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与技能影响下成人教育发展启示
陈其晖 孙文亭 尼尔斯·平克瓦特
【摘 要】数字化带来劳动力市场需求调整，先进的技能是各国融入全球市场的重要资本。为应对数字化时代挑战，于成人技能调查基础上，2019年5月9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发布了《2019年OECD技能展望》，主题是《在数字世界中蓬勃发展》。研究以OECD官方发布的报告和相关数据为基础，对数字化带来的技能转变、数字化时代成人教育与培训面临的阻碍、相关政策分析以及对我国成人教育与培训的影响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数字化;技能;职业转换;成人教育和培训;开放教育资源;政府政策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20）02-0065-06
【作者简介】陈其晖（1970—），男，浙江宁波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企业培训、在线教育;孙文亭（1992—），女，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在线教育;尼尔斯·平克瓦特（1974—），男，德国人，博士，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教育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简称ICT）、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等新数字技术，正在重塑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数字化展现了提高生产力和改善生活的巨大潜力，各国借助数字化浪潮纷纷提出新一轮发展战略，如中国制造2025、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日本社会5.0。为了适应工作场所中的数字化，工人需要广泛的技能组合：强大的认知技能、数字技能和社交—情感技能。数字革命使各行各业需要相似的技能组合。这意味着国家需要建立响应劳动力市场的成人教育和培训系统。面对由数字技能革新引起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基于国际成人能力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简称PIAAC），发布了《2019年OECD技能展望——在数字世界中蓬勃发展》。该报告确定了数字化可能扩大的差距以及弥合这些差距的最佳方法，为数字化时代我国成人教育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数字化带来的技能转变
技能是个人在社会生活和劳动力市场展现的实际操作能力，通常需要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是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技能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次的技术革命都带来人类技能的改组改造。数字化技术带动生产力发展，也意味着新一轮的技能改造。
1.数字化带来的社会技能转变
在技术丰富环境中缺乏基本的问题解决技能是执行多样化、复杂活动的障碍，缺乏基本的识字和算术技能是开展在线活动的障碍。更高的认知技能大大增加了电子设备从简单的信息获取和通信用途转变为多样化、复杂用途的可能性。各国在技能拥有方面存在差距。在荷兰、挪威和瑞典，超过80%的成人在网上开展了诸如电子金融交易或网站、博客创建的复杂活动。相比之下，希腊、意大利和波兰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从事此类活动。[1]
欧盟委员会将数字能力划分为五大领域：搜寻、加工信息的能力、网上沟通和合作的能力、创造和呈现信息的能力、确保信息安全的能力及发现和解决数字需要的能力。[2]以认知技能、数字技能、社交—情感技能为核心的现代技能正在驱动工作领域、社会生活领域和学习领域的变革，为确保各国间和国家内部区域间更均等地分享利益，需要制定一套技能相关政策（如图1）。
2.数字化引起的工作领域技能组合转变
数字经济由三部分组成：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讯产业）、产业数字化（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高生产量和高生产率）和数字化治理（利用数字技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综合治理能力）。[4]在生产领域，数字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工人：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互补效应是指技术使工作人员能够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或更高效的方式完成任务。例如，搜索信息或与同事、客户沟通。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在解决问题和执行沟通任务时使用ICT工具。替代效应是指技术执行了一些可以自动化的任务，取代了一些工作人员。 由于日常任务更容易自动化，替代效应会降低日常工作强度。通过数字化，工人执行更多的非常规、ICT密集型任务。
工作的数字化改变了技能要求和技能发展需求。由于某些任务的自动化程度加剧，所以工人的某些技能被削弱了，其他技能则变得更加重要。当工人使用技术时，不同的工作方式影响他们的技能发展方式。工人执行的任务和所具备的技能之间存在自我强化的动态关系。技术正在修改工人执行的任务集，并补充他们特有的技能组合，但不能完全替代他们，如仓库和生产链工人。机器人虽然已经被许多行业采用，但即使是最自动化的系统仍然缺乏灵活性。亚马逊公司已经使用机器人处理日常任务，如移动货架。但是，该公司还雇用了许多工人来定位和处理商品、贴标签以及运输货物。许多情况下，自动化不适合灵活的工作环境，工人的适应性更强。因此，自动化不能完全替代人力，但是改变了工作者的技能组合。
3.数字化带来的职业转换
机器人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常规任务，使工人从一些工作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从事其他工作的员工可以使用更先进的技术来更好地完成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迫切需要集中精力培养高自动化风险工作者所需的技能。教育和培训政策的目的是使工人更容易地从一项任务过渡到另一项任务，从一个职业过渡到另一个职业。
过渡到其他職业，涉及重新培训或提高技能的需求，这些可以在预先确定的培训工作中弥补。按照周期长短，培训可划分为三种方案：短期（六个月）、中期（一年）和长期（三年）。在这三种培训方案中都存在两种类型的职业转换：可能的转换和可接受的转换。可能的转换是指在既定的升级训练中完成两个职业间的技能偏差（包括认知技能和基于任务的技能），这种转换经常发生在同一地理区域的类似职业中。可接受转换涉及更广泛的职业转变，存在工资损失和认知资源浪费现象。不同种类的职业转换存在不同的过渡标准（如图2所示）。
二、数字化时代成人教育与培训发展面临的阻碍
2018年，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4.8%，提供了1.91亿个就业岗位，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但数字化也引发了结构性失业风险，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失业、自动化造成的高人工流失率。[6]职业教育和培训帮助受教育者获得从事某一职业的必要知识、技能。数字化转型时期，技能需求的快速变化迫切需求高质量、无障碍的培训。
1.职业转换需要技能培训的重组
培训需要帮助工人发展各种技能，包括认知技能、ICT技能和社交—情感技能，以便他们更容易地转换职业。已经有政策帮助工人通过学习或工作培训来发展基于任务的技能。但对于转换工作的技能需求，这些培训还不够，还需要通过特定计划或使工人重新接受正规教育的方式来培养一般认知技能。然而，现实却是大部分雇主主要关注与工作技能有关的培训（如表1所示）。同时，因为工作和学习相结合的选择很少，大多数国家的工人很少回到正规教育中进一步弥补诸如读写技能的基础能力。
在工作中提供的培训还需要满足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工人培训活动需要与企业确定的技能需求保持一致。当把企业发展最看重的三大技能与培训活动中最看重的三大技能进行比较时，经合组织国家中只有13%的企业完全重叠。[7]这种错位的产生部分是因为一些企业只强制提供诸如健康和安全知识类的培训。但是，这种培训不应该取代帮助工人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所需技能的培训。
2.成人教育与培训受益者受限
工作环境数字化程度不同会造成培训受益者受限。数字化的加剧扩大了原数字化环境中工人执行的各种任务。所以，这些员工更有可能维持或提高在学习期间或过去专业经验中培养的技能。与此对应，在工作中执行特定、专业技术任务的工人可能会发现一些认知技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并且无法培养所需的社交—情感技能。职业任务复杂性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学习机会。如经理执行的管理与交流任务强度为0.14，服务和销售人员执行该任务的强度为0.49;经理执行的高级计算任务的强度为0.39，服务和销售人员执行该任务的强度为0.11。[9]经理的数字技能更有可能增长。
工作环境数字化程度不同造成的技能发展差距原因，可能是非数字化环境中工人技能的过时，而不是数字化环境中工人技能的提升。这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解释：大部分数字化环境中的工作人员使用ICT工具时，倾向于使用简单的软件（如Excel、Word）。而大部分非数字化环境中的工人不使用任何ICT工具，导致其在技术丰富环境中问题解决技能的降低。研究显示，与非数字化环境中的工人相比，数字化环境中的工人每工作一年，问题解决能力增加2.2个百分点。[10]
3.开放教育资源面临的问题
开放式教育和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简称MOOCs）为终身知识和技能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近一半的成人为了提高其工作能力参加在线学习。[11]然而，现阶段，人们对开放教育资源在技能发展方面的成果知之甚少。
开放式教育主要用于那些将工作和正规教育结合起来的人，以及那些受雇但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因此，它似乎是一种促进工人终身学习的有效方式。但是，尽管该领域采取了一些举措，开放式教育和MOOCs可以为企业提供培训的潜力尚未发挥。此外，开放式教育和MOOCs虽然可以免费访问，但其参与模式重现了那些正规化成人教育和培训模式。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高技能的成人更有可能参加在线学习，这似乎加剧了成人学习的不平等。
4.职业许可限制了职业流动
职业许可是指获得承担某项职业许可的法律要求，旨在通过更高的质量和技能要求保护消费者。然而，它也可能构成职业流动和发展的障碍。希望转换为持证职业的工人可能会发现这些要求过于耗时或经济负担较重。相反，持证工人可能会发现转换职业的成本很高，他们会失去他们已获得资格证的好处。因此，有许可的职业可能会经历较低的就业增长，影响人力资源分配。目前，大约25%的美国工人和22%的欧盟工人面临着资格证持有问题。[12]
5.成人教育费用支出问题
面对技能要求的变化以及对全面技能工人的更高需求，各国可能需要增加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这就涉及如何分担政府、企业和工人自身之间的教育成本问题。因为各国的文化、财务状况、制度和规划不同，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目前，公共和私人来源的教育支出分配在各国之间差异很大。以2015年的高等教育为例，芬兰、挪威、德国等国的高等教育支出中80%以上是公共支出，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高等教育支出中公共支出约占30%，家庭支出超过60%。[13]
三、相关政策分析
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新机遇和挑战，各国希望通过人口技能的提升保证自己在参与国际竞争时能获得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职业指导政策的实施
职业指导指的是旨在帮助个人做出教育、培训和职业选择，并帮助其管理职业生涯的服务和活动。[14]职业指导可以帮助改善参与者的就业和收入、提高教育成果、提高自信心和决策能力。德国、爱尔兰和苏格兰等国已经开展了全面的职业指导服务，提供任何年龄段的咨询服务。为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还提供了用数字工具进行自我探索和面对面咨询的组合服务。在苏格兰，职业指导已经成为一个专门职业，需要基础培训和持续的专业培训。[15]
2.多方合作构建的职业教育体系
支持職业指导的政策是将技能需求信息转化为为学习者提供决策信息、知识的关键。为了应对未来技能需求的不确定性，制订政策还需要考虑增加教育和培训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度，并对变化更加敏感。
雇主需要有关工人和求职者知识、认知、社交—情感技能的明确信号。这意味着政府、雇主、教育和培训机构需要合作，建立以能力为基础的正式资格认证方法，转向可靠的技能评估，而不是参与学习活动的认证。目前，最典型的教育标准、资历和学分体系有欧盟资历框架和东盟资历框架。[16]
3.鼓励工作场所学习
工作场所提供了一个有利于发展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的环境，工作场所学习对于加强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雇主也更支持这种培训。
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鼓励高等教育中的工作场所学习。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税收抵免政策促进了更多的工作培训。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雇主的监督要求和可能提供的支持，还可以帮助雇主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技能。灵活的时间设置允许学生探索适应不同的工作和工作场所。相对于一个长期实习经验，这样多个短期实习经验对就业能力的增长更有帮助。
4.需要政府主导的数字化议程
除了重大的公共投资外，政府需要采取各种方法来协调复杂的政策方案。一个关键战略是建立治理结构，负责监督综合设计和多方面战略的协调实施，例如国家数字议程。数字议程需要涉及的政策范围很广。但是，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国家数字战略由不属于政府中心的单一部委或机构制定，由其他部委独立负责政策实施。这种政府级别参与的缺失会引起政策覆盖范围广泛性问题和政策的具体可实施性问题，还会妨碍各国协调政策的能力以及充分利用数字化转型的能力。
四、对我国成人教育的启示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要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经济、构建泛在高效的智能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安全便捷的智能社会。技能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幸福的关键要素，这要求全民拥有更适合数字社会的知识、技能组合。《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为未来数字技能发展指明了方向。而成人教育和培训对当下认知技能和数字技能的增强有直接影响力，直接展现人力资本投资效果，也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借助对《2019年OECD技能展望》的内容梳理，结合我国成人教育特点，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多方协作，构建动态的职业技能需求参照标准
我国的资历框架建设起步较晚，主要是地区资历框架和学分银行建设，需要配套的质量保证机制建设，需要增强质量保证体系的真实性。[17]为了增加职业教育与培训和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之间的匹配度，我国可以借鉴OECD的相关成人技能测量指标，由第三方负责监督，完善本土化的成人技能调查分析。在对各企业及其他用人单位进行技能需求调查后，建立一个可以作为数字化时代各方职业技能发展规划的动态参照标准。如基于工作的技能（ICT技能、持续学习的准备、管理和交流的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会计和销售的能力、高级计算能力）。[18]参照指标中还可以添加自动化风险，作为识别可接受职业转换的补充标准。同时，我国相关单位还可以与各国共同合作，如欧盟和东盟。在国际层面协调对技能实践的认可和认证，改善职业技能资格认证体系。
2.学习成果认定需要更加灵活的形式
工作场所的数字化正在改变技能需求，基础教育资格反映的技能越来越少。因此，雇主需要更多能直观反映工人技能的信息凭证。这意味着政府、雇主、教育和培训机构需要合作，建立以能力为基础的正式资格认证方法。对此，数字技术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开展广泛的在线技能认证。
数字化时代，数字徽章、学分银行将发挥更大作用。目前，美国Mozilla基金会、可汗学院、英国开放大学都设置了开放徽章，为通过技能考试者发放电子认证徽章，雇主可以直观了解应聘者具备的专业技能。[19]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直接提出建立学习成果认证体系，建立 “学分银行”制度，构建终身学习网络和服务平台。[20]但目前，我国的学分银行建设与职业技能需求的衔接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此外，先前学习认定对于在职成人学习者非正规学习成果认定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21]是工作场所学习所得成果的官方肯定。三种认证方式的结合也强化了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对于职业许可造成的职业流动阻碍，政府可以考虑进一步研究哪些职业应具备合法许可（法律限制）而不是证书（没有法律限制），这同样可以作为技能质量的信号。
3.划分高自动化风险职业，分阶段进行培训
并非所有高自动化风险职业都需要相同的政策投入。一些职业虽然自动化风险较高，但与另一种低自动化风险职业所需的技能相似。对此，简单地提供过渡选择或进行小规模再培训，便足以帮助这些职业的工人找到“避风港”（中或低自动化风险职业）。政策需要关注那些在技能要求和任务内容方面远离其他职业的高自动化风险职业。
政府需要整合各方面力量对各职业的自动化风险进行评估，研究促进职业转换的培训政策，以补充未来技能需求预测。为了抵消新技术对职业的影响，具有成本效益的培训政策除了关注工人转向低自动化风险职业，还要关注可转换职业间在技能要求、知识领域和执行任务方面的偏差。
4.灵活设置学习和工作组合，降低成人教育成本
促进在职培训、提高教育机构的运行效率和广泛地提高教育培训服务质量，是有效提升教育培训资金运行效益的重要举措。在在职培训中，政府和企业可以考虑采用以下策略：（1）制定灵活的教育和培训政策;（2）使用开放式教育和MOOCs;（3）采用有利于合作、同伴学习的工作组织实践;（4）鼓励其他形式灵活的非正规学习。低技能工人从技术变革中获益更少，更不适应技能变革。因此，相比高技能工人，低技能工人需要进行特殊培训。课程设置需要更频繁地调整，反映技能变化的整体路径，满足工人所需的众多能力提升的需求。换句话说，需要雇主、工人和教育机构实时了解劳动力市場所需的技能组合，以便进一步努力弥合技能信息差距。
进一步发展开放教育资源。政府可以与教育培训提供者、雇主、求职机构和MOOCs平台合作，更广泛地参与开放教育，扩大MOOCs在培训中的使用。同时，需要制定规范化质量标准，更好地表明MOOCs的培训质量要求。此外，需要注意一点，尽管每个人都可以使用，但远程开放资源受益人群主要是高技能人才。所以，政府需要与教育培训提供者、雇主、求职机构和社会政策机构合作，充分发挥开放教育作为普遍学习工具的潜力。
在应对重新培训和提高技能的教育成本问题方面，工人、雇主、教育培训机构和政府都需要发挥作用。例如，政府可以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雇主投资可转让（而不仅仅是企业特定）技能，鼓励雇主与教育部门建立工作—教育伙伴关系，或创建更适合个体工人的培训计划。还可以加强校企合作，一方面促进高校学生的工作技能，另一方面提高工人的基本认知技能。
5.政府主导，构建“一揽子计划”
为了充分利用数字化所需的各种政策，提高教育和培训效果，我国需要制定“一揽子计划”，以确保这些政策能相互促进。如果没有协调、没有其他政策，技术创新不会导致生产力提高，如劳动力市场政策、教育和技能政策以及有利的法律框架。[22]
数字化转型影响区域发展。数字化不仅会加大国别差距，还会加大区域差距。为此，充分了解区域情况对确保干预措施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各级行动者都需要协调各个领域的政策制定，包括教育培训、住房、流动、创新、税收和交通。这种协调应侧重于每个领域的政策如何能够相互促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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