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

    张因　李莹

    [摘要]共产主义信仰是毛泽东的终生信仰。对于毛泽东树立这一信仰的确切时间，学术界尚无完全一致的结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1920年12月1日他写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件是一个重要标志。如今重温此信，仍有助于探知毛泽东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毛泽东；蔡和森；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社会愿景，也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和梦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如何确立的呢？他又是怎样去实践的呢？可以从他1920年12月1日写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推知一二。①

    蔡和森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结交的挚友。因志趣相投，两人常如影相随，或求真问道，或强身健体，并共同开展了诸如创建新民学会、筹备赴法勤工俭学等进步活动，在湖南一般先进青年中颇具盛名和影响。其师杨昌济生前对他们寄予厚望，曾郑重向章士钊推荐说：“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1919年底，为探求救国救民真理，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留法期间，其思想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于是在1920年他多次致信毛泽东，提出要在国内研究社会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共产党的主张，建议毛泽东“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收到信后的毛泽东，对其意见表示“深切赞同”，连忙写了这封回信，并在信中首次明确指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这表明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然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在他后来与斯诺的谈话中也得到了印证。他说：“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并表示自己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当蔡和森向他提出上述主张时，他从思想上心理上都能立马接受、产生共鸣，甚至付诸行动。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信仰共产主义。而毛泽东是在不断地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才找到了它。

    毛泽东成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家庭里，从小就耳闻目睹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底层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强烈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和爱国意识促使其很早树立了救国救民的理想，致力“改造中国与世界”，建立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一开始，毛泽东和当时许多的进步青年一样，怀揣着朴素的救国救民情怀和理想，历经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大杂烩的重重考验。曾设想过要建立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相结合的理想“新村”和“工读同志会”、“工读互助团”、“自修大学”等半工半读的组织，想要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原则，过起共产的生活。然而，当时中国的残酷现实是：在社会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之前，任何新生活的试验都是无法实现的。随着“新村”的昙花一现以及“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毛泽东不得不对现实作进一步的反思。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感慨地说道：“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同日又在给罗章龙的信中强调“主义”对于斢换中国坏空气的重要性，指出“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而此时“来自北冰洋岸俄罗斯的一只新文化小花”已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这一年上半年，他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李大钊、陈独秀有了密切接触，基本上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在11月间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所以，以上所指“道路”即后来走的俄国式革命道路，所提“主义”即后来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

    于是在12月1日给蔡和森的这封信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并且从四个层面论证了非取俄国式这一“变计”不可。

    第一个层面，他分析指出在当时的世界资本家掌握着话语权、教育权，所有的议会、军队、警察、银行等都是为服务资产阶级而设。“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第二个层面，基于对人类心理和历史的考察，他认为要资本家相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人心要改变，需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量抗衡。另一方面，“人类生活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人心不知足，常得陇望蜀。小资本家也會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又会想做更大的资本家。他们是不肯放手既得利益的。更何况事实已经证明，“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肯自己收场的”。第三个层面，要考虑革命的时效性和现实性。“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到共产，要何日才能成功？”第四个层面，他认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等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所以，用和平的方法去改造中国与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的，唯有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方向和道路明确之后，紧接着的是方法问题。首先需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毛泽东在信中非常赞成蔡和森提出的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因为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是推动国家改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核心力量。其次要“联络同志”、“多找同志”。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新民学会的每一个会员“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个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同时，要实现中国和世界的根本改造，毛泽东认为还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和普世性的爱心。他在信中说道：

    “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

    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这是一层。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

    以上说明毛泽东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绝不只局限于中国这一个国度，而应是世界性的、普遍性的，是一项关乎全人类幸福的伟大事业。在这封信之后，毛泽东积极投入到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中，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21年元月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他斩钉截铁地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人采用。”并以新民学会中的先进分子为骨干力量，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先进组织，团结和教育了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青年。1921年7月，他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眼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大会通过的纲领更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意味着毛泽东和蔡和森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曙光悄然升起。自此之后，毛泽东一路上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撒播于中华大地，将党的活动深入到旧中国的每个角落，将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芒植入人们的心中……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旧中国最终也在以他为核心的党的领导下，“像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辉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了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成长为了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从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写给蔡和森等人的这封信中，能够看到毛泽东追求共产主义、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谋取幸福的初心，能够看到他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能看到他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对现实的科学研判以及对自身思想和行动的及时调整。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封信就是毛泽东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向着共产主义奋勇前进的宣言书和行动纲领。事实上，回望党95年的发展历程，追梦的道路并不平坦。但作为党和国家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并没有被坑坑洼洼所绊倒，更没有走岔路，而是始终不忘初心，砥礪前进，穷尽一生为梦筑路。他说过，共产党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他断言，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他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辛勤劳动。如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也更接近共产主义的梦想，或许在前面还有很多困难和曲折，但重要的是，坚冰早已打破，航线早已开通，道路早已指明。只要大家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齐奋斗，终有一日必得始终。

    [注释]

    ①信件内容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