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与后人类的历史观

    张旭鹏

    摘要：“人类世”概念的提出最初是从地质学和地层学角度，论证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深刻变化，进而说明地球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地质时期。近年来，对人类世的研究开始关注人类世的社会意蕴及人文内涵。在此基础上，历史学家也参与到人类世的讨论中，认为这一概念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历史观念，超越人类历史的局限。人类世时代，新的历史观念的产生将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历史研究中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摒弃历史叙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看到非人类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 人类世;后人类;历史观念

    尽管国际地层委员会依然对把“人类世”认定为一个新的地质时代持谨慎态度，尽管地质学家们依然在寻找标示着全新世与人类世地层界线的“金钉子”，尽管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诸多学者依然在为人类世发端于何时而争论不休，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實是，“人类世”这一概念，以及我们已经生活在人类世的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公众所接受，由人类世所引发的讨论与争议、预期与展望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从学术期刊到社交网络的众多媒体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人类世不能成为一个地质新时代，但这一概念的出现也足以说明，人类和地球正经历着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时期。

    一所谓的“人类世”（Anthropocene），可以大致理解为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人类作为一种地质力量在持续不断地改变着地球，并对之施以不可逆转的影响。或者，用一种更加具体也更为专业的表述来说，人类世是“人类活动作为主要的外部地质营力对地表形态、地球环境和地球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使地球系统演化改变原有速率，地球系统演化进入自然与人类共同影响地球未来的地质历史新阶段”。① 一般认为，人类对地球地质、气候、生态和环境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地质沉积率的改变。人类的农业活动和建筑工程，极大地加快了地球表面的侵蚀和风化速度，由人类引发的风化率比自然风化率高出一个数量级。第二，碳循环的波动和气温变化。工业化时代以来，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比工业化时代以前高出三分之一，是近1000万年以来的最高值。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气温，特别是最近二十年的气温加速上升，已达到6000万年以来的最高温度。第三，生物的变化。有证据表明，人类与很多动物和植物的灭绝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物种的加速灭绝和生物数量的下降，已经从陆地蔓延到了海洋。人类导致的生物种群的变化速度堪与冰河期来临时相提并论。第四，海洋的变化。20世纪以来，全球海平面已经上升了10～20厘米，预计未来100～200年内海平面将上升至少1米。与此同时，海水正经历着过去3亿年来速度最快的酸化过程，众多海洋生物将面临生存威胁。

    就人类活动给地球带来的影响而言，这可能是地球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一种单一物种给地球带来如此巨大变化的时代。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人类世”这一概念才应运而生。其实，至少从18世纪晚期开始，一些博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人类的介入对地球产生的潜在影响。早在1778年，法国博物学家布封（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1707-1788）就曾指出，人类的时代将成为地球的第七个亦即最后一个时代。不过，布封的这一划分显然与《圣经》中的七日创世神话相吻合，表明他尚未摆脱自然神论的影响。1854年，威尔士地质学家和神学教授托马斯·詹金（Thomas Jenkyn）在其所讲授的地质课上提出，若以未来的化石记录回看现在，当今可以被称作“人类时代”，“所有近期的岩石，或许都可以被称作灵生（Anthropozoic）石”。而到了1873年，意大利神学家和地质学家安东尼奥·斯托帕尼（Antonio Stoppani，1824-1891）便明确将人类所生活的时代称之为“灵生代”（Anthropozoic era）。在美国，类似的观念也在发展。1863年，美国地质学教授詹姆斯·德怀特·达纳（James Dwight Dana，1813-1895）在其撰写的风行一时的《地质学手册》中，将“精神的世界和人类的时代”称为地质学上最年轻的时期。

    Simon LLewis and Mark AMaslin， “Defining the Anthropocene，” Nature， Vol519 （12 March 2015）， p172

    由此可见，对人类因素在地球发展或地质演变中的重要性的思考，在“人类世”这一概念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较为系统和完备的知识积累。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俄国地质学家、地层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亚历克西·巴甫洛夫（Aleksei Pavlov，1854-1929）于1922年首次提出了“人类世”的概念，把当时人类所处的时代称作“由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系统或人类世”的一部分。

    Andrew Barry and Mark Maslin， “The Politics of the Anthropocene： A Dialogue，” Geo：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Vol3， Issue 2 （2016）， p5 不过，通常认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JCrutzen）和美国古生态学家尤金·斯特默（Eugene FStoermer）2000年在《国际地球圈—生物圈计划研究通讯》上联合发表的《人类世》一文，才是“人类世”这一概念在当今社会得以流行，并被人们所关注和接受的开始。

    两位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变得愈发明显。根据冰芯记录，自那时起大气中数种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开始不断增加。两人据此把人类世的起始年代定为1784年，即瓦特发明蒸汽机那一年。而大致从这一年开始，因燃烧化石燃料所造成的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在地球上大多数湖泊沉积物中都留下了明显的地层标志。克鲁岑和斯特默强调，除非发生重大灾祸，如火山爆发、传染病、核战争、行星撞击等，人类作为一个重要的地质营力将存在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之久。

    Paul JCrutzen and Eugene FStoermer， “The Anthropocene，” IGBP ＼[International Geos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 Newsletter， No41 （May 2000）， pp17-18 2002年，克鲁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人类的地质学》一文，基本重申了上述观点，此文的发表加速了科学界和公众对“人类世”概念的接受。

    Paul JCrutzen， “Geology of Mankind，” Nature， Vol415 （3 January 2002）， p23

    二作为一个地质学或地层学概念，“人类世”在21世纪的再次出现和流行，主要与自然科学家对它的倡导和讨论有关。不过，由于“人类世”这一概念的很多核心议题都指向了当今的气候、环境和生态问题，它也引起了普通公众及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的关注。2007年，保罗·克鲁岑联合美国化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气候变迁研究所所长威尔·史蒂芬（Will Steffen）教授，以及美国乔治敦大学环境史教授约翰·麦克尼尔（John RMcNeill）在《人类环境杂志》上发表《人类世：人类将压倒大自然的威力吗？》一文。与之前有关人类世的文章多从气候或生态变化层面，如二氧化碳在大气中浓度的增加来展开论述不同的是，这篇文章将视角转向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三位作者不仅考察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历史变化，而且还探讨了这些变化与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的关系，以及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对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影响，试图借此从一个更具历史维度的综合视角来阐述人类活动给地球所带来的影响。诚如三位作者指出的，他们在这篇文章中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探明“改变人类社会与大自然间关系并导致对地球系统产生加速影响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及技术发展是什么？”

    Will Steffen， Paul JCrutzen and John RMcNeill， “The Anthropocene： Are Humans Now Overwhelming the Great Forces of Nature？”， AMBIO： A Journal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Vol36， No8 （December 2007）， p614

    这篇论文的历史维度还表现在它并不满足于对人类世起始时间的讨论，而是尝试对人类世进行历史分期。可能是考虑到以瓦特发明蒸汽机这一具体的历史事件作为人类世这样的地质时代的开端有些欠妥，三位作者将人类世的起始时间设定在1800年亦即19世纪的开端这一更能代表工业化大发展，同时也更具普遍意义的年代。人类世据此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工业化时代（约1800-1945年）。在这一阶段，全球范围内矿物燃料的使用给地球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第二，大加速时代（1945-约2015年）。在这一阶段，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改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快速和广泛。第三，地球系统的管理者时代（约2015-）。在这一阶段，人类在作为一种重要的地质作用力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并制定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可持续性发展的方法和政策。

    Will Steffen， Paul JCrutzen and John RMcNeill， “The Anthropocene： Are Humans Now Overwhelming the Great Forces of Nature？”， pp616-620 在这一人类世三阶段的划分中，前两个阶段基本已经成为历史或者现实，唯有第三个阶段，因其面向未来，故而也是开放性和建设性的。身处这一阶段的人类，不仅要面对和应对人类世的種种危机，更要成为地球的管理者，甚至自我的管理者。这就要求人类不能仅从科学和技术层面，更要从哲学反思和人文关怀的高度重塑人类世时代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因此，人类世的核心议题就不能只是一个与地质年代、温室气体的浓度有关的自然科学问题，而且还应是一个综合了自然科学、信息技术，同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诸多学科在内的，体现了人类总体智慧的大问题。

    在三位作者看来，尽管在人类世的第三阶段，人类作为一种对地球产生破坏性作用的消极力量会持续下去，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文化和政治上的新变化也为人类成为理性的管理者提供了契机。这具体表现在：首先，对人类和环境系统的研究和理解在快速发展，其中最具革新性的发展是跨学科研究的应用;其次，互联网作为一种全球性的自我管理系统拥有巨大的力量;再次，社会趋于更加自由和开放，对独立媒体形成足够的支持;最后，民主政治体制不断成长，强化了公民社会的作用。

    Will Steffen， Paul JCrutzen and John RMcNeill， “The Anthropocene： Are Humans Now Overwhelming the Great Forces of Nature？”， p619 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个地球历史的新阶段，人类世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内涵。

    2011年，保罗·克鲁岑、威尔·斯蒂芬、约翰·麦克尼尔与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学院暨日内瓦大学教授雅克·格林瓦尔德（Jacques Grinevald）在著名的《皇家学会哲学会刊》合作发表论文《从概念和历史的角度看人类世》。这篇论文可以看作是自然科学家（保罗·克鲁岑、威尔·斯蒂芬）、社会科学家（雅克·格林瓦尔德）与人文科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就人类世问题发表的一份共同宣言。四位作者明确指出：地球正在走出当前的地质时代全新世而迈向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人类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堪比自然力的地质力量，要为这一新的地质时代的到来负主要责任。

    Will Steffen， Jacques Grinevald， Paul Crutzen and John McNeill， “The Anthropocen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Vol369， Issue 1938 （13 March 2011）， p843 鉴于人类世这一概念及其主要议题已经为人所熟知，文章不再像以往那样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论证地球大气的变化，相反，整篇文章几乎都是在进行某种历史反思。比如，对人类世概念前身的考察、对人与环境之关系的回顾、对人类世前两个阶段的总结，以及对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全球治理体制的展望。在四位作者看来，人类世问题虽然是一个环境或生态问题，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在根源上涉及人的信仰与价值观念的问题。为此，四位作者重点谈到了人类世概念的社会意蕴（societal implications）。在四位作者看来，虽然接受人类世这一概念，有利于人们去解决人类世的种种危机。但在现实中，对这一概念的接受还存在着一些障碍。原因在于，人们对于进步主义的盲信，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执念，从代表了现代性的“大加速”时代一直延续下来，这使一些进步主义者和科学至上主义者并不会认真对待当前的危机或者对之抱一种侥幸态度。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比如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当他们的固有观念和信仰体系受到冲击时，他们往往会出现一种所谓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即不但不尝试改变自己的错误信念，反而罔顾事实地要去改变他人的观念。

    Will Steffen， Jacques Grinevald， Paul Crutzen and John McNeill， “The Anthropocen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p861-862 这些涉及人类世社会意蕴的问题，恐怕才是最终解决人类世问题的关键。

    三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人文科学家的通力合作，使得人类世这一概念已经超越了地层学和地质学的范畴，吸引着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家参与其中，对人类世展开更为综合的研究。2014年创刊的《人类世评论》（The Anthropocene Review）就体现了这种理念，即通过统合地球科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赋予人类世研究更多的跨学科特点。与之类似，近年来新兴的“环境人文科学研究”（studies in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则希望将诸如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对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思考与关注，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结合起来，进而凸显人类世问题的“社会”内涵。当然，这里不是说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并不讨论人类世涉及的社会问题，而是说他们更多地将“社会”当作一种可以准确和及时监控的“系统”。与之不同的是，人文科学家的参与，会带来一种别样的重估地球重要性的方式，即从更为多元的角度去理解科学的“真理”和社会的变迁，而这被认为是在人类世时代展望未来所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

    Noel Castree，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Extending the Conversation，”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Vol5， Issue1 （May， 2014）， p255

    就历史学而言，最早对人类世做出深刻反思的是印度裔的美国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2009年，查克拉巴蒂在《批评探询》上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的气候：四个命题》一文。这篇文章针对人类世时代气候变暖这一严峻问题，提出了四个命题，其中最为核心的命题是：“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解释气候的变化，意味着由来已久的人文主义者对自然史和人类史区分的失效。”

    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Critical Inquiry， Vol35， No2 （Winter 2009）， p201

    该命题的提出，是为了挑战人们对于历史的一个传统认知，即自人类拥有历史以来，人始终是历史的主体，历史研究如果离开了人这一主体，而只剩下非人类或者冷冰冰的数据的话，将毫无意义。

    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计量史学的批评就认为，计量史学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过于依赖能够提供客觀结果的计量方法，以此来弥补印象主义式的历史描述的不足，但这很有可能带来一种“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效应。

    Michael Bentley，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33 晚近对于大历史的批评也认为，大历史将人的历史从自然的历史中剥离出来，进而使人在万物的框架中显得过于渺小，宛如在真空中一般。

    Bruce Mazlish， “Big History， Little Critique，” 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6， No5 （May/June 2005）， p43 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对于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过于宏大的历史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只有在人的尺度上，历史学家才能利用“思想和情感想象的工具”，才能去理解“在特定文化的丰富背景中由特定的心灵所产生的证据”，才能做出“政治和伦理上的判断”。

    Julia Adeney Thomas， “History and Biology in the Anthropocene： Problems of Scale， Problems of Valu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19， Issue 5 （December 2014）， p1592

    这样一来，在传统的历史观念中，自然的历史要么与人的历史相分离，要么从属于人的历史，成为人类不断攀升的故事的背景。查克拉巴蒂指出，这种情况的改变发生在1949年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一书出版之后。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环境或者自然不再是人类历史沉默的、消极的背景，而是对人类活动进行了积极的塑造。这一趋向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Crosby）等环境史学家的推动，有了进一步发展，人类由此开始被认为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

    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pp204-205 在这里，正如自然科学家们力图展现人类世这一概念的“社会意蕴”，进而将人类世问题放在社会维度上加以考察一样，查克拉巴蒂同样强调，历史学家应当打破人在历史叙事中的中心位置，将人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结合起来。为此，查克拉巴蒂提出了两种关于人类的历史，一种是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的历史，大约有4000年的时间跨度，这是一种人类占据主体位置的历史，也是历史学家通常所研究的历史。一种是人类的深度历史（deep history），它超出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间跨度长达数万年，人类在其中只是地球上众多生命形式中的一种，人类历史也只是地球上生命历史的一部分。

    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pp212-213

    因此，只有将人类的历史置于深度历史的语境中，人们才有可能对人类世这一概念做出客观的理解，进而对人类未来做出负责任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人类世概念对人类作为一种地质力量的强调，并不是要说人类因为具有了堪比自然力的改变地球的力量，而成为一个特殊的物种，可以凌驾于地球上其他物种甚至自然之上。相反，人类世概念其实是想表达一种不确定性和危机意识，是要强调人类与其他物种及自然环境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这种对人类历史的超越，最终是为了人类未来的福祉，去建构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新模式。正如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所言：“我们需要这种时间跨度更长的视野……不仅仅是为了理解我们人类这一物种，也是为了更坚定地保障其未来。”

    Edward OWilson， In Search of Nature，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6， px

    这种对人类历史的超越，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一种后人类的历史观念的出现。与通常的历史观念亦即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相比，后人类的历史观念可以促使我们对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做出新的理解和反思。第一，重新思考历史研究中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时间和空间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素，但其尺度在本质上是由人这一历史的行动者所决定的。在古代和中世纪，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往往不会超出人在一天之内所行走的范围，即人从日出到日落所能达到的最远的物理距离，它通常以人类的居所为中心向四周延展。近代早期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以及新世界的发现，历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得到了质的提升。从空间上来看，它在理论上可以覆盖整个地球的表面，从时间上来看，它意味着一种布罗代尔意义上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即所谓的地理时间的出现。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204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世界史和全球史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时空框架内展开叙事。进入21世纪以来，大历史的异军突起，则将历史研究的时间跨度拓展到地球诞生之时，即138亿年之前。与大历史类似，人类世概念的提出，同样是将人类历史的时间维度融合于地球历史的时间维度之中，从而让人类历史与地球历史或自然历史形成一种真正的对话。

    第二，对历史敘事中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在过往的史学撰述中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人类在历史叙事中占据不可动摇的中心位置，是历史研究中的绝对主体。与人类相比，地球、自然与其他物种只是人类历史的背景，甚至是作为人类的他者而出现的。另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还意味着人类可以正当且合理地对其他物种进行支配，或者对地球环境及生物多样性肆意破坏，这一现象在以人文主义、进步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历史叙事中被赋予一种理所当然的合法性。近年来，历史研究中对于人类中心主义开始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反省。人类不再被看作是特殊的一类，而是被视为地球上诸多物种中的一种，失去了其固有的优势和绝对的特权。

    Bryan LMoore，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Critique of Anthropocentrism，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曾经被人类历史所压抑和掩盖的动物的历史开始复现，对动物权利的呼吁和关注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点。

    比如近来动物史和动物研究的出现，相关的代表作可参见：Hilda Kean， Animal Rights：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since 1800，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8; David Perkins， Romanticism and Animal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Rob Boddice， ed， Anthropocentrism： Humans， Animals， Environments， Leiden： Brill， 2011 因此，在人类世的叙事中，人类尽管是作为一种地质力量而出现，但由于人类对地球环境和生态造成的危害同样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因而人类并不能独善其身或具有某种超越性，而是与其他物种一样，受制于所有生物共同的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就这一点而言，人类与其他物种确实没有不同。

    第三，对历史过程中非人类（non-human）因素的重视。广义上的非人类指的是人类之外的其他物质存在，既包括无生命的物体——比如像岩石、河流、矿物，以及自然环境;也包括有生命的其他物种，比如动物和植物。狭义上的非人类特指动物。长期以来，在人类对其历史进程的描述中，非人类的能动性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展现。而与此同时，自达尔文提出物种进化理论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这一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与其他非人类的物种一样，都要遵循同样的自然选择和进化规律。相比于某些物种，人类在进化中并没有展现出特别的优势，尤其是在对环境的适应中，甚至不像有些物种那样发展出更胜一筹的技能。一些历史学家进而指出，人类世时代或许为打破非人类被置于人类之下的“存在之链”提供了契机，从而使前者能够展现其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Joyce EChaplin， “Can the Nonhuman Speak？： Breaking the Chain of Being in the Anthropocen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78， No4 （October， 2017）， pp509-529关于“存在之链”，可参见Arthur O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更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世时代，地球环境和人类之外的生物对人类这一气候力量或地质力量所产生的反作用，已经不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这说明非人类的影响已经直接作用到人类自身之上甚至对人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后果。人类因而也参与到了非人类转向之中。

    Richard Grusin， ed， The Nonhuman Tur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pvii

    历史思维总是时代的产物。自历史学产生之日起，人类的历史思维总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历史也因而被称为一种“人学”。当然，在各个文明所产生的历史思维中，都有着对于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之关系的思考。只是历史思维的这一部分内容，始终被人的内容所压制。尤其是工业化以来，历史思维中非人类因素的缺乏，导致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以损害环境和物种的多样性为代价的。人类世时代——不论它是否真的能成为地球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气候、环境和生态都因人类本身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它让人类愈发认识到，必须以一种新的历史思维去反思人类的过去、审视人类的现在，以及合理地规划人类的未来。当然，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人类有什么特殊性，而是因为人类与地球、与其他物种一样，都面临着共同的命运。

    责任编辑：宋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