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总体国家安全研究
李大光
【摘要】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球化时代提出的国家安全新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五位一体，清晰地反映了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大思路。总体国家安全观既是一种全面系统、注重统筹的新型国家安全观，蕴含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价值理念、工作思路和机制路径，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型国家安全思想理论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国家安全理论的创新和升华，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总纲，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我国的传统国家安全和非传统国家安全均面临多种挑战，这需要我们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全面维护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 传统国家安全 非传统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01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家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并已引起全球各国的广泛关注。世界总体态势仍然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但恐怖活动、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仍然不断。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维护全球化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课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球化时代提出的国家安全新理念。了解和掌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和体系构成，对于更好地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他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在这次会议上，习总书记还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可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新理念，这是一种综合的安全观、发展的安全观、统筹的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我们维护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当今时代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指南。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鲜明的实践意义，彰显了中国智慧，体现了五位一体的安全内涵。
一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为此，就要增强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缩小分配收入差距，大幅减少扶贫对象，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同时还要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力度，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此外，还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教育，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最终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兴旺繁荣。这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内在要求。
二是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把制度安全、政权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为国家安全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为此，必须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决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维护政治安全，需要切实抓好全面从严治党这个关键，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内在要求。
三是以經济安全为基础。要确保国家经济发展不受影响，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物质基础。为此，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关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产品安全等，强化风险防控，确保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维护经济安全，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切实把经济工作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同时，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切实提高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和水平。这是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内在要求。
四是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要准确把握不同安全领域的特点规律，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完善保障安全的各项对策措施，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硬件和软件方面的保障。其中，在军事安全上，更好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人民军队根本宗旨，使军队真正担当起党赋予的历史重任。同时，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潮流，大力推进军事创新，有针对性地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还要加强军事战略指导，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大力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多样化军事能力。这是以军事安全为保障的内在要求。
在文化安全上，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时，加大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的宣传力度，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理念，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此外，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这是以文化安全为保障的内在要求。
在社会安全上，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和网络秩序维护，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同时，要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和落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预防和减少利益冲突。此外，还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引导群众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最后，要正确把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时妥善解决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加强新形势下的反分裂斗争和反恐怖斗争，坚决遏制打击暴恐势力和分裂势力。这是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内在要求。
五是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注重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同时，注重维护共同安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就需要超越“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传统“零和博弈”思维，积极倡导普遍安全、平等安全、包容安全、合作安全等理念。同时，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通过促进国际安全来增强自身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还要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搭建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走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最后，要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加大建设性参与解决热点难点问题的力度，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这就是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内在要求。
上述五位一体构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清晰反映了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大思路。总体国家安全观既是一种全面系统、注重统筹的新型国家安全观，蕴含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价值理念、工作思路和机制路径，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型国家安全思想理论体系，会随着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推进而不断创新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国家安全理论的创新和升华，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总纲，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的体系。古语说得好：“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又得到进一步拓展，已由领土、军事和政治领域拓展到经济、文化、信息、金融、能源、气候、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
当前，总体国家安全包括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全方位内涵，兼顾传统安全与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实现本国与他国的共同安全，甚至包括人与自然、国家与国际的总体安全。这是一种“大安全”理念，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安全工作谋求的正是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其中，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属于传统安全范畴，其他则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
国家传统安全现状
在传统安全范畴中，主要包含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三个领域。这是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最基本的安全领域。
政治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石。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安全的维系，最终都需要以政治安全为前提条件。如今，我国维护政治安全的各项基础和条件虽然不断得到加强和改善，但维护政治安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懒政的问题十分尖锐。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党内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情绪，特别是我党八项规定出台后，面对反腐压力，少数党员干部不思进取、消极懒政。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而严正地指出：“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非常值得引以为戒。所谓“颠覆性错误”，就是在关系党、国家和民族“信仰、宗旨、方向、道路”等根本性问题上犯“翻烧饼”式的错误。分析起来，40年来的改革开放确实存在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和现象：如千百万工人下岗，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改变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取消教育、医药、基本住房和养老等社会主义基本民生福利，全盘照搬西方新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否定和边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济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替代党的建设，等等。这些现象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惕。
二是“颜色革命”对我国政治安全构成重大现实威胁。所谓“颜色革命”，是指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东欧、高加索、中亚、西亚和北非等地区发生的以颜色命名、倡导“非暴力”进行政权更迭的运动。其实质是外部势力通过各种手段在有关国家各领域渗透、培植政治反对派并鼓励其利用社会矛盾推翻现政权的一种政治颠覆活动。颜色革命的旋风从2000年早期开始席卷世界，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政府；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推翻了亚努科维奇获胜的选举结果；2005年南斯拉夫的“推土机革命”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府；2010年末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几乎席卷了所有的中东国家，统治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总统因“阿拉伯之春”于2011年2月被迫辞职；2014年乌克兰“二次橙色革命”爆发，亚努科维奇政府被推翻；2006年泰国“兰花革命”推翻他信政府，2008年推翻沙玛政府，2014年推翻泰国首位女总理英拉组阁的政府；2014年我国台湾地区“太阳花学运”试图推翻《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和马英九政府；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试图推翻梁振英政府，还想胁迫中央政府接受香港激进民主派的普选方案。中国是一个与西方国家价值观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存在，总是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和干扰，甚至试图发动“颜色革命”，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三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复杂严峻。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当代世界思想文化领域交流交融频繁、斗争深刻复杂，尤其是外部势力把我国崛起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进行渗透和分化。近年来，境外势力利用信息网络、课堂讲坛、独立媒体、地下教会等多种形式，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抵毁我国的主流价值观，片面渲染、刻意放大我国的各种问题，甚至制造各种谣言，煽动人民的不满情绪。
四是“一国两制”实践遭遇新情况、新问题。“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后我国开创的一种适应不同于大陆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然而，2014年9月28日，香港少数激进分子骤然发动“占领中环”行动，这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受“占中”行动的影响，香港金融市场出现震荡，股市大跌，港元急挫；数十家银行分行暂停服务，不少商户关门歇业；师生罢课，部分学校被迫停课；核心地带交通瘫痪，市民上班上学受阻。“占中”行动令已习惯于忙碌而有序生活的港人无所适从。目前，仍有极少数人在外部势力支持下，妄图将香港作为对中国内地进行渗透、颠覆的桥头堡。
五是政府官员腐败程度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官员腐败确实大有人在。在商品经济中，少数党员干部经不住权力的腐蚀和利益诱惑，出现了我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的现象。2018年3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曹建明检察长在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二次全体会议上高检工作报告中说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检察机关对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苏荣等120名原省部级领导干部立案侦查，提起公诉105名。”腐败是当今社会的毒瘤，它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定，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腐败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感染力，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腐败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必将影响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由腐败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
国土安全。国土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载体和基础，是传统安全备受关注的首要方面。我国国土安全面临复杂严峻挑战，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国土边境安全面临挑战。目前，与我国没有划定陆地边界的国家只有印度和不丹两个，其中我国与不丹的边界问题是印度干涉的结果。近年来，中印边界安全形势出现一些复杂的局面和敏感因素，特别是2017年6月到8月期间，印度军队竟然越境进入我国洞朗地区长达两个多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针对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进入我边境的卑劣行径，我方进行了外交斗争和军事威慑。
我国周边海上安全形势同样面临较多挑战，与8个海上邻国存在海洋争议。南海方向，一些周边国家长期非法侵占我国南沙部分岛礁，不断加强非法岛礁建设和油气等海洋资源开发。作为域外大国，美国对南海事务介入力度不断加大，为南海周边国家撑腰打气，不断阻挠我国海上维权维稳。南海争端的实质，是一些国家非法侵占我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引起的领土争议以及南海沿岸国家之间的海洋权益主张重叠问题。在黄海方向，中韩、中朝之间存在海洋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问题。韩、朝抓扣我国渔民渔船事件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东海方向，中国的钓鱼岛被日本长期占领，中日双方围绕着东海划界和钓鱼岛问题纷争不断。
二是“台独”分裂活动仍然存在现实隐患。台湾问题实质上是国共两党国内战争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外部势力和外媒如何炒作台湾问题，台海两岸始终是打断骨头连着筋，都是中国国内争斗的延续。在两蒋时期，台湾当局都是反对“台独”的，只是民进党主张“台独”。然而，如今“台独”势力已经成为台湾的一种政治力量，不仅民进党主张“台独”，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都有一些“台独”势力。“台独”势力竭力煽动两岸的敌意和对立，刻意阻挠破坏两岸关系发展，成为两岸关系发展与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部分台湾民众对台湾地位、两岸关系前途的认识存在偏差，“台独”的社会基础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会存在。某些外部势力纵容扶持“台独”分裂势力，也构成了阻滞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消极因素。
三是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错综复杂。边疆民族分裂势力一直是困扰我国边疆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特别是腐败问题以及国家民族政策的偏差，导致西藏和新疆等边疆地区的民族分裂活动十分猖獗。如今，“藏独”“东突”等民族分裂势力暴力倾向进一步加剧。“东突”势力不断变换手法，打着“民主”“人权”“宗教自由”的幌子，骗取国际社会同情与支持，实际上是以分裂国家为目标，以极端宗教思想为指导，企图以暴力恐怖为手段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当前，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境外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
四是国土安全舆论环境亟待改善。当前，我国的国土安全舆论环境并不十分有利，以“南海仲裁案”为代表，一些国家不能公正看待我国维护国土安全的有关政策、举措，主导国际话语权，频频制造不实的国际舆论。与我国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的部分周边国家，不断制造不利于我國国土安全的舆情。
军事安全。进入21世纪以来，军事因素在国际事务、国家安全特别是反恐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仍然不可替代，军事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当前，我国面临的军事安全环境总体上是稳定的，但仍然存在一些不稳定性因素和威胁挑战，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仍然面临多重挑战。我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是与周边存在陆地和海洋领土争端最多的国家。存在诸如台湾、东海、疆独、藏独等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事关国家统一大业，影响台海局势稳定的根源至今并未消除，“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的威胁仍然存在。此外，国内“东突”暴力恐怖活动威胁也有所升级。我国主张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中，有一半以上与有关国家存在争议。日本拒不承认我国拥有钓鱼岛主权，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上与我国存在大面积的争议海域。南海周边有关国家非法侵占南沙岛礁，南沙和西沙大面积海域被分割，油气和渔业资源被掠夺。个别国家频繁挑起事端，企图联手他国对我国发难，给我国维护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带来新的复杂因素。
二是世界和周边地区依然面临潜在战争风险。当前，美国将我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怂恿部分周边国家“阻华遏华”，给我国周边安全局势带来不稳定因素。2017年12月18日，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然将我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我国周边地区仍然存在一些热点问题，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其中，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存在着最大的不稳定性，仍然有爆发冲突乃至战争的可能性。美国特朗普政府因朝鲜发展核武和导弹问题，一直对朝鲜实施高压政策，美朝双方剑拔弩张，朝鲜半岛局势持续高度紧张。但以韩国平昌冬奥会为契机，朝鲜半岛的形势有所缓和。朝鲜半岛形势一波三折，仍然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也存在着危机转寰的可能性。
三是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带来新挑战。当前，一场新军事变革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深入展开。在新军事变革的潮流面前，世界各国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都很重视本国军队建设，不断推进本国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如，美军提出了“二次转型”目标，要求建设更精干、更灵敏、更先进、战备程度更高的新型联合部队。俄军“新面貌”改革进入调整完善阶段，力求实现“精干高效、机動灵活、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建军方针。日本提出了“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力求建设快反、机动、灵活、持续的多能型自卫队。欧盟主要国家提出了“建立一支规模小、装备精、轻型化、机动灵活、快速反应能力较强的实战型军队”的建军方针。随着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太空、网络等领域的博弈日趋尖锐复杂，逐步成为国家安全新领域和军事斗争新战场。如今，美军已经拥有全球最强的太空和网络作战力量。2017年8月18日，美军决定将网络司令部升级为美军第10个联合作战司令部，用以强化其网战能力。
国家非传统安全现状
非传统安全，包含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领域。此外，还应该加上民生安全，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核能属于能源问题，因此，将其放在资源安全中。
经济安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化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实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难度不小。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安全居于总体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和国内外条件变化，我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国际经济金融动荡对我国经济稳定运行带来风险隐患。当前，发达国家实施超常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效应不断积累，世界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稳定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各种高风险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稳定的冲击增大。特朗普未来对我国实施热战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但贸易战、金融战却不可不防。作为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他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经验。其实，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中美贸易摩擦就已开始了。美国相继对中国知识产权政策发起“301调查”，对进口钢铁和铝发起“323调查”，并在2018年2月宣布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大型洗衣机征收高额关税。毫无疑问，其矛头指向的是占据世界70%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的中国。
二是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带来深层次挑战。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变化，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主动权之争日趋激烈，有关国家积极谋求为全球经济设立新的规制标准。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事关各国在国际经济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404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亚投行等金融机构的设立，中国在地区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会进一步上升，并将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一带一路”将为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塑引入新的元素、原则和动力。
三是金融风险积聚埋下隐患。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领域是竞争最激烈、风险程度也最高的领域。近年来，我国社会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产能过剩、行业信贷风险逐步显现，金融机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上升，部分影子银行业务扩张过快，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增大，金融风险日趋加大。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风险跨境传递的可能性增大。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剧烈异常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四是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安全和社会保险面临风险。财税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压力可能加大。部分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超出财力，城市政府债务负担过重（有些政府甚至是负债运行），财政和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社会保险存在隐患，养老保险基金制度还需完善，长期收支平衡存在压力。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待进一步整合。
五是产业安全面临内外部多重因素和多种风险威胁。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吸引本国制造业回流，东南亚、南亚国家大力吸引低端产业和订单转移，我国产业面临提升竞争力和避免空心化的双重挑战。从关键产业看，装备制造、互联网信息等产业的核心技术、核心专利、关键设备、基础软件和零部件对外依存度依然较高，引进先进技术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装备制造业、互联网等关键和新兴产业还受到外资并购等方面威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跨国资本纷至沓来，在华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并购浪潮。外资方在并购本土企业过程中，纷纷采取“斩首”战略，把并购目光瞄准我国各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和拥有知名品牌的企业。根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在21个产业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国家工商总局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外资企业的产品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在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甚至占据绝对垄断地位。
六是粮食安全存在风险隐患。受耕地、水资源、自然灾害、环境等多种因素制约，我国口粮可持续发展形势严峻，抵御国际粮价大幅波动的能力不強。加上粮食育种日益依赖外资品牌，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粮食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中国人要牢牢将饭碗子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人的饭碗子要装中国自己产的粮食”。中国粮食安全面临耕地不足、水资源缺乏等诸多因素威胁，但是最主要的威胁还是经济自由主义学者鼓吹的“自由市场”。在中国一直存在着通过市场来解决粮食安全的思路，有的甚至还上升为政策，从而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大豆之殇即是典型。跨国粮商利用中国对国际大豆市场的依赖，通过精心布局，一举击溃中国的大豆压榨与流通企业。
文化安全。冷战结束后，人们意识到一国的安危不仅仅依靠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还离不开文化这一“软实力”。当今时代，随着国际文化交流交融向纵深发展，文化的交锋冲突也愈演愈烈，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日渐凸显，也使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处在转型时期，维护文化安全工作难度加大。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社会矛盾开始凸显，思想领域杂音噪音有所增加，各种错误观点时有泛滥，一些腐朽落后文化沉渣泛起，使以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精神为代表的“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对维护文化安全造成一定困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同时西方反华势力加紧通过思想意识的渗透，使形形色色的非主流意识形态不断涌现，纷繁复杂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对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带来负面影响。
二是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并广泛普及，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任重道远。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的生产传播方式，造就了新文化业态和文化样式，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但与此同时，境内外各种势力利用互联网散布有害信息、传播错误思想，一些不法分子在网上传播扩散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网上思想文化争夺日益加剧。互联网的发展的确给我们的学习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产生了一些“雾霾”。其中，淫色低俗信息便是一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搜狐社区的调查显示，有48.28%的青少年接触过黄色网站，43.39%的青少年收到过含有暴力、色情等内容的电子邮件或电子贺卡。
三是世界范围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开放环境下维护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某些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对党史、国史、民族史等进行恶意解构甚至颠覆，在青少年中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传播消极颓废的消费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较量更为激烈。境外资本、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和服务大量进入国内，对我国维护文化安全带来很大压力。特别是国民教育重外语、轻国语的现象非常令人担忧，造成我们的后代用于学习外语的时间大大地高于学习母语的时间，外语还不一定学好，而母语又耽误了。母语耽误了会导致中华文化的传承断层，这是最可怕和令人担心的。
四是文化发展建设中存在某些薄弱环节，对维护文化安全造成一定影响。一些地区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个别文化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存在趋利媚俗现象，一些地方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薄弱，对维护文化安全工作造成一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文化建设方面却并不令人乐观，特别是低俗文化、庸俗文化泛滥。
社会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重点内容，影响社会安全的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民族宗教事件、安全生产事件、公共安全事件、涉外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等。目前，我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安全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具体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暴力恐怖活动多发，严重影响社会安全。当前，受境外渗透加剧、境内宗教极端活动升温等影响，暴力恐怖活动在我国处于多发期、活跃期。暴恐分子作案方式多样，暴力程度增强，手段极其残忍，如2013年新疆喀什发生的“4·23”暴恐事件，造成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15人（维吾尔族10人，汉族3人，蒙古族2人）死亡、3人受伤及财产重大损失。如今，边疆地区的暴恐团伙已向内地转移，他们潜藏蛰伏，并伺机偷渡出境、参战受训，一旦出境受阻，就地开展所谓的“圣战”（2014年云南昆明发生的“3·01”暴恐事件就属于这种性质）。
二是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影响百姓的安全感。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的高发期，违法犯罪活动日趋暴力化、组织化、职业化，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突出，高新技术犯罪、网络犯罪增多，对传统公共安全工作提出挑战。传统的治安“顽症”依然多发，一些地方黄赌毒问题严重，不仅直接带来各种治安问题，而且毒化社会风气，影响非常恶劣。个人极端暴力案件增多，作案手段残忍，犯罪后果严重，极易引发民众恐慌。2013年6月7日，福建厦门发生的公交车纵火案，致47人死亡，34人受伤。这是一起犯罪嫌疑人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因而泄愤纵火报复社会造成严重伤害的恶性事件。
三是社会矛盾积聚，加大社会安全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加速转型，积聚了诸如生产责任事故高发、劳资冲突不断、社会道德失范、信任危机加深之类的社会风险因素，出现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风险因素交织叠加的特征。一般社会问题和深层次社会问题、改革发展中的新问题与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交织叠加，境外因素引发境内问题，经济问题引发社会问题，一地矛盾引发其他地方矛盾，一些单纯利益冲突事件引发非直接利益群体参与等特点日趋明显。由此容易引发规模大、难处理的重大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社会和谐安定。
四是网络公共安全问题凸显，给社会安全带来挑战。传统违法犯罪加速向网上发展蔓延，网络黄赌毒、金融诈骗、贩枪、传授制爆技术等违法犯罪明显增多，电信诈骗、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等新型网络犯罪不断滋生，网上造谣、恶意炒作等乱象屡禁不止，网络有组织违法犯罪突出，网络社会安全问题明显增多。2016年8月，山东临沂发生的“徐玉玉案”就属于电信诈骗案件。
科技安全。进入21世纪，全球化和高科技浪潮正在使世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动与调整，致使科技系统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促使科技手段在維护国家安全的作用显著增强，科技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础和保障，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我国科技安全还不能有效满足维护国家安全的要求，科技安全面临多方面挑战。
一是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对我国未来生存和发展带来新挑战。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网络、太空、深海、极地成为大国拓展生存空间和国家利益的战略竞争之地。当前，我国前沿基础研究依然薄弱，科技基础依然不牢，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对事关长远和战略全局的重点领域部署不够，技术创新缺少源头供给。如果不能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重大动向，我国就有可能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发生严重战略误判，错失良机。针对我国前沿基础研究依然薄弱的问题，2018年2月初，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完善基础研究布局、建设高水平研究基地等若干意见，强调对一些前沿、新兴、交叉学科（包括量子计算机、脑科学、类脑研究等）的建设。
二是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威胁我国产业安全。2013年，科技部向2303名行业专家作了问卷调查。专家们对信息、新材料、先进制造、地球观测与导航、能源、环境、农业、海洋、交通、公共安全10个领域70个子领域的1149项关键技术给出了明确判断，我国处于领先、并行和跟踪阶段的技术分别占19.4%、30.8%和50.2%。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处于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且跟踪为主的状态。从对1149项关键技术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来看，我国技术与国际领先技术的差距约为10年。技术领先的国家，前5位分别是美国（983项，达86%）、日本（493项，达43%）、德国（373项，达32%）、中国（194项，达17%）、英国（111项，达9.7%）。目前，我国在芯片、操作系统、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等方面，以及重点产业领域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我国的总体技术水平相当于美国的67.1%。
三是军民科技相互融合转化不畅，制约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当前，我国军民融合发展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还存在思想观念跟不上、顶层统筹统管体制缺乏、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滞后、工作执行力度不够等问题。我国军民科技发展尚未建立顺畅高效的组织运行机制，军民分割的现象依然存在。军民技术双向流动不畅，“围墙”式封闭创新依然普遍，军民技术标准壁垒提高了转化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四是科技安全管理薄弱，潜在危害大。在科技领域，重发展轻安全的思想普遍存在。科技安全管理受到体制、文化、安全意识、人才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同时，我国科技安全预警、监测和管理体系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识别、防控和应对科技安全问题能力还十分薄弱。必须加快建设国家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管控，及时应对，保证我国科技发展和科技安全不受威胁。改革开放之初，日本人轻而易举获取了我国名贵纸品宣纸的制造流程，以及“纸药”的配方，就是由于当时我国科技安全意识不强、毫无商业保密头脑。
信息安全。大数据环境在给我们带来各项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信息安全危机，特别是网络空间的安全危机。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外部势力通过互联网进行侵犯，对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当今世界，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网上渗透与反渗透、破坏与反破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尖锐复杂。当前，有些外部势力通过互联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宣扬所推崇的价值理念，鼓噪“网络自由”，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事实上，网络意识形态论争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网络自由”战略对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诋毁、渗透的反映。美国宣扬网络空间没有疆域，信息流动没有边界，并以此为立论起点，在互联网领域推行符合美国利益的“网络自由”，反对他国运用“网络主权”控制信息自由流动。
二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一旦遭到攻击破坏，将严重威胁经济安全和公共利益。相对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我国网络安全整体防护能力还不强，基础信息技术水平较为薄弱，特别是在用的核心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硬件大部分是舶来货，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信息产品的“后门”、漏洞一旦被用于网络攻击，可能产生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导致金融紊乱、供电中断、交通瘫痪，严重威胁经济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此外，网络违法犯罪对公共利益带来重大危害。如计算机病毒、木马等在网络空间传播蔓延，网络欺诈、黑客攻击、侵犯知识产权、滥用个人信息等不法行为大量存在，一些组织肆意窃取用户信息、交易数据、位置信息以及企业商业秘密，严重损害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利用网络进行金融诈骗等犯罪活动使网民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
三是网络空间军事竞争异常激烈，网军力量争夺或将掀起新高潮。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竞赛的高潮期，核武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全球力量平衡。如今，这个角色开始越来越多地由网络武器扮演。然而，相对不高的成本和给敌人造成损失的有效性令拥有现代化网络攻击工具的国家骤增，随时可能导致全球动荡。实施密集网络攻击的不仅是犯罪集团，还有许多为了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国家。当前，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在或多或少地研究计算机间谍工具、黑客攻击和监视手段。30个国家拥有专门应对信息安全威胁的网络部队。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网军部队越来越多地参加信息战。美国拥有网络空间最强大的军队，在这方面的国家拨款高达每年70亿美元左右，为国家工作的黑客有9000人。美国于2009年成立了网络司令部，2010年就利用“震网”计算机病毒摧毁了伊朗核离心机。2016年10月，美国国防部宣布，网络司令部下属的133支“国家网络任务部队”已经全部具备初步作战能力。2017年8月18日，美国政府将网络司令部从战略司令部下辖机构升级为美军第十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地位与美国战略司令部等主要作战司令部平级。2018年，各国网络军事力量建设将进入强体系、扩规模、提能力的新阶段。
生态安全。我国生态基础状况较为脆弱，适宜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面积仅有180余万平方公里，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陆地国土空间的55%。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条件不均衡，布局性、结构性矛盾突出。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和解决的环境问题，已在我国集中显现出来，全国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自然生态空间过度挤压。我国森林覆盖率和单位面积蓄积量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存在退化问题，草原“超载过牧”现象十分严重。湿地面积不断萎缩，湿地开垦、淤积、污染、缺水等问题突出，生态功能降低或丧失。近海生态恶化，自然岸线保有率仅为37.6%，红树林和珊瑚礁面积较20世纪50年代减少70%以上，近海赤潮、绿潮频发，生物资源衰退程度加剧，主要鱼类产卵场大幅萎缩。
二是土地沙化、退化及水土流失不容忽视。经过长期发展，我国耕地开发利用强度过大，一些地方地力严重透支，水土流失、地下水严重超采、土壤退化、面源污染加重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7%、沙化土地面积占18%，生态系统破坏带来的自然灾害频发。耕地土层变薄、酸化、次生盐渍化加重、有机质流失等问题加剧。
三是水资源严重短缺。近年来，我国年均缺水量达500多亿立方米，近2/3城市不同程度缺水。海河、黄河和辽河流域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分别高达106%、82%和76%，西北内陆河流开发利用已接近甚至超出水环境承载能力。全国年均超采地下水215亿立方米，其中华北平原已形成12万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挤占生态用水问题也较为突出，京津冀地区永定河、大清河等主要河道发生断流，西北内陆河等河湖下游面临生态消亡，区域水生态系统受损严重。
四是生物多样性面临挑战。中国生物的物种不仅数量多，而且特有程度高，但不幸的是，我国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到最严重威胁的国家之一。原始森林长期滥砍滥伐、草原超载过牧，生态系统无一例外地出现退化现象，就连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也不能幸免。人类活动干扰及违法开发建设对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影响较大，我国陆上的4357种脊椎动物（不含海洋鱼类）中，受威胁物种占21.4%，其中两栖类的受威胁比例高达43.1%；34450种高等植物中，受威胁物种占10.9%，其中裸子植物受威胁比例高达51%，60%～70%的野生稻分布点已消失或萎缩。一个物种一旦灭绝，它的基因将很难保存，从而导致该物种永不再生。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将造成農业、医药卫生保健、工业方面的根本危机，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另外，部分珍稀或特有种质资源状况堪忧，外来物种入侵事件频繁发生，对自然生态系统平衡、本土物种基因构成严重威胁。
五是城乡人居环境恶化。我国城乡人居环境恶化最严重的是大气污染。近年来以PM2.5为主的雾霾天气发生频繁，范围涉及广大中东部地区。2014年，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74个重点城市中，仅有8个城市空气质量年平均值达标。空气污染导致我国成为世界三大酸雨地区之一。根据《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470个城市中，酸雨城市比例达29.8%。酸雨污染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主要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湖南、重庆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此外，全国水污染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松花江流域、淮河流域、辽河流域、黄河流域为轻度污染，海河流域为中度污染。大多数城市的地下水遭受污染。在202个地下水的环境质量监测点中，水质较差的监测点占45.4%，水质极差的监测点占16.1%。部分区域城乡饮用水水源存在安全隐患，造成现在人们患病都是千奇百怪。近年来我国土壤污染也十分严重。全国土壤总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达19.4%，局部地区呈现从轻度污染向中、重度污染，从单一污染向复合污染，从土壤污染向食物链污染转移的趋势。我国土壤污染南方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和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
六是气候变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近年来，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急剧攀升，排放总量已居世界之首。受气候变化影响，近百年来我国陆域平均增温0.9～1.5摄氏度，洪涝、台风和季节性干旱更趋严重，低温冰雪和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造成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和成本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安全受到影响。根据《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1980～2012年，我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2.9毫米/年，预计21世纪末我国海区海平面将比20世纪高出0.4～0.6米，可能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要影响。
资源（核）安全。当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资源消费国，资源安全问题与中国发展息息相关。长期以来，由于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和水土资源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衡或危机状态。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占有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28%，且时空分布严重失衡，北方地区水资源严重不足。用水方式粗放增加了供水压力，资源性、工程性、水质性缺水并存，华北、西北等一些地区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严重不足。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与联合国统计的数据相对比，北京与中东的约旦和北非的利比亚为同等“干旱”程度。这仅仅是中国第四缺水城市。目前，全中国最缺水的地方是甘肃武威市，这里缺水的程度超乎常人的想象。据说，这里的人一生只洗三次澡，分别是出生、结婚和去世的时候。
二是土地资源形势严峻。作为一个人多地少的大国，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十分有限，土壤侵蚀、沙化、污染情况严重。资源的无序开发和粗放利用，导致植被破坏、地面沉陷、水土流失，优质耕地、生态用地被大量占用，出现江河断流、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水质和土壤污染，资源环境难以承受。
三是资源对外依存度过高。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能源和矿产资源供给能力严重短缺的问题。我国资源总量大、人均少、质量不高，一些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普遍偏低。2014年，我国重要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攀升，石油达到59%，铁、铜超过60%。预计未来5～10年，我国资源净进口品种还将增加，铜、镍、铬等多数矿种对外依存度还将扩大，铁矿石、铝等少数矿种尽管需求总量将趋于稳定，但对外依存度将长期维持高位。锆、钴、铂族、钽、铌等战略性小品种矿产储量较为短缺，对外依存度也将加深。由于国内资源严重短缺，资源对外依存度呈上升趋势，且居高不下。
四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不高。从国内的资源生产来讲，由于过去十余年的高强度开发，主要矿种产量占全球比重远高于储量占全球比重，开发强度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有的甚至超过10倍以上。特别是优势资源大量出口发达国家，产量普遍占全球的一半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90%。由于我国矿产冶炼加工产能扩张过快，甚至出现了钨、锑等优势资源也需要大量进口矿石的情况。这种高强度开采所导致的国内资源大量消耗，进一步削弱了我国资源的可持续供应能力。从总体上讲，我国资源开采方式粗放，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初级冶炼加工产能过剩，产品深加工和终端应用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特别是非法开采、超指标开采、采富弃贫等问题屡禁不止。矿产开采引发的生态破坏问题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五是核安全隐患不容小觑。核能的发现不仅可以给人类带来取之不尽的新能源，也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战争。核安全问题已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当前，我国核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首先，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快速发展使得核安全的任務剧增。在当今世界，核技术在能源、农业、医疗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所造成的重大灾难，警醒世界各国必须确保利用核能的安全。其次，核恐怖主义威胁日益凸显。近年来，核材料与核技术流失现象严重，一旦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或核材料，发动核恐怖袭击，将对人类造成严重危害。再有，周边国家核扩散形势严峻。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有核武器，朝鲜坚持发展核武器，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核打击能力。此外，核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多变性明显上升。截至2016年1月1日，我国运行核电机组30台，在建核电机组26台，研究堆、核燃料循环设施、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近百座。这样广泛的核能与核技术利用，对核安全提出了挑战。
民生安全。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民生问题是关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全局性问题，是关系国富民强的基础性问题，是关系坚持党的宗旨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性问题。经过4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民生问题却也异常突出，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悖论，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对中国社会顺利发展形成巨大挑战。
一是新“五座大山”压在老百姓身上。“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是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之所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民生领域盲目“与国际接轨”，导致今天中国在教育、收入、医疗、住房、养老五个领域形成了压在中国底层老百姓身上的新“五座大山”，使当今中国社会出现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的“五难”问题。特别是看病难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心头之痛。如果将医院当商场，将医生当商人，过度医疗就无法控制，结果就是医疗费用一路上涨，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越来越难。因此，现在的老百姓，最怕的是生病，生了小病一般是扛着，得了大病不敢去医院，甚至在家等死。
二是贫富不均严重地影响着民生安全。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远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所有大国当中，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的第一是中国，第二是美国。而中美两国所不同的是，美国是能者致富居多，中国富豪90%以上有官权背景。美国贫富差距大，社会却相对公平，美国1%的最高收入者，交纳了联邦个人收入税总额的40%；而富豪加上中产阶级则缴纳了全美86%的个人所得税。反观中国，占人口20%的富豪加中产阶级，他们缴纳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全国同项税赋的10%。
三是社会公平缺失是民生安全最大的隐患。社会不公平使政府公信力缺失，人人自危，会使社会倒退，社会不稳定，矛盾激化加剧，甚至撕裂社会。具体而言，就是让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甚至仇恨政府、仇恨社会。如今，中国社会公平严重缺失，存在诸多不公，如住房不公、司法不公、社保“双轨制”的不公、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资源配置引发的不公、不同所有制企业遭受国民待遇的不公、人与人竞争的机会不公、不同人群话语权的不公和贫富阶层之间的不公……
四是社会公共领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其他民生领域的违法犯罪居高不下，盗窃、抢劫等侵财犯罪多发，假冒伪劣商品泛滥、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农资建材领域犯罪、环境污染犯罪等新型犯罪不断出现。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社会公共场所重大爆炸事件时有发生，如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发生危险品仓库爆炸案，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8.66亿人民币。
总之，如今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面临许多挑战，需要我们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全面维护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责 编/樊保玲
【摘要】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球化时代提出的国家安全新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五位一体，清晰地反映了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大思路。总体国家安全观既是一种全面系统、注重统筹的新型国家安全观，蕴含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价值理念、工作思路和机制路径，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型国家安全思想理论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国家安全理论的创新和升华，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总纲，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我国的传统国家安全和非传统国家安全均面临多种挑战，这需要我们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全面维护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 传统国家安全 非传统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01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家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并已引起全球各国的广泛关注。世界总体态势仍然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但恐怖活动、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仍然不断。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维护全球化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课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球化时代提出的国家安全新理念。了解和掌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和体系构成，对于更好地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他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在这次会议上，习总书记还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可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新理念，这是一种综合的安全观、发展的安全观、统筹的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我们维护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当今时代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指南。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鲜明的实践意义，彰显了中国智慧，体现了五位一体的安全内涵。
一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为此，就要增强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缩小分配收入差距，大幅减少扶贫对象，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同时还要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力度，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此外，还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教育，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最终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兴旺繁荣。这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内在要求。
二是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把制度安全、政权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为国家安全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为此，必须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决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维护政治安全，需要切实抓好全面从严治党这个关键，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内在要求。
三是以經济安全为基础。要确保国家经济发展不受影响，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物质基础。为此，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关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产品安全等，强化风险防控，确保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维护经济安全，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切实把经济工作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同时，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切实提高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和水平。这是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内在要求。
四是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要准确把握不同安全领域的特点规律，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完善保障安全的各项对策措施，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硬件和软件方面的保障。其中，在军事安全上，更好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人民军队根本宗旨，使军队真正担当起党赋予的历史重任。同时，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潮流，大力推进军事创新，有针对性地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还要加强军事战略指导，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大力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多样化军事能力。这是以军事安全为保障的内在要求。
在文化安全上，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时，加大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的宣传力度，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理念，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此外，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这是以文化安全为保障的内在要求。
在社会安全上，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和网络秩序维护，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同时，要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和落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预防和减少利益冲突。此外，还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引导群众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最后，要正确把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时妥善解决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加强新形势下的反分裂斗争和反恐怖斗争，坚决遏制打击暴恐势力和分裂势力。这是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内在要求。
五是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注重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同时，注重维护共同安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就需要超越“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传统“零和博弈”思维，积极倡导普遍安全、平等安全、包容安全、合作安全等理念。同时，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通过促进国际安全来增强自身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还要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搭建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走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最后，要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加大建设性参与解决热点难点问题的力度，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这就是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内在要求。
上述五位一体构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清晰反映了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大思路。总体国家安全观既是一种全面系统、注重统筹的新型国家安全观，蕴含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价值理念、工作思路和机制路径，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型国家安全思想理论体系，会随着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推进而不断创新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国家安全理论的创新和升华，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总纲，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的体系。古语说得好：“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又得到进一步拓展，已由领土、军事和政治领域拓展到经济、文化、信息、金融、能源、气候、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
当前，总体国家安全包括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全方位内涵，兼顾传统安全与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实现本国与他国的共同安全，甚至包括人与自然、国家与国际的总体安全。这是一种“大安全”理念，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安全工作谋求的正是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其中，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属于传统安全范畴，其他则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
国家传统安全现状
在传统安全范畴中，主要包含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三个领域。这是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最基本的安全领域。
政治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石。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安全的维系，最终都需要以政治安全为前提条件。如今，我国维护政治安全的各项基础和条件虽然不断得到加强和改善，但维护政治安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懒政的问题十分尖锐。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党内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情绪，特别是我党八项规定出台后，面对反腐压力，少数党员干部不思进取、消极懒政。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而严正地指出：“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非常值得引以为戒。所谓“颠覆性错误”，就是在关系党、国家和民族“信仰、宗旨、方向、道路”等根本性问题上犯“翻烧饼”式的错误。分析起来，40年来的改革开放确实存在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和现象：如千百万工人下岗，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改变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取消教育、医药、基本住房和养老等社会主义基本民生福利，全盘照搬西方新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否定和边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济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替代党的建设，等等。这些现象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惕。
二是“颜色革命”对我国政治安全构成重大现实威胁。所谓“颜色革命”，是指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东欧、高加索、中亚、西亚和北非等地区发生的以颜色命名、倡导“非暴力”进行政权更迭的运动。其实质是外部势力通过各种手段在有关国家各领域渗透、培植政治反对派并鼓励其利用社会矛盾推翻现政权的一种政治颠覆活动。颜色革命的旋风从2000年早期开始席卷世界，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政府；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推翻了亚努科维奇获胜的选举结果；2005年南斯拉夫的“推土机革命”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府；2010年末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几乎席卷了所有的中东国家，统治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总统因“阿拉伯之春”于2011年2月被迫辞职；2014年乌克兰“二次橙色革命”爆发，亚努科维奇政府被推翻；2006年泰国“兰花革命”推翻他信政府，2008年推翻沙玛政府，2014年推翻泰国首位女总理英拉组阁的政府；2014年我国台湾地区“太阳花学运”试图推翻《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和马英九政府；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试图推翻梁振英政府，还想胁迫中央政府接受香港激进民主派的普选方案。中国是一个与西方国家价值观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存在，总是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和干扰，甚至试图发动“颜色革命”，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三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复杂严峻。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当代世界思想文化领域交流交融频繁、斗争深刻复杂，尤其是外部势力把我国崛起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进行渗透和分化。近年来，境外势力利用信息网络、课堂讲坛、独立媒体、地下教会等多种形式，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抵毁我国的主流价值观，片面渲染、刻意放大我国的各种问题，甚至制造各种谣言，煽动人民的不满情绪。
四是“一国两制”实践遭遇新情况、新问题。“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后我国开创的一种适应不同于大陆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然而，2014年9月28日，香港少数激进分子骤然发动“占领中环”行动，这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受“占中”行动的影响，香港金融市场出现震荡，股市大跌，港元急挫；数十家银行分行暂停服务，不少商户关门歇业；师生罢课，部分学校被迫停课；核心地带交通瘫痪，市民上班上学受阻。“占中”行动令已习惯于忙碌而有序生活的港人无所适从。目前，仍有极少数人在外部势力支持下，妄图将香港作为对中国内地进行渗透、颠覆的桥头堡。
五是政府官员腐败程度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官员腐败确实大有人在。在商品经济中，少数党员干部经不住权力的腐蚀和利益诱惑，出现了我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的现象。2018年3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曹建明检察长在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二次全体会议上高检工作报告中说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检察机关对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苏荣等120名原省部级领导干部立案侦查，提起公诉105名。”腐败是当今社会的毒瘤，它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定，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腐败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感染力，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腐败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必将影响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由腐败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
国土安全。国土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载体和基础，是传统安全备受关注的首要方面。我国国土安全面临复杂严峻挑战，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国土边境安全面临挑战。目前，与我国没有划定陆地边界的国家只有印度和不丹两个，其中我国与不丹的边界问题是印度干涉的结果。近年来，中印边界安全形势出现一些复杂的局面和敏感因素，特别是2017年6月到8月期间，印度军队竟然越境进入我国洞朗地区长达两个多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针对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进入我边境的卑劣行径，我方进行了外交斗争和军事威慑。
我国周边海上安全形势同样面临较多挑战，与8个海上邻国存在海洋争议。南海方向，一些周边国家长期非法侵占我国南沙部分岛礁，不断加强非法岛礁建设和油气等海洋资源开发。作为域外大国，美国对南海事务介入力度不断加大，为南海周边国家撑腰打气，不断阻挠我国海上维权维稳。南海争端的实质，是一些国家非法侵占我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引起的领土争议以及南海沿岸国家之间的海洋权益主张重叠问题。在黄海方向，中韩、中朝之间存在海洋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问题。韩、朝抓扣我国渔民渔船事件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东海方向，中国的钓鱼岛被日本长期占领，中日双方围绕着东海划界和钓鱼岛问题纷争不断。
二是“台独”分裂活动仍然存在现实隐患。台湾问题实质上是国共两党国内战争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外部势力和外媒如何炒作台湾问题，台海两岸始终是打断骨头连着筋，都是中国国内争斗的延续。在两蒋时期，台湾当局都是反对“台独”的，只是民进党主张“台独”。然而，如今“台独”势力已经成为台湾的一种政治力量，不仅民进党主张“台独”，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都有一些“台独”势力。“台独”势力竭力煽动两岸的敌意和对立，刻意阻挠破坏两岸关系发展，成为两岸关系发展与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部分台湾民众对台湾地位、两岸关系前途的认识存在偏差，“台独”的社会基础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会存在。某些外部势力纵容扶持“台独”分裂势力，也构成了阻滞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消极因素。
三是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错综复杂。边疆民族分裂势力一直是困扰我国边疆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特别是腐败问题以及国家民族政策的偏差，导致西藏和新疆等边疆地区的民族分裂活动十分猖獗。如今，“藏独”“东突”等民族分裂势力暴力倾向进一步加剧。“东突”势力不断变换手法，打着“民主”“人权”“宗教自由”的幌子，骗取国际社会同情与支持，实际上是以分裂国家为目标，以极端宗教思想为指导，企图以暴力恐怖为手段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当前，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境外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
四是国土安全舆论环境亟待改善。当前，我国的国土安全舆论环境并不十分有利，以“南海仲裁案”为代表，一些国家不能公正看待我国维护国土安全的有关政策、举措，主导国际话语权，频频制造不实的国际舆论。与我国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的部分周边国家，不断制造不利于我國国土安全的舆情。
军事安全。进入21世纪以来，军事因素在国际事务、国家安全特别是反恐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仍然不可替代，军事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当前，我国面临的军事安全环境总体上是稳定的，但仍然存在一些不稳定性因素和威胁挑战，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仍然面临多重挑战。我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是与周边存在陆地和海洋领土争端最多的国家。存在诸如台湾、东海、疆独、藏独等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事关国家统一大业，影响台海局势稳定的根源至今并未消除，“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的威胁仍然存在。此外，国内“东突”暴力恐怖活动威胁也有所升级。我国主张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中，有一半以上与有关国家存在争议。日本拒不承认我国拥有钓鱼岛主权，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上与我国存在大面积的争议海域。南海周边有关国家非法侵占南沙岛礁，南沙和西沙大面积海域被分割，油气和渔业资源被掠夺。个别国家频繁挑起事端，企图联手他国对我国发难，给我国维护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带来新的复杂因素。
二是世界和周边地区依然面临潜在战争风险。当前，美国将我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怂恿部分周边国家“阻华遏华”，给我国周边安全局势带来不稳定因素。2017年12月18日，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然将我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我国周边地区仍然存在一些热点问题，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其中，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存在着最大的不稳定性，仍然有爆发冲突乃至战争的可能性。美国特朗普政府因朝鲜发展核武和导弹问题，一直对朝鲜实施高压政策，美朝双方剑拔弩张，朝鲜半岛局势持续高度紧张。但以韩国平昌冬奥会为契机，朝鲜半岛的形势有所缓和。朝鲜半岛形势一波三折，仍然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也存在着危机转寰的可能性。
三是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带来新挑战。当前，一场新军事变革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深入展开。在新军事变革的潮流面前，世界各国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都很重视本国军队建设，不断推进本国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如，美军提出了“二次转型”目标，要求建设更精干、更灵敏、更先进、战备程度更高的新型联合部队。俄军“新面貌”改革进入调整完善阶段，力求实现“精干高效、机動灵活、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建军方针。日本提出了“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力求建设快反、机动、灵活、持续的多能型自卫队。欧盟主要国家提出了“建立一支规模小、装备精、轻型化、机动灵活、快速反应能力较强的实战型军队”的建军方针。随着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太空、网络等领域的博弈日趋尖锐复杂，逐步成为国家安全新领域和军事斗争新战场。如今，美军已经拥有全球最强的太空和网络作战力量。2017年8月18日，美军决定将网络司令部升级为美军第10个联合作战司令部，用以强化其网战能力。
国家非传统安全现状
非传统安全，包含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领域。此外，还应该加上民生安全，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核能属于能源问题，因此，将其放在资源安全中。
经济安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化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实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难度不小。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安全居于总体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和国内外条件变化，我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国际经济金融动荡对我国经济稳定运行带来风险隐患。当前，发达国家实施超常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效应不断积累，世界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稳定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各种高风险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稳定的冲击增大。特朗普未来对我国实施热战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但贸易战、金融战却不可不防。作为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他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经验。其实，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中美贸易摩擦就已开始了。美国相继对中国知识产权政策发起“301调查”，对进口钢铁和铝发起“323调查”，并在2018年2月宣布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大型洗衣机征收高额关税。毫无疑问，其矛头指向的是占据世界70%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的中国。
二是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带来深层次挑战。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变化，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主动权之争日趋激烈，有关国家积极谋求为全球经济设立新的规制标准。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事关各国在国际经济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404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亚投行等金融机构的设立，中国在地区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会进一步上升，并将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一带一路”将为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塑引入新的元素、原则和动力。
三是金融风险积聚埋下隐患。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领域是竞争最激烈、风险程度也最高的领域。近年来，我国社会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产能过剩、行业信贷风险逐步显现，金融机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上升，部分影子银行业务扩张过快，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增大，金融风险日趋加大。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风险跨境传递的可能性增大。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剧烈异常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四是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安全和社会保险面临风险。财税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压力可能加大。部分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超出财力，城市政府债务负担过重（有些政府甚至是负债运行），财政和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社会保险存在隐患，养老保险基金制度还需完善，长期收支平衡存在压力。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待进一步整合。
五是产业安全面临内外部多重因素和多种风险威胁。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吸引本国制造业回流，东南亚、南亚国家大力吸引低端产业和订单转移，我国产业面临提升竞争力和避免空心化的双重挑战。从关键产业看，装备制造、互联网信息等产业的核心技术、核心专利、关键设备、基础软件和零部件对外依存度依然较高，引进先进技术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装备制造业、互联网等关键和新兴产业还受到外资并购等方面威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跨国资本纷至沓来，在华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并购浪潮。外资方在并购本土企业过程中，纷纷采取“斩首”战略，把并购目光瞄准我国各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和拥有知名品牌的企业。根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在21个产业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国家工商总局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外资企业的产品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在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甚至占据绝对垄断地位。
六是粮食安全存在风险隐患。受耕地、水资源、自然灾害、环境等多种因素制约，我国口粮可持续发展形势严峻，抵御国际粮价大幅波动的能力不強。加上粮食育种日益依赖外资品牌，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粮食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中国人要牢牢将饭碗子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人的饭碗子要装中国自己产的粮食”。中国粮食安全面临耕地不足、水资源缺乏等诸多因素威胁，但是最主要的威胁还是经济自由主义学者鼓吹的“自由市场”。在中国一直存在着通过市场来解决粮食安全的思路，有的甚至还上升为政策，从而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大豆之殇即是典型。跨国粮商利用中国对国际大豆市场的依赖，通过精心布局，一举击溃中国的大豆压榨与流通企业。
文化安全。冷战结束后，人们意识到一国的安危不仅仅依靠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还离不开文化这一“软实力”。当今时代，随着国际文化交流交融向纵深发展，文化的交锋冲突也愈演愈烈，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日渐凸显，也使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处在转型时期，维护文化安全工作难度加大。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社会矛盾开始凸显，思想领域杂音噪音有所增加，各种错误观点时有泛滥，一些腐朽落后文化沉渣泛起，使以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精神为代表的“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对维护文化安全造成一定困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同时西方反华势力加紧通过思想意识的渗透，使形形色色的非主流意识形态不断涌现，纷繁复杂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对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带来负面影响。
二是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并广泛普及，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任重道远。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的生产传播方式，造就了新文化业态和文化样式，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但与此同时，境内外各种势力利用互联网散布有害信息、传播错误思想，一些不法分子在网上传播扩散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网上思想文化争夺日益加剧。互联网的发展的确给我们的学习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产生了一些“雾霾”。其中，淫色低俗信息便是一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搜狐社区的调查显示，有48.28%的青少年接触过黄色网站，43.39%的青少年收到过含有暴力、色情等内容的电子邮件或电子贺卡。
三是世界范围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开放环境下维护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某些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对党史、国史、民族史等进行恶意解构甚至颠覆，在青少年中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传播消极颓废的消费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较量更为激烈。境外资本、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和服务大量进入国内，对我国维护文化安全带来很大压力。特别是国民教育重外语、轻国语的现象非常令人担忧，造成我们的后代用于学习外语的时间大大地高于学习母语的时间，外语还不一定学好，而母语又耽误了。母语耽误了会导致中华文化的传承断层，这是最可怕和令人担心的。
四是文化发展建设中存在某些薄弱环节，对维护文化安全造成一定影响。一些地区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个别文化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存在趋利媚俗现象，一些地方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薄弱，对维护文化安全工作造成一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文化建设方面却并不令人乐观，特别是低俗文化、庸俗文化泛滥。
社会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重点内容，影响社会安全的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民族宗教事件、安全生产事件、公共安全事件、涉外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等。目前，我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安全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具体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暴力恐怖活动多发，严重影响社会安全。当前，受境外渗透加剧、境内宗教极端活动升温等影响，暴力恐怖活动在我国处于多发期、活跃期。暴恐分子作案方式多样，暴力程度增强，手段极其残忍，如2013年新疆喀什发生的“4·23”暴恐事件，造成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15人（维吾尔族10人，汉族3人，蒙古族2人）死亡、3人受伤及财产重大损失。如今，边疆地区的暴恐团伙已向内地转移，他们潜藏蛰伏，并伺机偷渡出境、参战受训，一旦出境受阻，就地开展所谓的“圣战”（2014年云南昆明发生的“3·01”暴恐事件就属于这种性质）。
二是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影响百姓的安全感。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的高发期，违法犯罪活动日趋暴力化、组织化、职业化，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突出，高新技术犯罪、网络犯罪增多，对传统公共安全工作提出挑战。传统的治安“顽症”依然多发，一些地方黄赌毒问题严重，不仅直接带来各种治安问题，而且毒化社会风气，影响非常恶劣。个人极端暴力案件增多，作案手段残忍，犯罪后果严重，极易引发民众恐慌。2013年6月7日，福建厦门发生的公交车纵火案，致47人死亡，34人受伤。这是一起犯罪嫌疑人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因而泄愤纵火报复社会造成严重伤害的恶性事件。
三是社会矛盾积聚，加大社会安全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加速转型，积聚了诸如生产责任事故高发、劳资冲突不断、社会道德失范、信任危机加深之类的社会风险因素，出现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风险因素交织叠加的特征。一般社会问题和深层次社会问题、改革发展中的新问题与历史遗留的老问题交织叠加，境外因素引发境内问题，经济问题引发社会问题，一地矛盾引发其他地方矛盾，一些单纯利益冲突事件引发非直接利益群体参与等特点日趋明显。由此容易引发规模大、难处理的重大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社会和谐安定。
四是网络公共安全问题凸显，给社会安全带来挑战。传统违法犯罪加速向网上发展蔓延，网络黄赌毒、金融诈骗、贩枪、传授制爆技术等违法犯罪明显增多，电信诈骗、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等新型网络犯罪不断滋生，网上造谣、恶意炒作等乱象屡禁不止，网络有组织违法犯罪突出，网络社会安全问题明显增多。2016年8月，山东临沂发生的“徐玉玉案”就属于电信诈骗案件。
科技安全。进入21世纪，全球化和高科技浪潮正在使世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动与调整，致使科技系统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促使科技手段在維护国家安全的作用显著增强，科技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础和保障，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我国科技安全还不能有效满足维护国家安全的要求，科技安全面临多方面挑战。
一是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对我国未来生存和发展带来新挑战。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网络、太空、深海、极地成为大国拓展生存空间和国家利益的战略竞争之地。当前，我国前沿基础研究依然薄弱，科技基础依然不牢，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对事关长远和战略全局的重点领域部署不够，技术创新缺少源头供给。如果不能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重大动向，我国就有可能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发生严重战略误判，错失良机。针对我国前沿基础研究依然薄弱的问题，2018年2月初，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完善基础研究布局、建设高水平研究基地等若干意见，强调对一些前沿、新兴、交叉学科（包括量子计算机、脑科学、类脑研究等）的建设。
二是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威胁我国产业安全。2013年，科技部向2303名行业专家作了问卷调查。专家们对信息、新材料、先进制造、地球观测与导航、能源、环境、农业、海洋、交通、公共安全10个领域70个子领域的1149项关键技术给出了明确判断，我国处于领先、并行和跟踪阶段的技术分别占19.4%、30.8%和50.2%。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处于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且跟踪为主的状态。从对1149项关键技术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来看，我国技术与国际领先技术的差距约为10年。技术领先的国家，前5位分别是美国（983项，达86%）、日本（493项，达43%）、德国（373项，达32%）、中国（194项，达17%）、英国（111项，达9.7%）。目前，我国在芯片、操作系统、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等方面，以及重点产业领域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我国的总体技术水平相当于美国的67.1%。
三是军民科技相互融合转化不畅，制约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当前，我国军民融合发展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还存在思想观念跟不上、顶层统筹统管体制缺乏、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滞后、工作执行力度不够等问题。我国军民科技发展尚未建立顺畅高效的组织运行机制，军民分割的现象依然存在。军民技术双向流动不畅，“围墙”式封闭创新依然普遍，军民技术标准壁垒提高了转化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四是科技安全管理薄弱，潜在危害大。在科技领域，重发展轻安全的思想普遍存在。科技安全管理受到体制、文化、安全意识、人才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同时，我国科技安全预警、监测和管理体系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识别、防控和应对科技安全问题能力还十分薄弱。必须加快建设国家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管控，及时应对，保证我国科技发展和科技安全不受威胁。改革开放之初，日本人轻而易举获取了我国名贵纸品宣纸的制造流程，以及“纸药”的配方，就是由于当时我国科技安全意识不强、毫无商业保密头脑。
信息安全。大数据环境在给我们带来各项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信息安全危机，特别是网络空间的安全危机。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外部势力通过互联网进行侵犯，对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当今世界，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网上渗透与反渗透、破坏与反破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尖锐复杂。当前，有些外部势力通过互联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宣扬所推崇的价值理念，鼓噪“网络自由”，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事实上，网络意识形态论争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网络自由”战略对中国网络意识形态诋毁、渗透的反映。美国宣扬网络空间没有疆域，信息流动没有边界，并以此为立论起点，在互联网领域推行符合美国利益的“网络自由”，反对他国运用“网络主权”控制信息自由流动。
二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一旦遭到攻击破坏，将严重威胁经济安全和公共利益。相对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我国网络安全整体防护能力还不强，基础信息技术水平较为薄弱，特别是在用的核心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硬件大部分是舶来货，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信息产品的“后门”、漏洞一旦被用于网络攻击，可能产生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导致金融紊乱、供电中断、交通瘫痪，严重威胁经济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此外，网络违法犯罪对公共利益带来重大危害。如计算机病毒、木马等在网络空间传播蔓延，网络欺诈、黑客攻击、侵犯知识产权、滥用个人信息等不法行为大量存在，一些组织肆意窃取用户信息、交易数据、位置信息以及企业商业秘密，严重损害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利用网络进行金融诈骗等犯罪活动使网民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
三是网络空间军事竞争异常激烈，网军力量争夺或将掀起新高潮。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竞赛的高潮期，核武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全球力量平衡。如今，这个角色开始越来越多地由网络武器扮演。然而，相对不高的成本和给敌人造成损失的有效性令拥有现代化网络攻击工具的国家骤增，随时可能导致全球动荡。实施密集网络攻击的不仅是犯罪集团，还有许多为了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国家。当前，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在或多或少地研究计算机间谍工具、黑客攻击和监视手段。30个国家拥有专门应对信息安全威胁的网络部队。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网军部队越来越多地参加信息战。美国拥有网络空间最强大的军队，在这方面的国家拨款高达每年70亿美元左右，为国家工作的黑客有9000人。美国于2009年成立了网络司令部，2010年就利用“震网”计算机病毒摧毁了伊朗核离心机。2016年10月，美国国防部宣布，网络司令部下属的133支“国家网络任务部队”已经全部具备初步作战能力。2017年8月18日，美国政府将网络司令部从战略司令部下辖机构升级为美军第十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地位与美国战略司令部等主要作战司令部平级。2018年，各国网络军事力量建设将进入强体系、扩规模、提能力的新阶段。
生态安全。我国生态基础状况较为脆弱，适宜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面积仅有180余万平方公里，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陆地国土空间的55%。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条件不均衡，布局性、结构性矛盾突出。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和解决的环境问题，已在我国集中显现出来，全国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自然生态空间过度挤压。我国森林覆盖率和单位面积蓄积量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存在退化问题，草原“超载过牧”现象十分严重。湿地面积不断萎缩，湿地开垦、淤积、污染、缺水等问题突出，生态功能降低或丧失。近海生态恶化，自然岸线保有率仅为37.6%，红树林和珊瑚礁面积较20世纪50年代减少70%以上，近海赤潮、绿潮频发，生物资源衰退程度加剧，主要鱼类产卵场大幅萎缩。
二是土地沙化、退化及水土流失不容忽视。经过长期发展，我国耕地开发利用强度过大，一些地方地力严重透支，水土流失、地下水严重超采、土壤退化、面源污染加重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7%、沙化土地面积占18%，生态系统破坏带来的自然灾害频发。耕地土层变薄、酸化、次生盐渍化加重、有机质流失等问题加剧。
三是水资源严重短缺。近年来，我国年均缺水量达500多亿立方米，近2/3城市不同程度缺水。海河、黄河和辽河流域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分别高达106%、82%和76%，西北内陆河流开发利用已接近甚至超出水环境承载能力。全国年均超采地下水215亿立方米，其中华北平原已形成12万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挤占生态用水问题也较为突出，京津冀地区永定河、大清河等主要河道发生断流，西北内陆河等河湖下游面临生态消亡，区域水生态系统受损严重。
四是生物多样性面临挑战。中国生物的物种不仅数量多，而且特有程度高，但不幸的是，我国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到最严重威胁的国家之一。原始森林长期滥砍滥伐、草原超载过牧，生态系统无一例外地出现退化现象，就连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也不能幸免。人类活动干扰及违法开发建设对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影响较大，我国陆上的4357种脊椎动物（不含海洋鱼类）中，受威胁物种占21.4%，其中两栖类的受威胁比例高达43.1%；34450种高等植物中，受威胁物种占10.9%，其中裸子植物受威胁比例高达51%，60%～70%的野生稻分布点已消失或萎缩。一个物种一旦灭绝，它的基因将很难保存，从而导致该物种永不再生。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将造成農业、医药卫生保健、工业方面的根本危机，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另外，部分珍稀或特有种质资源状况堪忧，外来物种入侵事件频繁发生，对自然生态系统平衡、本土物种基因构成严重威胁。
五是城乡人居环境恶化。我国城乡人居环境恶化最严重的是大气污染。近年来以PM2.5为主的雾霾天气发生频繁，范围涉及广大中东部地区。2014年，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74个重点城市中，仅有8个城市空气质量年平均值达标。空气污染导致我国成为世界三大酸雨地区之一。根据《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470个城市中，酸雨城市比例达29.8%。酸雨污染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主要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湖南、重庆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此外，全国水污染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松花江流域、淮河流域、辽河流域、黄河流域为轻度污染，海河流域为中度污染。大多数城市的地下水遭受污染。在202个地下水的环境质量监测点中，水质较差的监测点占45.4%，水质极差的监测点占16.1%。部分区域城乡饮用水水源存在安全隐患，造成现在人们患病都是千奇百怪。近年来我国土壤污染也十分严重。全国土壤总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达19.4%，局部地区呈现从轻度污染向中、重度污染，从单一污染向复合污染，从土壤污染向食物链污染转移的趋势。我国土壤污染南方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和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
六是气候变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近年来，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急剧攀升，排放总量已居世界之首。受气候变化影响，近百年来我国陆域平均增温0.9～1.5摄氏度，洪涝、台风和季节性干旱更趋严重，低温冰雪和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造成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和成本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安全受到影响。根据《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1980～2012年，我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2.9毫米/年，预计21世纪末我国海区海平面将比20世纪高出0.4～0.6米，可能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要影响。
资源（核）安全。当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资源消费国，资源安全问题与中国发展息息相关。长期以来，由于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和水土资源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衡或危机状态。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占有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28%，且时空分布严重失衡，北方地区水资源严重不足。用水方式粗放增加了供水压力，资源性、工程性、水质性缺水并存，华北、西北等一些地区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严重不足。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与联合国统计的数据相对比，北京与中东的约旦和北非的利比亚为同等“干旱”程度。这仅仅是中国第四缺水城市。目前，全中国最缺水的地方是甘肃武威市，这里缺水的程度超乎常人的想象。据说，这里的人一生只洗三次澡，分别是出生、结婚和去世的时候。
二是土地资源形势严峻。作为一个人多地少的大国，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十分有限，土壤侵蚀、沙化、污染情况严重。资源的无序开发和粗放利用，导致植被破坏、地面沉陷、水土流失，优质耕地、生态用地被大量占用，出现江河断流、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水质和土壤污染，资源环境难以承受。
三是资源对外依存度过高。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能源和矿产资源供给能力严重短缺的问题。我国资源总量大、人均少、质量不高，一些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普遍偏低。2014年，我国重要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攀升，石油达到59%，铁、铜超过60%。预计未来5～10年，我国资源净进口品种还将增加，铜、镍、铬等多数矿种对外依存度还将扩大，铁矿石、铝等少数矿种尽管需求总量将趋于稳定，但对外依存度将长期维持高位。锆、钴、铂族、钽、铌等战略性小品种矿产储量较为短缺，对外依存度也将加深。由于国内资源严重短缺，资源对外依存度呈上升趋势，且居高不下。
四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不高。从国内的资源生产来讲，由于过去十余年的高强度开发，主要矿种产量占全球比重远高于储量占全球比重，开发强度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有的甚至超过10倍以上。特别是优势资源大量出口发达国家，产量普遍占全球的一半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90%。由于我国矿产冶炼加工产能扩张过快，甚至出现了钨、锑等优势资源也需要大量进口矿石的情况。这种高强度开采所导致的国内资源大量消耗，进一步削弱了我国资源的可持续供应能力。从总体上讲，我国资源开采方式粗放，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初级冶炼加工产能过剩，产品深加工和终端应用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特别是非法开采、超指标开采、采富弃贫等问题屡禁不止。矿产开采引发的生态破坏问题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五是核安全隐患不容小觑。核能的发现不仅可以给人类带来取之不尽的新能源，也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战争。核安全问题已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当前，我国核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首先，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快速发展使得核安全的任務剧增。在当今世界，核技术在能源、农业、医疗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所造成的重大灾难，警醒世界各国必须确保利用核能的安全。其次，核恐怖主义威胁日益凸显。近年来，核材料与核技术流失现象严重，一旦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或核材料，发动核恐怖袭击，将对人类造成严重危害。再有，周边国家核扩散形势严峻。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有核武器，朝鲜坚持发展核武器，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核打击能力。此外，核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多变性明显上升。截至2016年1月1日，我国运行核电机组30台，在建核电机组26台，研究堆、核燃料循环设施、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近百座。这样广泛的核能与核技术利用，对核安全提出了挑战。
民生安全。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民生问题是关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的全局性问题，是关系国富民强的基础性问题，是关系坚持党的宗旨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性问题。经过4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民生问题却也异常突出，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悖论，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对中国社会顺利发展形成巨大挑战。
一是新“五座大山”压在老百姓身上。“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是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之所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民生领域盲目“与国际接轨”，导致今天中国在教育、收入、医疗、住房、养老五个领域形成了压在中国底层老百姓身上的新“五座大山”，使当今中国社会出现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的“五难”问题。特别是看病难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心头之痛。如果将医院当商场，将医生当商人，过度医疗就无法控制，结果就是医疗费用一路上涨，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越来越难。因此，现在的老百姓，最怕的是生病，生了小病一般是扛着，得了大病不敢去医院，甚至在家等死。
二是贫富不均严重地影响着民生安全。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远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所有大国当中，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的第一是中国，第二是美国。而中美两国所不同的是，美国是能者致富居多，中国富豪90%以上有官权背景。美国贫富差距大，社会却相对公平，美国1%的最高收入者，交纳了联邦个人收入税总额的40%；而富豪加上中产阶级则缴纳了全美86%的个人所得税。反观中国，占人口20%的富豪加中产阶级，他们缴纳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全国同项税赋的10%。
三是社会公平缺失是民生安全最大的隐患。社会不公平使政府公信力缺失，人人自危，会使社会倒退，社会不稳定，矛盾激化加剧，甚至撕裂社会。具体而言，就是让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甚至仇恨政府、仇恨社会。如今，中国社会公平严重缺失，存在诸多不公，如住房不公、司法不公、社保“双轨制”的不公、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资源配置引发的不公、不同所有制企业遭受国民待遇的不公、人与人竞争的机会不公、不同人群话语权的不公和贫富阶层之间的不公……
四是社会公共领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其他民生领域的违法犯罪居高不下，盗窃、抢劫等侵财犯罪多发，假冒伪劣商品泛滥、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农资建材领域犯罪、环境污染犯罪等新型犯罪不断出现。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社会公共场所重大爆炸事件时有发生，如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发生危险品仓库爆炸案，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8.66亿人民币。
总之，如今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面临许多挑战，需要我们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全面维护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责 编/樊保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