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开通影响企业税收激进度吗？
李国玉
摘要：文章以2010～2018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高铁开通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作用机理，并检验了不同公司治理水平下高铁开通与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够抑制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基于公司内部治理水平的研究结果发现，高铁开通对税收激进程度的抑制性在内部控制较好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文章突破税收激进行为的传统微观层面影响因素，基于地理经济学的视角探讨高铁开通与对上市公司税收激进行为的作用机理，为提升企业监督水平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关键词：高铁开通;税收激进度;治理水平
一、引言
作为新时代“四大发明之一”的中国高铁，为人们出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会行为的变迁。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缩短时空间的距离。高速铁路沿线的城市会得益于交通便利带来的优越性，加深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形成“经济圈”等新兴经济发展动力。
高铁开通影响着人们出行方式，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会影响社会形态。上市公司所在地高铁的开通会加速信息的流动，企业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互补作用也会增强，进而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作为现代学术问题研究的重心之一，企业税收激进度依赖于信息的流动和传播，尤其是“软信息”的存在会对企业经营行为产生很大影响。
企业的避税行为可以间接增加企业价值，但与此同时也会增加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风险。避税在改善企业状况的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隐形经营风险，进而增加代理成本。从企业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避税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难以被发现，因此管理层会有较强的动机进行个人自利行为。避税行为的隐蔽性会增加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动机，为管理层攫取私利提供空间。现有的文献表明，地理空间距离仍然是影响信息沟通交流的重要因素。而在高铁开通的大背景之下，信息流动速率加快，企业的监督成本降低，高铁开通是否会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此外，这种监督作用在不同公司治理水平的企业中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针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理清高铁开通对企业避税行为的传导机理。此外，本文参考中国铁路总局、百度搜索引擎等高铁开通时间作为外部冲击性变量。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从地理经济学角度作为切入点，揭示高铁开通的外部冲击变量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深化对企业税收激进的影响因素。此外，现有关于税收激进主要集中在CEO权力、审计监督、政治关联等企业微观因素变量，鲜有文献研究地理经济学对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第二，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高铁开通对宏观层面的影响研究，探讨高铁開通对企业微观层面的影响，因此拓展高铁开通经济后果相关的文献;第三，基于企业内部治理变量，考察内部监督机制对高铁开通和企业税收激进度行为之间的异质性影响，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企业的微观证据，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参考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近年来，随着新经济地理学被纳入研究的视角，很好地弥补了传统经济学在解释现实经济发展所遇到的缺陷，从而获得巨大的生命力。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学者开始关注地理区位、交通基建、设施等经济发展和格局变迁中的重要地位。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区间经济发展不一，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政府部门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要素的流动性。龙玉等（2017）发现，地理位置会影响监督的管理成本，距离较远的公司获得信息的难度更大，因此风险投资更加青睐于地理位置较近的公司。上述文献表明，地理距离是影响信息流动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对利益相关者更有用的信息。
企业的避税行为需要承担一定的成本。首先，避税行为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会降低信息不透明度，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Hanlon（2010）发现企业避税行为会向市场传递负面消息，表明市场并不认为避税会增加企业价值;Kim（2011）通过研究发现，避税掩盖了企业现金流不稳定等负面消息。其次，避税行为会增加管理层自利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增加企业不能定期付息的风险。Desai等（2006）研究发现激进的避税活动会增加自利管理者侵蚀企业利润的可能性，企业价值会因此受到损失;蔡蕾和李心合（2016）通过研究发现避税为管理层自利提供诸多便利。因此，根据以上分析，管理层避税并不是为了提高公司价值，而是为了谋求更多的私利。相应的，内外部监督机制应该抑制管理层的税收激进行为。
地理经济学认为区位、地理位置等因素对信息有很大影响，那么便捷交通工具的开通势必会影响信息传播的效率。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因素势必会对信息的传递产生很大影响。高铁开通会加速信息的传递，因此利益相关者也会更加便捷的了解上市公司的经营信息。近年来，中国铁路网的建设也加速信息的流通，方便人们出行，管理层的自利动机更容易被发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
H1：高铁的开通会降低上市公司的税收激进度。
完善的内控体系能够有效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提高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把控程度，加强企业生产经营监督，有效规避企业内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已有研究表明，内部控制在提高研发补贴效率、减弱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提高财务报告可比性等方面意义重大，其是缓解代理冲突、控制企业风险、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部分。内部控制的完善意味着企业负有更强的社会责任，能够对企业债权人更加负责。此外，高铁开通也会加速信息和人员流动，因此上市公司受到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更强。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H2：高铁开通对公司税收激进度的抑制作用在治理水平较好的公司更加显著。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为描述性统计结果。从高铁开通的样本来看，本文中有68%的样本在高铁开通后。此外，样本中有84%的地级市已经开通高铁并具有停靠站。从内部控制指标来看，最小值为0，因此要关注于资本市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问题。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各个变量分布较为均匀，未出现较明显偏态。
（二）回归分析
1. 单变量分析
首先，对高铁是否开通的企业税收激进度均值进行组间比较，主要通过单变量T检验进行，表2列示了相关特征分布结果。从表2中被解释变量均值比较可以看出，上市公司所在地高铁未开通的的样本个数为3604个，高铁开通的地级市样本个数为19420个，样本均值分别为0.006和0.000，差值为0.006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公司所在地未开通高铁的公司税收激进程度大于公司所在地开通高铁的公司税收激进程度。此外，高铁开通前后上市公司的税收激进度差值为0.004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高铁开通可以降低上市公司税收激进度，初步验证本文研究假设H1。交乘项回归的结果也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2. 高铁开通与税收激进度：基本结果
首先研究高铁开通与税收激进度的关系。由于我国各地高铁开通时间不一致，为本文准备了一个良好的“准实验”平台，因此采用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双重差分模型DID来验证高铁开通对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关系。构建模型如下：
DDBTD=α0+α1*TRAIN*POST+α2*Size+α3*GROWTH+α4*LEV+α5*ROA+α6*EPS+α7*Hefin10+α8*Ind+α9*Year+εit
为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H1。其中，表3第（1）列是单变量的估计结果，第（2）列、第（3）列是多元回归，依次采用了单差分和双差分的分析方法。从高铁开通的交乘项（TRAIN*POST）的回归系数来看，各个回归估计结果系数分别为-0.0059、-0.0052和-0.0058，且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高铁开通可以明显抑制企业税收激进行为。高铁开通后，各地资源要素分配更加充分，企业层面之间信息流通更加快速，也能够缓解时空限制带来的各种局限。一方面，高铁开通缩短上市公司与外界的间隔，加速信息的流动;另一方面，高铁开通会降低企业出行成本，有助于外界对企业进行监督，进一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意味着企业经营管理行为更加明晰，促使企业缓解税收激进度。即研究假设H1得证。
从其余控制变量来看，企业规模SIZE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正相关，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此外，总资产净利率与税收激进度显著正相关。本文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人分析基本一致，不再一一赘余。通过以上分析，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1。
3. 高铁开通与税收激进度：内部治理机制
有效内控体系意味着企业要对真实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更加负责，对企业利益相关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内控体系的完善程度对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意义重大，能够为企业在错综复杂经济环境中平稳运行保驾护航，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完善企业内外部运行机制。
内部治理能够弱化管理层的相关自利行为，缓解利益相关者和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且提升企业的效率管理水平。本文参考以往学者研究，使用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来衡量公司治理水平。那么内部控制是否会对高铁开通和税收激进度的关系机理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基于前文分析，将内部控制质量作为内部治理水平的代理变量，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是否高于样本均值将样本分为两组，即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组和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组。
参照企业内部控制变量，本文按照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是否大于样本均值对模型进行双重差分检验，即检验不同公司治理水平下高铁开通对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影响机理，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无论是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组还是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组，TRAIN*POST回归系数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且显著为负，再一次验证了高铁开通能够抑制企业税收激进度。
之后，关注分组回归模型的结果进一步检验公司治理变量对两者的作用机理。（1）～（3）列分别展示了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高铁开通和税收激进度的关系，我们发现TRAIN*POST回归系数分别为-0.0043、-0.00496和-0.00412，且分别通过5%、10%和5%显著性水平检验，而（4）～（6）列的单变量回归、单差法和双重差分法估计内部控制较好组的TRAIN*POST回归系数分别为-0.00673、-0.00518和-0.00668，且都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高铁开通与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关系在企业内部控制更好好的作用下更加明显。内部控制作为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因素，能够衡量企业治理水平，良好的治理水平能够监督企业管理者的经营行为，会更加全面考虑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呼声，因此这种抑制作用会更加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型检验部分，本文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努力以检验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具体如下：
1. 税收激进度的替代性识别方法。为了提高本文的说服力，在本节中，本文采用企业会计-税收差异（BTD）作为企业税收激进度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通过与前文研究结果比较发现，回归结果依旧保持稳健。
2. PSM-DID检验。为了控制本文不可观测的但随着时间变化的相关变量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影响差异，本文运用PSM-DID进行检验。采用1：1的匹配方法匹配公司规模、相关财务状况类似的企业。匹配后的控制组与实验组协变量之间差异较小，说明匹配满足了平行趋势假设。且主检验结果依旧稳健。
四、结语
十年来，中国高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取得了瞩目的世界成就。高铁开通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在获得技术支持的同时，飞跃式的高铁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本文从企业相关行为角度探讨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抑制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而且在公司治理水平完善时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证明高铁开通所带来的“软信息”的流动对抑制企业负面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角度验证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外部性对企业相关行为的影响，并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的外部影响机制，本文的研究启示如下：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强化当地经济增长具有深远影响，交通完善会降低成本因素，加快信息的流动，因此会弱化信息不对称问题;优化产业布局，降低企业成本。企业成本是影响企业相关行为的重要因素，较少企业的成本和信息約束，可以强化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有效性，进而拓展企业信息交流渠道。因此，无论是当地营商环境还是企业行为，积极的产业布局会增加企业经营行为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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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