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商人》的叙事伦理
冯婷
【摘 要】伦理问题是《威尼斯商人》文本意义的核心。《威尼斯商人》人物的关系具有伦理性，包含了多种主题的伦理故事。对文本叙事伦理方面的探讨，离不开从叙事修辞和叙事时空的角度进行分析。故事是在一定的时空构架下发生的，对故事的叙述离不开对时空的把握和处理，时空的差异会让故事的伦理意味得到某种程度的强化或弱化。从叙事伦理上探索《威尼斯商人》，对叙事学和伦理学都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威尼斯商人》;叙事伦理;叙事修辞;叙事时空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06-0004-03
叙事伦理学是叙事学和伦理学的交叉性学科，既有对叙事艺术形式的考量，也有对伦理意义的表达。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威尼斯商人》是最富有社会现实讽刺意义的一部作品。聂珍钊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文学和艺术美的欣赏并不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而是为其道德目的服务的。”①因此，文章试图从《威尼斯商人》的文字本身出发，去讨论《威尼斯商人》中复杂的伦理关系和精彩的叙事伦理。
一、《威尼斯商人》人物关系的伦理取位
“文艺复兴戏剧反映现实生活，追求世俗化品格，赞美人的智慧、理性、力量、价值与尊严，肯定人的正常欲望与合理情感，爱情与友谊成为戏剧的重要表现对象。”②在《威尼斯商人》中蕴藏着丰富的伦理思想，其中的故事伦理有家庭伦理、爱情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人际伦理等，文章主要从父女关系、婚恋关系来研究《威尼斯商人》的故事伦理。
中世纪时期，代际之间的伦理模式是父权制模式。父亲是权威的象征，与规矩、秩序息息相关，是“一个能指符号，具有象征意义，它代表法律与家庭秩序。”③文艺复兴时期，人为主义精神成为时代潮流，自由与平等成为时代的主题，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倡导个性解放。这种人为主义的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于伦理关系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侵害到天然伦常关系，从而造成父权的衰落。年轻的一代受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勇于突破社会传统思想的桎梏，突破传统的伦理模式，追求婚恋自由和个性解放。这种追求从另一方面打击了父亲的权威地位，将父权推向了颓败之路。在《威尼斯商人》中，这种伦理模式的变换也有所体现。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为了追求爱情，偷走了父亲很多值钱的金银财宝，抛弃自己的父亲离家远去，而且背弃了父亲的犹太教信仰，改信基督教，并在外面挥霍父亲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财产。杰西卡对父亲的背叛也是夏洛克一定要实行“割一磅肉契约”事件的导火索之一。杰西卡对于传统的父权制伦理模式的背叛，使得父亲从神坛上跌落下来。爱情对亲情的反抗，使得父权走向衰落。这种父慈子孝的传统家庭伦理关系，不仅体现在女儿对父亲的反叛，也体现在父亲对女儿的抛弃。父亲知道了女儿和罗兰佐私自逃离了以后，在街上乱喊：“我的女儿！啊，我的银钱……公道啊！把那女孩子找出来！她身边带着宝石，还有银钱。”从这里可以看出，夏洛克对女儿杰西卡的离开表示痛心，但更多是对银钱的痛心，后文甚至还出现了对杰西卡的诅咒。“她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来，死了一定要下地狱。”夏洛克的行为不仅是对金钱的吝啬，更是一种人性的冷酷与凶残，也颠覆了对父亲的传统认知。这种伦理关系的双重破裂——女儿对父亲的反叛和父亲对女儿的抛弃，就解构了父亲的伦理地位。
父权制模式体现在夫妻关系上也就造成了妻子地位的低下。在中世纪婚姻中，妻子依赖丈夫生活，只是丈夫的附属品，她们的个性不解放，丈夫为了其他理由可以把她们舍弃。妻子的形象在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中通常是苍白无力、被动和无话语权的。而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笔下的鲍西娅代表的是美好、权势、财富和智慧的象征，如救世的“英雄”一般，丈夫反而成了妻子帮助和解救的对象。这是女性形象的一个突破，以此映射出人文主义时期被传统长期淹没的女性们身上所发出的炫目光彩，也反映了夫妻伦理关系上新的生长点。
鲍西娅在《威尼斯商人》中第一次被提及到，就是巴萨尼奥为了了清自己的全部债务决定去贝尔蒙特求娶她。文中最精彩的部分是鲍西娅女扮男装解救巴萨尼奥的桥段。鲍西娅对巴萨尼奥的爱情纯净坦率，愿意与丈夫同甘共苦，并且成功地帮助丈夫脱离困境。“这反映了夫妻伦理关系中的新变化：妻子从过去的被动角色变成主动者，成为丈夫的拯救者。”④在婚恋伦理的方向，鲍西娅这一女性形象有着重大的伦理意义。在剧中，作为妻子的鲍西娅不仅在财富上是丈夫的救赎者，而且在精神上也是丈夫的指明灯。妻子的价值地位甚至高于丈夫，这也是人文主义精神在婚恋伦理中的体现。
二、叙事修辞与伦理内涵
《威尼斯商人》一直被人们认为是莎士比亚喜剧中社会意义最深刻的一部作品。它的艺术性突出，情节曲折有致，最引人入胜的是修辞手法的运用，如比喻、反讽等。“在主题鲜明、功利明确的小说文本中，修辞担当着结构因素配置、情节生发转折策划、动机与目的实现对位的设计师角色。”⑤因此，对文本叙事伦理方面的探讨，就离不开从修辞的角度对文本进行分析。
比喻的喻体和本体的同构性和形象性与宣传教化的伦理思想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比喻的运用可以使文章既贴切又新颖巧妙，比喻修辞的伦理意味在《威尼斯商人》中是最常见的。《威尼斯商人》出现了许多生动的比喻，有明喻、暗喻、博喻。在剧中，安东尼奥欠了夏洛克的钱，众人劝夏洛克放弃“割一磅肉契约”，夏洛克却说：“你愿意给毒蛇咬两次吗？”这里的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他对安东尼奥的惆怅和杀死安东尼奥的决心。也正是由于夏洛克本人的强硬态度，才导致安东尼奥尼十分丧气地说，他自己只不过是一头不中用的病羊，预言自己就像果子落地一般结束自己的生命。安东尼奧用“不中用的病羊”来比喻自己，非常形象生动地揭示出了其自身的软弱性格。而他用“果子落地”这个比喻，很形象地说出了自己即将面临的悲惨遭遇。莎士比亚在戏剧语言中大量使用了比喻，每一个比喻都用得恰到好处，因为它既能推动情节的发展，又能很好地体现其中的伦理内涵。
除了比喻，反讽的修辞手法在《威尼斯商人》中也很突出。反讽是一个非常复杂综合的概念。苏格拉底将反讽这一概念引入文学界，并为之命名。《威尼斯商人》虚实结合的反讽手法增加了伦理内涵的隐蔽性，反讽的戏剧效果和批判性也增加了作品的伦理深度。安东尼奥的命运和夏洛克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最初，夏洛克受到了安东尼奥无尽的蔑视和欺辱，似乎突然之间，就因为安东尼奥无力偿还借货而使夏洛克找到了报仇雪恨的机会，从而将安东尼奥送进了监狱。当他面对安东尼奥请求宽恕的时候，断然拒绝，“我一定要按照约定实行，所以请你闭上嘴巴吧。”夏洛克信心满满胜券在握。面对众人的求情和劝说，他还是坚持“从那破产的家伙身上割下那磅肉来。”他面不改色公然地反击着公爵，“我向他要求的这一磅肉，是我出了很大的代价买来的;它是我的所有，我一定要把它拿到手里。”这一刻，他趾高气昂地对着门口的狱吏说：“留心看住他，不要对我讲什么慈悲。”从这些犀利刻薄的语言中可以看出，被压迫者一且得到机会就会变本加厉地报仇雪恨，他们是如此疯狂和恶毒，甚至失去了人性。当大家都认为夏洛克赢定的时候，情节却突然发生了逆转，最终夏洛克不仅丢掉了他全部的财产，丢掉了自己的人生信条，还险些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通过反讽修辞手法的运用，剧中人物性格的合理性走向和各种事件的正当性发展得到了更好说明。
三、叙事时空与伦理立场
故事的伦理价值如何，主要是看故事本身包含的伦理意味，但故事的发展又总是在特定的时空下，同样的故事在不同的时空中就会有不同的伦理意味。因此，“时间和空间的运用对故事的形态和伦理价值均有影响，时空的差异会让故事的伦理意味得到某种程度的强化或弱化。”⑥《威尼斯商人》有其特定的时空设置，这种设置对于整个文本的伦理架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西方戏剧的叙事主体有一种强烈的伦理追求，这种追求通过时间变形来表达叙事主体的伦理意图。时间变形，大致可以有三个方面：时序、时长、速度。《威尼斯商人》在时序上属于预叙，整个故事是依靠人物对话的形式来预叙故事的发展和结局。预叙可以提前诉说故事中所包含的伦理立场。在《威尼斯商人》中，有很多诗句的运用，这些诗句的运用可以预示戏剧故事的发展和结果，以此证明预叙所宣扬的道德观念之不误，也可以对事件的结局进行伦理评价。当鲍西娅和尼莉莎在讨论那几位求娶者时，鲍西娅所说的话，可以表现出她对那几位求娶者并不看好的态度。从侧面也能知道后文几位求娶者面对三种箱子的考验结果，而且结果确实也论证了这一点。
如果说“时序”指时间的向度（顺序），“时长”则是时间的跨度。《威尼斯商人》大量的篇幅都用在了核心事件中，比如割肉还债、择匣选婿。这种时长上的灵活变化对于读者理解作者本人的伦理态度具有借鉴意义，也更能清晰表达某些伦理观念，暗含某种伦理考量。与时长紧密相关的是叙事速度，时长变形是深入文本分析的结果，叙事速度则是时长变形在文本中的外在表现，二者其实是一回事。叙事速度主要有快叙和慢叙两种，《威尼斯商人》属于快慢夹叙。整体情节进程快，具体的事件又有轻重缓和之分。《威尼斯商人》中叙事时长和速度的变化共同构成了文本叙事节奏的起伏变化，达到了某种道德说教的效果。
跟时间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空间问题。在叙事文本中，故事不僅是在时间的流程中进行，也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展开。“正是空间才使得一个故事不仅仅是故事：在时间的绵延中，故事所给予我们的只是结局;而在空间的状态下，故事才真正成为一个过程。”⑦《威尼斯商人》中借“割肉还债”“择匣选婿”“为情出走”三个相互平行又交错制约的情节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现实之城——威尼斯、理想之城——贝尔蒙特。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是一个商业的现实世界，商业契约和经济关系是人际交往和经济往来最基本的纽带。莎士比亚就是借安东尼奥、巴萨尼奧、夏洛克这些人抨击威尼斯现实世界中人性的阴暗面，也借夏洛克这个既是剥削者也是受害者之口批判威尼斯的上流社会。与商业、排外、等级观念强烈的威尼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充满音乐、平等、和谐的理想世界——贝尔蒙特。贝尔蒙特折射出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在这个充满祥和、博爱与平等的“乌托邦”王国里，没有明显的等级观念。作者把鲍西娅所在的贝尔蒙特描绘为理想世界，拿它与充满金钱罪恶、尔虞我诈的现实世界——威尼斯作对比。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决定了莎士比亚对待社会问题时的正反对立基调。受害者、压迫者、反抗者、遵循者，以及犹太人、基督徒，这些对立的形象特征也许就出自于同一个角色，看似光鲜的地方也许就有污秽的角落，而理想的光环也许已被打上现实的烙印。
《威尼斯商人》反映了资本主义早期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描绘了在此社会背景下各种人物的境遇，展示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宗教、法律的思考。戏剧在修辞手法上的运用和对时空的设置也是为了讲好伦理故事，表现其中的伦理意义和伦理立场。
注释：
①万俊人.20 世纪西方论理学经典（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44 .
②郑传寅，黄蓓.欧洲戏剧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8.
③范荣.父亲是一种隐喻——试析拉康的“父亲”之名在杜拉斯作品中的能指作用[J].外国文学研究，2006（5）.
④庄新红.莎士比亚戏剧的伦理思想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2，101.
⑤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1.
⑥江守义，刘欣.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伦理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154.
⑦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67.
参考文献：
[1]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刘小枫，甘阳等主编.莎士比亚戏剧与政治哲学[M].马涛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6][美]阿兰·布鲁姆等.莎士比亚的政治[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0]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1]张文红.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90年代小说的文本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