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的历史镜鉴
黄红平 张胤熙
摘? ?要：在国际共运史上，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可谓是两个极具传奇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二者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但命运悬殊。苏联党内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最终导致苏联亡党，而中国共产党始终为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不断探索，保持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新时代要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从两党之命运分野的比较分析视角可汲取的经验启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内绝不允许存在任何形态的党内利益集团，要妥善处理党员利益与党的利益之间的冲突，要保持忧患意识警惕利益集团苗头性问题，要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防止党内利益集团产生，要突出抓好党内高级领导干部队伍建设。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党内利益集团
中图分类号：D262.6?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674-9170（2020）05-0086-07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古今中外，无论是一个国家的衰败还是一个政党的覆亡，几乎无不验证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以1847年6月2日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为开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迄今已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在这170多年时间里，世界上成立过许许多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时至今日，有的继续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屹立于世界政党之林，而有的曾创造了无比辉煌的业绩但却黯然退出历史舞台。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莫过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经过近百年的曲折发展和不懈努力，已经壮大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政党”[1]，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唯一的坚强领导核心;而与之迥然不同的是，苏联共产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政坛上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强大”，但竟然几乎在一夜之间哗啦啦地垮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二者如此巨大的命运分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令五申告诫全党要“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2]，绝不能犯战略性和颠覆性错误，正是从事物的内因起主导作用的哲学层面上回应了这一“历史之谜”。沿此思路，从历史回顾的视角分析两党的内在发展走势及其命运，将有助于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避免犯致命性失误提供有益参鉴。
一、中国共产党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而不同的是，“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因此“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3]283。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就不是为了謀取一己之私利而结成的政党，恰恰相反，它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努力。但历史已证明，性质先进、宗旨崇高、纪律严明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政治本色的“护身符”，关键是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将其体现在自身建设实践中。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深深担忧党内可能出现因追逐私利而腐化的问题。1948年，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实际上“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不得不说的是，“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特别“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4]413。在1949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警示全党要认真汲取李自成兵败北京的深刻教训，发扬“两个务必”的革命精神，经受得住“糖衣炮弹”的袭击。他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5]262然而事实表明，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之举。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加入之后就能掌权的党”，一部分久经腥风血雨战争考验的党员干部以打下天下的功臣自居，骄傲自满，贪图享乐，逐步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迅速腐化堕落，进而蜕化变质，成为追名逐利的腐败分子。究其思想根源，正是因为滋长了诸如刘青山、张子善之流所说的“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党员功劳大，要比非党人士享受多”这样的迂腐观念。为了祛除附着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病毒”，中国共产党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开展了整风整党、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有效地遏制住党内不断滋生利益集团的思想文化繁殖，取得了良好效果。
1956年夏秋之际，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任务提前完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新中国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虽然党内经过前期多次政治运动的整顿有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不少值得警惕的问题。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深入分析党情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党内那种“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6]214，尽管“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依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的现象，在我国正在走向消灭”，但“剥削分子、剥削行为、变相的剥削行为和剥削思想，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中，还是存在着的”[6]242。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7]284。联系1956年的波匈事件，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刚刚结束访苏行程回国的刘少奇忧心忡忡地指出：“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级”;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注意”，采取放任的态度，那么“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但不要怕，“如果我们注意了的话，如果我们采取一些办法的话也不一定产生，是可以避免的”[8]643-644。毛泽东非常赞同刘少奇的观点。他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告诫全党领导干部，“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9]34。1959年，毛泽东根据当时苏联共产党内存在利益固化的情况，明确提出“既得利益集团”这一概念，再次强调全党要注意防范此类问题。随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如开展新的整风运动，制定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制度，取消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上的特权等，后来由于指导思想出现重大偏差，误判党内已形成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并开展残酷的党内斗争，走了一段不应有的弯路，但客观来说，这些措施对防止党内滋生利益集团确实发挥了较好作用。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深受“文革”之害的邓小平提出要正确评估党内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围绕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这一核心议题指出：过去党内出现那么多问题，固然有“左”倾错误使然，但也不能掩过饰非，“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0]327。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指明党内利益集团问题，但事实上已触及其产生的现实可能性及其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内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江泽民在十五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特别警惕人们所说的‘既得利益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党内有一些人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所谓的‘既得利益”，如果任其发展，那就必然“形成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希望全党同志都始终保持高度警觉”[11]183-184。胡锦涛强调全党要直面“四大危险”，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防止“既得利益”思想在党内滋生蔓延。为此，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譬如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党内决策执行监督分权制衡、规范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的营利性活动等，这些做法提高了党拒腐防变的能力，有效遏制了党内滋生利益集团。
迈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着眼于消除重大政治隐患，强调重点防止和铲除党内政治腐败及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利益集团。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他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反对搞利益结盟的非法行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12]770;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严厉指出：“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伙、帮派，尤其是“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13]21;2015年10月29日，他再次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就是要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13]31。这些重要论述表明，新一届党中央对党内利益集团的危害性及其滋生的现实可能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正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积极主动防范党内形成利益集团，保持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二、苏联共产党内滋生官僚特权阶层的轨迹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明斯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算起，到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自行解散”，苏联共产党在长达九十多年时间里，曾经取得过震惊世界的辉煌业绩，譬如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苏俄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建成当时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化强国，领导苏联人民打败穷凶恶极的法西斯德国等。然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其不仅失去了政权，甚至也毁灭了自己？十月革命前夕，苏联共产党的前身——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靠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民心，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都投给了它，即使在维持反动统治的旧军队中也获得多数支持。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国家百废待兴，而且还要与国内叛乱和国外武装干涉作斗争。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仍是一支清正廉洁、朝气蓬勃、满怀革命热情和理想的坚强队伍，那时候大部分党员干部都能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崇高品德和思想境界，在领导层基本不存在特权现象，“尤其是党的领导人，过清教徒式的生活是理所当然”，尽管确实有“一些党员住在从资产阶级那里夺来的住宅里，娶了富家女儿”[14]40，但这些都属于个别现象。
斯大林时期，由于确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层层对上负责的权力结构使得“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乐了”，看起来“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15]14-15。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消极现象在当时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主流。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主观上，斯大林时期的党员干部中大部分是经过革命洗礼的共产党员，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以及自身具备的艰苦奋斗作风，使得他们谨慎使用权力，不愿蜕变为享受特权的官僚主义者;二是客观上，当时斯大林对各级干部的清洗和卫国战争的艰苦环境让干部队伍无法稳定，因此难以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而苏联共产党的蜕变真正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赫鲁晓夫时期，干部队伍人数稳中有升，虽然频繁的党内斗争使得他们经常变动不居，但相对斯大林时期，处在一种和平安逸的环境下容易滋生追逐自身一己之私的思想倾向。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之后，随着对斯大林的无底线揭露和批判，苏联共产党放松了对干部的教育和管理，结果导致干部队伍中有一些人的理想信念动摇，追求特权的欲望与日俱增。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判断认为当时“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16]，这一结论在今天看来可能有夸大之嫌，但它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视角真实反映了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共产党内特权者队伍扩大的状况。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共产党内的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逐步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扩张，对干部的监督机制不断削弱，以及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负面影响，为官僚特权阶层的正式形成创造了最适宜的生长土壤。据俄罗斯学者估量，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官僚特权阶层的人数大约在50—70万，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至少有300万之众，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数的1.5%。其成员主要是各级党政军机构、群团组织和国有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当然也包括少部分正当权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成员大都具有四大鲜明的特征：“第一，他们掌握着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程度较高，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并且有机会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多数人在思想上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教条主义者，在工作上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第四，他们表面上拥护社会主义，似乎也在为社会主义而工作，但在内心里却向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17]96。尤其是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领导干部终身制在事实上的确立，使得官僚特权阶层在苏联共产党内终于定型。
戈尔巴乔夫时期，受长期积累的党内问题惯性冲击，苏联共产党走上了官僚特权阶层从内部进行“自我政变”的邪路。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他是一个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成长起来的投机主义者。主政后不久，戈尔巴乔夫迅速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代表官僚特权阶层竭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说过去官僚特权阶层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千方百计保持现状、反对改革的话，那么现在党内的特权者就开始考虑如何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不少潜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腐化变质者”，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窥探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纷纷走上政治前台，公开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蜕变为颠覆苏联共产党的急先锋。这些现象的产生是因为“这个注重实用的、只注重个人利益的集团，有一切的理由改变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支持以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他们就有机会拥有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对它们进行管理。他们就可以合法地积累个人财富。他们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联系和影响，而且可以通过直接财产转移，来保证他们子孙的前途”[18]124。由此看来，苏共亡党是官僚特权阶层有意识、有目的推动的行为结果，这种结局可谓在意料之中，不足为惜。
三、几点启示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虽然诞生和发展在不同的国家，但实际上有着许多的相似甚至相同之处，譬如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纪律严明的先锋队政党，均在非常残酷恶劣的斗争和生存环境下战胜对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均实现了在社会主义大国长期执政并取得骄人的历史业绩，均是当时世界上人数和组织规模数一数二的大党等，然而两党在如何对待和处理党内利益集团这一相同难题上，由于态度和做法不同，命运却有着极大的反差，蕴含其中的教训令人深思。世界上最可怕的敵人不是别人，从来就是自己。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保证不犯“党内形成利益集团”这样的战略性、颠覆性错误，把自身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就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关于“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19]97重要论述精神，从两党的发展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启示。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内不允许任何形态的党内利益集团的存在。理论上清醒是行为上坚决彻底的重要前提。实践上要做到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必须首先在理论认识上搞清楚原因为何。与所有剥削阶级政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因此不允许党内存在任何形态的利益集团。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其先进性质不允许。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所不大相同的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3]285。二是其崇高宗旨不允许。区别于“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28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矢志不渝的崇高宗旨。三是其严明纪律不允许。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没有纪律就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严明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增强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的保证。它在本能上应反对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和各种形态的利益集团，否则就意味着蜕化变质。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妥善处理党员利益与党的利益间的冲突。利益是社会的粘合剂，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存在，任何否定利益客观存在的观点都是荒谬可笑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所有剥削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就在于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不允许在党内形成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对立的利益集团。当然，这里所提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的利益，而是指其作为一个整体没有私利，党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党内不允许存在一部分人的利益与党的整体利益相悖。但这是不是要求扼杀党员的个体利益？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党员作为党组织的细胞，他们“不是清教徒，也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也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党员、干部要开展工作，也需要赋予一定的职权”[11]181-182，那么就必然存在维持党员生存和发展的个体利益。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能更不应反对党员个体利益，而应主张把党员个体利益与党的整体利益，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机统一起来，在坚决维护党的整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实现党员个体利益。同时要坚决反对党内某些人“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谓‘既得利益”，一心只为“自己捞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11]184，正确限定党员利益与党的利益之间的边界。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忧患意识，警惕利益集团苗头性问题。中国古人常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智慧，居安思危是历史昭示的重要经验。许多事情如果做足了提前预防这一“先手棋”，错误最大也不是致命性的，结局最坏也不会是毁灭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出现少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初心使命丧失而追名逐利的不良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演变为大塌方”[20]591。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党员的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由此决定了党内因地位、工作条件等因素相同或相近而形成的各种利益群体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譬如有党员群众与党员干部、地方党员干部与中央党员干部的群体划分等。但党内利益群体不等于是党内利益集团，二者有本质区别，前者是正常现象，而后者是寄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政治肿瘤”，是不正常现象。不过，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问题是，如果党内利益群体有“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21]44的苗头性行为，就可能警示前者在向后者进行转化。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22]，一旦把准问题，就要迅速将之消灭在萌芽状态。
第四，马克思主义政党务必全面从严治党防止党内利益集团产生。相对剥削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虽然具有性质先进、宗旨崇高、纪律严明的先天性优势，但这些优势并不是永远不变的，过去有不等于现在就有，现在有不等于将来就有，这些优势的保持需要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历史事实证明：“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23]163。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将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全方位融入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之中：一是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要确保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及时清除“两面人”“搞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等政治隐患，防范和化解党内政治风险;二是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要加强理论武装，切实解决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和宗旨意识淡化等问题;三是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要健全党的组织体系，严明组织纪律，切实解决组织软弱涣散和用人不正问题;四是在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方面，要坚持不懈整治“四风”，真正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并持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重点打击那些融合了政治腐败与经济腐败的利益结盟行为，彻底铲除寄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防止其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1]。
第五，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突出抓好党内高级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领导权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防止内部分裂产生利益集团的重要前提。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24]372。事实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在于抓好党内高级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在此方面，苏共的教训深刻，其内部滋生官僚特权阶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抓好高级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出现了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他们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有时还为它唱赞歌，但其内心一直在窥测方向。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原形毕露，公开反共反社会主义”，“后来成了颠覆苏共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17]392。邓小平后来总结经验指出：如果党的前途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25]311。他强调要加强高级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25]310。新时代抓好高级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固然需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但“从根本上讲不能完全靠外部约束，而要靠自觉自律”[1]，高级领导干部作为党内的“关键少数”，必须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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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张煜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