍然表明人与其他动物在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共同体”，很多病毒的传播都是“禽—畜—人”共同作为宿主的，如埃博拉病毒、禽流感等。人类不仅是人类流感病毒的受害者，同时也成为猪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的受害者，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脆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也就更加确认了面对病毒危机时候的“生物的团结”的重要性。
在影片《感染列岛》中，借身患癌症的医生仁志先生之口讲出“由于大量药品和抗生物质，使土壤变质了，人类把自己生存的场所用自己的手毁灭了，病毒行为也和人类一样，明明把宿主杀死之后自己也会死，但依然要吞噬宿主。”点明人与环境的冲突同人与病毒的冲突类似，人类依托于环境生存，却又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而大肆破坏的代价，就是毁灭环境的同时也毁灭人类自身，这一点，与病毒无异，如果人类继续如此，也会变成自然环境的病毒。影片后半部分仁志教授在蝙蝠体内分离出病毒，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人与其他生命物种的冲突。在影片《传染病》中，导演在最后揭示出病毒出现的真相，一辆推土机推倒了树，树上的蝙蝠飞到了猪圈，将病毒传染给了猪，而猪被人宰杀，之后流入到澳门赌场，厨师在处理完猪之后，与女主角贝丝合了一张影，字幕提示这是病毒传播的第一天，颇具讽刺意味，而更讽刺的是，推倒树的推土机上面的标志，与贝丝所在的公司是一样的。这些影片无不在昭示一个真理：人类与其他生命物种之间的共同体，爱护环境，就是爱护人类自身。
自从SARS和“禽流感”之后，病毒灾害已经成为当今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尤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将病毒灾害推到了风口浪尖，整个社会对于病毒灾害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应对病毒，并非是政府独自完成的事情，而是需要整个社会所有力量共同应对的。回望从前，在应对SARS病毒的过程中，我们亲身经历了病毒肆虐的危害，在这场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危机与拯救中，我们也同样见证或者亲身参与其中。以政府为主体，协同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民个人以及国际组织等，共同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应对格局，依法科学处置，积极应对，联防联控，积极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如此才能有效减轻疫情灾害对于人民群众健康的危害，尽可能保证社会经济生活等的正常秩序。
病毒灾害的爆发，给我们的生活敲响警钟，一方面督促政府进一步完善对于突发事件的应对办法，一方面要求社会组织与公众团结协作，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与报告、人员的分散与隔离、公共卫生的防治措施，并且及时向社会公众宣传公共卫生事件防治的相关知识。电影在疫情灾害预警与防治的过程中，既要让社会公众意识到病毒灾害的重大威胁，同样也要将病毒灾害的识别、预警、应急处理等知识潜移默化的传达给受众，共同完善防控病毒灾害等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
结语
疫情灾难电影的叙事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赤裸的现实感，依赖于观众对文本的参与，依赖于它在观众身上激起的悲怆、欢笑、恐惧与情欲。一部令人赏心悦目的灾难片若是没有起到丝毫防控教育意义，那么，它代表的是灾难文化的没落，疫情灾害类电影必然是要紧紧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艺术加工与升华，慰藉心灵，警醒后世。当今社会数字电影令观众体验到越来越多的“感觉到的真实”，但是这种真实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真实性，必然要有现实指涉的深重性，技术固然重要，仍要服务于内容，否则有朝一日电影将沦为一种高科技的杂耍。疫情灾害类电影应当适度超前于当前社会所出现的问题，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影视作品应当具有其独特价值，让人们产生忧患意识，思考人类生命的意义，从一定程度上激发人们的英雄主义意识，具有独特的现实主义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童星，张海波，等.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3-4.
[2]阴艳，周子祺.韩国现实题材电影传播的三个维度[ J ].当代电视，2019（06）：109.
[3]贾磊磊.影像改变世界[ J ].文艺争鸣，2018（10）：135.
[4]王曾賡，杨远婴.生命的哀诗——20世纪40-70年代日本电影中的自杀之“象”[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7（04）：21.
[5][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