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角下晓苏民间书写的选择
内容摘要：晓苏从学者和作家双重身份出发，用丰富的叙事艺术建立起超越传统民间写作的独特表达范式。在循环命运里承受苦难的乡土人物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基于人性立场的关怀是他创作的出发点和动力源泉，作家与民间建立“由内到外”的意义关系是他对民间书写的突破，有意思与有意义是他作品的特性，由此构成了现代性视角下晓苏民间书写的基本价值。用批判态度审视晓苏的民间小说，既有突破，亦有不足。
关键词：晓苏 民间书写 现代性 局限
晓苏是中国文坛少有的一直在坚持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在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作家形成了关于短篇小说创作独特的理论：关注小说的情调与趣味，彰显人性中的藏污纳垢。这一创作理论在“油菜坡”系列短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该系列也成为了研究晓苏民间书写和创作理论的重要阵地。因此，本文将在考察“油菜坡”系列短篇小说现代叙事艺术的基础上，发现晓苏民间书写的动态过程，理解作家“有意思和有意义”“人性立场”等创作理论。
一.叙事艺术与现代性表达
（一）循环叙事——悲喜同构的荒诞
《论当代文学的民间资源》一书提出了小说循环原型的说法：“在中外神话传说中，都存在着一种从起点到终点又回到起点，反复循环的叙事模式，我们把它称之为循环原型。”[1]关于“循环”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美国学者浦安迪认为：“中国叙事文学的结构是以呈现某种复向重迭的动静交替为原则，也因此消灭了直线发展、艺术统一的印象。”[2]同时，循环作为一种小说叙事模式，往往与文本中人物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隐喻关系。细读晓苏的“油菜坡”系列，可以发现循环叙事在人物宿命呈现过程中的印记。在晓苏的部分短篇中，个体生命按照一个“圆”的轨迹构成了“困境—希望—困境”的悲剧模式。下面表格是对小说中具有这一悲剧模式的人物命运的梳理：
通过以上表格的对比，基本可以寻找到这一悲剧模式的脉络。在这一类小说中，主人公陷入了一种困境，这种困境的根源绝大部分来自于物质的匮乏，也就是说，人物最初陷入了物质困境。紧接着，小说中的人物便会在矛盾与荒诞中寻找出路，寻找摆脱这种困境的希望。然而不幸的是，无论他们怎样努力，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再次陷入困境之中。小说的结局，徐乃宝开枪打死了陷入钱眼的石姓一家;《猪栏养狗》中的“我”手刃了母亲的情夫;余爱竹求子不得，疯在灯光旖旎的城市里;酒疯子袁作义和最终只拿到一张空空的汇款单的侯己不得不面对除了物质之外的精神的困顿。这便是晓苏借助循环叙事构建出的悲剧模式。在这一悲剧模式中，晓苏创造了人物悲喜同构的宿命人生：主人公在困境中进行充满矛盾与荒诞的自我解救，又在这种矛盾与荒诞中走向了另一种困境。故事的开始和结尾都充满着悲剧色彩，但故事发展过程中却有着喜剧的荒诞，这便是晓苏在论及人性立场的人物塑造时提出的“悲喜交融”。晓苏在解释小说悲喜交融的喜剧意味时，提到了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喜剧作品，因为许三观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人，行为方式常常显出矛盾和荒唐，如第三次卖血竟是为了讨好青春时代的梦中情人。”[3]这种充满喜剧意味的荒唐感在以上列举的小说中也有诸多体现。《酒疯子》中袁作义想要在村人面前找回尊严却只能借酒说些幻想中的情景，结果丑态百出;《猪栏养狗》中的“我”虽然对母亲出轨他人不满，但因为对母亲情夫的女儿存在幻想，便一忍再忍，甚至前期在叙述这件事时给人理所应当的感觉，而只有在这种幻想破灭时，“我”才会正视自己的生存困境。诸如此类，不多赘述，但其中的荒诞与荒唐的喜剧色彩却是晓苏想要透露给我们的。
（二）文本互文——人物塑造与文体意识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少作品运用了循环叙事模式，即在命运循环中透露出人物生存的艰辛和精神的困乏，以及在充满轮回意味的命运面前个体的无奈之感。鲁迅的《在酒楼上》论及吕纬甫的命运如同一只蒼蝇飞了一圈却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但这是鲁迅对于知识分子或者自身命运的认知。《骆驼祥子》中祥子经历买车卖车的“三起三落”最终还是过着贫困且混沌的生活。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以许三观的精神崩溃结束，无论他怎样买血，最终还是逃脱不掉人生的磨难。值得一提的是，晓苏“油菜坡”系列中的循环叙事与老舍的《骆驼祥子》具有互文性关系，两者存在相似的逻辑内核——用幽默荒诞的语言表述人物的循环宿命与苦难人生，用悲喜两个元素构建了鲜明的底层形象。提出这一想法的意义在于发现并且肯定两个文本间潜在的逻辑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晓苏试图通过对人物悲喜交融的宿命书写丰富人物人格发展的精神内核，在表现生活本相之中传达基于人性立场的关怀。
晓苏的循环策略不仅是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借鉴，也与中国古代小说之间存在深厚的文体渊源。已有学者提出晓苏短篇与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周聪在《新世纪短篇小说问题研究》中认为晓苏短篇借鉴了话本小说《三言》《二拍》中“三”的叙事模式。笔者认为晓苏民间书写“循环叙事”模式，在结构层面与现代文学中的命运循环存在关联，在人物与情节上，不仅从话本小说中汲取力量，与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亦存在互文性关系，具体表现在情节的反复循环和人物层次的形象迭用。浦安迪通过对《金瓶梅》的章法分析提出了“形象迭用”这一概念。他认为《金瓶梅》中的“纹理手法”是所谓“形象迭用”，并且普遍存在于章回小说的创作中。情节层次的“形象迭用”表现在情节的反复循环上，认为情节的反复“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一套丰富缜密的叙事针线”[4]。人物层次的“形象迭用”表现在作者创造的一系列相似的人物形象。这一系列相似的人物形象“看起来似乎有脸谱化的倾向，其实正是形象迭用的结构特色”[5]。晓苏在《野猪》一篇中，创造了石作仁、石作孝、石作美三个相似的人物形象。为人子女，他们未能对年迈的父亲给予应有的关怀，使得石老爹晚年凄惨;石老爹不幸被徐乃宝误杀后，石家子女又以极其相似的嘴脸对徐乃宝进行敲诈勒索，故事结局令人唏嘘。《侯己的汇款单》亦是“形象迭用”手法成功运用的实例。在侯己索要汇款单的过程中，所长、汤支书、郑村长代表着公共权力，对侯己层层阻挠;杂货铺老板、药铺老板趁人之危敲侯己竹杠，尽管剃头铺老板一直在无私地帮助侯己，但在晓苏的口述中，一开始是想把三个老板都刻画成唯利是图的人，出于某些考虑吧剃头铺老板刻画成了一个善良的形象。无论是《野猪》还是《侯己的汇款单》，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个相似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重复出现，但这并非是作者想象力贫乏所致。《野猪》中石家子女无一关心父亲的晚年，不同的是，石作仁无情，石作孝惧内，石作美贪财——作者通过共相人物的细微差别写尽人间百态与世间冷暖，看到底层人物复杂无解的生存困顿，以及在看似可以预知故事走向的情节中实现结局的颠覆。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从人物的共相中写出微妙的区别，在情节的循环重复中实现故事结局的颠覆性效果。
由此可见，晓苏民间书写一直与传统小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他的小说中，循环模式与章回小说存在情节层次和人物层次的形象迭用这种互文性关系。但晓苏短篇中的“形象迭用”不是对章回小说的挪移，而是建立在现代短篇小说文体意识上的发展与创新。章回小说“纹理”意识的出现受到嘉靖时代以降兴起的古文结构理论潮的影响，而晓苏短篇中的“纹理”意识即形象迭用手法的出现则是借用章回小说的叙事手段对现代短篇小说文体观念的确立，不单是对传统审美价值的继承。短篇小说不等同于简短的故事，短篇小说的本质与魅力在于印象的统一。短篇小说不会像诗那样带来短暂的情绪兴奋而缺乏足够时长的持续效果，也不会像长篇小说无法在完整的时间段内进行阅读，使作品难以在“整体性”中产生魅力，短篇小说的优势便体现在用有限文字实现阅读印象的统一。浦安迪将章回小说的“形象迭用”手法视为一套丰富缜密的叙事针线，而晓苏便从章回小说的叙事手段中汲取力量，利用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反复与循环创造出一套丰富缜密的叙事针线，借用这一叙事针线将故事的情节与人物统一起来，在循环重复的文本构建过程中达到浑圆的阅读效果，使短篇小说产生“整体性”力量，完成对短篇小说“印象统一”的文体建构。这便是晓苏民间书写与章回小说互文性关系的现代意義所在。
二.民间书写与现代价值
（一）从“民间”内部走向“民间”外部
晓苏的民间书写是现代知识分子从“民间”内部走向“民间”外部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从乡村的文化空间过渡到知识分子的关照领域，从而完成了对民间现代价值的肯定以及对人性的精神关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论是从启蒙出发，或是站在政治与革命立场，抑或是从民间文化、民间价值阐释，作家与民间大致存在两种关系：一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从“民间”外部进入内部，在价值碰撞中理解阐释民间文化;二是将焦点聚集在内部，从乡村的文化观念发掘民间的意义。晓苏的民间书写却不同于以上两种。从他的“油菜坡”系列可以发现，晓苏不断在为调和以上两种关系做出尝试：既从内部发掘民间的意义，对乡村与底层的价值观念予以肯定;同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去关照这种民间形态，做出理性的批判，实现民间书写的现代价值。晓苏认为，要写有意义的小说，首先要写好有意思的小说。他的乡土小说的“有意思”正是来源于民间内部的生存百态、嬉笑怒骂。从这些“有意思”的故事背后，读者隐约可以感受到作者埋藏在故事里对人性审视、批判的目光，从而达到了“有意义”的创作目的。从“有意思”到“有意义”的过渡正是一个由内部走向外部的动态过程。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晓苏首先将创作置于民间内部，从内部发现民间的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少作家都践行着这一民间创作理念。赵树理作为农民的代言人，书写农民的所思所想，语言通俗易懂，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五四以来的民间文学形态。但赵树理的小说依旧显现着民间话语与政治话语不断交缠、沟通的状态。“荷花淀派”代表作家孙犁用《荷花淀》《芦苇荡》等一系列作品描绘了一个澄净、崇高的农村形态。小说里的人物都自觉追求崇高的道德品质，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充满温情，人的际遇与生活状态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是两个平行的农村世界。与上述不同的是，晓苏对乡村的叙述是一个单纯化、去崇高化的过程。如果说沈从文借《边城》写的是人性的理想，那么晓苏则借“油菜坡”写人性藏污纳垢的真实以及民间的审美力量。《松毛床》《花被窝》《皮影戏》等作品都是如此。《花被窝》是一出充满戏剧性反转的喜剧，叙述了主人公秀水因情感空虚耽于婚外性爱游戏，误以为被婆婆发现，又在误会中戏剧性地实现了和婆婆的和解。这篇作品着眼于农村婆媳关系，媳妇并不孝敬婆婆，婆婆也对媳妇充满了敌意和不信任，没有宏大主题，也没有思想道德高尚的完美人物，但却给读者一种生活的真实感——冷漠与温情、误解与救赎、传统与现代构成了藏污纳垢的农村形态。文本的魅力在于，相比于直接描绘婆媳之间的误会，作者通过描写秀水的内心独白突出农村媳妇的思维方式，亦使得婆媳最后的和解多出了一丝温馨与救赎的意味。对这些内心独白的处理是作家对民间精神形态审美力量的发现，最后婆媳的和解以及秀水人格的转变亦暗示着这股力量的现实意义。
在第二个阶段，晓苏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从“民间”内部跳脱出来，由此完成从内部向外部的过渡，用理性的眼光看待民间的“内部故事”，做出审慎的批判，实现对真实人性的关怀。在《金米》中，九女是一个淳朴、执着、对金米有着无限热爱的农村妇女，她无法适应并且融入合作社集体种植产量更高的玉米的生产方式，在包产到户实行后，毅然决然地把全部土地种植上了金米。九女亦因为执着于金米种植，晚年忍受着生活上的困顿和缺乏温情的生活。晓苏没有去写九女的“不进步”因素，相反，他将九女刻画成了在日益缺乏温情的乡村里做着悲壮努力的孤独的斗争者，九女看似顽固复古的行为实际上充满了悲情因素。那些“在金米地里狼吞虎咽”的麻雀嘴脸丑恶，象征着亲情和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消解，而九女是对抗这种“消失”的英雄式人物。在充满进步话语的新时代，晓苏用《金米》对农村人性与文化的迷失做出批判，凸显其人文关怀，是从内部向外部的成功过渡。晓苏的这一过渡建立在充分理解农村的欲望与价值的基础上，在同一文化领域内建立与民间的关系，因此对民间的现代价值多出了一份肯定。
（二）从“有意思”到“有意义”的升华
论及小说创作时，晓苏认为最完美的小说是意思和意义的水乳交融。若退而求其次，则先要创作有意思的小说，在小说具备情调和趣味的基础上，实现小说的意义价值。晓苏实现小说的“有意思”依赖于民间的真实感和审美力量。当作家恢复知识分子的立场，从民间跳脱出来，理性对民间的内部形态做出批判，对农村人性予以关怀时，则在从内部走向外部的过程中完成了从“有意思”到“有意义”的升华。在这个过程中，晓苏的书写不仅仅是对民间形态的猎奇、对生活趣味的欣赏，更多的是发掘其背后的现实意义，演绎民间的现代价值。
三.趣味与内视写作的局限
（一）人物形象刻画稍显薄弱
晓苏的趣味化写作使他避免被各种写作潮流裹挟前进，从而可以遵循自己的本心进行最真实的创作。但是，他的“趣味化”写作好似一把双刃剑，虽然保证了作家写作的主观体验，也吸引了一批以故事性、趣味性为指向的读者，但是这种写作倾向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晓苏“油菜坡”系列以情节见长，通过出人意料的情节安排带给读者陌生化的阅读体验。然而，在晓苏早期创作阶段，有一部分小说出现了过分注重情节安排而忽视人物形象塑造的弊病，或者塑造群像式的人物形象。纵观国内外短篇小说的创作，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不仅在情节上取巧，更是用有限的文字塑造了立体鲜明的人物形象。晓苏因情节安排而忽视人物形象塑造虽然保证了小说的趣味和情调，但却因人物形象的不立体使小说更加趋向于故事，丢失了一定的文学内涵。例如《天坑》，作者通过娴熟的技巧围绕天坑设置了重重悬念，杨开泰为何会无故失踪，李万娇在没有找到杨开泰的情况下为何会改嫁张百善等等。这些悬念吸引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在结尾真相揭露时达到了耳目一新的效果，但却没有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留在读者心中。再者，群像式人物塑造也是避免不了这种弊病。《侯己的汇款单》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因金钱崇拜而放弃伦理道德的人，却没有看到集体中的个体面对金钱时表现出的种种差异，因而读者最后留有印象的依旧是群体印象和其对应的相应情节，缺乏对某个人物鲜明的印记。
（二）内视写作在实践中的局限
晓苏认为他的创作更多的是从内心出发。诚然，晓苏这种内视写作保证了写作不必去迎合潮流，避免“他者化”的尴尬，得以写出更多具有“人性颤音”的故事。但晓苏的这种内视写作却使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道德判断处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作家出于趣味和人性关怀去叙述油菜坡那些隐秘、暧昧、幽暗的故事，且有意回避道德诉求，使得人性得以最大化体现。但隐含读者和现实读者的偏差却带来了对文本中道德叙述的不同理解。“油菜坡”系列不乏偷情、出轨这些超乎现实社会道德观念的叙述，晓苏借此书写人性的寓言，但现实读者却有对这些道德书写重新进行价值定位的可能。
再者，晓苏的内视写作有可能影响作品的经典化。诚然，学者是晓苏的主要身份，写小说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且作家本人也在强调“自己写作时的舒服和畅快”。从这些方面来看，作品经典化的问题仿佛不是晓苏重点考虑的问题，但就文学作品本身而言，却不得不面对文学史的审视，也不得不面对是否有可能经典化，是否可以经典化的矛盾。从文学史角度看，文学经典化关系着文学发展与文学教育等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童庆炳看来，影响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内部因素有二：一是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二是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就前者而言，晓苏以其趣味化、情调化的写作实现了“油菜坡”系列独特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晓苏说他更喜欢有意思的小说，不追求宏大叙事，也不追求深刻主题，相比于建构文本意义，他更喜欢如何增强小说的情调和趣味。由此可以得知，晓苏为了更好地体现小说的情调和趣味，有意去淡化了文本的意义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作品的阐释空间，读者或者批评者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对故事本身的欣赏上，降低了对文本的阐释力度和意愿，从而影响了作品经典化进程。在新世纪创作中，晓苏也意识到将“有意思”和“有意义”两者结合的必要性，对于读者，看出了更多有意思的东西，对于评论家，则能注意到文本中有意义的因子，努力融合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因素。
晓苏民间书写最终选择还原最真实的人性，在命运的循环往复中书写底层最真实的苦难，站在人性立场上对底层人物命运做出冷静的审视和真切的关怀。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完成了从民间内部到民间外部的动态流动，将两个不同的文化空间形态融合，实现了属于晓苏的民间书写的独特范式。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亦存在不足之处，对于读者接受以及作品经典化问题都需要更多思考。另外，晓苏向来会“講段子”，他的许多故事原型都来自于民间的段子，因此，晓苏“油菜坡”系列小说与民间故事、民间段子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值得再去深入挖掘的部分。
参考文献
[1]宋洁.论当代文学的民间资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28-229.
[2][4][5]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陈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96，90，92.
[3]晓苏.当代小说叙事中的人性立场[J].当代文坛，2017，第4期：71.
（作者介绍：刘媛媛，湖北大学楚才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