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感知与协同治理：社会治理中的媒体角色
陆小华
【摘要】人类社会正在进入风险更为复杂多样的新风险社会，人们期望传媒在感知风险、协同治理方面担当起应有的角色和功能。习惯于把舆情监测系统定位于发现舆情热点，使媒体没有充分展现出梳理信息、提出问题、发现风险的能力和引起警觉的“嘹望哨”功能。在社会治理中，媒体不仅要发挥感知风险、推动应对、参与治理的功能，实际上其既是协同治理的连接器，也是治理功效的放大器，是社会治理的有力工具。从更高层面看，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担当，必须放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更大格局中来思考，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有机体，把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作为治理能力的一部分。把加强政治能力建设、融合传播能力建设和综合竞争力建設，作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不懈追求。
【关键词】风险感知 协同治理 传媒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带给人们更多的财富、便利与满足，同时也让人们产生更为强烈的对于安定感、安全感和秩序性的要求。现代社会不仅仍然面临洪水、干旱等自然风险，也面临因为人的活动、决策所带来的损害和损失等不确定性、不安全性增加，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风险从以自然风险为主转向人为的不确定性占比提升，新型风险占比提升，因而，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被学者称为风险社会。实际上，风险并不只是保险精算所关注的那些传统损失的概率。在现代社会，对风险的认知和感知，不能局限在传统范围内。从更大范围看，风险不仅包括人身安全、财产权益等可能发生的现实损失，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安定可能受到的冲击和损失;也包括因秩序混乱、经济社会活动停滞而带来的预期收益损失，这些预期收益在正常年景、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如期转化为现实收益或现实福利的;甚至还应包括人们的安全感、安宁感受到冲击而产生的损失。现代社会的风险已经从传统安全和现实财富延伸到更广阔的层面，因而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也必须提升到新的水平。
研究风险社会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风险社会的形成。在他们看来，风险社会的出现，或是因为恐怖主义、生物安全等新风险的出现;或是因为人们风险文化不断被强化，从而对风险更敏感、更重视，风险损失带来的痛苦更强烈;或是从发展阶段上观察，工业化和技术的应用带来利益与发展的同时，带来的风险也在加大，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因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风险更为复杂多样的新风险社会，风险越多样、越复杂，人们就越有理由期望，在感知风险、协同治理方面，传媒担当起应有的角色，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风险社会中媒体的角色，以及从现实需要与理想追求层面看如何优化，本应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就此而言，从风险感知与协同治理视角出发，探讨媒体的角色与优化，从理论层面和现实需要而言，都是重要和急迫的。
一、风险感知：舆情监测与媒体的竞争逻辑
当今世界，媒体与具有媒体功能的信息平台不知凡几。梳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与应对时间线，中国媒体在应对疫情中作出巨大贡献，许多新闻记者和医护人员逆向而行，担负使命;在应对围绕全球疫情相关舆论斗争中，中国媒体发挥了而且仍然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回顾以往，梳理分析，从更理想化的层面观察，各种舆情监测系统并没有在感知风险、提醒预警方面展现关键性作用，媒体在最初阶段以正常程序发布了有关疫病预防控制信息，而没有充分展现出梳理信息、提出问题、发现风险的能力和引起警觉的“嘹望Ⅱ肖”功能，或者说，所展现的作用与人们的期望间还有明显距离。这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一）媒体舆情监测系统的定位应当是什么？
在爬虫技术、文本语义理解、跨平台信息传播追踪等技术近乎普及使用的今天，许多地方、机构、媒体都说自己拥有了舆情监测系统或舆情监测服务的合作方，从而能以基于大数据和自然语言处理进行舆情热点抓取和相关分析。客观地看，不同主体使用舆情监测的目的性有所不同。一些地方、机构、企业等主体在引入舆情监测诸技术手段或舆情监测服务时，主要是为了应对负面舆情，关注重点主要在于负面舆情的抓取，这决定了其所要求的舆情监测服务的定位。媒体的舆情监测系统的定位更多的在于发现舆情热点，从而使自己的报道与关注热点有所呼应。这种主要是发现负面舆情、发现舆情热点的需求思维，决定了这些舆情监测系统功能定位及其信息抓取和分析逻辑。而相应的信息抓取和分析逻辑，又会强化使用者对发现负面舆情、发现舆情热点的需求，从而形成了一种螺旋循环。而这种螺旋循环，会进而影响其信息获取、基本判断和决策思维，使得舆情分析者和分析结果使用者都可能处于某种“信息茧房”中。
媒体舆情监测系统的定位应当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媒体舆情监测系统的使用者应当对自己的核心需求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和认识，对其背后的竞争逻辑有更深刻的认识。
要真正有效认知面临情况和舆论环境，舆论服务使用者的核心需求是及时全面掌握舆情，包括正面、中性、负面舆情。实际上，舆情的指向远比正面、中性、负面的简单区分复杂得多，具有更多的维度和指向。全面掌握，才能准确认知，既不因正面评价而自得，也不因负面舆情而惊慌，更可以从舆情反映中汲取更多信息、线索和建议，从而避免只关注负面舆情可能引发的决策偏差。
而对于媒体而言，对舆情监测系统的核心需求，不仅是帮助发现舆情热点，更应当是帮助媒体感知社会、经济等各领域的不易为人察觉的动向，帮助媒体先于社会各个方面发现值得注意的动向、问题和风险。如果媒体关注的只是舆情热点、社会热点，其基本逻辑就是已经成为社会热点，媒体才更可能作为选题，那就把自己定位于舆情热点的追踪者，这显然与作为社会“嘹望哨”相去甚远。
（二）媒体的竞争逻辑应当是什么？
社交平台的兴起和多种基于社交的新媒体形态、新传播形态的兴起，赋予公众和多种社会主体远比WEB1.0时代更为强大的参与传播甚至影响传播态势的能力和条件。客观上，已经进入信息超级过剩、社会动向感知更有难度的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媒体维持、强化自己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任务更为艰巨和迫切。
正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依然值得问的问题之一是，媒体的竞争逻辑是什么？媒体的竞争逻辑是应当先于其他信息源与分析者发现社会、经济等领域的重要动向，从青蘋之末的细微动向，能够见微知著，或预做准备，或先人一步发出提示，或居高望远有所指引。仅仅是紧跟社会热点，显然是不够的。即使是能够跟上社会热点，能够体现竞争力的只能是信息更多、分析更透、表达更好。但这种情况下，话语权已很难说在媒体手中.对公众、社会和决策层注意力分配也谈不上有多少影响了。在今天，媒体和其他信息发布者很难决定公众怎么想，但能够深刻地影响人们想什么。人们的注意力被某个热点吸引，就已经对其想什么产生了实际影响。因此，媒体的竞争逻辑如果僅仅是紧跟热点，显然是不可能构建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而能够从青蘋之末感知风的变化，从细微处发现重大动向，媒体就有了原创发现，这就为原创内容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即使是相关信息不够充分，分析尚待深入，原创性发现依然是竞争力的基础。因此，传媒的竞争逻辑，绝不仅仅在于更早掌握舆论热点，而是更早发现重要动向、重要变化、重要事件。
对重要动向、重要变化、重要事件的更早发现，在风险社会，就包括对风险症候的感知，能见微并通过报道让决策者和公众知著。在风险成为社会热点之前，借助专业力量和自身的调查、分析、洞察，感知风险，预做准备，并以适当方式发出提示、有所警示，提醒社会各界予以关注，有所应对。这种感知、发现、提示，能够先人一步，并为事件发展所印证，这个就是媒体发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最有力证明，就是其掌握话语权和注意力分配影响力的最好证明，这也大大有助于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建设。
二、协同治理：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媒体角色
在社会治理中，媒体的角色是什么？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媒体应当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社会治理是多种社会主体通过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共同处理社会事务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也完成了不同利益诉求的协调。实际上，社会治理就是由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治理，走向多主体通过合作、对话、协商、沟通实现协同治理的过程。协同治理既是一种社会治理工具，也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形态。
（一）社会治理中媒体的角色担当
以协同治理的眼光看，感知风险、推动应对、参与治理，就应当是在社会治理中媒体应有的角色担当。
正是因为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凸显，更需要社会主体以其社会角色，借助协同治理等形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媒体的社会角色之一就是担当发现者、感知者、嘹望哨，以其发现提醒人们，以其报道和观点引导人们理性活动、理性决策，以其报道和活动促使人们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客观上，媒体在社会运行中，既是舆论引导者，也是社会治理参与者。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实践，既是一种治理形式，也是一种决策方式。媒体的活动和发现，媒体的报道和观点，既引导利益相关的社会主体和个人以民主公开、审慎理性的方式，形成认知共识和行动协同，也通过报道这种认知共识和行动协同，推动、强化协同治理的进行。这种效果的基础之一就是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能够有效提供有助于人民群众公开、理性审慎认知、行动和决策的信息，而不是被带有情绪化、非理性因素的舆论热点拖着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制度安排的全面提升和完善，也是能力建设的持续进程和成果。在这个进程中，党领导下的主流媒体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应当说也是制度优势的有机组成部分。把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任务，也是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应当有的追求。而在社会治理进程中，媒体更好地担当起积极参与者和治理效能贡献者的角色，既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有助于媒体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而要担当起这样的角色，就要在感知重要动向、当好发现者上下更大功夫，在感知风险、化解危险、治理危机上发挥更重要作用，而决不能只充当舆情热点的跟踪者。
（二）应急传播：社会治理中媒体的能力体现
更进一步看，在社会治理中，媒体并不仅仅发挥感知风险、推动应对、参与治理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媒体实际上既是协同治理的连接器，也是治理功效的放大器，是社会治理的有力工具。
人们对媒体作用的体验，在危机应对时远远比日常生活中更为深刻;人们对媒体的依赖，也更为强烈地体现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一旦发生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而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媒体的信息中心与信心稳定器的作用就更强烈地体现出来。当突发事件发生初期，会出现事件相关信息不清晰时的信息空窗期，信息碎片与流言往往会左右人们的情绪，需要媒体充分发挥真相发现者、信息传递者的功能，稳定人们的情绪和行为。政府在危机应对时所发布的情况信息与措施信息，也需要媒体广泛传播，发挥放大器的作用。实际上，在危机应对时，危机传播就是危机应对、应急处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应急处置之外的部分。受灾人群的自救、互救和救援组织，群体行为的控制，以及社会面秩序的稳定和重建，主要靠应急传播实现。党和政府的声音、措施，全社会对灾区的关注、关爱和支援，也主要通过媒体来实现，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就为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普遍发放了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承担国家应急广播功能，充分体现了在应急处置中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和特殊功能。
应急处置是社会治理的特殊状态，是协同治理发挥功效的重要关口，当然也是媒体在社会治理、应急处置中必须有效体现作用的关键时机。所谓应急处置的核心是有急即应，可采取一切必要而可行的手段。在新媒体条件下，包括移动传播在内的更多新传播手段、新传播形态，被主流媒体应用于应急传播中，在应急处置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着更强的作用。
在应急处置中，媒体的特殊功能在于，不仅要发挥传播功能，将所采集和政府发布的信息进行多轮有效传播;还要发挥更强的政治功能，将应急传播的核心使命定位于维持并进而增进认同，特别是政治认同。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各种突发事件发生时，往往伴随着一定的争议。对危机处置措施的不同看法、不同诉求，有时甚至超过突发事件本身。因此，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媒体不仅要通过有效传播推进以人为本、积极救援、有效处置，还要明确应急传播的目标之一是稳定社会秩序、增进政治认同，是推进协同处置，有利社会治理。如果仅仅基于自身的传播力，而影响共识与协同，就有违媒体的角色定位与使命担当。
三、角色担当：大格局中的重新定位与优化路径
从更高层面看，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担当，必须放在更大格局中来思考。这至少包括两点。一是以新的角度思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媒体应担当的角色。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剧烈变化，既会以多种方式影响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运行以及人们的思维和看法，也需要媒体从新的层面去应对。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仅是媒体报道国际事务的观察分析工具，也是重新思考在社会治理中媒体角色定位与担当的坐标和卡尺。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媒体并不仅仅是报道者，而是协同治理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下和进程中，协同治理也是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应有模式。一个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就是协同治理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动员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媒体必然也必须会发挥更多功能。二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必然越来越体会到媒体的特殊和基础作用，也必然把媒体视为其组成部分，把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视为治理能力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大格局下重新思考，人们就会对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担当有新的认识。当人们把媒介素养、传播能力视为一个人和一个组织的基本能力之时，人们必然会对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担当有更高要求。这也必然是媒体在融合发展中的关注重点和努力追求。离这样的目标越近，媒体的竞争力就会越强。
（一）体系中的有机体：重新自我定位与功能定位
正是因为要在大格局中思考媒体的角色，当在大格局中自我定位和推动各方面对媒体进行功能定位时，应当把媒体定位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机体，应当能动地发挥作用，而不只是简单地担任报道者。
在大格局中思考媒体的角色，在大格局重新自我定位与功能定位，就应当认真重温《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媒体做过许多报道，但有一点人们还须更为深刻地认识和体悟。
这个《决定》一共十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第十五部分是“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第二至第十四部分，分别论述了必须坚持和完善的制度和制度体系，包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共十三个方面。
《决定》第七部分“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特别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并把“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作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的第四个具体方面。这说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格局和制度安排中，已经明确确定了“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就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而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是舆论引导工作机制中的主力军，就应当从“治理体系中的有机体”这个层面自我定位和进行功能定位。
《决定》第九部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开宗明义强调：“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清晰准确地明确了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中是“重要方面”的地位和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这都为媒体在大格局中重新自我定位和功能定位，提供了法理基础和制度支撑。
（二）加强能力建设：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不懈追求
媒体要担当起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安排和角色任务，不仅要重新自我定位和功能定位，还必须有效加强能力建设，并把能力建设置于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突出重点、完善体系、强化基础、优化成效。
在这个大格局下，媒体首先应当加强的是政治能力。这里的政治能力应当如何定位？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领导干部要增强的政治能力，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是“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能够“炼就一双政治慧眼，不畏浮云遮望眼，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的能力。①而且，把提高政治能力视为“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②之一。虽然这是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但对媒体的把关人和领导者同样适用。而且，考虑到媒体在当今时代所起的作用，就更应当加强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更应当加强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決问题的能力，更应当努力炼就一双政治慧眼。从大格局和使命任务的要求看，媒体把关人和领导者必须不断增强的政治能力，是对政治方向、历史趋势、战略大势、事业全局的把握能力，是对战略方向、战略层面的把握能力，是能够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的能力。也就是说，是在政治根本层面上的把握能力，而不仅仅是其他具体层面的能力。这在当前的国内国际条件下，更可以体悟到加强政治能力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其次，应当加强兼顾国内外不同舆论环境和任务要求的融合传播能力，特别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加强传播力，既是媒体的自我追求，也是对媒体的基本要求。但在大格局下审视所需要加强的传播力，是能够兼顾国内外不同舆论环境和任务要求的传播力，是能够适应技术推动和人们信息获取行为变化所产生的融合传播条件和需求的传播力，而不简单地是增强传统传播力。正是因为网络传播越来越成为信息获取和影响力传递的主要渠道和主要形态，正是因为社交传播和基于数据、算法的精准传播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对政治、经济、社会运行和文化生活等等的影响越来越深，融合传播力才真正能够发挥作用。也正是因为网络、社交、移动传播的弱地域性、强相关性，使得任何通过网络、社交、移动平台传播的内容都可能跨越地域，既可能从境内传播外溢到海外，也可能从海外回流到境内。而今天，国际世界的事件和现象，对国内舆论动向和人们的行为同样有深刻影响。因此，传媒必须构建更为强大的兼顾国内外不同舆论环境和任务要求的融合传播能力。
在大格局下担当起自己的角色，发挥更有力的作用，在加强政治能力和融合传播能力建设的同时，媒体应当努力加强综合竞争力。同样，对综合竞争力的构成和优化重点，也应当以新的思维来认识。注释
①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7月1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