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佛教信徒“兼奉诸宗”考论
杨军 鞠贺
提要：辽后期兼奉诸宗现象普遍存在于不同的佛教信众群体中。其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佛教各宗派斗争激烈，为增强佛教内部凝聚力，兼奉诸宗成为必然要求;二是部分职业僧侣站在修行的角度批评偏修一宗的弊端，支持信徒兼奉诸宗;三是辽朝皇帝出于更好地利用佛教维护统治的目的，倡导兼奉诸宗。辽朝佛教信徒兼奉诸宗以密宗为主，禅宗和三论宗被置于边缘的地位。辽帝通过提倡并践行兼奉诸宗加强了汉人佛教信徒对辽朝的认同心理。辽朝的兼奉诸宗淡化了唐中期以来浓厚的宗派意识，但不利于各宗派义理的深化。
关键词：辽朝;佛教信徒;兼奉诸宗;宗派意识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20.04.007
本文的佛教宗派指隋唐时期形成的天台宗、三论宗、密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兼奉诸宗是指佛教信徒在尊奉某个佛教宗派的同时，兼奉部分其他宗派。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朱子方，他提出辽朝学僧“不专一经一宗，颇有诸经皆通的倾向”，张国庆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辽朝僧人群体的兼奉诸宗现象。实际上，兼奉诸宗并不仅仅表现在辽朝职业僧侣这一特殊群体，而是普遍存在于辽朝不同的信众群体中。辽朝佛教信徒兼奉诸宗的真正推动者是辽朝皇帝。另有部分学者将关注点集中在个别宗派的融合上，尤其是“显密圆通”这一现象，然“显密圆通”也只是辽朝佛教信徒兼奉诸宗的表现之一，且这些研究均是立足于宗派融合的角度，而非信徒的兼奉诸宗。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探究辽朝不同信众群体兼奉诸宗的不同表现，并对辽朝出现兼奉诸宗现象的原因和兼奉诸宗现象對辽朝佛教、政治以及对整个中国佛教史的影响进行研究。不足之处，敬请批评。一、职业僧侣的兼奉诸宗
兼奉诸宗是辽兴宗至辽末在辽朝佛教信徒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由于不同信众群体的信仰水平和影响力存在差异，在兼奉诸宗的表现上也不尽相同。辽朝职业僧侣兼奉诸宗，主要表现有三。
第一，在学术研究方面，兼治诸家经典，针对不同宗派的经典均有相关著述。如道宗时华严宗大师鲜演“首习唯识三能变，叵究其源;次览华严十所因，罔穷其邃。”最先涉猎的佛教领域为唯识宗，后转入华严宗。又“撰《仁王护国经融通疏》《菩萨戒篡要疏》《唯识论掇奇提异钞》《花严经玄谈决择记》《摩诃衍论显正疏》《菩提心戒》暨《诸经戒本》，卷秩颇多，”可见其对律宗、唯识宗、华严宗和密宗均有研究，著述颇丰。而作为“振兴华严宗之关键人物”的郎思孝，对天台宗经典《法华经》也有着深入研究，撰《法华经三玄圆赞》2卷及《法华经圆赞演义钞》4卷，对各宗共同尊奉的经典《金刚般若经》也进行了钻研，著有《金刚般若经宣演科》2卷、《金刚般若经宣演会古通今钞》6卷，又有净土宗著作《观无量寿经直译》1卷。关于辽朝僧人针对其他宗派的相关著述，亦可参见李勇《辽代佛学的圆融思想》。
第二，在传教方面，部分辽朝职业僧侣通过著书立说，对各宗派的经典做出宣传。活跃于兴宗、道宗两朝的纯慧堪称这一方面的急先锋，著有《三宝感应要略录》，收集了不同典籍中佛教信徒的灵验事迹。《三宝感应要略录》对各宗经典的殊胜能力进行了宣扬，其卷中第六三条标题即为《诵满一千部必有灵验感应》，记载了僧人诵《法华经》亡故后舌乃不灰，并能诵经的灵验事迹，是对天台宗所奉经典《法华经》殊胜能力的宣传。又有并州人张元寿“发心为救双亲，造阿弥陀佛三尺像，安置旧室”，进而出现灵验现象，使其生前“好酒肉食，杀生鱼鸟等多，故堕叫唤地狱”的父母得以“皆离地狱，方生净土”，是对塑造净土宗阿弥陀佛像灵验事迹的宣传。此外，《三宝感应要略录》亦有与华严宗经典《华严经》及密宗陀罗尼相关的感应事迹。
第三，在宗教实践方面，针对不同的宗派均有所实践。如《纯慧大师塔幢记》载纯慧曾被道宗“面受燕京管内忏悔主菩萨戒师，明年二月，设坛于本寺，忏受之徒，不可胜纪，”作为忏悔主、菩萨戒师的纯慧身体力行为信徒开戒坛传菩萨戒。《塔幢记》又说纯慧“敷课于白伞盖，每宴坐诵持。”饮食坐卧之问都要诵持“白伞盖”，“白伞盖”应为《大白伞盖佛母心咒》的简称，是密宗咒语。纯慧还撰有《往生集》20卷，在净土信仰方面，纯慧应修行净土宗，故“往生”当指往生极乐净土。可知，纯慧兼奉密宗、律宗和净土宗，并践行此三宗的宗教实践。《妙行大师行状碑》载妙行大师“依司空为师”，司空为华严高僧朗思孝。并遵守二十一条戒律，如“夜咒食水”、“大悲心陀罗等诵□□”、临终前“惟念弥陀，”加亦是践行不同宗派的宗教实践，表明其兼奉华严宗、律宗、密宗与净土宗。除了上述影响力较大的高僧外，辽朝各寺院也存在兼讲各宗经典的僧人。雕刻于大安九年（1093年）的《僧思拱墓幢记》载僧人思拱“探迹奥业，乃讲华严经，玄谈金光明经并诸律论不可备矣”。思拱对“诸经论”有很深见地，并进行宣讲。在思拱在弟子中，也就出现修行不同宗派的情况，“长特口习学习华严经玄谈沙门文超，次讲唯识论沙门文惠。”因为老师兼讲诸宗，故学生才可以根据个人兴趣，有更多的选择。
综上可知，僧人作为职业佛教信徒，身份较为特殊，其兼奉诸宗表现在理论、传教和宗教实践等诸多方面，是辽朝佛教信徒兼奉诸宗趋势较为明显的群体。二、普通信众的兼奉诸宗
辽朝皇帝和民问信众中也存在兼奉诸宗现象，但其表现不尽相同。且统治阶层是推动佛教信徒兼奉诸宗的动力之一。考虑到民间信众的信仰水平，本文认为民间信众大多是被动的接受者。当然，也不排除有少部分民众主动接受的可能。
辽朝皇帝兼奉诸宗，主要表现在推动不同宗派经典的流布上。辽道宗著有《华严经》相关著作，如咸雍四年（1068年）著有《御制华严经赞》，咸雍八年（1072年）“以御书《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身为最高统治者的辽道宗，竞在四年时间内，完成两部《华严经》的相关著作。并且，辽道宗在独立完成《华严经五颂》之后还出示给群臣，此举应会增强华严宗在统治阶层中的影响力。此外，道宗还著有《发菩提心戒本》，表明了对律宗的重视。在密宗经典《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钞》序言中，编撰者觉苑提到“越大康三年（1077年），忽降纶旨。令进神变经疏钞科，”并“敕令雕印。”道宗要求相关人员编撰《神变加持经》的注疏，并下令刻印。觉苑认为“坠典斯兴，仁王之力也”，指出《神变加持经》由“坠典”走向兴盛，有赖于道宗的提倡和支持。辽道宗还曾为密宗经典《释摩诃衍论通玄钞》撰写引文。在纯慧完成净土宗著作《往生集》后，辽道宗“嘉赞久之，亲为帙引。”此外，道宗还支持道（厄+殳）《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流布，可知辽朝皇帝也积极支持职业僧侣编撰能够推动佛教信徒兼奉诸宗的佛教经典。道股是辽道宗时期的知名僧侣，撰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其中即包含显教义理又有密教的咒语，对显教和密教都进行了宣传。道（厄+殳）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开篇即提到编撰《心要集》的目的是“双依显密二宗，略宗成佛心要，庶望将来悉得圆通。”也就是说，道（厄+殳）希望信徒不要偏修显宗或密宗，而要双依显宗和密宗，最终在佛教信仰上达到圆通诸宗、通达圆满的效果。对于显宗和密宗发挥的作用，道（厄+殳）通过比喻的方式，进行了说明与宣传。“病人得好药方，须要自知分两炮炙法则，合成服之方能除病身安。”这段史料是将显宗和密宗比喻成治病的药方，认为只有二者结合，才能治愈病人。通过以上可知，道（厄+殳）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中，对显教和密教都进行了宣传。
在辽朝皇帝和职业僧侣的带动下，辽朝民问信众也同时信奉不同的佛教宗派。但民间信众的兼奉诸宗往往是单纯地相信各宗派经典和修行方式所能带来的种种福报，缺乏对义理的钻研。《办集胜事碑》载尚父大王、乙里免、北里宣徽相公等兴办道场，其中讲解和诵持的佛经包括华严宗经典《华严经》、净土宗经典《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天台宗经典《法华经》、律宗经典《梵网经》以及密宗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六字真言》等，可知民间信徒对不同派别的经典皆加以崇奉。重熙二十二年（1052年）《王泽墓志》载志主王泽“间年看《法华经》千三百余部，每日持陀罗尼数十本。”志主同时诵持天台宗的《法华经》和密宗的陀罗尼。墓志中提到的诵经次数虽然带有明显的夸张成分，但是最起码从墓志撰写者看来，信徒是可以兼奉诸宗的。乾统元年（1101年）篆刻的《宝禅寺建幢记》中载“奉为亡夫特建梵幢一座，所冀灵乘五色云，速登极乐问，”建幢者相信密宗陀罗尼的殊胜能力能够协助其亡夫往生净土宗的极乐世界。刻于咸雍五年（1069年）的《萧闛妻耶律骨欲迷已墓志》中提到“匠梵幢一所。庶期霑一尘，覆一影。或往生于慈氏天宫，或托质于弥陀佛国。”此梵幢当指密宗梵文陀罗尼经幢，修建者认为，仅仅被其尘沾影覆，都可往生弥勒净土或极乐世界，表明建经幢者兼奉密宗、净土宗和弥勒上生信仰。
净土信仰包括弥勒净土信仰、极乐净土信仰、药师佛净土信仰和阿閦佛净土信仰等。除专修极乐净土被称为净土宗外，对其它几种净土的修行，尚不可称为佛教宗派。但辽朝弥勒净土信仰也相当流行，被与其他宗派兼奉，其经典《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经常与天台宗经典《法华经》同时出现。如刻于清宁四年（1058年）的《显州北赵太保寨白山院舍利塔石函记》中出现“当院讲涅盘法花上生经沙门方德。”涅槃指《大涅槃经》，法花、上生经分别为《法华经》和《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此类列子颇多，再如，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的《王悦墓志》由“讲法花上生经、文章赐紫、沙门志诠撰。”
通过上述种种表现，可以得知，辽朝不同的信众群体通过不同的方式兼奉诸宗。兼奉诸宗是辽后期佛教信仰的一种普遍现象。三、兼奉诸宗之原因
辽朝后期兼奉诸宗现象的出现，是受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作为内部因素，佛教各宗派激烈的斗争及部分辽朝职业僧侣站在修行角度的倡导是信徒走向兼修的重要原因。而作为外部因素，辽帝的有意推动起到了关键作用。
辽朝佛教受唐朝影响较大，中唐以后，佛教信徒的宗派意识不断加强。辽朝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种宗派意识，导致辽朝佛教各宗派之间存在一定的斗争，这必然又会对佛教自身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陈觉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序言中言及辽朝佛教信徒因为不同的修行派别彼此攻击，“显教密教，矛盾而相攻。性宗相宗，凿枘而难入。互成非毁，谤议之心生焉。”陈觉指出了显教与密教相互抨击，甚至同属显教的性相二宗也相互非议、斗争激烈的现象。辽朝佛教各宗派的斗争也被外国僧人察觉，据高丽义天所撰《飞山别传义》载“近者辽国诏有司，令义学沙门诠晓再定经录，世所谓《六祖坛经》《宝林传》等皆与焚弃。”诠晓即唯识宗高僧诠明，由唯识宗僧人焚毁禅宗经典，可见二者斗争之激烈。而提倡兼奉诸宗的包容性态度无疑会减轻佛教各宗派之间的内讧和消耗，促进佛教内部的统一，为佛教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另外，职业僧侣还站在修行的角度提倡兼奉诸宗，并对此做出宣传。道（厄+殳）之《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提出“显密圆通”，即兼奉显宗和密宗，又融合了华严宗和密宗的修行方式，提出“初悟毗卢法界，后修普贤行海”。道（厄+殳）又对毗卢法界进行解释，“谓《华严经》所说一真无障碍法界，或名一心，于中本具三世问、四法界。”把华严宗的修行方式引入到密宗的修行理论中，强调了体悟华严宗所说的一真无碍法界在修行中首要的关键地位，将华严宗和密宗的修行理论进行了嫁接。《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一方面通过理论为信徒兼奉诸宗提供支持，一方面通过融合义理来推动佛教信徒兼奉诸宗。道股之徒性嘉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并供佛利生仪后序》中也提到“弘性弘相，商参互起于多端。宗立（律）宗禅，水火交腾于异义。遂使滔滔性海罕挹波澜，灿灿义天难窥光彩。”他認为信徒偏修一宗在造成各宗派冲突对立的同时，也使得信徒无法全面地了解佛教义理，也暗示要全面系统地了解佛教义理，就应停止斗争并兼奉诸宗，促进诸宗派协调发展。《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提倡的兼修显密在信徒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及至乾统三年（1103年），《故花严法师刾血办义经碑》仍号称“唐梵兼语，显密圆宗，四句一偈，刊亦无遗。”碑文撰写者王企中认为故花严法师所刊刻的佛经包括汉梵双语，又并称显密为圆宗。毫无疑问，这是受到道（厄+殳）《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影响。《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无疑是在理论上为信徒兼奉诸宗提供了依据。
除此之外，提倡兼奉诸宗、增强佛教内部凝聚力也与辽帝的统治息息相关。辽朝重视文治，天庆六年（1116年）篆刻的《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中“皇朝定天下以武，守天下以文”的描述是辽朝施行“文治”的直接记载。而佛教可被视为“文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太平十一年（1031年）篆刻的《圣宗皇帝哀册》中提到圣宗在位时“三教兴行。”此哀册作为辽朝官方对圣宗的生平总结，提到的“三教兴行”应是对辽圣宗时期运用包括佛教在内的三教治理国家的一个真实书写。辽道宗在其亲自撰写的《释摩诃衍论通玄钞引文》中提到“朕听政之余，留心释典”，表明辽道宗在处理国家政务之余还关注佛教经典。而赵孝严在《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引文》中认为辽道宗“欲使玄风，兼扶盛世。”此处的玄风指佛教，指出辽道宗欲把佛教信仰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之一。综合上述两条史料分析可以得知，辽道宗声称自己“留心释典”的原因，应在于欲利用佛教来治理国家。此外，大安九年（1093年）刊刻的《景州陈宫山观鸡寺碑铭》载“我朝建国，嗣纂金轮。三教助化”，表明在时人眼中辽朝也重视通过儒释道三教来治理国家。虽然辽朝号称“三教并行”“三教助化”，但在辽后期，辽统治阶层已经给民众留下了以佛教治国的印象。另有咸雍八年（1072年）《创建静安寺碑铭》载辽朝“三教并化，皇国崇乎至道，则梵刹之制布域中焉。”碑文表示儒释道三教并行于辽朝，但辽因“崇乎至道”，故“梵刹之制布域中”，梵刹即为佛寺。不言而喻，此处的“至道”，即最精深微妙的道理，必是指代佛教。这一点在其他碑刻中也可找到旁证。会同九年（947年）《会同中建陀罗尼经幢记》提到众生“扰扰焉若投焰之虫，忙忙焉如濡沙之兽。不有至道，其孰能拯救者哉？则我大觉慧珠，空王密藏”，将佛教中的密宗经典说成是“至道”。而《创建静安寺碑铭》撰写人为“前朝请大夫、守太常少卿、充昭文馆直学士、充史馆修撰、应奉阁下文字、兼编□□□□□都尉、漆水郡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耶律兴公□□□”，身为朝廷官员的撰写人在同时提到儒释道三教时，居然称佛教为“至道”，则此时的佛教与儒教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儒教的历史事实可见一斑，这应是辽后期重视以佛教治国的一个侧面反映。而佛教内部分崩离析的状态，并不利于统治阶层利用其治理国家，因此模糊各宗派之间的界线，提倡兼奉诸宗就成为必然要求。故在兴宗、道宗等人的提倡下，兼奉诸宗现象不断扩大。辽帝的推动是兼奉诸宗成为存在于不同信众群体中普遍现象的主要外力。
总之，佛教内部的激烈斗争要求佛教信徒通过兼奉诸宗的方式来缓和各宗派的斗争，进而促进佛教整体向前发展。部分职业僧侣和辽朝皇帝虽是出于不同目的号召信徒兼奉诸宗，但都起到了实质性作用，促进了兼奉诸宗现象的扩大。四、兼奉诸宗之评介
辽朝的兼奉诸宗作为一种宗教现象而存在，有着自身的特点，并影响了当时及后世佛教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辽朝皇帝的兼奉诸宗赢得了佛教信徒尤其是汉人佛教信徒的认同，对辽朝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
辽朝佛教信徒在兼奉诸宗的同时，并不是盲目地对各个宗派全部吸收，而是有选择、有倾向性的。总体看来，辽朝佛教信徒兼奉诸宗，往往以其中某一宗派作为主修宗派，但也存在某一宗派被普遍兼奉的情况。如朗思孝和鲜演主修华严宗，纯慧大师则主修净土宗。在密宗经典方面，朗思孝著有《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疏》2卷、《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科》1卷，鲜演主修华严宗，撰有密宗经典《摩诃衍论显正疏》。纯慧虽未有相关注疏，但却每日都诵持密宗经典，“敷课于白伞盖，每宴坐诵持。”道股和主持编修契丹《大藏经》的觉苑在尊奉密宗的同时，又都主张“显密圆通”，即兼奉显教和密宗。也就是说，无论是修显教的某一宗派还是修其中的某些宗派，都可以兼奉密宗，这样的宣传，无疑会使密宗成为佛教信徒兼奉的宗派之一。因此，密宗堪称被兼奉的主要宗派，其地位和影响力得到了提升。再如，辽道宗崇尚华严宗及净土宗，同时又热衷于密宗经典《释摩诃衍论》和《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并下令编撰相关注疏。辽朝后期建陀罗尼经幢之风的盛行，也印证了密宗的盛行。经历了“会昌法难”之后，密宗在唐朝已然走向衰落，不甚盛行。可以说，辽朝佛教信徒实现了密宗在中国北方的振兴。此后的金朝密教较之辽朝虽曾显示出衰落的态势，但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力。至元朝时，有僧人认为元时“秘密之法日丽乎中天，波渐于四海”，表明元朝时的密教发展如日中天。明代，密教受到统治阶层推崇，流传范围也很广。清朝统治阶层信奉藏传佛教，而藏传佛教则以密教为特色。藏传佛教在蒙古等中国北方地区影响也很大。元明清三朝统治阶层对密宗推崇备至，有赖于辽朝为密宗打下的坚实基础。
在兼奉诸宗成为主流的辽后期，也出现个别宗派被边缘化的现象，没能成为被兼奉的对象。最典型的便是三论宗和禅宗。就现有史料而言，除了在通理大师所刻房山石经中出现《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三部三论宗经典，以及在辽人末法观念上体现出受到三论宗影响外，不见有三论宗的迹象。三论宗在辽朝成为了被边缘化的佛教宗派。如前文，辽朝还存在销毁禅宗经典的情况。可知在这一时期，禅宗也没有被纳入到兼奉的范围，反而遭受到巨大打击。根据宋人洪皓的记载，也可以看出辽朝禅宗的衰落。燕京作为辽朝佛教的鼎盛之地，存在诸多的佛教宗派。辽亡后，燕京被纳入到金朝版图。金朝初年，洪皓留金时却称“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建（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洪皓的这一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朝禅宗不盛的历史事实。金朝初年，受辽朝佛教影响较大，禅宗不甚流行，但到了后期，又受北宋影响较大，禅宗则颇为兴盛，而至元代，禅宗也只是一度流行，并未始终保持这一势头。明清时期，禅宗也主要流行于江南地区。辽朝打压禅宗的政策奠定了北方禅宗不盛的基调。
除此之外，辽朝的兼奉诸宗还模糊了隋唐时期各宗派成立以来的界限，增强了佛教内部的凝聚力，使佛教获得了更好的发展。辽朝皇帝通过提倡并身体力行兼奉诸宗，博取了不同宗派信众的好感，增强了汉人佛教信徒对辽朝的向心力，对契丹人的统治产生了积极影响。密宗道股即视辽道宗为转轮王，认为“今居末法之中，得值天佑皇帝菩萨国王率土之内，流通二教”，以菩萨国王来刻画辽道宗是将其喻为转轮王。而这正是因为道宗在“率土之内，流通二教”，同时推动显教和密教的流布和发展。此外，辽后期有净土宗信徒虽未视辽帝为转轮王，但却对辽帝充满好感与认同，清宁十年（1064年）《王延福办佛会发愿碑》载“弟子王延福等奉为皇太后、皇帝、皇后万岁”，碑文首先表达了对辽帝等人的祝福，其次提到“愿亡过见在七世父母久灭恒河之罪，生于西方净壤。”西方净壤即净土宗的极乐世界，应是净土宗信徒对辽帝的认可与祝福。再如大安五年（1089年）篆刻的《安次县祠土□伐里寺院内起建堂殿并内藏埤记》载“我国家尊居万乘，道贯百王，恒崇三宝之心，大究二宗之理”，碑文撰写者认为辽朝崇尚佛教，透析显密二教的教理。碑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汉式人名，如刘惟极、宋守行、刘惟昇等。可见，以道（厄+殳）为代表的汉人佛教信徒对辽朝皇帝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和心理认同，这与辽朝皇帝“恒崇三宝”“大究二宗”不无关系。而这种好感和认同心理无疑会淡化辽朝境内的“华夷”界限。辽朝境内有众多的汉人佛教信徒，他们对辽帝的认同心理，无疑会稳固契丹人的统治地位。按照张博泉《“中华一体”论》，辽朝处于“前中华一体”时期，“历史发展到辽、金时期，在民族关系和民族意识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的变化，不仅‘华夷不能从‘天下一体中分割，而各族在‘中国中亦不可分割。”辽朝皇帝通过提倡并践行兼奉诸宗，强化了“华人”和“夷人”彼此间的心理认同。
辽朝佛教信徒兼奉诸宗，无疑会促进各宗派在义理上的相互渗透。如鲜演对天台宗、唯识宗和禅宗思想的吸收，以及道（厄+殳）将密宗定义为密圆，将华严宗定为显圆，提出“显密圆通”，这对于各宗派之间相互借鉴、完善佛教的义理体系是极具积极意义的，也为日后各宗合流奠定了基础。但各宗派之间的相互借鉴，无疑会使得某些宗派的特色思想被其他宗派吸收，且兼奉诸宗，淡化了唐中期以来较为强烈的宗派意识，客观上使隋唐以来各宗派的独立发展进一步走向终结。僧人不专一经一宗，势必会影响其对某一宗派的深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诸宗派特色义理走向衰退的前兆。
唐中期以后佛教的宗派意识愈发强烈，但也存在兼奉诸宗的现象，如白居易就是“禅净双修”。辽后期，学僧道（厄+殳）明确提出“显密圆通”，即要兼奉显宗和密宗，辽朝皇帝和职业僧侣也践行并提倡兼奉诸宗，但三论宗、禅宗仍然被排除在外。辽朝佛教信徒普遍兼奉诸宗是对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八大宗派的一次整合，淡化了中唐以來浓重的宗派意识，是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开创了后世佛教宗派分布的新格局。
[作者杨军（1967年—），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12;鞠贺（1991年），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收稿日期：2020年3月5日]
（责任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