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出路的探寻及其现代启示
内容摘要：巴金小说在对女性的书写展现其对五四启蒙的反思和女性出路的探寻。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哲学为指导，重新审视《家》和《寒夜》中的女性形象，就女性社会公共空间、女性思维、女性社会公共生活与家庭责任、女性主体性确认与传统美德继承等现实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女性形象 现代启示 反思
作为“五四”启蒙话语瓦解旧家庭、旧伦理的突破口，女性解放牵动了许多新文学作家的敏感神经。在这样一种女性书写的潮流中，巴金可以称得上对女性命运持久关注的作家。无论是因袭传统美德的旧式女性，还是沐浴五四光辉的新青年，他都以对女性命运的悲悯为基点，展现对女性出路的思索和对五四启蒙的反思，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妇女问题仍有启发意义。
一.贤媳妇的启示与恶婆婆的警醒——传统女性的反思
作为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家》中的瑞珏待人宽厚且富有同情心。她是长辈心中最贤惠的媳妇也是人人爱戴尊敬的大嫂。在“血光之灾”事件之前，她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家庭和睦，夫妻恩爱，孩童可爱。这是她自己满意的生命状态也是她人生的全部意义。孟悦、戴镜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曾经讲到：爱如果是女性自身的一种文化选择，那么它可能“虽也阴柔和缓，但却无形中以一种新的理想对抗著已有的和潜在的文化主宰者，即非人的封建式的价值观，一方面又潜在地区别于那种士大夫传统下的主人立场”，它“发挥着削弱男性侵犯性权威的功能，有容得女性以某种方式寄身其中”。当然，作为在“五四”血雨腥风中成長起来的一代作家，巴金绝不仅仅想要描绘一幅传统的家庭温情图，于是就有了以陈姨太为首的封建家族势力，借助迷信实施戕害。面对不合理的境遇，瑞珏“只是哭，她的哭声就是她的反抗的表示。……因为她没有力量保护自己，觉新也没有力量保护她。她只好让人摆布。从瑞珏的反应，我们可以得出：第一，温柔的大嫂并不软弱。她用哭来表示反抗，并最终用自己的牺牲促使觉新对封建家族彻底绝望。第二，她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晰的认识。她知道“不孝恶名”的压力，也清楚“自己没有力量、丈夫没有力量”。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外柔内韧且有着清醒认识的大嫂没有愤而反抗呢？这就是传统女性的悲哀。恩格斯早在《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传统女性拘泥于家庭，她们的生活经验和行动能力仅仅在家庭伦理关系、男女两性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琐事中展开，即使认清自己的处境，也没有行动力去改变自己的处境。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是否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实际上是决定女性命运、女性素质的一个基本问题。
如果说以瑞珏为代表的传统女性因为社会公共生活的缺乏，找不到自我拯救的道路，那么如果没有“血光之灾”，贤媳妇变成婆婆后，又会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巴金后期小说《寒夜》中汪母形象则表达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小说中的汪母自尊、坚强、勤劳、甘于奉献，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母亲，可以想象以前也曾是一位贤惠的媳妇。她将所有的爱和生命的诉求都倾注于家庭——自己的家和儿子的家。然而她“无私”的爱和付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导致了家破人亡的结局。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对汪文宣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我要去找妈”。接受了五四启蒙教育的汪文宣在遇到困境时，为什么想到的是去母亲那寻求避风港，而不是个人或者与妻子一道共渡难关呢？这就是传统“母性”依恋的柔性杀人。这一发自内心的温柔牵绊力远比“父子冲突”更具力量和隐秘性。传统女性将自己所有的生命轨迹局限在家庭，在限制自己思维、行动力的同时，也无意间以爱的名义扼杀了下一代的行动力和坚韧性。
汪母一方面以其浓厚的母爱为青年设下温柔陷阱，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传统婆婆与现代媳妇之间的女女冲突。而这种冲突也让我们看到了女性走入社会公共空间的艰难。
小说中，汪母一直以她的生活轨迹来要求和评价曾树生“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子？基于此，汪母自信且轻蔑地说：“我比你更了解她。她不会永远跟着你吃苦的。”在这里，传统女性思维和现代女性思维产生了分歧。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实践方式和社会实践活动是思维方式产生的基础和源泉，并不断推动着思维方式的变化、发展。汪母在她的人生轨迹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传统的女性思维方式，并用这种思维来对待接受了五四新思想，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现代女性思维的曾树生，自然会产生激烈的冲突。
传统女性一方面因为社会公共生活缺乏，找不到自我拯救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基于自身局限性的实践，用其固有的思维来框定、否定刚刚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在成为女性解放道路上殉葬者的同时也无意中阻挠了女性解放的步伐。
二.五四女青年的尴尬与职场新女性的迷惘——现代女性的困惑
以巴金《家》中的琴为代表的现代新女性曾经是巴金想象中的理想女性。她具有反抗精神，凭借着自己的心灵美和外在美受到诸多异性的关注。然而，如果我们细读文本，却发现了女性在自我解放上的尴尬与迷惘。
“我的处境比你们的更困难”这是琴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面对着女性长辈亲戚的“闲言闲语”，琴虽然“觉得一身都冷了”，但当翻到《新青年》上《娜拉》中的话语;“我想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一切的事情都应该由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决”，“眼前顿时明亮了”。这是典型的五四启蒙话语。一接触新思想，琴立即从软弱而幽怨的大家闺秀变为敢于反抗的进步青年。然而当战乱袭来，“什么新思潮、新书报，什么易卜生，对于她都不存在了。”当启蒙碰到战争，一切都瓦解了，这既是琴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作者对启蒙之于现实以及启蒙效果的质疑与反思。
如果说上述琴的放弃有着战乱的影响，那当琴面对“剪发”时的反应则展现了青年女性在成长道路上自身的迷惘与矛盾。一方面，琴对剪发后的倩如羡慕和赞美，但另一方面“她的确还不能确定自己有没有勇气剪掉头发”，因为“我爱我底前途，我也爱我底母亲”，“为了她，我宁肯牺牲我自己底前途。”传统“母性”的温柔牵绊远比女性自由解放的虚无口号影响力要大得多，巴金早在《家》中就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
当然，最终琴还是挣脱了母亲的束缚，直接和根本原因是母亲要将其嫁给一个“家里很有钱”，“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富家子弟。于是她喃喃说“我不走那条路，我要做一个人”。从这些话语，启蒙者欣慰地看到了启蒙的效果，但透过表象，我们感受到的却是现代个性自由追求下的传统私奔实质。在小说结尾，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图景：“琴抬起头来微微一笑，……也不说什么话”，“她相信觉民”。把自己交给觉民，这是琴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期许。
青年女性对个人解放的追求由反抗家庭，追求爱情始，又以进入另一个家庭接受另一个男人的安排终，这又让我们想到了《伤逝》中的子君。当然也有没回去的，巴金《寒夜》中的曾树生就走出了一条别样的道路，只是这条道路的尽头仍然是“寒夜”。
长期以来，曾树生都被看作是“现代新女性”的代表。她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前卫，她有着比丈夫强的经济能力，行为自由，追求高质量的生活。然而，在文本解读和作者情感导向的探讨中，我们却发现这样的“新女性”并非作家的理想。曾树生接受了现代启蒙思想，并怀揣教育救国的宏大理想与汪文宣走到一起。然而，在生活磨难面前，理想化为泡影。她不得不以“花瓶”的姿态走进职场。相对于汪文宣，曾树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更强。虽仍不时有埋怨，但却依然享受这种迷醉的“小资”生活。然而正如当时社会所非议的：是否女性有了经济能力就是“解放”了，是否妇女从家庭走向了社会就是启蒙胜利了？1935年2月12日，许藩在上海《中华日报》上发表了《“娜拉”与“花瓶”》，指出：“事实报告着，娜拉做了‘花瓶！……所谓知识，不过是抬高价格的一种装饰罢了。”一面是躺在病床上的丈夫和缺乏母爱的孩童;一面是流连于各类娱乐场所的“新女性”，巴金在塑造曾树生这种非理性状态时，无疑隐含了其深切的焦虑和对当时女性解放的隐忧：“职业新女性”无外乎就是男性社会的一种“点缀”，“职业”并非她“自立”的价值体现。而追求个人的绝对解放，抛却社会和家庭成员的基本责任和义务是否符合现代性？曾树生仗着自己所谓的“能力”与汪母进行相互攻击和谩骂，其作为一个人在长幼包容和理解方面的基本道德又在哪里？在这里，巴金对于曾树生式的现代女性提出了质疑。
三.结语
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巴金小说中所提出的女性问题仍然具有现代意义。社会公共空间是否已经完全对女性敞开？女性能否自我释放被束缚的思维？如何处理女性社会公共生活和相应家庭责任的关系？女性主体性的确认与传统女性美德的继承等等这些问题仍困扰着我们。要真正实现妇女解放和确认女性主体性，社会和女性自身都应付出努力。
参考文献
[1]孟悦，戴镜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2]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3月.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版.
[4]巴金.《寒夜》[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三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
[6]許藩.上海《中华日报》《“娜拉”与“花瓶”》转引自宋剑华《错位的对话：论“娜拉”现象的中国言说》《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2017年湖南省教育厅课题：《启蒙反思与文化重建》项目编号：17C0804
（作者介绍：贺敏，湖南女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