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昆仑山下边
窦孝鹏
家，是人们劳作后安歇缓气的居室；家，是一家老小奔忙后相聚团圆的地方；家，是繁衍后代，抚育儿女的场所；家是人类社会，大千世界最小的构成单位；家，是漂泊者温馨的港湾，是亲情人群幸福的巢窝。
昆仑山下的军人之家也应该是这样的，而且应该更富有情趣。但实际上这里的不少军人之家却是想不到的冷清、单调、甚至荒凉。有时尘土满屋，几个月无人光顾；有时冰锅冷灶，半年不见烟火；大多情况下只有孤独的妻子住守，不见丈夫；只有无助的儿女，难见穿军装的父亲一面；有时老少匆匆一聚而又各奔东西南北，下次相见不知又何时！昆仑山下有家似无家，无家却有家。这一切，都因为家的主人是高原军人，这个家是高原军人之家。他们的幸福，他们的亲情，往往是高度浓缩，高度裂变；他们的无奈，他们的辛酸，常常淹没在神圣的使命和崇高的荣誉之中。
在内地的一些城镇，不少人追求的家的含义是有一套宽敞、舒适的住宅，有一辆自己的小车，有一个收入不菲的工作，有娇妻（爱夫）爱子常相伴。但在青藏高原，一位兵站教导员的妻子却是这样理解家庭幸福的。“啥叫家庭幸福？以我看，一家人经常能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
这个回答很特别，特别得叫人没法理解。但是，当您真正透析几个高原军人之家后，就会感到这样的回答是那么贴切、朴实，它看似平庸，却包含着高原军人及其家属对祖国母亲的赤诚奉献和对国防建设所做出的无私牺牲。
在北京街头过夜的高原军人
这是2002年7月下旬的一天，在北京北海公园西侧西什库大街附近的北大医院的廊檐下，每天凌晨打扫卫生的工人都发现这里躺着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一天两天倒没太注意，也许因为天热，是附近住户在屋里待不住，睡在这里乘凉呢。可是，一个星期了，甚至天下雨了，那人晚上还躺在这里，这就不能不引起注意了。是流浪汉吗？不像。小伙子长得很精神，短衣裤穿得很整齐，身上绝对找不出无赖之徒的影子阿！
“小伙子，你怎么每天晚上在这里过夜呀？”有人带着警惕的口吻发问。
小伙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腼腆地说：“我……你别误会，我小孩子在这里住院！”
“那你没去陪床？”
“孩子小，由我爱人陪。”
“那你也得找个旅馆住下呀！”
“我……”小伙子窘迫地应了一句，说不下去了。
小伙子不好意思说明自己的身份。其实他是来自遥远的青藏高原的汽车部队的一位营副政治教导员，上尉军官王书其。他的家在昆仑山下的格尔木，部队常年奔驰在茫茫青藏线上，执行着繁忙的军事运输任务。这次是他请假和爱人带着一岁多的儿子王贺来北京看眼睛的。为给儿子治病，这位高原军人已花了8万多元，不少钱是借别人的。刚来时他们住在一个学校开的最便宜的招待所里，每晚35元。可是很快他感到钱不够用了。为了省钱给儿子看病，他只好委屈自己，每晚露宿街头，睡不花钱的土地。
为免遭人盘问，以后他又去医院挂号大厅找个角落过夜。至于吃饭，两个大饼就算一顿。
王书其的老家在河北省元氏县南佐镇农村，位置在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他14岁丧父，15岁上学会了全部农活，挑起了养家的重担；16岁参加了解放军，至今已16年了。他当兵是个好兵，第一年就立了三等功，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干后工作干得没挑的，到哪个岗位都受表扬。
1999年5月，他爱人何彦丽从老家随军来到青藏高原，在格爾木安下了他们的新家。何彦丽与王书其是同村人，大专文化程度，她温柔贤惠，原是学校的老师，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来高原军营当起了家属。2000年12月，他们的儿子早产于海波2800多米的格尔木，这象征着这位年轻的军官在高原上有了自己的第二代，两口子甭提有多高兴了。昆仑山下的新家里，小王贺的每一声哭叫，都使他们感到是最动听的音乐。
半年后的一天，两口子正逗孩子玩，忽然发现孩子的左眼有点不对劲：眼仁发灰了。
他们急忙抱孩子去医院检查，医生看后说：孩子患的是先天性青光眼，眼压很高。本地条件有限，叫他们到省会西宁市的大医院去看。当时部队运输任务正紧，王书其离不开，也没有向领导上讲。直到一个多月后，他才请假与爱人一起带儿子去800公里外的西宁市求治。但省里的几家大医院都表示无能为力，建议他们去北京或上海的专科医院治疗。
为了儿子的病，两口子又心急火燎地来到北京，直扑全国最有名的眼科医院——同仁医院。当时医院已下班，王书其听人讲，这里的专家号很难挂。为了挂上第二天的专家号，当晚王书其安排妻儿住下后，顾不上长途奔波的疲劳，连夜来同仁医院排队等候挂号，但由于有人倒号和加塞，他一夜未眠到第二早才挂了个70号。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位教授检查后说：孩子患的是先天性青光眼，需要住院做手术，要他们到住院处问一下有无床位。问的结果是：床位紧张，至少要等一个月。王书其有点急了，自己只有一个月假，已用去了快三分之一。无奈之际，他拿出了领导批的假条和军官证说：我从青藏高原来，部队任务很紧，领导关心才批了一个月假，能不能让我少等些天？住院处的同志很同情地说：好吧，尽量提前安排，但不可能很快。
为了节约开支，他们留下了联系电话后，就暂回元氏县老家去等。
半个月后，医院来了通知，他们住进同仁医院，给小王贺做了手术。术后灰眼仁变黑了，但眼球上却出现了一个米粒大的脓块，医生说：没事，慢慢就会被吸收。这时，天气酷热难熬，孩子哭闹不止，他们便返回了昆仑山下格尔木的家。
谁知不到一个月，他们发现小王贺做过手术的左眼不但又发灰了，连右眼仁也开始变灰。
王书其心急如焚，但部队任务忙，他只好让爱人一个人带孩子二次上京求治。
何彦丽带孩子再次来到同仁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最好能住院继续治疗。但一则没有床位，二则他们也付不起住院费，于是讲好：一周来治疗一次。这样，何彦丽带了些药便抱孩子暂回元氏县老家。她牢记医生的叮咛，在家按时给孩子服药，每周一次抱着孩子长途奔北京治疗。每当治疗这天，简直就是一场紧张的战斗：凌晨四五点，她就起床，抱着孩子，带着干粮，从元氏县南佐镇坐汽车向石家庄赶去，30多公里的路要走一个小时，到石家庄后急急去火车站排队买票，赶坐7时半开往北京的快车，路上要走三个多小时，上车后匆匆啃两口干粮，给孩子喂喂奶。车到北京后已快11点了，她抱孩子跑步出站，要赶在医院12点下班前给孩子看上病，坐公共汽车根本来不及，只能坐出租车。每次一上车她就请求开车师傅快点、再快点。但北京交通的拥挤是人尽皆知的事，遇到红灯或遇到堵车，她急得直想哭。从火车西站赶到位于崇文门内大街的同仁医院，常常已是11点半左右。她急匆匆挂完号，踏进诊室时已经快下班了。好在时间一长，她和医生都熟了，赶在下班前好歹能给孩子看上病。
看完病，拿完药后，何彦丽无心看一眼街景，又一刻不停地赶回北京西站，抱着孩子挤到窗前去买票，由于是临时买票，常常没有座位，她只好抱着孩子或坐在车厢走廊，或挤在厕所旁边。这时她才有空取出自带的干粮啃两口，压压饥。为了孩子，为了不使丈夫过多的分心，她什么苦都能吃。从北京赶回元氏南佐镇老家时，常常是夜里七八点钟了。要是路上不顺或哪个环节没跟上，只有半夜到家了。这样的奔波，何彦丽这位高原军嫂每周要不落地进行一次，从2001年9月到现在一直未间断。小王贺在母亲一年多的奔忙中已学会了讲话，认人。何彦丽说：只要儿子的眼病能好转，我付出多大辛劳也愿意。
2002年2月中旬，要过春节了。医院开了点药，告诉何彦丽：春节期间暂时不要来了，春节后一个月再来检查。
在青藏高原忙于值勤的王书其，心里一直牵挂着千里之外的儿子的病。春节前部队收车冬训，他请假赶回来探望。儿子离开他时，是个浑然不觉得半岁婴儿，现在，已一岁多的开始认人的小王贺，从模糊的视线中，才知道自己有个穿绿军衣的爸爸。王书其望着因常年奔波劳累而显得憔悴的爱人，愧疚地说：“只能指望你了，我作为男人却指望不上……”
爱人倒豁达地说：“军人的家庭嘛，就是这样！”
春节后，他们满怀希望地急急忙忙地带着孩子去北京同仁医院检查。
结果令他们大为失望和痛苦：孩子的左眼已经失明，无法恢复。两口子一听愣了半天，虽然他们也有思想准备，但却不愿承认这是事实。
正在这时，团里来电，要王书其归队。他只好留了些钱，让妻子继续给儿子看病，便提前半个月结束休假回青藏高原了。
原来部队奉命提前投入运输任务，王书其又全力以赴带领车队，驰骋于茫茫风雪青藏线，顾不上儿子的病了。
王书其随车队从西藏返回驻地格尔木后，接到了爱人从老家打来的电话：儿子的左眼失明后，右眼现在也看不清东西了，走起路来往墙上撞。
王书其非常痛苦。但他是一名军人，而且是一名常年奔驰于青藏线担负繁重运输任务的汽车部队的基层干部，他又要随车队执行第二趟任务了，艰险的高原长途行车不允许他有一点分心。他在电话里告诉爱人：我再借些钱寄回去，哪怕倾家荡产，你也要千方百计保住儿子右眼的一点视力。
对于儿子病情的变化，王书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一次又一次地完成着运输任务。
何彦丽抱着儿子，从元氏到北京，一趟又一趟地跑着，她不放弃哪怕一丝希望。
时间又过去了半年。一天，营教导员与王书其谈话时，偶然得知了小王贺病情的变化，急忙向团里做了汇报。团政委邹志海一听着了急，批评王书其为什么不早说。当即批假要他回老家安排为孩子治疗。
2002年7月，王书其带着领导的关怀和凑的一笔钱，再次从青藏高原回到妻儿身边。
既然同仁医院没治好，他们便想换个医院。经石家庄第二医院建议，他们携子到北京北大第一医院求治。
又排了一夜队，终于挂上了专家号。
接诊的是一位70多岁的女教授，她检查后说：这种先天性的青光眼，再看也是徒劳，你们不要再抱幻想，不要再花冤枉钱了。
听见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这么说，两口子的心都凉了。也许老教授说的是实话，是理智的劝慰，但他们又实不甘心，愣了一会，王书其说：“孩子只剩下了一只右眼，现在眼压太高，很痛苦，经常苦闹，能否做一个减压手术？”
老教授说：“做减压术，视力降得会更快。”
王书其说：“为了减轻孩子的痛苦，快就快吧！”
这样，他们就住进了这家医院。住院后，经治的住院医生说：孩子的青光眼先天性、继发性因素都有，实不多见。为了研究，他建议先不做减压术，治疗一段再看。
于是，每天打针，吃药，随时观察效果。
孩子住院，母亲陪床。王书其开头住了两天便宜的招待所，以后住不起了，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情景——露宿街头。为了儿子的病，他顾不上自己的“身份”了。
没想到，这种治疗取得了出奇的效果，20多天后，眼压正常了，灰色退了，视力也恢复了不少——三米内能看清东西了。王书其两口心里充满了无限喜悦，现在他们唯一的希望是，保证孩子的右眼能有一点视力，将来可以生活自理就行。
孩子的病尚未全好，王书其的假期已到，他只得恋恋不舍地告别妻儿返队了。一岁半的小王贺已认下了这位只见过不多几面的爸爸，他双手搂着爸爸的脖子不让他离开自己。
王书其心如刀割，热泪在眼窝里打着漩儿，他硬着心肠放下儿子，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不敢回头，不忍面对儿子的哭叫，妻子的泪眼。
他又回到了青藏高原那个妻子只住了一年多儿子只住了半年多的冷清的家，他又带车队上路执勤去了。
小王贺的眼病住院治疗一段后，因费用太高，只得转入“走治”——由何彦丽每周抱儿子从元氏县老家去北京治疗一次。
2002年12月，王书其接到妻子的电话，说孩子的眼病又严重了，看不清东西了。医院要为孩子做手术。他实在无法回去，就筹借了8000元寄了回去，让妻子千方百计为儿子治疗。
他多么希望有一天爱人和儿子能高高兴兴地回到高原这個家里来，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
四个家把他的心撕裂成几瓣
内地还是炎热的9月，青藏高原却已下过几场雪。我们的车翻过莽莽昆仑山、滔滔通天河，碾过长江源头第一桥——沱沱河大桥，来到了沱沱河兵站。海拔4700多米的高原缺氧，使我头疼欲裂，心慌气喘，无心欣赏长江源头的奇丽风光。兵站站长、教导员等人热情把我们引进了兵站招待所安顿住下，屋内特地放了一架氧气机，打开让我们先吸吸氧。
随我们之后，一队高原汽车兵也住进了沱沱兵站。兵站站长杨红茂少校忙前忙后地招呼着，安排他们的食宿，询问有无病号和抛锚车。他风风火火，一副管家人的样子。
直到开完晚饭，一切安排妥帖后，我们才有机会在杨站长的办公室兼宿舍里，面对面地聊起来。
我望着布置简单的房间，问：“这就是你的家？”
“对，这是我的一个家，还兼着兵站值班室，现在我一共有四个家呢！”
“四个家？那三个呢？”
“一个在格尔木，一个在我的老家陕西澄城县县城，另一个在澄城县农村。”
“你很富有呀，四个家！”我开了句玩笑。
杨站长咧着嘴，苦笑了一下，没吭声，似有不少苦涩。细问之下，我才知道，这位看起来浑身像昆仑岩石一样坚强的高原军人，内心却有那么多苦楚。
杨红茂，1983年当的兵，已在高原奋战近20个春秋。他的老家澄城县位于西安和延安之间，他是一个典型的西北汉子，踏实、肯干，不苟言谈。当兵以来从炊事员、司务长，直到兵站站长，一直在平均海波4000米以上的几个兵站如纳赤台、五道梁等来回调动。高原风沙把他的皮肤打磨得十分粗糙，满脸黑里透红，这既有强烈的高原紫外线照射的原因，也有缺氧的缘故。他的一双手比经常握锄把的农民的手还粗大，上面布满了老茧——这是经常帮助炊事班切菜的结果，每天兵站要切800人到1000人吃的菜，每周要用掉2万元的菜。
“四个家，把人的心撕成了几瓣呀！”刚才还风风火火招待汽车兵的杨红茂，说到这里神情突然变得低沉起来。
杨红茂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终年劳作的父母为了给当兵的儿子娶媳妇，在家里给他盖了新房，布置了洞房，这里便成为他和妻子孟玉芳的第一个新家。每年杨红茂千里迢迢从高原回来探亲时，在这个关中农村家里感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和烫人的亲情。这间普通的瓦房，是他在雪域高原经常向往的地方。
但这个家，像所有军人之家一样，妻子因常年见不到在外当兵的丈夫，显得十分的孤寂和冷清，尤其到了夜晚，思念成了两人的全部内容，他们像牛郎织女一样，每年只能见一次面。
当他们的儿子降生后，这个家才有了些许生气。但儿子幼嫩的眼仁中，一天到晚映的只是妈妈的影子，而不知爸爸为何物。
孟玉芳像所有军人的妻子一样，心中揣着一个美妙的词儿——随军。只有随军便能团圆。
1996年，根据有关条件，上级机关批准杨红茂的家属可以随军了。于是孟玉芳带着儿子从八百里秦川来到了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在格尔木河畔的部队家属院安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家。
孟玉芳是随军了，但却不能常跟丈夫住在一起，因为丈夫在离格尔木几百公里外的兵站工作，那里海拔4700米以上，高寒缺氧，空气稀薄，不适宜家属居住。所以各兵站的随军家属只能统一安排住在海拔2800多米的格尔木，干部休假或来格尔木大站机关开会时，才能在这儿与妻子团聚一下。他们管这种方式叫“随军不随夫”。这个词用得很恰当，名义上随军了，实际上夫妻仍过着天各一方的生活。格尔木的这个家属院，住着不少这样的“留守妻子”，她们经常半年或更长时间才能与丈夫在此团聚一次。有人还给这个家属院起了个美好的名字——幸福院。
没有丈夫的家庭，妻子懒得梳妆打扮，甚至懒得做饭，有时做一顿吃几天。一个人吃饭，怎么吃也没有滋味。连不少人盼望的双休日，“幸福院”的军嫂们也有点“怕”，怕见别人的双双对对，怕自己的形只影单。好在现在通信条件方便了，每当夜晚，她们可以通过电话与丈夫常常“见面”。
青藏公路沿线兵站不仅环境恶劣，而且接待任务十分繁重，他们为在高原执行运输任务的汽车兵和过往部队提供食宿接待，送走一拨又来一拨。兵站干部编制本来少，除过休假、生病、外出学习开会以外，坚持正常工作的也就一两个人，所以不可能经常来格尔木与妻子团聚。孟玉芳随军后，与丈夫的距离拉近了，农业户口变成了居民户口，但她感到屋里却更冷清了，因为在老家时毕竟有父母姐妹相伴，亲戚好友常来往，气候要比这里好得多。来格尔木后，周围的亲人少了，高原的6月雪常使她感到不适宜，不舒服。
过春节了，全国万家团圆包饺子，孟玉芳也盼望丈夫回来过个团圆年。杨红茂嘴上也答应了，孟玉芳把肉馅也准备好了，但最终因为兵站干部少，离不开，杨红茂没有回来与妻儿团聚。孟玉芳心里十分委屈，儿子不断问：“妈妈，爸爸为什么不和咱一起过年？”孟玉芳没好气地说：“你没有爸爸！”弄得儿子莫名其妙。
孟玉芳本想带着儿子上山去与丈夫团聚，但领导机关有规定：不准。因为前几年有血的教训：两位盼夫心切的妻子带着几岁的孩子上山去相聚，结果恶劣的高原反应夺去了两个孩子年幼的生命。他们为父辈们的事业付出了不应有的牺牲，想起来就叫人心疼。家属院的军嫂们几乎都知道这些事。
1999年，老岳母从陕西赶到格尔木，想与三年没见面的女儿、姑爷团聚一下，女儿当然是见到了，但作为姑爷的杨红茂，却因兵站工作实在脱不开身，硬是不能下山与老人见见面。这不近人情的做法，叫他们实在无奈。老人开始也不理解，孟玉芳就反过来替丈夫做母亲的工作，说：“妈，他是一名军人，懂得肩上的担子的分量，懂得公大于私的道理，你就甭怪他了！”
提起这些事，杨红茂感到很内疚，一副伤心的表情。他给我说：“妻子随军三年来，我们在格尔木这个家相聚不到210天，每年不足70天，没办法，咱工作离不开么。现在妻子又走了，又有了一个新家！”
我吃了一驚：怎么，她离开你了？
杨红茂说：是为了儿子上学的事。
1999年，他们的儿子该上学了。格尔木当地虽有不少学校，但他们通过查访，感到教学水平和质量都不如内地高。为了儿子的未来，两口子经过几番讨论，认真思考，最后决定由孟玉芳带儿子去老家上学。而老家教学质量好的学校不在农村，在县城。于是他们便花钱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孟玉芳陪儿子住在这里上学，她成了专职“陪学母亲”，这里便成了他们的又一个新家。
这事想起来真叫人有点酸楚。想团聚，盼随军，好不容易随军了（尽管是“随军不随夫”），在高原也有了一个新家，但现在，他们又要抛舍这个新家，再次拉开了迢迢千里的夫妻距离。这真是一件有点残忍的事。
现在，杨红茂在格尔木的这个家，成了一个典型的临时“旅舍”，平时，房门紧锁，任风吹沙打，老鼠猖獗。杨红茂很少进这个家门，他基本上住在兵站里。
只有到了每年暑假和寒假时，孟玉芳才带着儿子又回到昆仑山下的这个家，打扫一下，满屋厚厚的一层灰尘，生起炉灶，在这里住上一个来月。当然，还要提前与丈夫商量好，要他也尽量在这个时间休假，一家人好团圆一下。杨红茂也总是尽量这么安排的。但有时确因兵站只有他一个领导在位，不好安排休息，就只好对妻子儿子“非常抱歉”了。同志们知道后，硬劝他回格尔木去团聚，保证不会因他离开而发生问题，但他心里不踏实，往往回去住一两天就又返回兵站了。
现在，杨红茂以一个营级军官的收入，支撑着四个家的开销（包括房租及亲人们的生活费），他的一颗心被分裂成了几瓣，日子过得十分紧巴。但他还得坚持下去，他说：走一步看一步吧，甘蔗没有两头甜，军人的命运要由上级来安排。既然咱是一名高原军人，就要对得起这身绿军装。
1990年7月，江泽民在格尔木视察青藏兵站部时，亲笔为他们题词：“弘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我感到这“三个特别”的精神，在杨红茂的身上完美地体现了出来。
西安的两姐妹都嫁给了高原军人，在昆仑山下安了家
在青藏高原，有一条与青藏公路相伴的从格尔木至拉萨地下输油管线。它担负着西藏地区机关、军队、企业及地方所用的汽油、柴油及煤油等油料的输送任务。这条长达1080公里的输油管线从海拔较低（2800米）的格尔木，跃上海拔4800米的昆仑山、5300米的唐古拉山直至拉萨，靠的是什么动力？是泵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设在沿线的十几个泵站。是他们通过接力的方式，牵引着这条油龙在高原上腾飞。
士官王志辉就是战斗在海拔4700米的沱沱河泵站的一名山东老兵。他在泵站担任仪表班班长，日夜监视着油泵的工作状况，随时准备维修各种故障。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1998年，经朋友介绍，23岁的王志辉与西安姑娘董晓玉相识相恋并结婚。小董是西安临潼区人，那里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遗迹华清池及秦兵马俑而著名。晓玉长得小巧玲珑，性格活泼泼辣，是个很能干的姑娘。结婚前她从西安来到格尔木求发展，在此开了一间理发室，这里便成了他们临时的家。
在此前，父母曾在西安给女儿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家境很不错，男方答应给她买车，开店。但晓玉崇敬的是坚毅、朴实的高原军人，她说服父母同意了自己的选择。
为了支撑这个家，结婚后晓玉又与几个朋友合伙投资在格尔木儿童公园开设了游乐场，项目有飞车、飞机等。为了经营方便，经有关部门批准，他们在游乐场旁边盖了一间平房，这里便成了他们的新家。
这个军属之家，跟不少军人之家一样，常年看不到男人的影子，因为他在很高很高、很远很远的地方当兵，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
这个军属之家，跟军营里的军人之家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王志辉是士官，不是军官，军官依条例可以在军营内安排住房，而士官则没有这个待遇，所以他们家的住房只能自行解决。
尽管这间低矮的平房在现代人看来，近乎是贫民窟，没有暖气煤气，没有宽敞的空间和像样的摆设，但这里却盛满了这对年轻人甜美的爱情。为了支持丈夫王志辉的工作，免得他分心，晓玉每天晚上必不可少的一项作业：就是给420公里以外的丈夫打一次电话，两人在电话里感知爱情，享受思恋。有时一打就是一个小时。晓玉说，电话费花了不少钱，但值得！
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子王伟成。像不少军嫂一样，生孩子时丈夫不在跟前，无人给妻子更多的体贴和温存。儿子生下第10天，王志辉从兰州学习归来，路过格尔木时只停了一夜，看了儿子一眼，第二天便匆匆赶回沱沱河泵站去了。董晓玉感到心中有点委屈，有点怨气，但这些很快被丈夫执着的工作精神赶跑了。当初她爱的不正是王志辉这种对祖国、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奉献精神吗？
2000年8月，儿子刚好一岁了。8月，这是青藏高原的黄金季节，晓玉决定带着儿子上山去看望丈夫，看看他工作的高山环境和工作岗位。
在军营里面，部队有严格规定：为防止发生意外，禁止家属带孩子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去。而沱沱河泵站海波4700多米呢，远远超过了这个規定。但董晓玉是军营外的军属，她不知道这个规定，即使知道了她也不会管这一套的。为了与丈夫见一面，为了让孩子与爸爸聚一聚，她花400元，租了一辆桑塔纳小车，为孩子备了一个小氧气袋就上路了。
小伟成虽然出生于海拔2800多米的格尔木，对高原环境有一定的适应性，但随着山势的不断增高，高原症仍无情地向他袭来。当汽车经过可可西里无人区时，娘俩的高原反应更加严重，头疼、呕吐、胸闷、呼吸困难。晓玉把孩子抱在怀里，咬紧牙关坚持着，420多公里的高原路，经过7个半小时的奔驰，终于赶到了。晓玉躺在床上，浑身像抽了筋一样软绵无力，胸口像塞了一把谷草，一点食欲都没有，真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第二天，董晓玉强大精神，参观了丈夫的工作岗位，泵站工作间高达200多分贝的机器噪音，吵得人头胀眼花，心烦意乱，狂躁不安。而这些却是丈夫和他的战友们每天都要面对的。通过这些亲身体验，董晓玉更加懂得：高原军人在这里坚守岗位实在不易，是内地一般人很难想象得到的。她更加理解丈夫，疼爱丈夫了。
由于反应严重，董晓玉和儿子在山上只待了三天就返回了。临走她告诉丈夫：安心工作，家里的事不要操心。
王志辉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他从山上下来后，先在格尔木的小家里住几天，然后还要回山东老家去探望父母，所以夫妻相聚的时间很有限。为了支持丈夫工作，董晓玉每年都要经受着高原反应的折磨和考验，带着孩子去与丈夫会面。2001年6月，她娘俩第二次来到了沱沱河，刚相聚三天，突然接到王志辉家里的电话：父亲查出患肺癌。
在丈夫工作繁忙离不开的情况下，晓玉主动提出：回山东老家去为公公治病。随即他们在路上拦租了一辆从西藏去格尔木的小车，母子俩坐了上去。司机问：“晕车吗？若晕车我不拉。”晓玉忙回答：“不晕，没有高原反应。”
王志辉叮咛妻子：回格尔木后马上给我回电话，否则我的心会一直悬着。
根据路程，7个多小时后王志辉就一心等妻子的电话了，可是直到天黑，9个小时过去了，10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妻子的平安电话。他真有点坐不住了。要知道，千里青藏线上哪天都要发生几起甚至十几起车祸事故呢，在沿途的陡坡险道上，常常可见到毁损汽车的残骸和受伤的司机与乘车人……他简直不敢往下想了，晚饭根本无心吃，不断地看着手表，时间已过去了十五六个小时，黑夜早已笼罩了高原，王志辉在宿舍走廊上走来走去，一夜未眠，心里乱成了一团麻。单位领导和同志们轮流安慰他，劝他不要太着急。王志辉木木地说：“她娘俩要是发生啥问题，我就没法活了。”
天亮了，20几个小时过去了，整夜未合眼的王志辉终于接到了妻子的电话：原来出租车在路上出了故障，走走停停，折腾了一天一夜，幸未发生大的事故。她没有告诉丈夫：她娘俩由于乘车不顺，折腾得吐了一路，连车里的坐垫和衣服都吐脏了，弄得司机很不高兴，后悔不该拉她们。
晓玉稍做安置后，就带着自己平时的积蓄，千里迢迢去山东代丈夫尽孝。
这是她第一次上公婆的家门，她一路打听，一路寻觅，下火车，倒汽车，总算找到了山东齐河县公公的家。为了给公公治病，她舍得花钱，有一种针剂，打一针要上千元，她说该花就花；有一种药，医院每瓶170元，为了节省，晓玉坐车直接找到药厂，经过“谈判”，她一次买了多瓶，每瓶100元，比医院省了70元。她用节约的钱为公公买了一套家具，买了一套新被褥和衣服。老人感动地说：晓玉真是个好媳妇！他的病也好多了。王志辉非常感谢深明大义的妻子。他们虽然没有多少钱，没有豪华的家，但却能相濡以沫，互帮互扶，相亲相爱，这种情，这种义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在21世纪的年轻人中，显得弥足珍贵。
董晓玉有个妹妹叫金娟，幼儿师范毕业后，分配在西安市的一家幼儿园工作。比起姐姐来，她显得温柔、腼腆，很会体贴人。同时她又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那一年假期，金娟从西安来格尔木帮姐姐带孩子，一来二去认识了姐夫的同乡战友袭顺祥。
袭顺祥与王志辉同年入伍，但比他小两岁，原来也在沱沱河泵站工作，后来考上了军校，毕业后提干当了油料技术员，现在调到格尔木某部政治处任干部股干事。董晓玉从自己丈夫身上认识了高原军人那种无私奉献的品质和坚毅的精神，她感到这正是一些城市阔少和大款身上所缺乏的，找这样的人做丈夫放心。她鼓励妹妹大胆选择高原军人作终身伴侣——目标就是丈夫的战友袭顺祥。
袭顺祥在家乡曾谈过几个对象，但因为他在高原当兵，再加上母亲患直肠癌，姑娘一听都“拜拜”了。这事曾使他非常苦恼。
但董金娟和姐姐一样，她深明大理，敬重高原军人。她说：孝敬父母是儿女们的天职，做人的准则，我们义不容辞。在姐姐的撮合下，她与袭顺祥相识相爱了，并毅然辞去西安的工作，来格尔木与袭顺祥结婚，在昆仑山下安了家。婚后，她督促丈夫每月给婆婆寄去700元。2002年5月，他們的儿子袭俊杰降生于格尔木。
小俊杰和小伟成一样，都是高原军人的第二代了。他们成为地道的高原人。董晓玉和董金娟的父母只有这两个闺女，老两口一看闺女都在格尔木安了家，他们索性处理了老家的财产，也来到格尔木，重新买了房子，与女儿们为伴。老两口为有两个高原军人的姑爷而自豪，为有两个高原外孙而骄傲。
昆仑山下的军人之家，充满了冷清，充满了苦涩；同时也溢满了真情，溢满了刻骨铭心的挚爱！
作者简介：陕西扶风人。1958年应征入伍，历任解放军七十六团汽车驾驶员、文化教员、政治处宣教干事、汽车连副指导员，解放军青藏办事处政治部新闻干事，总后勤部通讯社记者、编辑，总后勤部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及后勤杂志社编辑、副社长，金盾出版社副社长，后勤杂志社副编审，编审。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篇报告文学《昆仑魂》获1993年青海省文联、作家协会优秀作品奖，报告文学《世界屋脊有一群军人》获总后勤部第二届军事文学奖，短篇小说《路》、散文《心连在线上》、报告文学《十万里路见忠心》和《他，没有躺倒》均获解放军总后勤部历次优秀作品奖。1985年毕业于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
