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栋乡土小说的温情叙事
张露
内容摘要：刘玉栋笔下的“齐周雾村”充满了温情与诗意，寄寓了浓烈而真挚的乡情。本文以刘玉栋的乡土小说为研究对象，以温情叙事为切入口，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作家个人生活经历以及创作的文化背景，借助文化研究、叙事学等理论，揭示刘玉栋乡土小说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刘玉栋 乡土 温情叙事
一.温情叙事的精神资源
作家的创作活动与他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相关，同时也受到他本人成长环境的影响和现实世界的制约。刘玉栋笔下的乡土世界总是充满了款款的温情，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将从他的童年经验以及悠久厚重的齐鲁地域文化对他的影响入手，探讨形成其小说温情叙事的原因。
（一）遥远亲切的童年记忆
“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开端，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①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早年经验”对于一个人的精神人格形成，尤其是对于一个文学家创作个性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个体生命体验的底色和基调，未来的审美体验都将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作家的精神建构、价值诉求、审美情趣等都将会受到个体童年经验的影响。刘玉栋的童年是在鲁北平原的齐周雾村度过的，齐周雾村虽然贫瘠，多盐碱地，算不上美丽，但就是这片土地留给了刘玉栋太多的爱、快乐和梦想，馈赠给了他一个无限温暖的童年，淳朴的民风、朴实的民俗、善良的村民、温暖的乡情，让刘玉栋获得了生命最初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一阶段的生活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刘玉栋的行为举止、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在文学创作中，他将童年生活的体验和记忆，化作一种浓厚、复杂而又真挚的情感。
（二）悠久厚重的地域文化
传统的地域文化与乡土文化息息相关，“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社会结构，都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传统文学的地域性受制于中国文化的风土人情，受制于中国的自然民风和人情世故。中国文学的‘入乡随俗创造了它的地域文化世界”。②鲁北平原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素来重视仁爱。费孝通认为，儒家正是在仁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的伦理道德规范。刘玉栋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始终秉持着仁爱的态度进行创作。在《给马兰姑姑押车》中，马兰姑姑出嫁时，村里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来帮忙，男人们给马车扎篷子，妇女们围在马兰姑姑身边送她上车，村民们互相帮助，诚恳友善，构成了团结友爱的和谐关系。《乡村夜》中“孝悌”的理念蕴含在天赐的心中，在最后的关头选择了放手，无论如何也不能偷爷爷的钱。这些书写都暗含了作者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肯定和张扬。
二.温情叙事的内涵表达
刘玉栋笔下的“齐周雾村”充满了温情与诗意，寄寓了浓烈而真挚的乡情。他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命运，描摹底层百姓生活的甘苦。用充满温情的笔触追溯乡土间饱含人情温度的亲情伦理，寻找精神的归属。
（一）建构温暖诗意的齐周雾村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17岁才离开故乡，但总觉得没有真正离开，我十分想念那段日子，想念那里的花草树木、土地河流，想念那里的乡邻和伙伴，尽管过去十几年，我却始终没有忘掉那段生活。”③故乡是离刘玉栋内心最近的东西，他在乡土小说世界中建构了一个原初记忆中的齐周雾村。这里有王大手和堂弟王大官、依恋土地的爷爷、热衷到地里挖银子的奶奶（《跟你说说话》），有害怕火化，想要“入土为安”的连根爷爷（《火化》），还有憧憬爱情将秘密和心愿交付给嫁妆“大箱子”的姐姐（《葬马头》，勤劳有力、承担一家重担的高芦花（《通往天堂的路》）。这些个体在波澜不惊的乡村生活面前体会着幸福、快乐与哀伤，他们没有崇高的理想，但却有着朴素的生活哲学，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面对生活，用善良本真的内心对待乡邻，与城市的冷漠隔阂相比，齐周雾村充满了温情与醇和。
当然，乡土世界里的一切并不都是美好，刘玉栋也并没有回避对乡土世界中的苦难与丑恶的描写，他的目的不是為了揭示恶，而是为了寻找和展现温暖的力量。在小说《通往天堂的路》中，当孙二九得知自己的大女儿孙秀美被电器厂厂长欺辱怀孕后喝农药自杀，他内心极度的痛苦，想为女儿报仇。可当报仇无法实现时，他转而将人们对他的同情以及对孔厂长的憎恨变为自己的挣钱手段，充分赚取着人们的同情心，用骗来的钱大吃大喝。对于乡村中的“二流子”孙二九，刘玉栋对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给予理解与宽容，通往天堂的路实际上是通往未来的希望之路。
（二）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命运
仁厚的土地、朴实的民俗和淳朴的乡情让刘玉栋养成了宽厚、温暖的天性，生活中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更能吸引他的目光，他对这些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命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火色马》中的丈夫因为过度劳累而死于心肌梗塞，丈夫的突然猝死打破了女人原本平凡的幸福生活，女人用她的柔弱之躯扛起了这个家的重担，坚持让小儿子董生继续上学读书，大儿子董强进城当保安，自己一个人承担菜地里的活。面对专门搞批发的菜贩子李家父子的刁难，女人并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面对。《葬马头》中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被批斗成瘸子的刘长贵，在村里受到歧视，经常被嘲笑、捉弄。他与同样受到冷落，被孤立滚蹄子马成为了知己，从滚蹄子马那儿找到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获得心灵的慰藉。在同构性的命运中，达成了相互之间的默契与和谐。当滚蹄子马得了怪病死后，全村的人都兴奋不已，期待着瓜分马肉，刘长贵却像丢了魂似的，陷入自责与痛苦之中。他抱着马头和四只马蹄子独自一人去村外埋葬，进行着自己内心的祭奠。在这个过程中，刘玉栋凭借他那特有的悲悯性情怀，在不断逼进人物内心深处的叙事中，糅进了大量的温情式话语，使很多人物的命运在浓烈的悲剧性氛围里又迸发着种种诗意的人性光泽，折射着人类生命中许多令人惊悸的韧性品质。④
（三）追溯脉脉的亲情伦理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⑤长期以来，乡村人之间建立着极度的熟悉感和信任感，他们更愿意用亲人之间的情感来对待彼此。《远亲不如近邻》里的“我”早年丧父，生活艰苦，邻居台阶婶耐心地教“我”织渔网，台阶叔则带“我”贩卖虾酱一起挣钱，台阶叔已然成为“我”成长路上的“父亲”角色。特别是在满天大雪的风雪之夜，台阶叔对我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的情感浓浓化为一种真挚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