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的概念、内涵与当代价值研究
吕新发
摘? ?要：红色金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为夺取革命胜利和巩固红色政权而创建和领导的一种特殊金融形态，是作为人类社会普遍性经济形式的金融与作为阶级斗争特殊性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产物。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金融，具有政治性与经济性、革命性与商业性相融合的特征。在近30年的历史进程中，红色金融创造了非凡的金融实践，积淀了丰富的金融思想，展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形成了灿烂的红色金融文化。从学理视角深入研究和阐释有关红色金融的历史、概念、思想、精神和当代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对于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金融体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 键? 词：红色金融;货币信用;金融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2.9?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2096-2517（2021）03-0003-22
DOI：10.16620/j.cnki.jrjy.2021.03.001
一、引言
红色金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局部执政和激烈金融斗争环境中， 创建和领导的集政权性、革命性和经济性、商业性于一体的特殊金融形式。在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的热潮中，学术界和金融界有关红色金融的研究越来越多。但现有研究大多为历史回忆、人物传记、遗物探寻、事件叙述，史料性、叙述性、散点式研究较多，学理性研究较少，有关红色金融的基本理论问题，即以“是什么、为什么、为了谁、怎么样”为逻辑主线，包括其基本特征、历史沿革、主要成就、思想理论、精神内涵和当代价值等问题还鲜有系统性论述。从学理的视角系统地回答红色金融的基本理论问题，既是深化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也是全面认知红色金融的必由之路。
简单地看，红色金融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白色统治和革命战争年代所创办的农民银行、根据地银行及其发行的货币，以及以之为载体和核心所开展的货币融通活动。但在学理上，要准确界定和诠释红色金融并非易事。首先要说明“红色”和“金融”的涵义，以及红色金融的创办背景、行为主体、主要机构、产品工具、基本职能、业务范围、鲜明特征、历史沿革、显著成就、代表人物和历史起止点，诠释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创建红色金融，怎样创建的红色金融以及红色金融取得的历史成就，阐明“红色金融”与“白色金融”、“黄色金融”、 商业金融等各种“非红色金融”的逻辑关系。其次要明确红色金融的思想理论、精神内涵和当代价值。概而言之，就是要系统回答有关红色金融的基本理论问题。前者是红色金融的概念定义、基本要素、鮮明特征、创建依据、历史沿革、主要成就，后者是红色金融的主要内涵和价值体系。完整准确地认知和理解红色金融，必须对上述问题给予清晰而明确的回答。
二、红色金融概念与定义
（一）红色金融概念
红色金融这一概念，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创建和领导的金融机构及其金融活动的理论概括和系统总称，它一方面标示这一金融的“红色”属性，即其革命性和无产阶级属性;另一方面表达与近代中国其他属性类型金融的区别，是有关红色金融研究的最核心概念，包含着红色金融这一历史现象的所有信息元素。 研究红色金融，首先就要深入剖析和科学阐释这一概念的涵义。红色金融概念是由“红色”和“金融”两个词汇合成，要科学理解红色金融这一概念，必须准确理解“红色”和“金融”这两个词的涵义。
1.红色金融中的“红色”涵义
认知和理解红色金融，关键是理解和明确“红色”的涵义。显然，红色金融中的“红色”不是一个日常用语，而是一个用颜色表示的政治词汇，用于修饰中心词“金融”，以示它所代表的金融与“非红色金融”的区别。从政治学上分析，红色金融中的红色应该有三种含义。
一是指这种金融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特征，其首要职能不是营利，也不是为私人利益服务，而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和红色政权建设服务， 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解放服务，它是革命的金融、无产阶级的金融。二是指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白色金融”和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统治区域的“黄色金融”等各种“非红色金融”相对应。“白色金融”和“黄色金融”以及其他“非红色金融”是红色金融的对立面，也是其革命对象。 当对立面消失即其革命性消失， 红色金融这一特殊的金融形态就转化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公有制计划性金融。三是指它存在于特定时期，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殊环境下的金融。之所以用“红色”修饰这一金融，一方面是因为传统上用于表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政权的颜色是红色，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金融处于革命战争特殊环境中。因此，红色可以恰当地代表这一金融的政党属性、阶级属性、时代属性和鲜明革命特征。显然，红色是一个属性概念，而非地域概念。也就是说，红色金融并非仅指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红色政权内建立的金融机构及其开展的金融活动，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敌占区所领导和开展的金融活动，如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招远金矿的斗争。
2.红色金融中的“金融”涵义
红色金融中的“金融”，并无有别于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特殊含义，就是指金融机构及其开展的金融服务活动，包括货币的发行、货款的发放回收、储蓄、取款、汇兑和资本经营等活动。作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文明成果，金融具有普遍性，其本身没有什么颜色之分，只是因为其经营主体、阶级属性和从业目的的差异，金融才具有阶级性及其用以表示其阶级性的颜色之分， 呈现不同的特殊形式。金融之所以需要用不同的颜色加以修饰，就是人们为了更加方便地区分革命战争年代和政治割据环境中具有不同政党属性和阶级属性、分属不同党派和集团的金融类型，以增加金融的政治辨识度。
（二）红色金融的定义
依据上文对“红色”和“金融”涵义的分析，结合现有相关文献表述， 红色金融的定义可以概括如下：它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红色政权内及敌战区创建和领导的金融机构， 生产和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开展的金融业务和金融活动，取得的金融成果及其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金融文化。简言之，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大规模阶级斗争时期创建和领导的一种特殊金融形态，是作为人类社会普遍性经济形式的金融与作为阶级斗争特殊性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金融的一种特殊形式，红色金融与商业金融、官僚金融、敌伪金融、旧式金融等各种“非红色金融”具有显著属性差异和内涵差异，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金融，是为红色政权巩固和革命战争胜利而创建的，具有独特的构成要素和鲜明的基本特征。
（三）红色金融的基本要素
1.领导主体和创建主体
红色金融的领导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事红色金融工作的革命群众，主要代表性人物包括陈云、毛泽民、董必武、曹菊如、朱理治、南汉宸、高捷成、郑义斋、关学文等。红色金融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党的早期金融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作为红色金融的领导主体，中国共产党不仅做出了发展红色金融的战略决策，而且为红色金融的发展创造了局部执政的条件。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创建的红色政权，没有党的早期金融工作者的奋斗牺牲，红色金融既不会产生，更不会发展壮大。
2.主要机构和重要工具
红色金融的主要机构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所创建的农民银行、苏区银行和根据地银行及其附属的造币厂、金库等，有代表性的包括国民革命时期的湖南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以及其他红色根据地的苏维埃银行或工农银行，全面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江淮银行、淮海地方银行、盐阜银行、淮北地方银号、淮南银行、大江银行等， 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中国人民银行、抗美援朝随军银行等。
重要工具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银行在不同时期发行的货币、钞票、股票、债券、代价券、流通券、商业券等。从1926年湖南省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发行壹元布币开始算起，不同时期的红色政权先后建立过404个货币发行机构，总共发行过多达7种材质的514种货币①。红色金融机构和红色货币是红色金融的物质载体，也是其外部表现形式。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红色金融才能以此为支撑发展起来。
3.主要职能和业务种类
红色金融是由具有红色政权机关性质的根据地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的金融活动，其职能既包括现代央行的职能，也包括商业银行的职能，甚至包括现代国家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能，其业务范围广泛，业务种类繁多。
第一类职能和业务： 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职能、 央行职能和政策性银行职能。首先，制定货币银行政策，发行货币和统一货币。这是红色金融的首要之事。 只有建立银行发行红色政权的自主货币，统一根据地的货币流通市场， 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才能掌握红色政权的经济命脉，筑牢红色政权的经济基础，巩固、发展和扩大根据地。因此，发行边币、驱逐劣币、回收杂币、禁用外币、开展反假币等金融战线上的斗争，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和金融市场，制定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就成为红色金融的首要职能和主要业务。其次，保持红色货币币值稳定和信用， 避免金融动荡，消除金融风险，是红色金融的重要职能。 只有保持红色货币的币值稳定，才能维护红色货币的信用，进而赢得货币斗争的胜利，保持根据地金融秩序的稳定。为此，开展积极的货币斗争，坚决打击敌对势力对根据地经济和红色金融的破坏捣乱， 掌握货币斗争的主动权，积极维护根据地货币币值稳定和金融市场秩序，为根据地經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财政金融条件， 成为红色金融的重要职能和业务工作。再次，制定根据地财政金融政策和制度。在革命战争和局部执政环境中，红色金融往往与红色政权的经济部门、财政部门、贸易部门、流通部门合署办公，因而承担一部分经济贸易、财政金融方面的战略决策、政策制定和制度规范功能，具有政府经管职能。如领导信用合作社，打击高利贷，反对封建剥削;受政府委托代征税收，代理政府发行公债，代理金库，筹措经济建设和反“围剿”战争经费;建立健全金库制度等。
第二类职能和业务： 商业银行职能和业务。 这类职能及业务活动主要为兑换银币、 办理储蓄、承办汇兑、买卖金银，方便百姓生活;发放低利贷款，投资工商业，支持工农业生产和组织贸易;扶助贸易，稳定物价，经理公债;组织收入，增加财源，支持财政，保障供给，支持革命战争。
4.发展宗旨与根本目的
红色金融因无产阶级革命而生，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这是红色金融的宗旨。当然，为了能更好地为军事行动服务，夺取军事斗争主动权，红色金融也要为经济发展、 内外贸易和人民生产生活服务，夺取经济主导权和物资流通权。
红色金融不同于商业金融，发展红色金融的目的具有多重性。它首先是为党理财，为革命聚财，为实现红色政权发展和赢得革命战争胜利服务。其次是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和改善民众生活服务，保障供给、稳定物价、促进流通、发展生产，巩固红色政权。再次是为了发展和壮大红色金融事业，铸牢红色政权的经济基础，为赢得革命战争胜利提供可靠经济保障。
总之，发展红色金融的宗旨与目的不是为了实现营利和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夺取全国政权。从这个角度上讲，红色金融是中国共产党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和发展红色政权而建立的金融工具。
5.红色金融的体系
红色金融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红色政权内建立的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虽然各个红色政权被反动政权分割包围，但每个红色政权内部的金融基本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它既包括全域性的国家银行或相当于中央银行职能的中心银行，也包括区域性的分支银行和分理处，是一个包含国家银行、省行、县行和分理处在内的等级化体系。例如，成立于1932年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除在瑞金叶坪设立总行机构外，分别在福建、江西设立分行，在瑞金市、兴国县、石城县设立支行，在长汀县设立国家银行办事处，在福建白砂、江西瑞金等地设立兑换处4个，在红军经理机关和各县苏维埃政府设立了数十个代兑处。后来又进一步将湘赣根据地、湘鄂西苏区的金融机构发展成为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湘鄂西特区分行，已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 红色金融体系的建立，打破了自1905年以来主要由以外商银行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以钱庄（银号）为代表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信用机构构成的旧中国金融体系，创立了独立的苏维埃金融体系，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金融事业[1]。
6.红色金融的起止时间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术界对于红色金融的起点——1926年10月成立于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是没有疑义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从事过金融活动。事实上，1923年毛泽民在安源路矿就组织过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过股票、铜元券和纸币。1924年共产党人曾领导创建浙江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开办过简单的借贷业务。 但这些局部尝试只是红色金融的萌芽，影响范围较小，因而不能算作红色金融的起始点。
相对来说，目前学界对于红色金融的终止点则存在不同认识。这里的关键在于学术界没有一个确定的判断标准。事实上，从理论上讲，界定红色金融的历史结点，一则要看与红色金融相对的国民党的“白色金融”等“非红色金融”何时消失。红色金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统区“白色金融”和敌占区日伪“黄色金融”的存在。当国民党的“白色金融”和日伪的“黄色金融”都在大陆消失了，祖国山河一片红时，虽然红色金融仍然存在且遍布全国，但其革命性的色彩已然淡化。 红色金融之所以叫红色金融，一是因为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处于红色政权范围内。? 二是因为其鲜明的革命性，要对抗和打倒“白色金融”“黄色金融”以及其他“非红色金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直接服务。
有鉴于此，本文将红色金融的起止时间明确为从1926年湖南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成立到1952年底资本主义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资本主义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与红色金融相对立的各种“非红色金融”的消失，由此红色金融的革命性开始向建设性、 经济性、服务性转化，其发展和经营的直接目的不再是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服务，而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红色金融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特殊时期所创建和领导的金融事业。
7.同商业银行和官僚资本银行的区别
红色金融不同于商业金融， 更不同于资本金融。“这些银行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领导并出资设立的，是各根据地政府组织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政府的金融机关，也是根据地全体人民的银行”[2]。“它是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具有中央银行的许多特征;同时，它又兼理一般商业银行的存款、放款、汇款业务，并实行企业化管理”[3]。也就是说， 红色金融集政府机关属性与银行属性于一身，集政治性、革命性和经济性、商业性于一体，既不同于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质的银行企业，也与由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附属资本家阶级控制的官僚资本主义银行不同。红色银行内部一般不设董事会和监事会。重要事项的决定，一种由根据地政府决定，另一种是由根据地政府指派若干人组成的银行委员会决定。
8.代表性人物
红色金融的主要标志性人物有陈云、 董必武、毛泽民、南汉宸、曹菊如、高捷成、郑义斋、关学文等，他们是党的无数红色金融工作者的代表。红色金融就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党的早期金融骨干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金融事业。
陈云被誉为新中国财经事业的第一人。他领导了1943年陕甘宁边区平抑通货膨胀和抵御金融动荡的事件，扭转了边区财政金融的困局，创造了红色金融的奇迹。董必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之一， 也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倡导者和杰出领导人之一。早在1945年前后，他就担任过中共中央财经部长，主管财政金融工作，建国后，他还担任过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作为我党财经事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对党的红色金融事业，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红色金融制度的统一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毛泽民被誉为红色金融的奠基人， 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中央苏区国家银行、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和抗战时期新疆的金融改革。高捷成被称为“马背上的银行”行长，是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他参与创建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建设，创建和领导了冀南银行。南汉宸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财经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的命名者。朱理治曾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创造了诸多红色金融奇迹。曹菊如被称为苏区银行和红色金融的重要领导者， 他是闽西工农银行创建者，参与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建设，参加“扁担银行”长征，曾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银行行长、冀热辽分行行长、东北银行经理、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二任行长，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色金融事业。
9.判断红色金融的标准
一是看它是否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二是看它是否为革命胜利和政权巩固直接服务;三是看它是否存在对立面。 只有同时符合这三点的金融，才是红色金融。以此标准判断，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特别是新中国对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红色金融实现了祖国大陆范围内的大一统，其革命性消失、经济服务性凸显，由此转化为具有显著经济管理性、经济服务性和营利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金融体系。
（四）红色金融的基本特征
红色金融是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创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金融。它不同于中国以银号和钱庄为代表的旧式金融、以官办银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金融和以外资银行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金融，具有鲜明的红色特征。
第一，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革命性。从诞生的那一刻起，红色金融“就确定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革命性极强”[4]。也就是说，红色金融是因革命战争而生，其首要任务是服务于革命战争，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开展工作。因而，“根据地银行的任务也会随时调整，无论是银行的任务与架构，还是银行的信贷活动和利率政策，都带有明显的战争烙印”[2]。
第二，具有显著的经济性和企业性。红色金融虽然是为革命战争服务， 且为红色政权的一部分，但它不同于纯粹的军事单位和行政单位，它还具有經济性和企业性。它在服务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的同时， 还要服务于根据地经济建设和民生发展。要发行货币、公债，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要开展信贷活动，支持工农业生产;要促进贸易和商品流通，便利人民生活;要通过经营活动，实现红色资本的增长。
第三，集央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于一身。在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中，红色政权的银行具有“机构小而职能全”的特征，既承担发行货币、维持币值稳定、履行金融管理的央行职能，又承担一般商业银行的储蓄、信贷业务，集央行与商行职能于一身。红色金融机构精干、业务多元。例如，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它在履行货币发行、流通管理和代理发行公债的同时，还兼行现代商业银行储蓄信贷职能，“积极开展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等信贷业务。接受中央财政部的全部库存现金作为国家银行的往来存款，开办党政军各机关和国家企业在银行往来存款户， 大力吸收群众存款，开办储蓄存款业务”[5]。
第四，与红色政权的经济财政贸易部门联系极为紧密。红色金融有时归属于红色政权的经济部门或财政部门管辖，有时与之合署办公，且与贸易部门、流通部门关系密切。例如，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总行开张后， 还承担建立和统一苏区财政金融制度的使命，接受中央财政部的全部库存，代理金库业务。在代理政府税收时，从苏区实际出发制定各项税收制度，明确农业税（土地税）、商业税和工业税的征收办法，对贫困农户实行低税率政策。为了促进苏区和白区之间的贸易开展，对于苏区紧缺的工业品，比如食盐、药品等，免征进口税。再比如陕甘宁边区银行， 边区银行委员会是该行最高权力机关，1943年以后，由西北财经办事处主管。有关业务方针的拟订与监督， 货币发行数量的确定与检查，资金的增减，分支行的废立，大额放款和投资，利率的规定，收益的分配等，均由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
第五， 红色金融可以投资兴建公营工厂公司。例如， 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创建工作基本完成后，毛泽民便指导国家银行投入到生产经营之中，包括淘金、熬盐、炼铁、造纸、打造农具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投资开采钨矿。1932年3月，中华钨矿公司正式成立，为扭转公司经营颓势，毛泽民亲自兼任总经理。陕甘宁边区银行投资兴办了光华商店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①。 光华商店除了经营商品流通外，还发行代价券;贸易公司除了发展贸易外，还发行商業流通券。红色金融开办的工厂、公司与商店，一方面为银行筹集了更多资本，另一方面与银行相互配合，共同促进边区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稳定。
总之，红色金融是由某一特定群体在特殊时期和特定环境下为着特殊的使命目的而创造的一种特殊金融形态。具体来说，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而创建和领导的革命性金融事业，是红色金融机构及其金融产品、金融服务、金融活动、金融业务，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形成的精神文化的总和。
三、红色金融产生的原因
近现代中国的金融，是以银号、钱庄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日渐式微，以官僚银行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金融和以外资银行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金融不断增长的多元并存的不合理、不平等的金融体系，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重要工具，也是统治阶级维持其反动政权、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经济基础。代表劳苦大众的中国共产党，要想推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就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 掌握财政经济权力，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推动红色政权发展提供经济金融保障。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具体来说，红色金融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需要。革命需要枪，也需要钱。战争势必消耗大量物资，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财政实力，很难打赢战争的胜利，更不可能开辟和保卫红色政权。 为了保证革命的胜利、巩固红色政权、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国共产党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只有创立独立自主的红色金融体系，中国共产党才能抓紧钱袋子， 才能做大做强钱袋子，为革命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
第二， 建设根据地和巩固红色政权的需要。巩固的根据地和红色政权是革命的保障与依靠。发展和建设根据地，就要把打击高利贷、废除封建性的债务、 推翻反动的旧的金融体系作为重要内容。根据地一般地处偏僻，经济落后。商品流通中的货币既有国民党的法币，民国时期的铜板，白区商会、钱庄、银行发行的票券，还有地方军阀土豪发行的杂币土币，货币市场极为混乱。因此，建设红色政权，发展根据地经济， 仅靠打击旧的金融体系还不够，必须废旧立新，建立新的银行，发行新的货币，统一红色政权的金融财税制度， 稳定根据地金融环境。而要这样做，首要任务就是根据地必须建立自己的银行。“为着实行统一币制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起见，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6]。
第三，人民群众深受反动落后金融秩序的经济迫害。 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金融以高利贷、通货膨胀、附带条件的信贷等手段不断盘剥广大工农群众，使得工农群众逐渐失去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生活日益贫困，不得不成为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附庸。人民群众深受不平等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压迫剥削，具有强烈的打破剥削性金融体系，建立平等互利的新金融体系的需求。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响应人民的意愿与要求，建立自己的服务于革命战争和工农生产生活的新金融体系。
第四，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敌人对红色政权实施经济封锁和金融侵略。为了“剿灭”红色政权，国民党反动派除了不断加强军事围剿之外，还对根据地进行严酷的经济封锁， 导致根据地内市场萧条，物资供给紧张，特别是药品、食盐、棉花、军需等产品短缺。与此同时，通过滥发货币，一方面掠夺根据地财物， 另一方面扰乱根据地的金融市场稳定，引发物价波动。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敌人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和金融侵略，红色政权必须建立自己的金融系统，自主发行货币，掌握经济金融的主导权，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繁荣根据地经济服务。
第五，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革命要想胜利必须掌握经济金融权力。银行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与成果，也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重要战场工具。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无产阶级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之时，就必须夺取反动政府的银行， 建立无产阶级政府自己的银行，拥有自主经济金融体系，这既是法国巴黎公社的宝贵经验，也是其惨痛教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若巴黎公社接管了法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7]。
四、红色金融的历史沿革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领导创建金融机构，到1926年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成立，再到1952年底私营金融业改革完成，红色金融历经五个时期，持续近30年。
（一）国民革命时期的工矿合作社和农民银行（1921—1927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 伴随着工农运动的开展，党在若干工矿区和部分农村建立了一些地域性质的合作金融机构， 这些金融机构多以信用合作社、互助社、消费社的名义出现，往往承担着取消和禁止高利贷之后满足贫困工人农民借贷需求的职能任务。例如，1923年2月7日，毛泽民领导成立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了党的历史上第一张股票，还发行了铜元票和纸币①。到了1925年11月，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政权下，农民金融机构得到了蓬勃发展，红色金融开始萌芽。党领导下的浙江萧山和湖南浏阳、衡山、醴陵，以及湖北麻城、黄冈等地农民协会，先后创办一批农民金融机构，既发行货币又开展信贷活动，直接为贫困农民服务，帮助解决资金困难。上述地区在党的红色金融发展中起到开拓先锋作用。其中，1924年成立的浙江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最早的金融机构②。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金融（1927—1937年）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金融在红色政权的保障下得到蓬勃发展，红色金融机构遍布各个独立的红色政权之内，为筹集革命战争经费、推动红色政权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主要代表性机构有1932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1931年成立的湘鄂赣苏区的工农银行，1932年成立的湘赣苏区工农银行，1930年成立的鄂西农民银行，1932年成立的闽浙赣苏维埃银行，1930年成立的鄂豫皖苏维埃银行，1933年成立的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1935年成立的陕甘工农银行等①。在这一时期，红色金融的发展达到一个小高潮。
（三）全面抗战时期的根据地金融（1937—1946年）
因土地革命戰争失败， 红色金融受到极大削弱，到抗日战争初期，只剩下一家银行，这就是1937年10月1日， 由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的陕甘宁边区银行②。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 党的红色金融机构率先在西北、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产生。
八路军方面：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咀镇宣告成立;1938年11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在胶东西北部掖县城内正式开业;1939年10月， 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银行在山西黎城县成立;1940年5月，晋绥边区以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建立了西北农民银行[3]。
新四军方面：自1942年始，新四军先后创建了淮北、淮南、皖中、皖南、苏北、苏中、盐阜，苏南、浙东和豫鄂边等抗日根据地， 形成了华中抗日的格局。在逐渐连成一片的华中抗日根据地，银行更是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陆续成立了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海地方银行、淮北地方银号、大江银行、淮南银行、惠农银行、江南银行、浙东银行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3]。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解放区金融（1946—1949年）
解放战争初期，红色金融机构主要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银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北海银行，还有华中根据地、浙东根据地、琼崖根据地的银行。这些银行大体上是从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银行延续而来。
1947年初，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召开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财经会议——“华北财经会议”，会议决定解放区的金融要逐步走向统一，这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发金字布告，决定将西北农民银行、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 并从当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确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至此，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在石家庄成立③。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在中国金融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旧中国的金融体系即将结束，新中国的金融体系即将开始。
（五）解放初期的红色金融（1949—1952）
在这一时期，旧的金融体系仍然存在，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代表的新金融体系与以私营银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代表的旧金融体系的斗争仍然存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的革命性依然鲜明。这种状况持续到1952年底，随着资本主义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非红色金融”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党所领导的红色金融整体转化为公有制基础上的具有建设性、服务性和计划性的国家金融部门。
在战争与革命的特殊环境中，红色金融历经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全面抗战、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五个时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白手起家，克服和战胜了无数风险与考验， 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8]，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经济贡献。
五、红色金融的历史成就
第一，推进革命胜利，巩固红色政权。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是需要消耗大量财力和物力的，没有一定的金融支持、经济基础和财政能力，战争肯定无以为继，就会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正因为有了红色金融，人民军队、红色政权才能有底气、有韧劲，才打不跨、累不倒，才能坚持游击战和运动战。红色金融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正是因为有了毛泽民率领的“扁担银行”，红军才能坚持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9]。
第二，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为红色政权提供金融支撑。红色金融大力发展存款、汇兑业务，积极发放生产和贸易贷款，在促进边区工农业生产发展和繁荣商业贸易、改善和保障民生、提高民众生活、支援前线作战、帮助解决财政困难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积聚了大量财富。
第三，铸就伟大精神，形成红色金融文化。在异常严酷的战争环境下，金融革命先驱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硝烟中创业，在战火中营业，在刀尖上筹款，想方设法打破封锁，千方百计发展经济，保障了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财政收入， 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金融先驱们出生入死、无私奉献的献身精神，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的廉政精神，坚定信仰、不怕牺牲的理想主义，铸就了红色金融的宝贵精神和文化精髓[10]，形成了为党理财、为民服务的红色金融文化。
第四，为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立和金融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经验和珍贵借鉴，为社会主义金融建设培养了干部队伍。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之所以能快速发展起来，就是因为红色金融为之奠定了基础， 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培养了大批干部力量， 并把艰苦奋斗、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传递给了后来的金融工作者。
总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主要依靠“三子”——枪杆子、钱袋子、笔杆子。其中，红色金融就是党和革命政权的钱袋子[2]。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红色金融对根据地的经济、民生、军费的供给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2]。
六、红色金融的思想理论
在红色金融中，红色是金融的底色、属性，金融是红色的核心和主体。红色金融既是党领导工农群众进行的一场伟大金融实践，也是党领导工农群众进行的一场伟大金融理论创新。红色金融孕育和产生的丰富金融思想理论、方针政策，构成红色金融的重要思想内涵。
（一）创建和发展红色金融的指导思想
1.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金融观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敏锐发现了旧中国金融体系下的金融问题，即“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负债终身”问题，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金融观点，主张由“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中进一步提出“由各乡村自治机关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息借贷局”的办法。1926年在《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中进一步强调“限制高利盘剥，每月利息最高不超过二分五厘”。1927年在《对农民宣言》中毛泽东将农民银行列为专条，并定以年利5%贷款与（予）农民，提出“努力设立农民银行等条件极低之贷款机关，以解决农民资本缺乏问题”[6]。
2.毛泽东早期经济金融思想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不仅对战争深有研究，而且对经济工作极为关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经济金融思想。
（1）经济金融服务革命战争。在战争年代，经济金融工作与武装斗争都属于革命工作。对于二者的关系， 毛泽东明确指出苏区经济建设的目的和任务，就是为了打败敌人和保证苏区军民的基本生存。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毛泽东写道，在革命战争条件下，“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11]。
（2）实现货币金融独立自主。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真分析和研究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认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应该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构成的正确方针”[12]678， 他还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果没有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果没有进步的比较发达的农业，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可能巩固的”[13]1081。而对于外国资本的进入， 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银行、投资和放款，他则认为，这“不仅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12]629。
（3）明确“边区金融问题的中心就是边币问题”。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陕甘宁边区并未发行自己的货币。 直到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之后，边区政府才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掌握银行、 利用银行的思想基础上，突破国共合作协议中国民党不同意边区设立银行、发行货币的局限，一方面禁止法币流通，另一方面建立了边区银行并发行边币。针对边币、法币和各种杂币并存的复杂金融状况，毛泽东明确提出“边区金融问题的中心就是边币问题”，要求边区政府和银行想方设法拓展邊币市场，稳定边币币值和信用。为此边区党政军多次发出训令、快邮代电、火急密电等，反复重申“畅流边钞、禁用法币”的货币政策，在多种举措的共同作用下，边币牢固地占领了边区市场，赢得了边币与法币斗争的主动权，一举扭转了边区金融工作的不利局面， 摆脱了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金融控制，保障了边区经济工作的金融安全。
（4）货币金融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分析了因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他敏锐意识到，“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14]。 这表明毛泽东已经认识到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即金融发展应以生产发展为基础。据此，他认为“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 而不是相违背”[12]768。“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13]891。为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 边区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减租减息、发放贷款、开源节流、精兵简政等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推动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平息了边币贬值、物价高涨的金融危机。
（5）保持货币币值稳定，维护金融秩序。货币币值稳定是货币赢得市场主导地位的重要因素。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毛泽东提出要保持汇率稳定的观点。为此进一步提出纸币发行要有准备金，要有适当的贸易政策作后盾，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15]，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等政策措施[16]。
3.陈云的财政金融思想
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陈云自1943年开始长期主管经济财政金融工作，是党和国家财经领域影响最大的智囊人物，堪称开国以来财经工作的统帅、新中国财经第一人。陈云的财政金融思想对红色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1944年12月，陈云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做的《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 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陈云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经济金融思想。
第一，金融工作要从实际出发，要吸取历史经验。陈云指出，要做好经济金融工作，就必须向土地学习，向历史学习，向经验学习。金融工作必须面向实际，必须以历史经验为指导。第二，边币和法币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这个问题是由于客观环境而产生，并由生产和交换决定，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第三，金融市场不能稳定在物价上，而要稳定在货币比价上。因为战争时期物资缺乏，物价随环境而变化。第四，边币发行数量，首先要跟物价做比较，看购买力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以此来决定流通量;其次要随着市场变化，在法币入超的情况下，适当增加边币发行数量， 但要防止产生金融波动。第五，解决物价问题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不要产生金融波动;二是要正确调整物资供求关系。陈云的报告表明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17]。
中国共产党早期金融观及主要领导人的经济金融思想，集中反映于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相关决定决策决议中， 和以毛泽东、陈云为代表的主要财经领导人的讲话、著作等文献中。这些文献及其包含的经济金融思想，不仅对革命时期的根据地经济建设和金融实践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理论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二）红色金融的具体思想理论
在党的早期经济金融思想指导下，我党早期财政金融工作者在曲折坎坷的金融实践中，以服务革命战争和巩固红色政权的宗旨意识， 以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实干精神，通过建设红色银行、发行红色货币、开展货币斗争、支持根据地经济、服务百姓生产生活，围绕银行体系、货币政策、发展体制、金融制度、发展措施、信用维护、队伍建设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具体的思想理念、方针政策和制度举措，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的红色金融思想理论。
1.自主发行货币，统一根据地货币
发展红色金融，就要自主发行货币，统一根据地货币。因此，要驱逐劣币，禁用法币，维持边币币值稳定，这实际上就是要进行货币斗争。而无论哪一块红色政权内的红色金融，无一不是经过了激烈的货币金融斗争， 才实现了根据地金融的统一和“货币割据”，从而结束了苏区多种货币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
2.确保红色货币占领流通市场
正确处理边币与法币关系，并使边币占领流通市场是红色金融的重要任务。 除了货币金融宣传、推广使用边币、禁止使用法币等措施之外，根据地政府还注重维护边币的币值稳定和良好信用。陈云在主管西北财经工作时，认真总结了我党在金融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又经过深入思考和分析，逐渐理清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找到了解开边币币值不稳的金点子。1943年5月， 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偷梁换柱”的解决办法，即：由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盐业公司）发行一种流通券，将其定价确定为与法币一比一，与边币一比九，借助流通券在边区内的流通，逐渐收回边币。当边币流通量减少，币值上升，达到预想程度时，再以边币收回盐业流通券。由此达到一石两鸟的效果，既使邊币与法币比价恢复到一比一，又可驱逐法币而不至于扰乱边区金融秩序[8]。
3.明确银行的企业性质
因处于革命战争时期， 红色银行的性质比较模糊，运行中极易出现偏差。1943年陕甘宁边区发生了严重的金融波动，边币发行过量，币值大跌，通货膨胀严重。为了压制物价，边区银行停止了边币发行。这样虽然一时扭转了金融物价形势，但边区整个市场萧条，贸易和生产大受影响，经济陷于停滞状态。在这样危急时刻，陈云临危受命，统管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工作。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陈云下定决心整顿金融，重建边币信用。他首先将银行与机关做了区分，确立银行企业性质， 要银行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同时，他还要求边区党政部门和军队后勤部门对于银行资金要有借有还，把货币发行大权收到财经办事处，加强了货币发行的控制。还规定银行特别放款须由借款机关出具正式借据，说明金额、用途、归还日期、利率及付息办法。这些规定使边区银行摆脱了政府财政出纳的地位，更具自主经营的企业性质。
4.分散发展与统一领导相结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反动统治的分割包围，各个红色政权只能独立发展红色金融。但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相近的红色政权开始连成一片，这时我党就适时地实行集中领导。这种体制机制非常灵活。例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和湘赣、湘鄂西三个苏区各自发展红色金融，但随着三个苏区面积的扩大和地理上的连通一体，红色金融由分散发展走向集中统一，湘赣、湘鄂西苏区的金融机构并入国家银行， 成为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湘鄂西特区分行。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西北边区都有各自的银行和货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 整个北方逐渐连成一片， 适时统一北方的红色金融成为当务之急。在1947年西柏坡九月会议和华北财经会议关于红色金融的方针政策指导下，1948年9月董必武主持召开了华北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统一三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将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和北海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三区统一使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币。
5.正确处理财政、金融与贸易的关系
红色金融是一种战时金融，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它与红色政权的财政部门、贸易部门实行灵活机动的领导体制，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分立又有合并，时分时合，相互配合。例如，中央苏区时的国家银行，实际上是一个全能意义上的银行。它不但有中央银行的金融管理职能，也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职能， 甚至拥有部分政府经济财政政策制定职能;不但经营存放款等金融业务，还直接介入生产流通投资发展公营工厂企业。陕甘宁边区银行亦是如此，它直属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部门，由西北财经委员会领导，其行长往往由财政厅厅长或西北财经委员会主要领导兼任。 陕甘宁边区银行不但设有光华印刷厂，还成立光华商店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从事商品流通和内外贸易发展。
6.注重银行货币信用
信用是金融业的立身之本。红色金融极为重视边币的信用。东固平民银行是红色政权的第一家银行。由于重视和坚守信用，很受根据地群众欢迎，有的妇女甚至把陪嫁的手镯、项链、耳环等金银首饰送往银行作为存款[6]。第一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尤为重视维护国家银行和苏区货币的信誉。1933年，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苏区货币贬值， 国家银行一度出现了挤兑现象。面对挤兑危机，毛泽民坚持，凡是有群众要求兑换现洋的，国家银行要保证兑换，并严格规定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保证一元纸币换一块现洋。即便后来银行金库的现洋库存已近穷尽，仍然没有停止兑换。而是想方设法筹措资金，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信用措施，打了一场漂亮的信用保卫战，成功地巩固了国家银行和苏区政府的信誉[18]。 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变身为不同寻常的“扁担银行”，虽然居无定所，环境恶劣，设施简陋，但国家银行始终坚守着红色金融机构的信誉之本。1935年1月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后，在毛泽东“借盐增信”措施之下，苏区货币迅速在遵义地区流通起来。但不久部队接到了转移的命令，为了不让老百姓遭受损失，银行又用银元、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币[19]。
1933年12月4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工农银行，并发行了苏区货币。为了维护苏区货币信用， 川陕省委不仅在苏区普遍建立货币兑换所，方便群众进行金银和纸币的兑换，而且备下充实的准备金，包括烟土20万两（每两价值3元）、 银耳200斤（每两价值23元）、黄金1万两，总额达1850万元[20]。
红色金融不仅注重货币信用，更加重视人格的诚信，以人格的诚信维护红色金融的信用。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参加革命前为救治在战争中受伤的闽南赤卫队员，陆续从他任职的钱庄中偷偷取出2万多银元用于资助赤卫队购买药品。 对于这笔借款，参加革命后的高捷成给家人写信表示，“所欠钱款，时刻记挂，当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不短欠分文”。 高捷成的这封家书体现了一个红色金融人以“诚信为本”的高尚职业道德[21]。
7.重视金融制度建设
制度是金融运行的基础和保障。红色金融极为重视制度建设。例如，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在筹备阶段就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制定了第一部金融法规——《借贷暂行条例》， 为苏区内的商品贸易、工农业信贷政策及业务开展确立了准则。 及至成立后，相继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定期放款暂行规定》《定期抵押放款暂行规定》等一系列相关规章制度。这些规则制度设计较为科学严密，不仅详细周到地规范了苏区信贷业务的运作，而且使得投机分子难以钻营，苏区的财政金融风险得以有效防范。此外，毛泽民、曹菊如等人先后制定财政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由此奠定了国家银行经营和发展的坚实制度基础。后续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根据地银行的不断探索，红色金融逐步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具有根据地特色的货币金融体系，丰富和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货币金融网络以及健全完整的规章制度。 建国伊始，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的措施，进一步构建了一个调节货币、稳定金融、调控国民经济的统一健全的货币金融制度。
8.重视金融与生产的关系
红色金融非常重视金融与经济生产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陕甘宁边区银行第二任行长朱理治认为，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发展。为此他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公营事业放款重新配置，设法优化调剂。对于有发展潜能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促其尽量发展，对于没有发展潜能的项目要收回放款转移到有效益的行业。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窑洞银行”加大了对农业生产、商品贸易的放款力度，农业贷款更是从无到有，并以极具创新色彩的“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折成实物——粮食、种子、棉花、农具等放出，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在折实放贷实践中，不同地区还采取了各具地方特色的方式，譬如在志丹县，边区银行用镢头、犁、铧等农具实物贷出，用农产品收回;在安塞县，每当青黄不接时银行向农户放出小米，秋收后农户仍用小米归还。“窑洞银行”的“普惠金融” 实践将金融服务与生产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不仅帮助农民解决了生产生活困难，而且改善了银行的经营状况，促进了二者的良性发展[19]。
9.明确金融的发展措施
在近30年的红色金融实践中， 党的早期金融工作者逐渐摸索出了红色金融的发展措施。如成立银行、活跃当地金融市场，发行货币、维护货币流通体系，废除旧债、建立正常借贷制度，发行公债、支持革命斗争需要，发展信用合作社、配合红色银行工作，支持工农业生产、发展边区经济等。这些措施不仅有力促进了红色金融发展，而且成为红色金融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2]。
10.注重金融队伍建设
人才是红色金融事业发展的保障。红色金融自产生以来就受专业人才匮乏的制约，因而也极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国家银行成立时仅有5人， 而长征开始时仅总行就有70多名员工。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圣地延安吸引和汇聚了大批来自敌占区的青年知识分子， 但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依然极为匱乏。为了广招人才、促进红色金融事业发展，边区银行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建立“校企互惠”关系，采取类似现今联合培养、订单培养或定向培养的“贷款收买”的办法，由银行为这些学校提供资金，作为交换，银行可以优先从这些学校中选调知识分子。 经过边区银行与上述学校的合作， 先后有50余名青年知识分子进入银行工作， 大学生占到员工人数的40%以上，这大大优化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显著提高了边区银行的金融服务水平和效能[19]。
（三）红色金融思想理论的逻辑关系
红色金融的思想理论，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战争与割据的经济社会状态下，但并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历时性堆积，而是一个有着深厚实践基础和严谨逻辑结构的思想理论体系。
首先，这一过程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扩大，红色金融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张， 源于实践的理论也水涨船高。实践越丰富，理论就越充实，二者是实践与理论螺旋式上升的关系。如果按其历史进程看，红色金融的思想理论也可分划为五种。一是国民革命时期的红色金融思想，它侧重于发展农民银行和工人消费社，废除和限制高利贷，提高工农生活水平。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金融思想，它侧重于发展苏维埃银行，统一苏区货币，实现金融割据与独立，支援革命战争。 三是全面抗战时期的红色金融思想，强调在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提下，正确处理法币与边币关系，实现相对独立的金融，正确处理金融与生产的关系， 维持金融稳定与安全。四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金融思想， 强调在扩大红色金融阵地的同时， 适度实现红色金融的集中统一，正确处理红色金融与官僚资本银行、民族资本银行的关系，区别对待，统一管理。五是建国初期的红色金融思想，强调限制、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私营金融业，打击私营金融业的投机炒作行为。从二者互动关系看，红色金融实践每前进一步，红色金融理论就丰富一步。
其次，红色金融思想理论本身也有着严谨的逻辑关系。首先，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和主要领导人的经济金融思想，其从政治高度、全局视野对红色金融进行了顶层设计，从宏观上明确了红色金融的性质宗旨、发展方向和战略举措。其次，有作为落实举措、執行方法的党的早期金融工作者提出的具体思想策略，包括以红色银行和红色货币为核心， 制定明确的发展银行和发行货币的政策，提出正确处理边币与法币、伪币和杂币的关系，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金融与贸易的关系，币值与物价的关系等具体思路举措。它较为完整地回答了“什么是红色金融、红色金融为了谁、如何发展红色金融”等有关红色金融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以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的经济金融思想为理论指导，以“为革命战争服务、建设红色金融”为主题主线，以货币金融斗争实践为理论源泉，以发展红色货币银行的思想理念和方针政策为主要内涵的较为丰富的红色金融思想理论体系。 这一思想理论体系， 是红色金融在30年曲折实践中创造的宝贵思想理论财富，时时处处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七、红色金融的精神内涵
伟大实践造就伟大精神。 近30年的红色金融实践不仅孕育了丰富的红色金融思想，而且铸造了“白手起家、大胆创新，爱岗敬业、艰苦奋斗，不惧挑战、敢于斗争，大公无私、清正廉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信仰至上、矢志理想”的红色金融精神，并以之为核心形成丰厚的红色金融文化。
（一）红色金融的主要精神内涵
1.白手起家、大胆创新精神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红色金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局部到全国，不断发展壮大。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党的早期红色金融工作者身上的白手起家、大胆创新精神。这一精神贯穿红色金融发展始终，遍及不同根据地的红色金融组织机构，涵盖红色金融的方方面面。
（1）白手起家
中央苏区国家银行成立之初，一无所有，金融人才严重缺乏，准备金严重不足，面临货币设计、印刷、发行、防伪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但国家银行不畏艰难、白手起家。一开始没有准备金，就成立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1932年4月红军攻下福建历史文化名城——漳州。漳州大捷后，国家银行宣布红军政策，只没收大地主、大恶霸的资产，不没收商店，接受商店老板捐款。仅此一举即筹得100多万大洋，解决了准备金的问题。所以有人说“打下漳州，喂饱银行。”周恩来亲自组织3000多军民从漳州往瑞金搬运钱物，这些钱财成为镇国之宝和应急之用[18]。
（2）金融工具创新
这主要包括铸造、印制和发行各种硬币、纸币、股票、债券、流通券、代价券等货币和有价票券。 这是红色金融的主要业务工具，也是红色金融产生发展的重要载体。 因为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且受反动政权封锁，无论是铸造硬币还是印制纸币或有价证券， 红色政权都面临人才、技术、工具和原材料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勇于创新精神就成为这些红色金融工具产生的重要动力源泉，并贯穿红色金融发展的始终。具体来说，勇于创新精神反映在如下众多事件当中。
第一，毛泽民领导创建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1923年2月7日，红色金融的奠基人毛泽民领导成立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创建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为了组织工人与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毛泽民亲自设计发行了股票，果断实行“凭证购物”的办法，设立储蓄部发行10万元铜元票和纸币， 这是我党革命斗争史上最早的货币①。
第二，井冈山“工”字银元。井冈山“工”字银元是中国红色政权发行的第一枚贵金属货币。在当时的艰困情况下，红军没有能力自己设计模板，就选择流通较多的墨西哥“鹰洋”作为模板。银币造出来后，为了使这种银元与“鹰洋”有所区别，造币厂工人又通过手工操作，用钢凿在每块银元上凿了一个“工”字，以代表工农兵政府制造，意为工农兵银元。井冈山红军造币厂铸造的“工”字银元是中国共产党红色金融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是中国红色金融的先声，奠定了红色政权货币发行的基础[23]。
第三，国家银行发行公债。战争与革命是需要大量财力的。 红色金融的首要职能就是筹集经费。其中，发行公债是筹集经费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为了筹集经费，保证军需和维持临时中央政府的运转， 国家银行1932年7月代理临时中央政府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和一期经济建设公债。经过地方政府层层宣传动员和军民认购竞赛， 很短的时间内就募集资金480万元。国家银行发行公债，不仅是红色金融史上的大胆创新，而且成为新中国国债的起源[18]。
第四，闽浙赣苏区发行红色股票。为扩大银行基金，稳定币值，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1933年9月8日闽浙赣苏维埃政府召开了闽浙赣省党支书联席大会，决定发行10万股银行股票。以各支部为单位自行推销股票4万股左右。同月苏区广大军民掀起了入股的热潮，广大工农群众积极认购股票。红色股票的设计和成功发行是红色金融史上的一次重要金融创新。红色金融的先辈们创造性地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股票工具应用于苏区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之中，使苏区经济得以平衡健康向前发展，在我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24]。
第五，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初期没有发行货币， 边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国民党发行的法币。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拨付八路军的军饷多为大面额的法币， 市场上缺少与之相辅的小额货币，货币流通不畅。 在这种情况下， 陕甘宁边区银行于1938年6月以所属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光華商店代价券，面额为2分、5分、1角、2角、5角，到1941年发行的最大面额为7角5分。 由此促进了流通，活跃了经济，繁荣了市场①。
（3）金融斗争创新
第一，反假币创新。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苏区时有国民党制造的假币进入，搅乱了刚刚建立起来的红色金融秩序。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国家银行首任行长毛泽民苦苦思索苏币的防伪技术，试图找到破解之术。一天晚上，毛泽民伏案工作到深夜，因为瞌睡一不小心披在身上的羊毛衫被油灯烧着，刺鼻的烟雾让他茅塞顿开——若是在制造纸币时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这样既可通过透视纸币的特殊纤维，也可以通过火烧纸币发出的羊毛焦糊味来辨别钞票的真伪。他兴奋异常，立即付诸实施。果然，这一防伪技术创新有效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红色金融的破坏[19]。
第二，边币占领市场创新。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后，由于流通信誉尚未建立，边币很难统占边区内部经济贸易市场。尽管在民间交易中不允许使用法币，但实际上拿边币通常买不到商品。一些不法商家往往采取“暗号”交易：如果用大的即法币买货，则货多价低;若是用小的即边币买货，则要么无货，要么价格昂贵。针对边币这种信用不足的情形，陕甘宁边区银行制定了一个既能吸引集聚民众存款，又能提升边币信誉和市场交易占有率的两全之策： 开办有奖储蓄。1941年9月，“窑洞银行”推出第一期有奖储蓄，发放50万储蓄奖券，设立5万元奖金。在边区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下，边区银行的有奖储蓄政策有效激发了民众的储蓄热情，不仅克服了边区的通货膨胀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民众对边币的信任度以及市场占有率[19]。
第三，平抑金融危机创新。从1941年2月到1944年6月，随着陕甘宁边区边币不断发行，延安物价同期上升817倍[25]。边区金融事业陷入两难境地：继续发行边币，边币进一步贬值，物价进一步上涨;不发行边币，边区政府没钱，边区经济发展停滞。面对这一两难境地，临危授命主持边区财政金融工作的陈云认为，货币斗争在敌强我弱、物资匮乏的情况下，金融稳定只能稳定在比价上，而不能稳定在物价上[26]。为了做到在扩大边币发行的同时又不会引起金融和物价的波动，陈云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以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名义发行商业流通券替代边币， 并以商业流通券每元相当边币20元的实际比价陆续收回边币， 而商业流通券实际上仍由边区银行发行[27]。陈云这一“偷梁换柱”的办法最终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重新稳定在1：1左右，边区物价重新趋于稳定，由此取得了边币与法币斗争的完全胜利，“创造了中外战时财经史上鲜为人知的光辉的一页”[28]。
（4）金融服务创新
第一，长征途中的服务创新。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变身为“扁担银行”，边长征边服务，边作战边筹粮款。红军部队攻下遵义城后，急需物资补给，但战士们手中拿着的苏区货币还不如烟土受欢迎。为了筹集军需，毛泽民来到集市上考察，发现食盐价格不仅高得离谱，且都掌控在不法商贾手里，老百姓很难买到盐，很多人得了粗脖子病。毛泽民灵机一动，决定将食盐与苏币挂钩：一方面把从市场上缴获的食盐以极低的价格投放市场，优惠给当地百姓购买，另一方面规定必须使用苏币购买食盐。这样，老百姓可用以1比1的比例将银元兑换成苏币，并用之购买食盐;红军也可以拿着苏币在市场上购买物品。凭借良好的信用，苏币迅速在遵义地区流通起来。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 流通、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奇迹！
第二，支持工农生产的创新。服务根据地工农群众发展生产是红色金融的重要职能任务，不同时期的红色金融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从实际出发创造出诸多各具特色的服务生产的方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国家银行除了直接投资熬盐、制铁、淘金、制衣等手工业外，还开展信贷业务，放款支持人民群众发展工农业生产。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以服务经济生产为重任，在调整优化银行放贷结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工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并从边区实际出发创造性提出“折实贷款”方式，极大地便利了人民群众借贷，有效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冀察冀边区银行和冀南银行以低利贷款方式，为根据地农民提供了大量生产资金，有力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2]。
（5）金融制度创新
各时期的红色金融多为白手起家，大多数工作人员也非专业金融人才，实际工作经验不足。因此，制定严格规范的金融制度体系就成为红色金融发展的重要保证。红色金融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基础性制度规范、具体金融业务制度和银行工作人员守则等。
在基础性制度建设方面，土地革命时期，毛泽民、曹菊如、高捷成等人就从苏区实际出发制定了苏区财政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一举奠定了国家银行经营和发展的坚实制度基础。在具体金融业务制度建设方面，早在筹备阶段国家银行就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制定了第一部金融法规——《借贷暂行条例》。及至成立后又相继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定期放款暂行规定》《定期抵押放款暂行规定》等一系列相关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不仅详细周到地规范了苏区信贷业务的运作，而且打击了投机分子的钻营，苏区的财政金融风险得以有效防范。在银行工作人员守则建设方面，红色银行从工作实际和方便群众出发，创造了一些简便易行、通俗易懂的银行职业守则，有些做法和经验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例如，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工作守则就是一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中唱到的一部分银行贷款注意事项，在如今的金融工作中还在被沿用[27]。
2.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精神
红色金融，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创建红色银行、印制发行货币、掌握业务技能、提供金融服务等方面， 红色金融人展现了伟大的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精神，正是这一精神成为红色金融生成发展的重要精神源泉。
第一，“偷学业务”。国家银行刚创立时，许多工作人员连最简单的记账都不会。毛泽民和工作人员就想法设法地搜集和学习一切有关财会的知识。某一天前线作战部队送来一批刚缴获的国民党军现洋，工作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得知后如获至宝，赶紧召集银行工作人员对四联单进行仔细研究和认真学习，然后把学到的知识及时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改进和完善了国家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 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关记录，从而保证了财务制度的规范严谨。从发现四联单事件得到启发，毛泽民认为有必要收集和保护战争中获得的所有财务文书。他立即签发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会计、企业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备参考、学习和借鉴。随着工作人员对各种业务的熟悉和技能的掌握，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慢慢正常运转起来[19]。
第二，红色银行不断发展壮大。例如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其在创建初期具有“两少一小”特点，因而被称为袖珍银行。“两少”是指人少和钱少。成立之初， 全行包括行长毛泽民在内一共只有5个人;注册资本仅有20万元，就是这20万元，也在成立后的几天之内因为战争需要全部划出，实际上是“行无分文”。“一小”是办公地点小。只有200来平方米的两层民居，而且还住有老百姓[29]。但经过红色金融人的艰苦创业，至1934年10月长征时，国家银行总行工作人员已达七八十人，并成立江西省分行和福建省分行，初步形成了总行——省分行——县支行、直属支行、农村信用社的金融体系。业务上也发展到发行货币、代理国库、发行公债、发放贷款、开展对外贸易等[30]。尽管红色金融事业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遇到了挫折，但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红色金融重获新生，各根据地内的红色银行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资金规模和流通阵地不断扩大。 红色金融的发展打破了自1905年以来主要由以外商银行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以钱庄（银号）为代表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信用机构构成的旧中国金融体系，创立了独立的苏维埃金融体系，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金融事业。
第三，“扁担银行” 长征路上的金融服务。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 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第15大队，被称为“扁担上的国家银行”。长征路上，国家银行既要行军战斗，还要筹款保证长征沿路军需开支，同时要保证国家银行和秘密金库的金银现洋等红军全部“家底”的安全。而在战斗空隙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还要开展“内部营业”，用银元兑现红军官兵的零星苏区纸币，为各个战斗编队、单位、部门支付资金需求。“营业”时的环境，白天是露天下就着一块石头，晚上是夜空下傍着一堆篝火。银行工作人员参加长征时共14人，路上牺牲了6人，到陕北时，只剩下8个人[30]。
第四，制造边币的艰苦劳动。货币的制造和印刷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往往需要特殊的原材料和工艺，而这些通常是根据地所不具备的。因此，红色货币的制造、印刷完全依靠红色金融人就地取材和冒着生命危险从外地艰难运输。例如，陕甘宁边区银行的造币厂——光华印刷厂，它的生产条件十分艰苦，材料、设备、工具都极为简陋。由于国民党、日寇对边区的严密封锁，印制钞票必需的材料如草板纸、宣纸、道林纸、钞票纸、甘油很难买到，工人们就用羊皮革和毛边纸来代替草板纸和宣纸，自力更生制造麻纸代替道林纸和钞票纸，用冰糖和蜂蜜代替甘油。钞票的模板设计在货币制造中至关重要， 但绝大部分印刷工人从未设计制作过原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厂里就发动群众相互学习，以能者为师， 依靠集体的力量锻炼出制版人才[3]。
第五，银行生存发展的艰辛。红色金融诞生和发展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人才短缺、资金匮乏，生存环境极度恶劣。“行无固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忧。” 这首由当年冀南银行普通员工撰写的打油诗，形象地再现了抗战岁月里“马背银行”的真实工作场景。“马背银行”是指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冀南银行。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大多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为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时常要靠人背马驮的方式，日夜兼程，冀南银行因此被称为“马背银行”。不仅物资和设备来之不易，生产和生存更为不易。为了便于隐蔽，冀南银行的印钞厂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油墨纸张也分散存放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行长高捷成需要时常奔波在大山之间，反复查看每个厂址的生产和安全状况。
3.不惧挑战、敢于斗争精神
红色金融的创建与发展，一方面是在克服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严酷的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的过程中实现的，另一方面是在与白色金融、黄色金融和其他“非红色金融”开展货币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党的早期金融工作者在处于全方位劣势的金融战中，不惧挑战与困难，与各方金融势力斗智斗勇，以货币为武器展开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1）维护金融稳定和货币信誉的斗争
第一，中央苏区的金融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金融掠夺下，中央苏区银元吃紧，苏币贬值，不少地方发生以纸币挤兑现洋的现象。为了维护苏币信用和稳定币值， 國家银行一方面动用库存现洋，保证群众兑换，维护群众利益;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开展货币斗争。一是在《红色中华》等苏区报刊上发表文章，大力宣传拥护和使用国币意义，号召苏区军民同破坏苏维埃国币信誉的现象作斗争。二是动用了石城烂泥垅秘密金库的金银，举办了“金山银山”展览，让群众对国家银行实力有形象直观的了解。三是动员苏区和红军各部队紧急筹措更多银元。通过多措并举的合力，挤兑风波逐渐平息。
第二，抗日根据地的金融战。全面抗战时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起自己的银行，发行了根据地人民自己的货币。 在极为混乱的货币流通市场，各根据地的抗币投放市场后，与敌伪货币展开了各种比价斗争、 阵地斗争等不同形式的斗争，逐渐建立起区域性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维护了边区和根据地金融稳定，促进了生产，为对敌斗争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2）金融斗争的主要形式
第一，货币主导权斗争。发行和统一根据地货币是红色金融的主要工作，也是经济战线中的最高形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市场上存在三种主要货币：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货币、国民党的法币和日本汉奸的伪币。抗日根据地货币就是在对敌伪货币展开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针对日本侵略者利用日伪钞票和国民党政府利用法币套取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